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的秘密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在《九二派》（陈海，中信出版社，2012年）里曾提及，自改革开放始，中国30多年的高增长故事里，有两位互相依存的主角，一为政府，二为企业家。简单而言，“中国奇迹”实际上是一道选择题：到底谁才是中国30多年增长故事里真正的主人公？政府还是企业家？答案：缺一不可。

中国的改革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从农村开始，以“包产到户”为发端。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农民和地方干部的创新——家庭联产承包，真正拉开了中国农业改革的闸门。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在全国众多省份秘密施行后终于被有限放开，直到1982年才成为全国性的政策。中央还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从而实现经济分权，给予地方政府、城市中的企业以及农村的生产队等地方上的经济参与者更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为了提高国有企业自主权，政府希望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将企业的管理决策权移交给企业。然而，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虽然政府希望通过改革为国有企业注入活力，提高国企管理者和员工的积极性，却没有将国企真正解放出来。

除了由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的中国还存在着另一条独立的改革渠道，这条“由下而上”的改革渠道，被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及其助手王宁称为“边缘革命”。在科斯和王宁的论述中，“边缘革命”由几种草根运动推动，比如1982年之前的家庭联产承包以及1980年前城市中的个体工商业，1980年后城市中的个体商业以及乡镇企业，等等。

当农民悄悄地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时，当农民为了更高的收入转向非农业生产时，当城市中的无业居民不得不自谋职业来维持生计时，这场改革已经悄无声息地席卷全国。他们在自己的村庄里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泥腿子”洗脚上田，办起了乡镇企业，个体户和创业者的增多给城市带来无限活力。

作为“经济增长的国王”，可以说，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成长故事，就是中国经济改革这部伟大戏剧里的重要线索。

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从社会舞台上整体消失，这是中国重启改革面临的主要难题，改革的艰巨性和持久性也正在于此。改革的目的是要用企业家取代政府官员充当经济运行的主体，但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企业家集团可供改革者使用。我们现在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中国企业家“归来”的两条路径：一条是农村工业化产生农民企业家，一条是城市经济市场化使官员经理企业家化。

企业家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通过市场竞争产生的，造就企业家的土壤，一是放活市场，二是解决产权问题，如果前者是企业家成长的基本路径，后者则是企业家产生的关键。我们也显然低估了“边缘革命”的巨大能量，那些所谓的“边缘角色”（农民、城市无业居民、个体业者、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等），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有着众多的辛酸和不易，但他们却迅速地将自己获得的有限的经济自由转化为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并贡献了诸多日后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神采奕奕的“商业英雄”。

中国经济取得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杂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但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我认为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企业家阶层的整体“回归”（无论所谓“八四派”“九二派”“海归派”），是“中国经验”或“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