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龚志民，伏 帅，吴 雄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一、引言

经济增长的动力或动力机制是什么？已有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研究，但大多数文献中所称的动力或动力机制一般是指某个生产要素。普遍关注的要素包括资本、劳动、技术进步，或社会制度、收入分配、消费需求等经济变量，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或贡献进行分析，包括机制分析与量化分析。

很明显，大多数文献中所言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或动力机制其实是指某个生产要素，但是，生产要素并不满足“动力”的核心要义。以上研究文献也表明，经济增长取决于系统各种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为了揭示经济增长动力的本质，我们将从各种要素之间联系和发展的视角来考察经济增长的各种影响因素，并做必要的实证研究。

二、经济增长的本质、动力和动力机制

(一)经济增长的本质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斯密之语“真正的财富来自生产和供给，而非贸易盈余所获得的金条”，说明了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朴素认识。经济增长应该体现为产品数量的增加，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改善。但扭曲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往往使人迷失方向，忘记经济增长的“初衷”。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争取生存和发展的历史，用通俗的语言表述，人类不变的追求是“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以满足“生存、生活、更好的生活”的动机。以今天的认识，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本质：在资源的约束下生产并分享更多更好的产品。生产与分享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所有需求的实现都要以生产为基础，而产品的生产受到资源的约束，供给和需求之间常常存在矛盾，供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实际上，人类大多时候都在为生存而战。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只有“供给不足”；马克思见证的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过剩”也是表面现象，根本原因是人民大众的支付能力太低，如果以全体社会成员最迫切需要的满足为标准，也是“供给不足”的*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I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8。；在生产力空前发展的今天，“供过于求”无非是因为产品不合意或者没有社会价值，其本质还是供给侧的问题或收入分配的问题。所以，经济增长必须以生产能力为基础，供需相匹配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

(二)经济增长的动力

学术文献习惯于把某个特定的生产要素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是约定成俗的说法。但按照马克思系统论的观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它们相互支撑、相互制约、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从整体上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资本、劳动、技术、制度等单个因素都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构件或动力机制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交换隐含在消费过程中，因此，生产与消费在收入分配支撑下所表现出来的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循环往复运动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如发动机的动力来源于活塞的循环往复运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则来源于生产与消费的循环往复运动。这样的定义符合“动力”的要义，体现了“动力”的内涵。

(三)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1.收入分配是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协调发展的纽带

如果说经济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体，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构成了该有机体矛盾运动的四个关键环节，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其核心是通过收入分配实现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联。生产与消费最终体现为供给与需求，因此，收入分配实现了供给与需求的关联与匹配。收入分配的资源配置功能与激励机制影响有效供给，其分配结果决定居民购买力分布进而影响有效需求，于是，收入分配联结供求并支撑着供求的协调发展，这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收入分配是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协调发展的纽带。

2.收入分配的激励效应

收入分配通过激励效应影响有效供给。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一般是对报酬刺激的反应。虽然，不能否认由需求所诱致的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存在，但激励的源头还是收入分配。社会主体通过满足社会需求而获利，获利数量与其创造的价值正相关，这正是市场经济的逻辑，也是收入分配激励生产的逻辑。发明和技术创新之所以会进行，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会带来利润，是对经济激励的反应，因此，发明和技术创新是内生的。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结构会导致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下降，从而导致有效供给不足；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会导致起点不公和过程不公，使得各个市场主体处于不平等竞争的地位，主体的获利与其在满足社会需求中的贡献不匹配，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失灵，从而造成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本质上就是有效供给不足。

3.收入分配的需求效应

收入分配通过居民购买力分布影响有效需求。当收入差距较大时，全社会的购买力较低。直观上说就是，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结构不能实现社会产品的分享，高收入者消费倾向很低，低收入者虽然消费倾向高，但消费总量很低，供给与需求难以匹配。在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结构下，个人的收入差别不大，容易产生所谓的消费“排浪”现象，消费需求单一且不稳定，不利于产品的多样化，同样会引起商品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所以，长期来看，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也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事实上，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助于形成层次丰富的大众消费，在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中,形成雁阵，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

三、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经验观察

以上分析表明，生产与分享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收入分配是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的“纽带”，是经济增长的支撑。就我们最容易观察到的事实而言，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消费需求的规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前者是收入分配通过购买力分布对消费需求产生的影响，后者是通过收入分配的激励效应影响有效供给进而对消费需求产生的影响。同时，生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各种要素包括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归根结底都来源于劳动者的“创造”，而劳动者创造的激励主要来源于收入分配，因此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逻辑是成立的。为了提供经验支持，我们利用相关数据对此进行验证。

(一)数据与指标的选取

本文利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计算国民总收入、居民总消费、居民消费率和劳动收入占比*利用国民经济核算资金流量表计算得来。等相关指标。

应该指出的是，收入分配的完整描述实际上是对一个分布函数的确定，如果不对其进行简化，就无法刻画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际上，在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中，有很多是对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纯数量关系的考察。库兹涅茨(Kuznets，1955)[1]1-28的研究断言，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收入不平等要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即遵循倒 U型曲线。但后来的一些经验研究表明库兹涅茨的结论并非普遍成立；Perotti(1996)[2]1170-1089利用 67 个国家的跨国横截面数据得出结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Assa(2012)[3]1-6也得出了不平等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但也有不少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该类研究的结论分歧说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阶段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也进一步说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并未触及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本质。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从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来看，正是收入分配导致的购买力分布及其对生产的激励效应决定了供求的协调发展，因此，“合理性”就是收入分配的需求效应与激励效应之间的“兼顾”。

从收入分配的数值特征中找一个刻画“合理性”的特征并非易事，但劳动收入占比正好符合当下的要求。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决定消费。归根结底，价值都离不开劳动者的“创造”，经济增长最大的激励是对劳动的激励。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劳动收入占比能恰当地刻画收入分配的激励强度。在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偏低的情况下，随着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它的激励作用会随之增强。另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有助于扩大中产阶级的群体，促进橄榄型结构的形成，从而提高社会总需求。就是说，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能同时增加对生产的激励效应与社会总需求，即激励效应与需求效应相向而行。这说明，用劳动收入占比刻画收入分配的“合理性”符合我们的研究目的。

经济增长常常用GDP来表示。但从可持续发展和消费者“获得感”的视角来说，居民总消费是一个更恰当的指标。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成效要通过居民的消费来体现，另一方面，居民的消费意愿反映了社会的有效供给能力与水平，并且长期来看，资本形成总额的“潜在效益”终归要通过未来的居民消费来体现。所以，居民消费能更好地表达经济增长的本质。由于劳动收入占比是一个比例，出于对等的考虑，我们用居民消费率来刻画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本文用labshare表示劳动收入占比，consshare表示居民消费率，即：

其中劳动者报酬是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资金流量表中的劳动者报酬，居民总消费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GDP构成中的居民消费支出。

(二)数据处理与初步分析

为了考察居民消费率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的关联性，对居民消费率与劳动收入占比作“中心化”处理，即各自减去其最小值。令：

作xc与yc的散点图(如图1)：

由图1可知，散点图明显地显示出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约为0.83。yc与xc之间呈现出幂函数关系，经过试验，yc的4次幂yc4与xc之间有近似的线性关系，如图2所示。

以上的初步分析表明，居民消费率是劳动收入占比的递增函数，且yc4与xc有近似的线性函数。据此，回归模型设定为：

yc4=β1+β2xc+ε

(1)

yc4=β1+β2xc+jini+ε

(2)

加入基尼系数jini是考虑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可能会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

(三)计量分析及结果解读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1978—2015)，得到方程1和2的回归结果，如表1中的第2列和第3列所示：

表1 方程1～6的回归结果(yzm4表示yc4)

注：表格括号内报告的是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xc(-1)、yzm4(-1)表示变量的滞后项。

从上述结果可见，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影响，加入基尼系数后方程2有进一步的改善。前面关于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得到了验证。为了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估计如下回归方程：

yc4=β1+β2xc+β3xc(-1)+ε

(3)

yc4=β1+β2xc+β3xc(-1)+jini+ε

(4)

yc4=β1+β2xc+β3xc(-1)+yc(-1)+jini+ε

(5)

估计结果如表1的第4、5、6列所示。

方程3的右端增加了劳动收入占比(中心化)的滞后项，但p值较大，说明劳动收入占比的滞后项对居民消费率几乎没有影响，这表明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本上是当期实现的。更重要的是，由于xc与xc(-1)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约为0.93)，xc的高度显著与xc(-1)的不显著表明劳动收入占比xc对居民消费率yc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与此相对照，考虑与方程5类似的方程，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交换位置：

xc=β1+β2yc4+β3yc4(-1)+xc(-1)+jini+ε

(6)

估计结果如表1的第7列所示。

比较方程5与6的估计结果，可以进一步印证前面的论断。如果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之间是仅仅相关性，方程5中xc(-1)的系数也应该是显著的，因为xc与xc(-1)是高度相关的，正如方程6中yc4(-1)的系数是显著的。通俗地说，xc对yc4的影响不能由xc(-1)来表现，尽管xc与xc(-1)是高度相关的，这是xc与yc4之间因果关系的有力证据。与此相对照，方程6中yc4(-1)的显著性表现地是其与xc的相关性，它“分担”了一部分yc4与xc的相关性。我们由此判断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具有因果关系。从而验证了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这进一步佐证了收入分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上面的分析也表明，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是当期的。

(四)提升劳动收入占比对于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作用评估

当劳动收入占比增加1%时，xc的增量为Δxc=0.01，利用jini对xc的回归方程得到：

Δjini≈-1.083 965×0.01=-0.010 839 65

由方程2得到：

Δ(yc4)≈0.003 081×0.01+0.000 903×0.010 839 65≈0.000 040 598 2

如果yc变动的起点是0.083 2(区间中点)，则：

d(yc4)=4(yc)3·dyc≈4(yc)3·Δyc，Δyc

即居民消费率提高1.76%。

以上分析表明，当居民消费率较低时，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对于提高居民消费率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我们用总体消费率代替居民消费率，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这说明前面的结果是稳健的。

(五)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跨国经验观察

为了进一步考察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们利用美国宾西法利亚大学的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 9.0)*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进行验证。[4]3150-3182佩恩表包含182个国家和地区有关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等相关年度数据，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包含从1970年到2014年的观察值，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包含从1950年或1960年到2014年的观察值，有少数国家和地区仅包含从1990年到2014年的观察值。两个变量共有7 082次观察值，其中有一部分观察值是推算出来的，有个别消费率的观察值为负数或大于1，除掉这些推测值和消费率的异常值，剩下2 655次实际观察值。以下的分析是基于实际观测值的。

首先，作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的散点图(如图3)。

图3 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数据来源：宾夕法利亚大学官方网站。

由图3可见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之间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以居民消费率为被解释变量，劳动收入占比为解释变量，作面板回归得到如下结果(表2第2～4行所示)：

表2 居民消费率对劳动收入占比(x)的回归结果(固定效应)

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劳动收入占比的1阶滞后项x(-1)作为解释变量，得到的结果如表2第5～8行所示。

比较以上结果，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在两个方程中，劳动收入占比的系数十分显著，但其滞后项的系数不显著，根据以前的分析，这说明两者之间不仅仅是相关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在国际间的比较也是成立的。并且由图3可以看出，当劳动收入占比在0.1与0.5之间时，这种影响特别明显。这与中国的经验观察也是吻合的。

四、如何以收入分配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

(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内涵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中国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任何特定的消费都会达到饱和，质量更高、内容更丰富的消费又会成为新的追求。“生存、生活、更好的生活”是人类不变的追求，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更丰富的产品是经济增长永恒的宗旨。在资源约束下，供给侧响应消费需求的能力提升取决于技术进步，表现为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同步发展与经济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经济增长永恒的主题。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首先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式发展模式的转变，其本质是以技术进步提升供给侧响应消费需求的能力，实现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同步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

经济增长的内容与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但经济增长动力的本质是不变的：生产与消费的循环往复运动。循环运动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必须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但技术进步不是无中生有，需要有强大的激励机制以促进人力资本潜力的释放与科技创新的发展。事实上，经济增长是以人的经济活动努力为中心的复杂系统过程[5]15，合理的分享才能激发生产的积极性，所以技术进步的源头是收入分配。当前较大的收入差距与创新动力的不足已形成基本共识，这说明从激励和公平两个维度来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重要性

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协调发展取决于收入分配制度的公平性与激励效应。如果我们把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和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看成两个极端，那么最优收入分配应该介于两者之间，能同时避免了两者的消极影响。因此，最优收入分配至少应满足以下条件。首先，中产阶级应该占主体，即应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此种结构是稳定的，是“激励”与“共享”的最佳结合点。其次，收入应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对社会成员的激励效应也是最优的。最后，社会为每一个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充分保障各个市场主体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

那么，什么样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呢？我们认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应该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方针。首先，“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是我国当前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举措。并且，按劳分配原则能保证个人所得与其价值创造相对应，对劳动者具有最大的激励。其次，按劳分配能确保在激励有效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成员购买力的合理分布。在市场经济条件和按劳分配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个人的收入是由自身的禀赋和个人努力决定的。按统计学的规律，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力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如果个人努力水平相同，则按劳分配能保证收入近似呈现正态分布。只要有完全的流动性，即使存在个人努力水平的不同，在整体上也不会改变收入分配的正态分布结构，此种收入分配结构就是最优的(荆涛等，2016)[6]59，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简而言之，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是对劳动最大的激励，有助于构建庞大的中产阶级，有利于实现“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

(三)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激励创新并促进供求协调发展，核心问题是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确保劳动者基本权利和参与权公平的制度安排。首先，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分配制度，市场配置资源便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和保障。我们所说的按劳分配并非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分配制度，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还不具备实施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模式的条件，这在我国早期的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由于劳动仍是谋生的手段，按劳分配必须有价值的参与，而劳动产品的价值衡量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等价交换”的市场机制方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所以，按劳分配能否有效实施取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其次，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之比是整体收入分配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指标，决定该比例的关键因素是权力配置，我国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来说处于弱势地位，其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因此，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必须进一步完善保障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最后，“人尽其才”是最重要的资源配置，这就要求从制度上保障所有劳动者的平等参与权，消除各种歧视政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

责任编辑：廖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