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内容相互克服
——以《中暑》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例

胡 松 杰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一部具体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结构生成转换的过程”[1]92。文学作品具备审美的品格特征,它承载着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文学作品是创作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的中介物,而汇聚在作品内部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便是被分化了的审美关系之一。“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相互克服事实上是一种积极的表现。形式对内容的克服往往表现为作家刻意调节和利用传统的、现成的形式因素来表现特定的意义,而内容对形式的克服则往往表现为依据特定命意的要求而改变或独创某种形式。”[1]92基本内容结构的因素有思想主题和情感观念等,基本形式结构的因素有情节结构、形象结构、语言结构等。

一、 形式克服内容

“由于作家生活经验中逐渐形成的审美趣味和形式感的引导,从一开始便会自然地针对某些特殊的创作素材或本事产生关注和创作动机,进而依据自我的独特趣味和形式感(甚至接近于某种艺术理想)去克服(即改造)那素材或本事,使其吸收艺术形式的因素,并被赋予合乎作家理想的审美样式——这一过程的主导性质却是以形式克服内容,也就是由形式主导的过程。”[1]93

苏联心理学家维戈茨基在其《艺术心理学》著作中以蒲宁的短篇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具体阐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对内容的克服,本文中,笔者将以蒲宁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中暑》为例,运用形式结构论对其进行分析和说明。

小说《中暑》按时间顺序展开,表面看来并无特殊的形式结构,仔细分析便可发现其情节结构安排得十分精妙。小说构思的高明之处在于:展现了与情节线索相关的环境和人物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将环境中天气的“热”与人物形象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种种复杂心理活动相结合,揭示出小说的爱情净化主题。《中暑》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婚外情”“一夜情”的艳遇故事,却写得合乎情理、自然而感人,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蒲宁利用形式结构对内容结构的不利材料进行了有效克服,从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下面笔者以时间为序,以环境和人物为重点对小说的情节结构进行梳理,一探究竟。

①时间餐后;

环境离开被灯光照得又亮又热的餐厅,步上甲板,在栏杆旁停下来;

人物中尉思索到:“在这个娇小的妇人身上,无一处不是妩媚的”[2]259;

“我大约是醉了……这是怎么回事呀,天旋地转的,是我头晕,还是我们的船在大转弯?”[2]259中尉吻着小妇人的手,闻到了特有的芳香,联想到衣服下健美、黝黑的躯体,他的心揪紧了,既感到甜蜜,又感到骇然。

②时间下船坐上马车之后;

环境置身在夏夜县城的燠热之中;

进入一间被阳光灼照了整整一天、闷热得可怕的宽敞房间;

人物中尉猛扑向小妇人,两人如醉如痴地狂吻着。

③时间第二天早晨;

环境天气炎热,阳光灿烂,喜气洋洋;

人物小妇人仍天真愉快,只是理智多了,请求分开走:“我大概只一时糊涂……或者,确切点说,我们俩似乎都中了暑,热昏了头……”[2]261;

中尉爽快地答应了小妇人的请求,把昨夜当做一场逢场作戏,轻松甜蜜地送走了小妇人,两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吻别。

④时间送行后回到旅馆;

环境隔离了喧嚣和聒噪的旅馆房间;

人物中尉置身于空荡荡的房间倍感悲凉,突觉锥心痛苦与惊恐,万念俱灰,思绪纷繁;

“真见鬼……我这是怎么了?她有什么出众的地方呢?说实在的,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过只是中暑而已!”[2]263

⑤时间离开旅馆房间,散步;

环境喧闹繁杂的集市,荒芜的、又小又热的公园;

人物中尉在这个小县城里感到极端不幸,一切人和事物都显得愚蠢和荒唐。他军服上的肩章和纽扣被阳光烤炙得连手都挨不上,制帽帽圈的夹里全都汗湿了,脸热得发烧。

⑥时间回到旅馆,走进餐厅,临窗而坐;

环境旅馆底层宽敞、阴凉、空荡荡的餐厅;

人物中尉感到幸福和快乐,喝了冰镇的汤、五杯酒、一杯咖啡,点燃了一支烟;冷静思考后,确认了自己确实痛苦又狂喜地爱着小妇人,幻想着能够与她再次共度时光,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中尉已经魂不守舍。

⑦时间走出餐厅,去往邮局;

环境阳光逞威,一切都沐浴在欢愉的、火伞一般灼热的阳光之下,亮得人眼睛发花;

人物中尉思索到:“从今往后,直至我死,我的整个生命永远是属于您的,永远在您的主宰之下。”[2]265被突如其来的爱情冲昏头脑的中尉来到邮局却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知道小妇人姓氏名谁,迷茫中看到了街角照相馆悬挂的两张照片。中尉此时心中相对于挂满勋章的军人,却更加羡慕起幸福结婚照中的佳人。

⑧时间回到旅馆;

环境空落落的房间里,风吹拂着窗帘,带来滚烫铁皮屋顶的热气,以及烈日炎炎的暑气;

人物中尉照镜子看见了自己沧桑的面容,审视着年轻却陷入不幸的心,仰卧在床上流下了泪水,睡去。

⑨时间睡醒之后;

环境血红的夕照,风已停息,屋内闷热、干燥,像在烤炉里一样;

人物昨天和今晨恍如十年之前的事,中尉收拾行囊离去。

⑩时间到达码头;

环境晚霞黯淡,余辉懒懒,客轮四周已漆黑一片,灯火漂去;

人物中尉坐在甲板的遮棚下,感觉自己一下子老了十年。

经过以上内容的梳理,可以明显看出,在情节叙述的同时,蒲宁始终没有放弃对环境的描写,并且环境描写在小说结构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些环境描写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热”,而“热”给人的感觉就是“中暑”。小说篇名“中暑”带有明显的象征隐喻意味。两人被炎热冲昏头脑,失去理性,顺从了欲望。“中暑”促成了两人的交往,唤醒了中尉麻木的心,产生了爱情。这爱情本身也有着让人“中暑”的魔力,使人彻底丧失理智,陷入情感的挣扎。小说结尾,环境描写趋于暗和冷的色调,似乎是暑气的冷却,其实是人内心的凄凉。爱情最终感化了中尉,使他重新审视自己大半辈子所追逐的荣耀、虚妄的军人人生,产生了对幸福家庭的向往。环境描写在这里不只是推动情节的发展,而且还直接参与了情节的构成。小说中多次交代,两个人都不是所谓没有伦理道德的轻浮之人,是“中暑”让两人听从内心的声音:“此刻的情景,他俩在许多年后也是难以忘怀的,因为这是他俩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从未领略过的。”[2]261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如同喝了爱情的魔药,中了暑,无法拒绝。

小说以中尉自发的、不受干预的、本能的心灵流露结构全篇。从小说的整篇结构分布上看,小妇人直接参与的篇章占十分之三,短短一夜过后,小妇人便乘船而去,不可追回,这个永远都不知姓甚名谁的小妇人神秘、永久地消逝在中尉的生命里和读者的视野中。剩下十分之七的篇章则完全都是中尉一个人的独角戏,小说着重表现的是人世间美好爱情对中尉心灵的冲击和净化。小说结尾,中尉看到照相馆挂满勋章的军人照片和幸福结婚照。两相对比之后,中尉对自己一直拥有的人生产生怀疑,开始嫉妒起这些拥有平常幸福的、素昧平生的人来。这一日常的平凡事件是主题明确凸显的标志:“这本是司空见惯的,可是当一个人的心被这种可怖的‘中暑’,这种过于强烈的爱情,过于巨大的幸福所摧垮——是的,所摧垮,他现在是懂得了何为摧垮——的时候,平日司空见惯的东西看上去反而变得古怪和反常了!”[2]266以此为转折点,上承了中尉内心矛盾冲击的煎熬,也顺接了他回到旅馆之后躺在床上悔悟的眼泪,小说艺术魅力的张力就体现在这种心理自然流动的出色描写之中。

蒲宁在结构篇章时似乎有意安排了时间和空间的重合,整篇小说形成一种首尾相连的环形结构,这次艳遇就像一场“梦”,而并非真实的存在。送船和接船的人是同一个人,客船也是在同样的景物环境下以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方式起航离开小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小说中这一切的发生地是碧波荡漾的伏尔加的河畔,一个被上帝忘却的、荒凉的小县城。地点不十分明确,使得主人公隔离了世俗生活,逃离了一般性伦理道德的约束和批判。爱情虽短暂易逝,但是却有唤醒人心的强大力量,中尉在情感激荡中完成“中暑”般的精神升华和情感洗礼,实现了对人生真谛的顿悟,这体现了蒲宁的爱情观、人生观和社会观。小妇人就像一个从天而降的天使,完成了对中尉的精神洗礼,如同引导但丁走出迷途的贝雅特丽齐。这一切都使得整篇小说给人的感觉并非色情而是温情,自然感人。

蒲宁生活的俄国沙皇时代,贵族社会正在消亡,原有的正统社会价值观念被摧毁,蒲宁所秉持的社会观点一直是力图建设和改造“美”的东西,如美的性情,美的阳刚等,爱情作为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之一,无疑是美丽的,蒲宁的爱情小说具备感染人心的力量。“形式是在同内容作战,同它斗争,形式和内容的这一辩证矛盾似乎正是我们的审美反映的真正心理学涵义。”[3]而越是克服看似不适宜的材料愈能显示出作家技巧的高超,显示出审美特征和历史哲学的意味,体现了形式对内容的克服。

二、 内容克服形式

“作家发现、欣赏或折服于本事或素材所包含的、固有的或想象的意义,并由于这种客观对象与自我主观的契合而产生创造新形式的动机,进而利用寄托在对象上的艺术意义去寻求和创造新的、适合于表现那种意义与契合的艺术形式……该过程的主导性质却是以内容克服形式,也就是主观先行的过程。”[1]93

法国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曾在其文论《小说的艺术》中提出,“每一时代的小说都和自我之谜有关”[4]22,也就是对自我的追问。小说虚构人物的目的是要回答什么是自我,以及怎样才能把握自我等问题,并且在书中明确宣称,“在我的小说中,探索自我意味着抓住其生存问题的实质,抓住它的生存暗码……或者说构造人物的某些关键词。”[4]29-30米兰·昆德拉是一位反传统、极具实验性和创新性的小说家,人的生存问题是其创作的主题,他始终在作品中探索人存在的可能性,是典型的主观先行的小说家。为了阐释“人的生存可能性”这一主题,为了适应自己的客观材料,米兰·昆德拉为自己的“内容”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新形式出口,即用“关键词”来结构小说。

以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例,LE INSOUTENABLE LEGERETE DE L’ETRE是小说的原捷克文名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小说的中文译名,如果我们参考小说英文译名就可以更好地找寻并且理解小说的主旨关键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英译文为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关键词是“Being”,也就是:“存在”。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的艺术》中《六十三个词》这一篇章中明确讨论过这个翻译问题:“许多朋友劝我放弃《存在的不能承受之轻》这个书名。难道我就不能至少删去‘存在’一词吗?这个词使每个人都感到不舒服。译者在碰到这个词时,都倾向于用更朴实些的表达予以替换:‘生存’(existence)、‘生活’(life)、‘状况’(condition),等等。”[4]123很明显,米兰·昆德拉坚持具有哲理性的“存在”一词,而中文翻译的“生命”一词则是对主旨关键词的简单置换。

在“存在”的主旨关键词之下,米兰·昆德拉开始在小说中进行有关“如何存在”的关键词讨论,探索人存在的多重可能性。特丽莎的关键词有:肉体、灵魂、眩晕、虚弱、牧歌、天国等;萨比娜的关键词有:背叛、媚俗、美等;托马斯的关键词有:轻、重。每一个关键词代表着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对于特丽莎来说,她从出生开始就挣扎于“肉体”生活和“灵魂”生活之间,母亲从小就像魔鬼一样告诫她要抛弃自尊和屈辱,她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没有什么不同,而特丽莎却坚持追求自己灵魂的独一无二。“这是一场和母亲的战斗。这是一种要有别于其他肉体的渴望,渴望在自己的脸上看见从船肚子里出来的船员重见天日时闪现的灵魂。”[5]56特丽莎的独特性在于灵魂,使其区别于其他大众。当特丽莎和托马斯在一起的生活突然支撑不下去时,她便产生了一种“眩晕”,“一种无法遏制的坠落的欲望”,“眩晕是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却不去抗争,反而自暴自弃。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5]94“牧歌”是“世界发生冲突前的情形;或冲突之外的情形;或仅仅出于误会而发生冲突,因而是虚假的冲突的情形。”[4]134小说最后特丽莎和托马斯终于在远离世俗纷争的宁静乡下当起了农民, 在与卡列宁的相处中找寻到了人类原初的牧歌。“背叛。打从孩提时代起,爸爸和小学老师就反复向我们灌输,说这是世界上可以想得到的最可恨的事。可到底什么是背叛?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5]110对于萨比娜来说,她的一生就是在与“媚俗”这个敌人作斗争。“令她反感的,远不是世界的丑陋(城堡被改造成马厩),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换句话说,也就是媚俗。”[5]297“媚俗的根源就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5]304萨比娜曾经陷入了媚俗的危险,似乎从两位老人身上找到了曾经温馨幸福的家,但是“她清醒地知道,那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5]305,于是她再次战胜了人类的共性,重新走上了背叛的反抗之路。特丽莎是代表生命重量的人物,她寻找的是牧歌的天国。萨比娜是代表生命轻盈的人物,她背叛传统世界投身未知。对于托马斯来说, 选择和特丽莎一起生活就是选择道德和责任,意味着选择生命的“重”, 选择和萨比娜这个完美搭档一起自由快活, 重新回到不用承担责任的单身汉猎艳生活便意味着选择生命的“轻”。 同时这种选择过程本身也代表着一种可能性, 即轻重对立与转化的可能性, 灵肉冲突与融合的可能性, 媚俗的可能性等。 作家把多种可能性罗列在读者面前,引发读者对于人生意义和选择的诗性沉思。非如此不可还是别样亦可?偶然还是必然?稍纵即逝还是永恒轮回?忠诚还是背叛?轻还是重?灵还是肉?这些关键词的生存暗码并非在理论上, 而是在具体的行为和情境中一步步揭示出来, 阐释了关键词背后所代表的人某一种选择后的可能性生存方式, 体现了内容克服形式的内在运动。

除此之外,米兰·昆德拉出版的小说中,除了“遗忘三部曲”和《告别圆舞曲》之外,其他小说均由“7”个章节构成,包括早期用捷克文写作的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短篇故事集《可笑的爱》及最新出版的、用法文写作的《庆祝无意义》。这让“7”章式结构成为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标志性特色,学术界对其小说所蕴含的数字符号和结构隐喻也颇为关注。米兰·昆德拉曾经承认,自己小说中似乎蕴藏着一个数字7的数学结构模型符咒,作家曾经想破除,却无奈屈服,他说:“七章的构架既非是在借助巫术数字进行某种迷信煽动,也不是什么理性算计,而是一种来自深处的、无意识的、莫名奇妙的驱策,是一种我无可逃避的形式原型。我的小说结构是建立在数字‘7’基础上的系统变体。”[4]86可以说,在作家写作的过程中,文本逐渐独立出来有了自身的意义,内容本身对结构产生了要求,这体现了在作家审美趣味基础上内容对形式的克服;同时文本结构本身又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整体,七章的形式结构也同样克服着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内容,二者和谐共存。

总的来说,“小说的主题、情感、思想等内容的方面决定形式结构的一切具体方面,而主题的深刻与成熟与否,决定着形式结构的艺术表现力,包括艺术表现强度等形式特征;形式结构对主题的表现也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它并不单纯被动地受到主题的支配,而是有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的方式过程,它反过来要求主题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性。”[1]105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提到:“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6]形式和内容同本异相、对立统一、相互克服,共同作用于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形成和发展。内容与形式相互克服这一文学的内在运动规律,各有侧重而辩证统一地蕴藏在每一篇优秀作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