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桢 蒲亨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油印或正式出版的鄂川两省民歌集成卷,已按新规范记录相关信息,包括体裁、歌种等。其中,在相当多的山歌、田歌作品名下,有“五句子”“四句子”“三句子”“联八句”,以及“五声子”“三声子”“回声号子”等术语,一般将其看作歌种的类别名称,但实际上应是民歌手创造的口头结构概念。
目前音乐界已有的相关研究,大都是就其中的某一种作分析释义,未作通盘考虑。即使是针对某一种(如“五句子”)的分析释义来看,尚多囿于西方曲式的观念,其结论缺乏普适性,即不能在同一歌种的所有实例中得到贯穿实证。显然,这些结构概念的特点还有待重新认识和研究。
笔者认为,凡含“句”字的结构概念,都有同质性,即都是从词句结构的角度来命名的,其区别仅在于句数的不同。含“声”字的结构概念亦情同此理。故本文将所有含句或声的民歌作品视为同类结构概念,这是我们重新认识“句、声类”结构概念的第一个前提。同时,分别从句或声的结构特点来命名,正是中国民歌结构思维民族性的具体反映,它不同于西方曲式只重旋律的分析观念。对这一现象应该高度重视并作细致研究,以求探明其真实意义。
本文以川鄂常见的“句、声类”民歌作品为例,在形态学与历史文化学的综合视野中,研究这些结构概念的原意、成因和思维特点,以为建立民族曲式体系提供一些方法论的参考。
“句类”结构概念,指民歌中含有句数的歌种类名,如五句子、三句子、联八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