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那些可圈可点的改革开放“第一”故事（一）

李春发

改革开放无疑是中国腾飞的起点。1978年12月，寒冬中透露暖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如春风般吹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在这场深刻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的伟大变革中，有多少波澜壮阔的创举，有多少值得铭记的时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期间，中共中央历届领导集体以“敢为天下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超乎想象的勇气和速度奋勇前行，各行各业奋发图强、披荆斩棘、开拓创新（尤其是那些率先冒风险、历磨难为后来者趟出一条条血路的“第一”人与事），创造出一个个前所未有 “中国奇迹”的诸多“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及丰厚红利，惠及的不止是每个中国社会群体、每个炎黄子孙，还遍及全球公民。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望那些“第一个敢吃螃蟹”、敢闯敢干勇立改革开放潮头搏击风浪的人与事，每个中国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是感慨，更是感激。抚今追昔，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一代伟人邓小平等冲破思想藩篱的气魄所折服，无法不对在改革开放之初一马当先奋勇趟路的前辈们满怀崇敬之情，更不能不为这不胜枚举的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从某个重要侧面折射出的改革开放历史轨迹与巨大成就而自豪点赞！

率先实行“大包干”的改革第一村

1978年，安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在当时的政策下，农民到地里去，不管怎么干活结果都一样，就是不够吃，国家供应又不够，只能去讨饭。

这年的一天冬夜，为了不再挨饿和讨饭，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凤阳县东部小岗村的一间茅草房内，18名庄稼汉以家人“托孤 ”的方式，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改变贫穷落后现状的切身大事，最终决定秘密把分田到组改为分田到户，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实施农业“大包干”，并且冒险而庄重地一个个在土地承包责任书的“契约”上按下了鲜红手印。他们是：关延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琪、严国品、关友生、关友章、关友江、韩国云。

纸包不住火。这一秘密很快就被公社知道了。小岗村的牛草贷款、粮种贷款和粮农贷款都不给了。这18位庄稼汉实在没办法，为了吃饱只能走这条路，没有粮食没有种子，他们只能到处去借，硬是渡过了难关。

实行“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就迎来大丰收，一年粮食产量相当于以往 5 年的总和。1979 年春节，村民第一次不用出门讨饭。这丰收年一举結束了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

这种做法很快得到县委领导的支持。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到小岗村考察，看到有这么多粮食、农民种地有这么大积极性时感到很自豪，“大包干”获得他的力挺。1979 年 3 月 16 日，针对《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甘肃省一位干部来信，万里说：“是或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时间来检验……”3 月 19 日又在《让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的谈话中指出：“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

小岗生产队社员签订的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

1978年凤阳县产粮2.9亿斤，1981年达到6.4亿斤。图为凤阳农民在打花鼓庆丰收。

1980年9月14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争论很大，发生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邓小平力排众议，力倡改革，终于在中央委托国家农委由杜润生领导起草的代拟稿基础上形成共识。2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尽管还只是依存于社会主义，可是“双包到户”终在中央文件上列上了一个户头。

1981年8月19日，国家农委召开会议为中央起草文件。时任安徽省长王郁昭应邀参加。在讨论文件框架时他再次要求为大包干报个全国户口。1982年开始，中共中央连续5年每年都发一个有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终于率先在农村突破。使“大包干”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并不断得到完善，成为我国农村联产承包制的主要形式。到1983年，全国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了95%以上。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强调把家庭承包制“作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1993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把家庭承包制正式载入我国《宪法》。

足见，小岗村18位庄稼汉作出在当时有坐牢危险的大胆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这激情澎湃中不乏一丝胆战心惊的18 个鲜红手印的冒险尝试，却在无意间史诗般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催生了中国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中国农村改革提供了范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发端。这18双长满老茧的大手，以极大的勇气举起了挑战人民公社僵化体制的大旗、让8亿农民看到了希望。这一伟大创举说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又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小岗村在孕育了以上令人瞩目的“大包干”精神的基础上，新世纪初还接续产生了感人涕下的沈浩精神。

时间很快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中国农村的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四大发展要素向城市“净流出”，许多农村地区发展缓慢，保持传统农业劳作模式仅仅跨越了温饱线的小岗村，也给外界形成了“一夜跨过温饱线，20 年未过富裕门”的印象，离“小康”标准仍很远。

2004 年 2 月，安徽省委选派财政厅干部沈浩到小岗村担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年轻人外流、土地荒芜、发展缓慢……成了摆在沈浩面前、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必须要解决的难题。背负着“镀金”猜疑的沈浩干得并不轻松。他着力在穿着、语言表达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将自己彻底“农民化”，活跃在田间地头、走村串户实地调研，考察了解。经过多次与村“两委”成员、“大包干 ”带头人谈心，以及组织干部群众到华西、大寨学习，沈浩迅速理清了发展思路，“敢想敢干”的小岗村人确定了“发展现代农业、开发旅游业、招商引资办工业”三步走的发展思路。

修公路、盖楼房、兴建卫生服务中心、推行“土地流转”、成立蘑菇、葡萄等产销合作社……经过数年奋战，一项项新举措在沈浩的带领下相继展开，旧貌逐步换了新颜。小岗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任职6年，沈浩为小岗村的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2009年11月6日，年仅45岁的他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他用6年时间，使小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快车道：大学生进村创业，发展双孢菇生产;土地流转起来，铺开了 4300 亩高标准农业示范田、葡萄种植园;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当年农家等红色景点;一半以上村民办起农家乐，平均两家一个超市;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落户……

改革开放后外交走出的第一步重要棋

1978年12月16日上午7点，中美双方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公布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

1977年初，美国总统卡特执政后，曾于1977年8月与1978年5月分别派国务卿万斯及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万斯访华时美国政府尚未对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美国同台湾当局断交、终止美国台湾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下最后决心。布热津斯基访华时卡特政府已决定先与中国建交，再以优势地位与苏联谈判，谋求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增强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布热津斯基访华时表示，卡特总统已下了决心，在第一届任期结束前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还表示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布热津斯基宣布美国已授权其驻华联系处主任伍德科克同中方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谈判。中方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信息作出了积极反应。双方于1978年7月初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台湾问题是谈判的关键。经近半年谈判，双方终达成了3项协议。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这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由此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对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在美国政府接受中方提出的“断交、废约和撤军”建交三原则情况下取得的成果，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两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

中美两国建交伊始，邓小平就决定亲自到美国走一走、看一看。为了进一步增进中美双方的了解，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中美正式建交27天后的1979年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一）8点左右，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在“一路顺风”的祝愿声中，健步登上了中国民航的一架波音707飞机，赴美进行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的首次出访。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历史时刻。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起过关键作用的邓小平，此刻又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开始增进两国相互了解、友谊和信任的访美之旅。

1979年初，邓小平副总理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抵达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29日上午10点整，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为邓小平访美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五星红旗首次飘扬在白宫前面的旗杆上，与美国星条旗一起与风共舞。卡特和夫人陪同邓小平和夫人登上了镶有红地毯的讲台，军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并鸣礼炮19响。这一切表明，美国政府是把邓小平作为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首脑来接待的。检阅仪仗队后，卡特兴致勃勃地致词说：“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是人们走亲串友的時刻，也是团聚和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同样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访美期间，邓小平在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等城市进行了参观访问，并在华盛顿与卡特总统进行了诚挚与富有成效的会谈。他用坦率和真诚征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他真诚地亲吻美国儿童;他登上美国载人航天飞行中心的摸拟驾驶体验宇航员飞上太空的感觉……访问期间，邓小平、卡特总统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统科学顾问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的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双方还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邓小平访美的最后一站选在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他在那里主要考察了波音747飞机生产线。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高级副总裁迪肯森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邓小平先生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他被称为中国20世纪后期发展的总设计师，他也是中国航空工业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知道，现代文明离不开航空，中国要想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就要拥有真正世界水平的航空体系和基础设施。由于邓小平先生的远见卓识，波音公司和中国航空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为一种亲密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一种真正的互利互惠关系。”

在短短8天访美时间里，邓小平以超凡的外交才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成熟心态，以及中国必将实现现代化的充分信心。后来，人们用“旋风”来形容邓小平的这次访美之旅。更加意味深长的是，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几乎同时开启，邓小平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性的一步棋。因此，邓小平访美的这8天成为塑造一个全新中国的前奏。

当然，中美建交时有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中美双方就此各自发表一个声明，美国在声明中表示它期待台湾人民拥有和平的未来，关心由中国人民和平解决问题;中国在声明中指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二是售台武器问题，美国在谈判中曾提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方将继续有限度地向台出售防御性的武器;中方坚决反对，该问题因而相持不下，暂被搁置起来。中美建交留下的“后遗症”，后来成为笼罩在中美两国上空的一片浮云，不时影响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无论如何，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破冰之旅”，如巨人之手推开封闭的国门;一个重现生机的文明古国，正开始探索与世界互利共赢之路。一个刚刚摆脱危难、冲破束缚的东方大国作出历史性重大抉择，迈上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他这次划时代的访问，以其对中美两国、对整个世界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的历史上，树立起一座巍巍的丰碑。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为东西方全面交流奠定了基础，国际大企业们蜂拥而至，争抢着来开拓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而中国也在这场世界经济浪潮中日趋成熟。

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两国几代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卓有成效，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与日俱增，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更加突出。事实证明，中美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了时代潮流，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美建交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关系突破的标志性大事。

改革开放后首个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的宣言书

自1949年台湾问题形成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神圣的历史使命和职责，不断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制定和发展对台方针政策，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告台湾同胞书》就是在此重要历史背景下发表的。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告台湾同胞书》。

1978年1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1979年1月1日正式发表。郑重宣布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提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并宣告自当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通过商谈结束臺湾海峡军事对峙状态。还指出：“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台湾和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本来是一个整体。这些年来，经济联系不幸中断。现在，祖国的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经济日趋繁荣。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相互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等等。最后，热情呼吁：“我们伟大祖国的美好前途，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你们。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早一天完成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创造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的和平、繁荣和进步。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这一光荣目标共同奋斗！”

许多老台胞人和祖国大陆的人民从报纸上收音机等上看到听到《告台湾同胞书》后，感觉思想上非常震动。回忆往事，都认为：从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告台湾同胞书》的意义非常重大。

此《告台湾同胞书》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文告的方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方针，勾画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雏形，阐述了缓和、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一系列政策主张。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宣示，标志着对台方针政策由“武力解放”向“和平统一”的重大转变。《告台湾同胞书》既正视历史、面对现实，“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又放眼未来，立足于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既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理性务实，合情合理，是制订新的历史时期对台方针政策的基础。

《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决策和思想，包含了和平统一的主要政策。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邓小平于1982年1月说：九条方针“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根据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经过解决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这一方针政策既考虑到国家统一的民族利益，又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宣告了两岸关系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国企改革的首开先河

虽然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国企在恢复生产和振兴国民经济中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时隔不久，也毫不例外地遇到了经营不善和严重亏损的问题，且越发严重，导致国民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这就明确了以后一段长时间内要进行的中国工业改革的一条主线。

首都钢铁公司

传统的国企是政府垄断企业的经营权和产品的支配权以及收益处置权，因而导致国企长期处于低效率的运行状态。针对传统国企政企不分的弊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企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部门选择首钢等8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7月13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改革管理体制的文件，开始放权让利改革。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14项经营权。企业经营权的部分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产品的控制权和索取权。

1979年，以首钢等8家试点企业为首，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全国正式拉开序幕。到年底，全国的试点企业就达到4200家。数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的改革。

从1979年至1986年主要地进行这一阶段的改革，意在使国企成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四自”经济实体。从结果上看，尽管这一阶段改革是浅层次的，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的放权让利的措施，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元，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

国企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做出榜样的，即是中国最早进行改革、率先实行承包制的首都钢铁公司，自承包后连续12年实现利润平均每年递增19.1%。时任首钢一把手的周冠五，便是带领首钢创出以上改革佳绩的国有企业改革风云人物之一。

1979年，年近60岁在首钢工作大半辈子的他赶上了中国这场风起云涌的变革，并成为这场变革的代表人物之一。这年5月，国务院在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型企业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5个文件一并发布。从此，首钢改革成为全国工业改革瞩目的焦点，它的改革举措成为经典经验被效法和推广。首钢成为试点后，提出了“3个100%”的新管理法，即：每个员工都必须100%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100%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100%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这个管理法今天看起来刚性太强，但由于它适应了当时刚经过“文革”企业纪律涣散、无章可循的需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使首钢的生产秩序迅速恢复，职工的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改革的前3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是当时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给人的印象仿佛是改革一夜就能够成功。首钢改革的业绩让当时全国产生了这样一种幻觉，即以为国有工业企业的痼疾是内部管理的无序和自主权的不足，只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在产权不变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进行改造的。这种幻觉一直持续到1997年。

在落实中央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过程中，周冠五提出了承包制的方针，即“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这无疑是他在落实中央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的一个创新。16个字，掷地有声，在企业产权不变的情况下，有利于理清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先进性毋庸置疑，所以，才能成为后来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标准阐述。当然，问题也很明显，即当企业完不成任务的情况下，能否做到“欠收自负”就是个问题了。在当时卖方市场、商品极其缺乏的年代，在一个垄断性的重工企业，在需求日渐旺盛而企业内部机制改变的情况下，经济效益越来越好应该是必然的。因此，随着承包制的进行首钢的效益也越来越好，这样一路利好发展到1986年底时，遇到上缴利润难题的周冠五当即给国务院和邓小平写信讲：“如果让我们缴1亿元，正在施工的技术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设施工程只能立即停下来，职工按原包工和挂钩办法已拿到的工资奖金一部分要退回来，而且12月份职工的工资也无法支付。”不久，邓小平的批示下来了：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

周冠五继续率领首钢勇做我国第一批改革试点企业排头兵，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路子、新方法。他创造的首钢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示范;重视科技创新，在冶金行业里创造了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经济技术指标;率领首钢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经营和发展，积极探索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组建成立华夏银行。他注重理论和政策研究，系统地建立了科学严密的企业经营机制和内部管理体系，使首钢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锋。

从日本引进设备和技术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1号高炉工地

不少像首钢这样的国企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取得成效，主要是因为：第一，它能使各利益主体在改革中获得程度不同的利益，具有普惠性质，从而产生了较强的激励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二，这种改革是在不改变原有产权框架内进行的，只在政府和国企之间进行利益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问题，因而阻力较小，改革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进行比较顺利。第三，这种改革虽然表现为政府利益的部分损失，但国民经济总量是增加的，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也是增加的;同时，又带来社会成员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因此，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企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能接受并受益的改进。当然，国企改革一向是任重而道远的。

首家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装备的特大型钢企

上海的宝钢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装备的特大型钢铁企业。它同改革开放一起成长，共同走向成熟，闯出了一条我国制造业国有大型企业做大做强的成功之路。

宝钢是改革开放决策的标志性产物。宝钢建设于改革开放起始之日，1978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同一天，在上海宝山区月浦以东的滩涂上，随着一根钢桩“咣”地一声落下，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奠基典礼举行，工程建设的帷幕闪亮拉开。这个临海而建的钢厂，设计规模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工程立项。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炼铁高炉多是几十到几百立方米的中小高炉，能源消耗多、污染大、产量少，轧钢方面，除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外不少钢铁企业还是在陈旧落后的设备上生产着，钢铁生产远远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为此，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拿出300亿元建设宝钢这个建国以来最大的项目，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钢铁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高度重视。把宝钢建于上海是中央走出的一着好棋，它充分蕴含着改革开放的深意。上海是我国向世界开放的前沿，宝钢在此落户既可以通过海路利用国外资源、沟通海外市场，又可发挥上海地区得天独厚的多方面优勢。

据先后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顾问的吴溪淳回忆：“小平同志1978年考察了日本新日铁钢铁公司。当他看到人家已经是在计算机控制下进行钢铁生产，而我国起码比人家落后了20年的时候，他就指出中国必须从国外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才能使我国钢铁工业较快地发展。”

然而，从打下第一根桩到1985年一期建成投产，宝钢一直面临着“要不要建、能不能建”的争论。当时，以鞍山钢铁集团为代表的传统钢厂，要么是依矿山、煤炭资源而建，要么就在市区，因此单单是宝钢的选址问题，就曾引起业界质疑，更不用说花那么多钱引进国外技术了。

在争议纷纷的1979年，邓小平在当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这句话成为支撑宝钢建设下去的最大动力。

当时中国每年要从国外进口1300多万吨钢材，花费大量外汇。而宝钢的引进目标就是生产国内需要、但目前却生产不出来的先进钢材来替代进口。工程早投产一天，就会多节约一些外汇。

历史和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宝钢借改革开放的良机获得了跨越式发展。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艰苦创业，一期工程于1985年9月顺利投产，且投产第一年就实现保本微利，之后又实现了利税连年大幅度增长。

紧接着，宝钢人高质量完成了二期工程和三期工程建设，使宝钢由投产时的300万吨生产规模一跃而成为我国第一家千万吨级规模的企业。1998年，经中央批准，实现了宝钢与上钢联合，宝钢以此为契机健步走上了做大做强的道路，跨入了世界一流冶金企业行列。与此同时，宝钢设备的国产化率逐步提高。一期的国产化率仅为12%，二期为65%，三期达到了85%以上，已经从单纯引进，变成部分引进，直到走上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创新之路。

宝钢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宝钢人把国家投入的300亿元变成了一笔神奇的资产。到1994年，宝钢资本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995年6月，宝钢一、二期工程的外汇贷款全部提前还清。2000年6月30日宝钢三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宝钢人曾自豪地算过一笔账：已上交一个宝钢，还掉一个宝钢，新建了一个宝钢。投产以来至2007年底，宝钢累计产钢2.72亿吨，实现销售收入1.33万亿元，利润1545亿元。宝钢的发展使我国对进口钢材特别是高端产品的依赖逐年减少，同时还带动了我国冶金机械、电子、能源、运输等相关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迅速壮大了自力更生能力。宝钢经营效益连年名列全国制造业第一，从2003年起，连续5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宝钢的建设成就令人信服地证实了邓小平1979年所作的著名预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宝钢能以令世人称羡的惊人速度快速成长，无疑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思想解放的大好政治局面，归功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决策。

出台首部外商投资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我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我国政府批准，在我国境内，同我国公司或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合营企业而设定的法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外国人投资法等等。”邓小平深谋远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需要对外开放，需要外资进入，并使之成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具有更大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回京不久的彭真立即开始全身心投入到主持起草这一新中国首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工作中。彭真夜以继日带领同事们在人民大会堂不熄的灯光里，创造了3个月制订7部法律法规的奇迹：其它6部法律都是涉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基本法律，这第7部就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利用外国资金、技术以及合资办企业，遇到的首要的技术性难题在于没有法律保障，外商根本不敢来投资，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项淳一回忆当年：谁愿意把大笔资金放在一块没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上呢？

在该法起草过程中，最具争议的是，要不要限制外资的比例。荣毅仁是征求意见的主要对象之一。彭真邀请荣毅仁、经叔平、古耕虞等专家讨论此事，荣毅仁提出对外资不限比例。然而在该法（草案）中还是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49%”，“决定重大问题要2/3多数通过”。荣毅仁对此却不赞同：中国正是因为缺乏资金才引进技术设备，如此限制比例，就要拿出更多的钱，与本意不符。1979年6月，邓小平接到荣毅仁来信。信中提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中规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49%”和“决定重大问题要2/3多数通过”两条原则，并非国际惯例，势必降低外资对我国投资的兴趣，建议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技术。邓小平阅后拍板：我看很有道理，49%和2/3都可不写。可见，面对争论，邓小平坦然表达了大国领导人的风范和胸襟：“在我们的土地上，怕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不仅没有规定上限，还规定了下限。

6月28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醒目刊发一条消息称，中国决定与外資合营某些企业，并为此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

1979年7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当时，在国内几乎还没有中外合资企业时，《人民日报》突然宣布，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立法神话。但邓小平和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冒着“立法超前”的风险，决然地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尽管带着历史痕迹和计划经济色彩，但仍以其开创性、奠基性为我国打开国门、引进外资提供了可靠的法制保障，它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7月8日，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开始施行。1982年，还把“允许外资进入”写入《宪法》，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第一个。

紧接着，到了20世纪80年代，立法机关根据实践需要，又相继颁布实施《涉外经济合同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及其各自的实施条例和实施细则，使中国利用外资的法律从无到有，破土而出。这些文件的发布，增强了政府对外开放政策的可信度。而且实施几十年来，对不断促进和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更好地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及经营管理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及新情况的不断出现，我国还相继根据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使其与时俱进，日臻完善。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1995年8月7日国务院批准、1995年9月4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对此《实施细则》，根据2014年2月19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到2001年，中国已有外商投资企业36万多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500多亿美元。为他们提供保障的法律也逐步健全，故而吸引外商投资工作继续大踏步发展。截至2016年8月，我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5万家，实际使用外资1.72万亿美元。连续24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跨国公司累计在华投资设立的研发中心超过2400家。外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一半的对外贸易、1/4的工业产值、1/5的财政税收和1/7的城镇就业，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时期文艺工作方针的首次提出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词，指出：新时期我国文艺工作的任务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篇祝词成为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纲领。

邓小平在致祝词中还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祝词。

他强调，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

他进一步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前进。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30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茅盾致《我们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的开幕词，周扬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夏衍致《文艺工作者不能“刻舟求剑”》的闭幕词。黄镇在文代会上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努力》的书面发言，傅钟在会上作《好作品就是力量》的发言。胡耀邦在中宣部、文化部为第四次文代会代表举行的茶话会上作《文艺大军是革命队伍一支光荣的大军》的讲话。

全体代表一致拥护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所作的祝词，认为这个祝辞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战斗纲领，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大会热烈讨论并通过了周扬作的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大会肯定“文革”前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大会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同心同德，用最大的努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高表演艺术水平，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鼓舞人民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同各国作家艺术家的友好往来，增进同世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团结各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大会同意杂技藝术界同志关于成立杂技工作者协会的建议，同意接纳杂技工作者协会为中国文联的会员。

在党中央这样的改革开放文艺新方针指引下，加之文艺界思想的解放、政策的落实、组织的恢复等，文艺工作者迎来了又一个创作春天，重获新生的中国文艺界老中青三代文艺家都极其活跃，开始以昂扬的精神和澎湃的激情投入四化建设的洪流中精心创作，为广大人民呈献出大量成功之作，带来了文艺的蓬勃繁荣，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真正来到了：荒凉已久的文学园地“伤痕文学”先声夺人，刘心武的《班主任》、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短篇小说、老作家徐迟脍炙人口的《哥德巴赫猜想》和柯岩令人耳目一新的《奇异的书简》《特邀代表》等报告文学，在反映四化建设方面的新生人事上开风气之先……音乐等方面，像《丝路花雨》等;影视则还有一些影片获得国际大奖。随着时代的发展，1992年起，中宣部组织开展了每年一度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活动，即一部好戏剧、好电视剧或片、好电影、好图书、好理论文章（1995年起增补好歌、好广播剧）。此奖的建立，宣示了政府高度重视亿万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打造文艺精品，鼓励艺术创新，提高艺术品质，最大程度满足社会大众的创作导向;这对于发挥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和才华、不断产生优秀作品，起到了巨大激励作用;繁荣兴旺的文艺创作，层出不穷的精品佳作，极大丰富和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这个重要讲话，为文艺界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指明了新的实践方向。改革开放40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恪守着“文艺工作者理应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的宗旨，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不断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有效地服务于日新月异发展着的中国人民越来越丰富高质的精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