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传统文化演进的四大特征看文化自信

王家荣

文化自信既有对历史传统文化的充分肯定，又有对未来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而其中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认同、继承、创新又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是根与源的问题。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特征可以多个角度深化对文化自信问题的认识。

一、从中华传统文化演进的唯一延续性看文化自信的强大历史根基

首先，从时间上看，中华民族具有5000年漫长文化历史，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最鲜明的特征。文化学界将七个古代文化称为原生形态的母文化：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密诺斯文化、玛雅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华文化。其中只有中华文化得以保存和延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唯一长期延续、未曾中断的文化。

其次，从空间上看，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汉族集中居住区域为核心地域产生的文化，是处于一个半封闭环境下发育成熟的文化。当然，在核心区域周边，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边疆风物特产等也纷纷传人中原地区，为中原文化的自我丰富提供新鲜养分。如唐宋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等都对中国主体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总体上说，由于中华文化长期领先于世界，辐射影响全世界，在地域上也呈现出稳定延续的特点。

再次，从内容上看，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辅以道教、佛教文化，特别是个人修身文化、人际社会文化、治国理政文化、和谐文化，生态文化等多种积淀深厚的文化。个人修身突出“仁义礼智信”，人际交往突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之道”“家国一体”，治国理政突出“民为本”“和为贵”，和谐文化突出“天下大同”“和谐万邦”“和而不同”；生态文化突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阴阳互补”等等，较为完满地解决好了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问题，是产生于农耕社会又超越小农经济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体系。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文化，即和合、和谐、中和的思想，“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的和谐，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文化理想，蕴含着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这些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核心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唯一延续性的根本性因素。

二、从中华传统文化演进的兼容并蓄看文化自信应有的气度胸怀

首先，从对内的包容性看。中华传统文化是以汉民族为主体，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核心区域，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吸收周边民族和国家部分文化融合而成。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一个高峰，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各家文化平等交锋争论，在“思想市场”上充分表达，并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盛况。无论是哪个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和其他学说始终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

其次，从对外的开放性看。中华传统文化始终采取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开放性心态，不断吸收外来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当处于强盛时期，中原王朝具有更加广阔的胸怀与气度。陆上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原王朝和西域的联系，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了宋明两朝与东南亚、印度洋、东非国家的联系。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世界各地，丝绸、茶叶、瓷器畅销欧亚非大陆，周边地区和外国的文化产品也随着经济交流传播到中国，唐都长安成为亚欧国际性大都市，宋时贸易大港泉州的崛起都是對外交流盛况的缩影。

再次，从对异质文化的融合性看。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有着强大的消化、吸收、融合、创新能力。以佛教的传人和中国化过程为例。两汉时期从外传播来的佛教，开始只在宫廷上层传播，依附于方术和玄学发展。东晋时期，佛学的广泛发展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北方出现灭佛事件，佛教的大争论逐渐导致佛教独立的局面基本形成，到隋唐达到兴盛，佛教也随之表现为中国化佛教，并传播到日本、朝鲜。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融合，不断适应中国群众的文化需求，从而在中国落地生根。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形成了宋明理学。事实上，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佛教早在13世纪就灭亡了，由此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多向多元、包容开放的。

三、从中华传统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性看中华文化的世界性贡献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生成过程中，性善论为逻辑起点，从血缘家庭出发，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生发出血缘、情感、人世三个重要的内容结构要素。家族的血缘情感是一切道德情感的源泉，从“亲亲”向“亲人”推演，推己及人，于是在传统文化精神生成的有机结构中，突出了血缘本位和家族本位。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模式中，以儒家的人世为主流建构起积极的人生态度，以道家的道心和佛家的佛性为补充，构建起人生的退出机制，从而使得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结构各要素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并实现了文化精神上的自我生成和自给自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这种内在逻辑性体现在中华传统价值体系中，具有时代价值的核心精神就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中华文化独有的贡献和价值。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与弘扬，对世界文明有着新的价值和作用。进取冒险、崇尚武力、张扬个性、包容并蓄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民主法治等是近现代广为推崇的价值观念。古老的东方文明与之有着明显的差异。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即征服自然，而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如，在对待家庭问题或者人与集体的关系上，西方文化则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人的人格与尊严，中国文化强调“家族本位”，突出国家和家族的整体利益；如，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西方则奉行“征服天下”。中国文化奉行的是“亲仁善邻”和“协和万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差异性使得不同时期中西文化有不同遭遇。如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全球化迅速发展，西方文化逐渐占据世界主流位置，而中国文化和价值则遭遇了近代以来百年左右的文化自卑；在资本主义自身发展模式面临危机，全球化遇到挫折，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今天，重新焕发出生命和活力的中华文化则有着新的重大价值。

四、从中华传统文化演进的自我革新性看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汤因比关于文明起源的挑战应战理论认为，文明的诞生既不是“环境”，也不是“种族”决定的，而是“挑战与应战”的结果。中华传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冲突交流的时候，在挑战与应战的互动过程中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在自我革新中丰富和发展自己。

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从历史看，百家争鸣揭开了传统文化自我革新的序幕，儒家正统的确立顺应了封建统治的要求，与少数民族、外来文化的融合交流促进了文化的包容开放，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救亡图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革命文化的培育、社會主义先进文化的涌现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新生和演进。从道路选择看，近代以来，饱受耻辱的中国人在探寻国家独立富强之路时，作出过多种尝试。梁启超曾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概括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只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才带领人民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开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

中国道路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第一，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文化精华相结合，所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自马克思主义“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同时也延续了中国“民为本”“民为贵”的思想；所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与中华文化的自强不息、威武不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精髓一脉相承；所擅长的游击战略与抗日持久战思想，与老庄孔孟的以弱胜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同根同源。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其实质就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再创中华文化的新辉煌。第二，对传统社会主义加以创造性转化，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立足于国情实际，中国道路走出了一条把理论原则变为真实社会状态的现实路径，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三，对传统发展路径的创造性转化。中国道路是破解人类社会发展共同难题、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之路。作为中国道路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把中华文明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与西方工业文明有机结合，创造性转换后形成的一种新型文明样态，把发展工业与保护生态有机结合起来，走又好又快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和谐世界。

责任编辑：宋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