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阶段少数民族学生资助问题的研究与启示
——基于美、加、澳、新的比较研究

邱雯婕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孔子的“有教无类”，柏拉图提出的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通过法律保证自由民的教育权利，都体现了古代朴素的教育民主思想。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消除歧视和不平等，教育权利的保障和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成为独立的社会政治诉求和社会发展目标。教育公平作为基本人权，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价值追求。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公平的实现仍然任重而道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因为经济、历史、地理等客观因素而无法通过个体的努力来获取其他民族或地区学生所享有的教育资源。针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所带来的劣势，国家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以实现教育公平。本文通过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原住民学生高等教育资助经验的梳理，以期对我国发展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事业有所启示。

一、 理论基础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从未停止过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社会正义是教育公平能够得以运行的重要保障。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提到：“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1]。显然在罗尔斯看来，正义就是衡量社会制度的标尺。将其原则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公平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并为其提供相对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条件，最终教育成功的机会与效果也应是相对均等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因为经济、历史、地理等客观因素而无法通过个体的努力来获取其他民族或地区学生所享有的资源，因而需要通过一定的政策或物质的倾斜来“补偿”资源分配不均衡所带来的劣势，进而促进结果的平等，减少不平等起点所带来的差距，实现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法国思想大师皮埃尔·布迪厄对法国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著名的文化资本积累理论，学历、知识、教养等文化是可以一边自我增值一边产生新的经济利益的资本。教育的核心是传递文化资本，帮助社会实现文化再生产，促成代际差异不断延续，维系社会固有的不平等，并且这样的不平等是人人所默许的[2]。社会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倾斜是对处于文化资本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学生的一种推动，矫正其在优势文化资本占有量和质上的劣势，激励其追求更高的理想目标，弱化不同文化资本积累所带来的不平等教育结果。

二、 美、加、澳、新四国原住民学生高等教育资助政策

二次大战以后，随着高等教育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些多民族国家相继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政策。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这些历经波折的资助政策对推动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和教育民主化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原住民，由于历史等因素，这部分人口一直处于社会较底层。为了改善这一局面而出台的相关政策通过实践的检验，其中不乏闪光点，值得深入探讨。

1. 美国

美国的原住民群体主要有美洲印第安人及阿拉斯加本地人，全美的原住民大约为258万人，约占总人口的0.8%[3]。1968年成立的纳瓦霍社区学院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所部落学院，这意味着印第安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高等院校。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发展民族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开始立法保护原住民权益。1975年《原住民自决与教育辅助法》指出，政府应对原住民高等教育提供大力支持，有义务划拨经费支援原住民高等教育机构；1999年《部落学院与大学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与部落学院之间的联系，联邦各部门必须提供必要的资金与服务支持部落学院的发展。

部落学院与大学作为原住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场所，发展到今天建立了37所部落学院与大学，覆盖了全美80%的原住民居住区。联邦、州和地方给予了大力的财政支持，2011年联邦政府为每名部落学院学生的拨款由原先的每年6 000美元提高至8 000美元[4]。85%的部落学院学生得到了来自联邦政府的帮助[5]。部落学院也一直致力于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在部落学院与大学学习的学生学费是全美最低的，平均每学分为100美元，每学期的学费大致为2 500美元，加上其他生活开销每年的总花费大致为13 000美元[6]。除了面向全国学生的奖助贷学金外，学生还可以根据需要申请如联邦教育机会补助金、州奖学金和助学金、部落奖学金等。此外，社会各界还提供多种针对原住民的专项奖学金，如佩尔助学金、美国印第安学院基金会专项奖学金、伊丽莎白和雪漫·阿什纪念助学金基金会专项奖学金等。

2. 加拿大

加拿大的土著人口主要由印第安人、梅蒂斯人、因纽特人组成，大致为117万人，占总人口的3.75%[7]。1981年《加拿大宪法法案》明确指出，应重视和保障土著居民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机会；1996年加拿大皇家委员会发布《土著民族报告书》，指出要对现有的土著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应切实保障每一名土著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加拿大联邦政府没有设立教育部管理教育工作，由各省分权自治，各省也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和保障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如1999年萨斯喀彻温省出台了《土著民族高等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2000年阿尔伯塔省政府颁布了《加强联系：阿尔伯塔政府土著民族政策框架》，支持土著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

加拿大联邦政府积极推行多元文化政策，从招生与财政资助两方面着手，推动原住民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联邦政府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与大学衔接的教育机构进行预科教育，并配套学分互认制度，满足原住民学生的需求。联邦政府制定“大学入学准备计划”“中等后教育学生资助项目”等，为土著学生提供经费资助，帮助他们达到必要的学业成就，从而顺利进入课程学习。联邦政府的民族教育经费由印第安及北方事务部负责，其在2014—2015年期间共投资了3.41亿加元用于资助原住民学生及开展原住民教育的机构，共有约22 000名学生受惠[8]。此外，各界向土著学生提供了超过750种的助学金，为其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3.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土著人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原住民及其后代，以及居住在托雷斯海峡岛的岛民，人口大致为66.99万人，占总人口的3%[9]。随着澳大利亚发展多元文化战略，土著民族高等教育也得到了更多法律和制度的保障。1969年联邦政府出台《土著学生学习帮助计划》，旨在帮助土著居民获得更平等的教育权利；1989年，联邦政府制定了《土著居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教育政策》，提出了土著教育的四大基本目标和21项长期目标；1998年的《高等教育资助法案》致力于提高土著学生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与毕业率。

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探索灵活多变的政策来支持土著学生完成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各高校对土著学生采用更加灵活的办法，以申请审核、面试为主要选拔机制，土著民族学生无须和一般高中应届毕业生一样采用“澳大利亚高校入学排名”或“整体位置评定等级”成绩作为选拔标准，并且各高校普遍设有土著民族教育中心，负责土著学生的招生工作及日后学习事宜。高校会根据土著学生的情况安排相应的预备课程，并且是不收取费用的。这些额外的学习辅导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过渡到大学的学业中。此外，高校还会根据土著学生的特点与需求开设课程，并且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学习，实现分段学习。土著民族学生除了和其他学生一样享有联邦政府的各类奖助贷学金外，联邦政府每年拨专款提供诸如土著民族联邦奖学金、土著学生成功项目等，以降低土著民族劣势，提高土著民族高等教育效果。

4. 新西兰

新西兰的原住民主要指的是世代居住在此的毛利人，人口大致为59.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10]。伴随着毛利人的自我觉醒、抗争与新西兰政府的大量改革，毛利人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1999年《优先发展毛利教育政策》是新西兰教育部的第一个毛利人教育政策，旨在鼓励更多毛利人参与到教育中；2003年《毛利高等教育框架结构》为毛利人教育的进步制定了相关的内容和将来具体的行动措施。

新西兰各界对于发展毛利人高等教育都十分重视。政府采用核心资助周期协议，以3年为一个周期进行重点拨款，用于开展办学及有关毛利人领域的研究，这为毛利人参与高等教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资金保障。此外，除了全国性的助学贷款与助学金外，政府还专门为毛利学生提供了多达1 300种的奖学金和资助项目。社会组织也积极加入资助行列，如毛利信托基金会在2015年就为超过550名学生提供了超过110万新元的资助[11]；Apirana Ngata爵士纪念奖学金为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毛利老兵的后裔提供每年1 000～3 000新元的资助。

纵观上述四国在促进原住民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1)将资助体系法制化，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权利与义务，在法律的框架下使得资助有法可依，强化了政府在资助上的责任；(2)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出力，设立种类众多的助学金与资助项目，让原住民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申请，以减轻家庭负担并顺利完成学业；(3)在原住民居住区设立属于原住民自己的学校，为原住民学生就学提供更多的便利，并且倡导对传统原住民文化、语言的传承与发展，注重为地区发展服务；(4)高校在招生上对原住民学生适当倾斜，采用更加灵活的选拔方式，增加原住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在课程设置上更加有针对性，重视技能学习，为原住民学生就业打下基础。

三、 美、加、澳、新四国原住民学生高等教育资助成效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于发展原住民高等教育事业都十分重视，希望通过政策和资金来帮助原住民通过提高文化素质改善自身的生活，进而促进原住民区乃至国家的发展。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四国在原住民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学业完成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见表1和表2。

美国原住民入学增长率在表1中较低，但与1976年的数据相比，增长率达到了100.53%。表1所示增长率较低的原因与原住民人口下降有着直接关系，2000年美国原住民占总人口的1%，而到了2014年只占总人口的0.8%，但原住民就学率仍有增长，这说明在政策的推动下一代又一代的原住民学生接受到了更高层次的教育。2014年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美国原住民学生中选择公立学校的学生为117 800人，选择私立学校的为35 100人，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12]，因而政府与社会各界的资金资助对于原住民学生是十分必要的。

表1 四国原住民学生高等教育入学增长率

表2 四国原住民学生高等教育学业完成增长率

由于暂未找到加拿大学生入学数据，因而用印第安北方事务部资助学生的数据来表示入学率。资助人数的增长意味着申请学生的增加，而申请学生的增加反映出入学人数的增多，因而这组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有72.7%非保留区的土著接受过高等教育，而来自保留区的土著只有50.8%接受过高等教育[13]，因而社区学院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帮助更多保留区内土著提升自身文化素养，追求更好的生活。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土著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有十分明显的变化，伴随着土著学生招生模式的变化及研究生奖学金的增加，土著学生修读更高层次课程的意愿更加强烈，人数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土著学生学完本科课程后选择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博士生和硕士生入学人数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如新西兰毛利人硕士生入学人数从2005年的1 175人增加至2015年的1 575人，增长率达34.0%，博士生入学人数从2005年的275人增加至2015年的515人，增长率达87.3%。高学历毛利人中的一部分毕业后选择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工作，2012年大致有2 085名毛利人在高校中从事学术和研究工作，到2015年这个数字就变为2 530，增长率达21.3%[14]。

表3为四国原住民学生的热门主修专业。由表3可知，四国的原住民学生都倾向于学习偏向应用实践类的专业，这与原住民学生的背景有着很大关系。由于家庭条件所限，他们对于就业的需求更加强烈，因而所选领域的就业率、收入水平、能否为地区发展做贡献成为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四国的高校在课程设计上也充分考虑到了原住民学生的背景，很多学校专门根据原住民学生的需求开设课程，增加学生在技能训练方面的学习与实践，增进他们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与理解，帮助其更从容地面对就业。因而近年来原住民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都有一定幅度的提升，原住民区的经济也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这些变化都得益于国家对原住民的大力支持。

表3 四国原住民学生的热门主修专业

四、 对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启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为1.1亿人，占总人口的8.4%，民族自治区占国土面积的64%。良好的民族关系以及少数民族的发展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但由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原因，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的扶持和政策倾斜以摆脱相对不利的环境。我国历来重视各民族教育繁荣发展，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和措施，为广大少数民族同胞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美、加、澳、新四国原住民高等教育资助经验可以为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1. 长期坚持

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事业，加快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对于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支持，其目的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过缩小群体间的差异促进个体差异的缩小，以实现人人平等。因而应充分认识到来自经济、社会等客观原因造成的差距，统筹研究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从资金和政策入手，加大支持力度，稳步渐进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在受教育机会等方面的差距，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率与完成率。

2. 有法可依

在我国现行的《宪法》《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高等教育法》中都对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作出了相关的规定，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权益。但面对日新月异的发展，现行的如《关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意见》《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问题，因而应该加快研究和制定民族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步伐，落实少数民族学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权利与义务，使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更好地发展。

3. 多元支持

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比例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经济问题，因而学费的减、免、缓和对生活费的资助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完成高等教育学业的重要支持。目前，我国高校的资助体系主要由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组成，这些资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少数民族学生的负担，但与美、加、澳、新四国的专项助学金相比，我国在动员社会力量方面尚存在不足。2016年我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高校学生的资助占总资助的49.1%，承担了近一半的资助经费，而来自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捐助的资金仅占1.9%，其余为学校资助。上述四国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成立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基金会，为原住民学生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4. 因地制宜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55个少数民族的区位经济、社会、文化差异显著，导致各民族学生的实际情况与教育需求有所不同。面对这样的差异，美、加、澳、新四国采用社区学院为原住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多的机会，一方面有利于本地区学生就近入学，减小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困难；另一方面有利于本地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有针对性地为发展地区经济服务。我国应进一步制定有差异的少数民族资助政策，对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明显落后的地区、贫困地区、与汉族文化差异较大地区等设计不同的倾斜政策，更加有针对性地帮助困难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