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的东方意义

徐圻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自己的学说以来，已经过去了170年。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期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呈现出这样一个地缘文化事实：它产生于西方，却影响、改变和扎根在东方，尤其是中国。为什么会这样？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智慧和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结晶，是由两个大的部分构成的，即理想主义部分和现实主义部分。其“理想主义”部分主要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构想与憧憬，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切，对劳动从“异化状态”向“本来状态”回归的信心。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并不是使人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恰恰相反，它要使人从千百年来一直压迫着人们的经济需求下面解脱出来，使人及人类社会获得精神的解放。可见，从理想主义的角度讲，马克思学说是一种“救世理论”，是一种全力以赴地促使不合理社会现象向合理社会现象转变的“批判的武器”。

但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想化的人道主义理论，而且是一种力图改变现实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部分，我们已经十分熟悉了，那就是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来唤醒雇佣劳动者的阶级意识，进而组织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首先在政治上实现变革。“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此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提出，后来又被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下来的用以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一般途径。

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功能没有能够在其诞生地西方得到充分的发挥，却在遥远的东方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呢？

根据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解释，那是因为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的政治结构有原则的区别。他认为，在东方，政治统治就是一切，或基本上就是一切。一旦在东方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夺取了国家政权，无产阶级（或受压迫阶级）就会立即上升为统治阶级，随即实现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而西方社会却远为复杂。它是“上层建筑”与“市民社会”的有机统一，资产阶级统治是建立在“强制”（暴力、压迫等等）和“同意”（民众对体制的认同）相结合的基础上的。葛兰西的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部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完善的描绘与预言，不论对西方还是对东方，都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部分，在西方和在东方的适用程度却有极大差别。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千百年来最高国家权力是支配一切的至高权力，而最高权力一旦发生变化，改朝换代、社会变迁便即刻实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所设计的革命方略，以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最能引起中国革命者的共鸣。于是，当西方的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召唤无动于衷的时候，东方的劳动人民却在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之后，便风起云涌般地投身于“剥夺剥夺者”“翻身做主人”的革命中去了。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引起革命并取得革命成功的原因，已经清楚了。但是它能够在中国扎下根来，其原因则更加深刻。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类型，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估价应该说是非西方化的，即它不承认人性的丑恶或“原罪”，反而认为人有着某种善良的意愿，比如人对“本来意义”的劳动的天然热爱，人对消除精神异化、回归自然本性的渴望，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对自身“全面发展”的向往等等，都表明马克思对人性的“复归”是心驰神往的。而这种倾向，恰恰与儒家学说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对“大同世界”的憧憬、对“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期盼，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

但是马克思主义比中国传统文化高明的地方在于：它从来都强调人的完善的每一步都不能不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既包含了西方的“工具理性”精神，又包含了东方的“价值理性”意蕴，同时超越于它们之上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