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天不如问自己

2018-08-02 00:00:00杨嘉利
青年文摘·上半月 1999年6期

杨嘉利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18岁那年所经历的一幕:当我怀着希望和不安,拖着扭曲的形体,敲开成都一家报社编辑部的门时,竟把几个胆小的女编辑吓得跑了出去。那一刻,我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和这笑容一起凝固的还有我的梦和办公室里的空气。后来,当我颤抖着从破旧的军用挎包取出一叠稿纸时,编辑们才明白我的来意。他们接过稿纸,展开来,那皱皱的稿纸上是我用左手写下的几行歪歪斜斜的字:将纸船/放进小河里漂走/梦,像断线的风筝那样自由……

我看见女编辑的眼中汪起了泪水。

妈妈哭着搂着我说:“你只能走一条和别人不同的路”

1970年冬天,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半岁时,一场高烧持续不退,医生已经绝望,告知后果,劝母亲放弃。母亲流着泪回答说:“不管他残成什么样,我都会养他一辈子!”

母爱的力量竟使奄奄一息的我又活了过来。由于脑神经受损,我成了终身残疾,双手不能自由伸屈;嘴斜了,失去了准确的发音;脚也跛了,走路一拐一拐。直到五岁多时,我才开始蹒跚学步。我常常趴在窗台上,羡慕地看着楼下那些健康的小孩们奔跑游戏。有一次,我看着看着走了神,幻觉中我也有健康的身体,也在奔跑,在跳跃。突然,脚下一滑,我从站着的凳子上滚到地上,头上顿时撞起了一个大包,我又吓又疼,大哭起来。中午,妈妈下班回来,搂着我,眼里含着泪对我说:“小三,你是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孩子,不可能去跑去跳,你只能走一条和别人不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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