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的新任务

【摘 要】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已被纳入国家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古籍整理出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础性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辉煌成就。在新时代，我们既要全面梳理成绩，总结经验，更要对照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总目标、总要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制定新目标、新任务，用全新的、更加积极的姿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新的力量。

【关 键 词】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籍整理出版；新任务

【作者单位】原彦平，甘肃文化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0.002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定全新的历史坐标，阐发其精神内涵，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指明了方向，“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更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我们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最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共同心理历史积累的基础。出版是文化继承、弘扬的重要手段。在新时代，出版如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上发挥更大作用，如何为创造中华传统文化新辉煌贡献力量，是新时代出版人必须思考的时代课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工作具体到古籍整理出版，有两条基本路径，即专业化和大众化。专业化是指出版机构进一步梳理、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整理编纂出版大批优质成果，属于基础建设。大众化是指出版机构进一步对古籍资源进行多种方式、多种形式的开发，将其中蕴含的人文价值普惠民众。长期以来，沿着这两条基本路径，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文章仅就既有的古籍整理出版基础建设成就和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的新任务做一梳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古籍整理出版的辉煌成就

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古籍领域的专业化基础建设可分为两个阶段，具体工作可分为三个方面。两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前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古籍整理出版逐渐起步，创设机构，制定全国性的规划，有若干标志性成果，但发展缓慢。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古籍整理出版走向成熟，在机构建设、人才培养和规划制定方面都有了飞跃性发展，尤其是成果众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三个方面指古籍的整理出版（包括数字出版）、古籍资源的普查清理和国家规划的制定执行。

1.古籍整理出版

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水浒》（七十回本）的校注本，这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起步的标志。之后，一些从事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机构相继成立，出版范围逐渐由文学扩展到历史、哲学等学科。1956年，《资治通鉴》点校本出版，1957年，《续资治通鉴》点校本出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百衲本二十四史》《宋会要辑稿》《古本戏曲丛刊》（初、二、三集）等大型古籍相继影印出版。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制定了第一个关于传统文化挖掘整理的国家规划——《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此后，在该规划的指导下，《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本等大型古籍开始大规模出版[1]。

改革开放后，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1982年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获得一定的经费支持。1983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开始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此后，全国部分省份及农业部、卫生部、国家民委陆续组建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各省市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多方协同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以《中华大典》《大中华文库》为代表的一批大型项目逐步启动实施，大量单品古籍和整编、类编的新版古籍纷纷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2000余种，而改革开放至2009年上半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两万余种，其中包括《全元文》《全宋文》《古文字诂林》《中华道藏》《中华再造善本》《中华大藏经》《文津阁四库全书》《赵城金藏》《续修四库全书》《全宋诗》《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清通鉴》等大规模、集大成的图书[2]。1990年以来，各省（自治区）、市、县也启动地方文库的整理编纂。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完成和正在实施的地方文库编纂项目有二十余种，如《岭南文库》《湖湘文库》《广州大典》《巴蜀全书》《浙江文丛》《新疆文库》《山西文华》《荆楚文库》《燕赵文库》《琼崖文库》《贵州文库》《江苏文库》等，还有一大批正在筹备之中[3]。

古籍整理出版的另一个方面是数字化。我国的古籍数字化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率先开始建设中文古籍书目数据库。除书目数据库外，自1984年，台湾地区陆续开发史语所古籍数据库、简帛金石资料库和史語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等全文数据库。香港地区的古籍数字化工作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的古文献数据库中心，该数据库中心先后推出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和汉达古籍数据库检索系统[4]。

近十多年来，我国大陆的古籍数字化工作有了快速发展，成绩显著。自2003年以来，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先后开发了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类书库和中国史学库三个大型古籍数据库。其中，中国基本古籍库于2005年出版，共收书10000 种、170000 卷，版本12500 个、20 万卷；中国类书库于2008年出版，收录《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等历代类书300 部；中国史学库于2017年出版，收录上起先秦、下迄民国之历代史书、诸家史评以及诏令、奏议、政书、传记、笔记等史料，共计2000 种[5]。国家图书馆已经建成包含36个子库（中华古籍资源库、古代古籍、四部丛刊等）的古籍资源库；北京大学建设了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秘籍琳琅；全国24家重点高校图书馆共建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学苑汲古[4]；中华书局开发了中华经典古籍库等。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成果众多、成就非凡。

2.古籍资源的普查清理

在图书出版的同时，古籍资源的家底调查工作也有序展开。1993 年，《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工作启动，1999 年，编纂工作因机构调整等原因而暂停。2003年年底，《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工作重新启动，至2012 年 7 月，全部26卷完成出版，共著录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主要图书馆及部分海外图书馆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约20万种[6]。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进行全国范围的古籍存藏情况调查。截至 2016 年年底，我国已完成1218 家古籍收藏单位的普查登记工作，普查登记数据达 200余万条，通过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公开发布数据 40 万余条，出版 119 家古籍收藏单位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30 部 、57 册。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15 年，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哲蚌寺、萨迦寺和色拉寺等著名宗教庙宇全面启动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同时，我国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分别建立珍贵古籍名录，组织制定古籍定级系列国家标准，对卷帙浩繁、损毁程度不一的存世古籍进行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分级保存和保护。截至2016 年底，国务院先后公布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该名录收录古籍 12274 部[7]。

3.国家规划的制定执行

古籍整理出版国家规划的制定逐渐系统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2000）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1996—2000）重点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年）重点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2011—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这些规划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方面，我国通过资源普查，摸清了存世汉文古籍的家底；另一方面，一大批原本深藏于馆阁的古籍经过专业整理出版，化身千万，为古籍资源的利用、开发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的新任务

根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工作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重点任务是抓好基础性出版项目、出土文献、散失海外古籍、社会档案和古籍数字化五大重点工作。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出了总要求、总目标，指明了总方向，划定了重点任务，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古籍整理编纂出版等重大文化工程作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主要项目，并纳入国家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把包括古籍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工作推上了新的历史高度。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制定的总目标是：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这之中，每一项目标的达成都离不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基础建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存量资源尚需进一步清查

对现存古籍资源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入的普查，这在中华文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必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已经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还很初步，首先，它只收录了汉文古籍，并未收录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其次，它目前只是书目成果，只是表面的梳理，至于其详情、价值如何，尚需深入整理、编纂总目提要，而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巨大的时间、人力和物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我国对古籍的普查工作历经十年，虽然取得了重要的丰硕成果，但依然是阶段性的。规模更大、内容更全的《中华古籍总目》，目前启动编纂的只有国图卷、天津卷和水文卷等少部分卷，其他分卷的编纂出版还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此外，既有的清查成果尚有不少不完备甚至错讹处，需要更加精细的校核，摸清家底的工作依然艰巨。

2.整理出版任重道远

古籍整理出版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已出版的古籍数量和古籍存量之间的差距还很大。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已近3万种[8]，基本的、重要的古籍已经大半整理出版，但即便和现存汉文古籍的数量相比较，已出版数量只占了二十分之一，还有更多的古籍需要甄别、系统梳理、分出等级，出版价值高、文化含量高的优质部分还需整理出版。另一方面，古籍整理水平和出版质量还有待加强。就已经出版的古籍图书来看，出版方式既有原版影印，也有标点、校勘、注释和今译等，当然，各种方式各有优长和不同的需求空间，但考虑到更多的受眾和更广的层面，单纯的影印显然不行，还要进行深度整理，需要投入巨大的工作量。此外，已有的整理本也还存在不足，比如，低水平重复出版，整理深度不够，对学界的新成果吸收不够，点校、校注等的水平参差不齐等，有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古籍还需要开展多学科间的合作。

3.数字化转化不够

近十多年来，古籍数字化工作虽然成效显著，但是面对浩繁的古籍，目前完成数字化采集的古籍数目还很少。开发形式上，单纯的图文采集较多，具有全文检索、数据统计等功能性的数字开发还不够。这项工作中，中华书局开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最值得期待。从已经发布的4期成果来看，中华经典古籍库所收古籍均为经过整理的点校本，可全文检索，这与既有的单纯图像文件互为重要补充，是今后多元开发的重要基础。而且，在产品形式上，中华经典古籍库也有巨大创新，共推出镜像版、网络版、微信版和微信专业版四款产品，充分考虑到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这是极为可贵的尝试[9]。当然，对尚无整理本的更多古籍而言，整体机构首先要做的就是采集数字图像，建立最基本的数据库。“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了古籍存藏的许多问题，尤其是一些基层图书馆，因为各种原因，古籍存藏状态差，古籍损毁严重。这类古籍需要进行抢救性的保护、修复，继而需要通过拍照、扫描等技术手段采集高清影像。

4.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众多古籍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因为自然的原因和人为的原因，或自然消亡，或毁于兵火，并没有完整留存。这些古籍的原貌已经消失，但是在留存至今的其他古籍中，尤其是类书中，尚有不少语句、段落和篇章。从现有古籍中清理获取这些已经消失的古籍就是辑佚。在没有数字技术的过去，学者们的辑佚工作极其繁杂。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辑佚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此，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古书辑佚，让已经消失的古籍获得新生，是新时代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但目前来看，虽有学者倡议和实施，但这项工作的开展还比较缓慢。此外，已经整理出版的古籍，尤其是整理出版时间距今较长的古籍，因限于当时的条件，存在整理不充分、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重新整理。目前，我国开展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出土简牍帛书文献的重新整理就属此类。

5.人才建设的结构要更加完善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这是共识。我们既要有高水平的整理者队伍，也要有高水平的编辑队伍。整理者队伍目前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但人员都是兼职，其本身的工作压力都很大。传统的古籍出版强社，如中华书局等，专业古籍编辑本身具有整理能力，但这毕竟是少数。因此，出版单位的编辑依然是行业整理队伍的主体，我们要充分调动这支力量，就需要建立科学的驱动机制和相适应的评价体系。新时代，古籍编辑既要有丰厚的专业学养，也要有高超的编辑业务技能，还要掌握新的信息技术。经过多年的持续培养，目前，全国已经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古籍编辑队伍，但总体来看，与新形势下古籍整理出版的新要求还不相适应，突出反映在高水平编辑不足，领军型古籍编辑培养乏力，古籍编辑队伍不够稳定，部分出版单位的专业古籍编辑流失严重，队伍结构存在断层[8]。人才队伍关乎事业的兴衰成败，完善古籍整理的人才队伍结构，寻求和建立合理的、可持续的人才培养机制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中心工作之一。在这个方面，我们还需要进行大量政策层面的指引和实践层面的调整。

6.国家规划的覆盖面要进一步拓宽

长期以来，各省、市、自治区都有机构和个人（主要是地方志办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和民间学者）开展具有地域性的古籍整理出版，如历代志书、地方名人著述等，出版数量巨大。不可否认，这些地方古籍出版为古籍整理出版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因为整理者的水平参差不齐，致使出版物的水准也参差不齐，质量不高的出版物占大多数。这项工作目前尚未被纳入全国性的规划。新时代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地方志办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和民间学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能力还需通过专业培训继续提升，工作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进行指引。因此，国家规划的覆盖面要进一步拓宽，争取建立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州）—县（区）的立体规划体系。

三、结语

早在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我国古籍整理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10]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我国的古籍整理在专门机构、专业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新时代、新征程、新任务，我们既要全面梳理成绩、总结经验，也要对照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总目标、总要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制定新目标、新任务，用全新的、更加积极的姿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新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杨牧之.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和展望[N]. 中國新闻出版报，2003-09-15.

[2]卢有泉. 新中国60年古籍整理与出版[J]. 编辑之友，2009（10）.

[3]夏素玲. 地方文库出版热潮下的观察与思考[J]. 出版参考，2017（11）.

[4]余力，管家娃. 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现状分析及发展研究[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17（11）.

[5]徐诚. 古籍数字化出版的现状及意义[J]. 青年记者，2018（3）.

[6]杨牧之. 中国古籍总数普查工作的重大成果——兼谈《中国古籍总目》的特点[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01-21.

[7]韩永进. 典籍传承智慧，文明守望未来——写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周年之际[J]. 西域图书馆论坛，2017（1）.

[8]吴尚之. 古籍整理出版要保质量创高峰[J]. 中国出版，2015（9）.

[9]顾青. 近十年古籍出版工作述评[J]. 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1）.

[10]杨牧之.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和展望[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