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军,冯章伟
(1.温州大学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2.中国农业银行赣州崇义支行,江西 赣州 34100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依靠生产要素价格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了生产规模由小到大的转变,但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改变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的事实。目前,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和德国相继提出了“制造业回归”和“工业4.0”战略,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依靠比我国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参与低端制造业。不论是先进制造业还是传统制造业,我国都将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如何提高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和收益,攀升至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Kaplinsky等[1]提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存在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四种序贯式升级模式。刘志彪和张杰[2]认为不同价值链治理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可以实现的升级模式存在差异,与价值链治理者的关系决定了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的升级模式和达到的分工位置。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培育高级要素和领导企业,最终在全球价值链中与发达国家形成市场型或均衡型治理关系,是一条切实可行产业升级之路[3]。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否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未达成统一:部分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最终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俘获”在全球价值链低端[4-5];但也有研究发现通过增强自身技术吸收能力,提高与全球价值链上、下游跨国公司的关联度,有些企业突破了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