《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版本评较

摘 要：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现代文学是其中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它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同时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性变革下形成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对其历史的研究与书写，也始终随着文学史的不断发展与书写而历久弥新。本文选出建国后至本世紀初的五部现代文学史进行评较，以此梳理出其文学史观与编排内容的差异。

关键词：现代文学；文学史；评较

作者简介：徐王胤（1994-），男，满族，辽宁省凤城市人。渤海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一、成书时间以及再版的修订

本文所选择的五部现代文学史，从成稿时间、初版时间以及再版、修订增订时间上综合考量，可将其划分出一个大致的时间顺序：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以及杨义《中国现代文学图志》。 为便于比较，在此只举出各版本文学史初版及第一次修订再版的内容。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后简称《史稿》）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史稿》初版时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是王瑶根据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所讲授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讲稿整理而成，上册于1950年脱稿，下册于1952年写毕。1982年的修订重版变化亦不大，除了“语句之间，略有增删，但体例框架，一仍其旧”。[1]总的来说，重版与初版所保持的体系并无大的改动。由于《史稿》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是同步的，因此这部书所引用的许多史料、观点都是较为客观的。《史稿》为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们奠定了基本的编书体例与框架，影响深远。

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后简称《初稿》）初版于1956年，是高教部委托编辑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由刘绶松根据其在武汉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史”课程时的讲稿所成。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再版， 再版后的《初稿》“只对个别章节及文字作了一些修改； 至于文学史上的某些公案，尚待历史作出切合实际的评判，也只好基本保持原貌”。[2]《初稿》明显受当时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作者认为这并不是应时之作，而是本应如是。刘绶松在《初稿》的绪论中言明，当前的文学艺术有新的历史任务，即“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高涨的文化要求，以及将社会主义文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此，要以文学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清除一切在当时被看作资产阶级文艺的东西。所以，《初稿》在选取内容、评价史实、编排成书都遵循此，可谓是一部“革命文学史”。

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后简称《文学史》）三卷本，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高校中文系教材。该书从1961年组成编写委员会开始编写，历时三年，到1964年完成上册讨论稿，约六十余万字。但由于受文革干扰，直至1978年，编委会才重新恢复并组织编写。此时唐弢由于身体原因，实无精力进行工作，故由严家炎代以主编之职。至1979年上册第一分册得以付印，1980年第三册完成定稿并于年末出版，其间历经二十年磨难。该书参写人数众多，除主编唐弢、严家炎外，王瑶、刘绶松、万平近、黄修己、刘泮溪、黄曼君等一大批优秀学者亦参与其中。《文学史》一书无论是参与编写人数还是对材料的收集整理，在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堪列首位，代表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时期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等人共同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后简称《三十年》）初版于1987年，是“较早试图以‘现代性的文学史观建构中国新文学发展历史的主要著作之一。”[3]该书体现了作者对史书编写的独特思考，是上世纪80年代对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显著成果。《三十年》的修订版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完成，于1998年出版。修订后的《三十年》有以下几点变化。一是对各章内容进行了较大改动，但对全书的整体结构只做了个别调整。总的来说，《三十年》在内容上虽不及唐弢、严家炎的《文学史》那样卷帙浩繁，但其观点新颖，论述客观，更重要的是，书中对文学思潮、现象等有着较为客观且不乏公正的评价。可以说，《三十年》代表着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独特标杆。

杨义主笔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后简称《图志》），1995年初版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1996年作者增加补充四节后改名为《中国新文学图志》出版。《图志》不仅是杨义本人创造性的成果之一，而且是“探索写文学史的一种新的形式，它意味着另辟蹊径，切入文学史的独特侧面。”[4]《图志》带来了全新的文学史形态，以图配史，图史结合，为以后文学史的编写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模式。

这五部文学史的成书与修订时间大体可划分为“建国初期至文革前”、“新时期初期”以及“重写文学史及之后”三个时间段。其中，《史稿》与《初稿》这种由个人著述的史书，多是高等院校为了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建设的需要而编撰。此类史著代表了建国初至文革前现代文学史书的最高成就。唐弢、严家炎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着手编撰，但因文革的干扰，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才重新编写，因而此类集体编写的文学史书也对文革的拨乱反正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三十年》则是在“重写文学史”背景下，基于对文学的现代性的长久思考而编撰的。《图志》则开创了编写文学史全新的模式，以图画映历史，使文学史的表达与外化更加具有魅力。

二、编排体例

王瑶的《史稿》除绪论外将全书分编成四编，每一编为一个时期。这四编每一编都分五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运动的方向等做一个总的概述，其他四个章节则分门别类讲述评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四种文学形式的基本概况。值得一提的是，《史稿》中很多章节的标题为偏正词组，即前面一个限定性词语对中心词进行描述，使得标题很具有概括性，在体例编排上也颇具严整性。如第二编“左联十年（1928-1937）”，其中三章所列标题分别是“前夜的歌”、“多样的小说”、“进展中的戏剧”。此外，作者在绪论中说：“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就是在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党的思想的领导的方向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5]因此，这四编的历史分期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尺度的。

刘绶松《初稿》除绪论外，将全书分排成六编，分别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文学”、“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以及附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學简述”。这是一种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排编方法，即按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发展来编排文学史，这表明了作者认为政治与文学是不能割离的态度，也说明了政治对文学有着深远影响。

唐弢、严家炎《文学史》除绪论外将全书编为二十个章节。其中，第二、三、七、八、九章单独论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重要作家；其他十五章则大体按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间脉络梳理。实际上，这种编排方法与王瑶、刘绶松的方法仍有联系，但比前两者的叙述更加详细了然。在第三册末，还以姓氏笔画顺序加入了人名索引，便于读者查阅。

钱理群等人的《三十年》将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分为三大编，分别是“第一个十年（1917-1927）”“第二个十年（1928-1937年6月）”以及“第三个十年（1937年7月-1949年6月）”，每一编的每章后都附列有详细注释与本章历史年表，年表中还有参考书目以及研究资料。这三编的每一个十年都是先梳理、厘清该时期的文学运动与思潮，然后按文学形式分别介绍此期的小说、诗歌、散文、话剧的创作情况。但是，为了不使一些重要作家被分得过于细碎，《三十年》同时又为一些重要作家编列出单独的专章。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些作家专章的编排正好使其纳入文学形式的体例之中，所以作家专章的设置，并未影响文学形式分类的体例。除此之外，《三十年》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评价与阐释也十分客观、深刻，体现了作者纯正的学术理性。

杨义等人的《图志》则将全书编排成四大卷，每个大卷内又分四个小序，整四卷共有十六个小序。“这十六篇共约五万字的小序，对现代文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富有现代性的学理阐释，使新著呈现出纵横结合、且具深广度的立体结构。”[6]《图志》直观明了，所引资料丰富详实，其以图画映历史、图画文字并行的写史方法十分具有创新性与启迪性。

在编排体例方面，这几部文学史各有异同。王瑶、唐弢、刘绶松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基本按照“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编写，即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等作为评判的标准来选择和评价作家作品。而钱理群等人的《三十年》则代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下，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史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对文学的研究越来越系统细化，学者们在编写文学史上，思路和视野愈加开阔，杨义的《图志》即是此意义下所诞生的。

三、语体与语言风格

王瑶的《史稿》行文间无不体现着一种浓郁的历史气息与真诚的学术追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亲历者，以及为中国现代文学写史的学者，王瑶的语言平实而又质朴，叙述客观且公正。

刘绶松《初稿》语言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与批判意味。即使是史实的叙述，也能明显看出其鲜明的爱憎态度，语言色彩炽热明烈，主观倾向突出。《初稿》在绪论中提出：“我们所说的新文学，实质上就是指的那种符合于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反帝反封建、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文学。”[7]这样的文学观念也奠定了《初稿》的行文基调，“文学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成为了对史料叙述的原则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

唐弢、严家炎的《文学史》因其经历了文革的特殊时期，并没有完全抛开政论性的特点，但对史实的论述较为客观、写实，行文堆砌也具有逻辑性，充分贯彻了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评价标准。但《文学史》也有其缺陷，即前后三册在语料上不够平衡。成书及出版时间上的极大跨度、对史料上的新的发掘等因素也导致了第三册行文间略显微松散、冗长，不如前两册叙述较为凝练。

钱理群等人的《三十年》弥补了前人撰写文学史语言上的不足，其叙事语言有了很大的变化，饱含哲理与思考的同时更兼具实证性，没有一般文学史冗长、繁杂之感，对文学现象、思潮、作家以及作品的评价也相较之成熟与平稳。《三十年》摒弃了巨量篇幅去介绍作家，将笔墨转向对作家和作品的定位与阐释，所留篇幅用以夯实理论力度。这种行文风格体现出作者对既有文学史的反思和独特思考，以及对新的文学史叙述形式的探索。

杨义的《图志》有着以图映史的特点。但书中图片所处的地位并不是为了表现对语言的补充，相反地，图片正处于文字的结构之中，这种互文性质的映衬对语言与行文产生了强有力的阐释，真正意义上挺进了图志文学史的范畴。正因为图片与文字的相互融合与相互阐释，图志本文学史的形式才真正形成。

参考文献：

[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2]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3]王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现代性的文学史观[J].衡水学院学报，2012.

[4]杨义，中井政喜，张中良.中国现代文学图志[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5]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