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县域农业“圈层结构”与层次间互补发展的思考

县域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借鉴杜能的“圈层理论”，从五大社会经济因素剖析，目前我国县域农业呈现出“核心发展圈层”、“溢出发展圈层”和“低度发展圈层”三大圈层结构，而且各层次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有所不同，并引发了不同的问题。文章依据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特点，提出尊重规律，科学谋划；分类施策，培植优势；产业融合，互补发展三大关键举措，以破解繁荣与凋敝并存的县域农业现状，构筑经济繁荣、农业兴旺、生态友好三位一体的县域农业新格局。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空间为依托，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当下我国县域经济呈现出农村性、地域性、综合性和不均衡性等特点，其中农村性是当下县域经济最为显著的特点，也就是说农业依然是我国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长期以来，中国的县域为农业与农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每年大约贡献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4%和农业总产值的93%，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1]因此农业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起着关键性作用。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2]县域经济作为兼容城乡、功能完备的综合经济体，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不仅可以为城乡融合创造条件，还可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不能忽视的是，县域经济由于历史、政策和自然等条件不同，所侧重的产业和发展水平也有所差异，2016年县域经济强县共302个（同期我国县级行政区划为2851个），其中浙江是全国惟一一个县域经济强县占比100%的省份，浙江、山东和广东分别为57.69%、51.22%和21.05%，而“甘肃、青海、西藏暂时没有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00亿元或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超过20亿元的县域经济强县。”[3]另外，县域经济内部也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形成了“县城——乡镇——农村”由强至弱的不均衡发展形态。

“郡县治，天下安。”本文坚守县域经济的农业性，依据约翰·杜能“圈层理论”的基本原理，尝试构建县域农业互补发展的新形态，以期对县域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杜能的“圈层理论”简述

1826年，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出版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该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假想的“孤立国”，杜能为其设置了一系列假定，包括肥沃的中央大平原只有一个城市；没有可供运输的河流与航道，马车是唯一的运输工具；土质条件一样，任何地点都可以耕种；距城市50英里以外都是荒野，与世隔绝；“城市必须供应全境一切人工产品，而城市的食品则完全仰仗于四周的土地”；[4]矿山和食盐坑都在城市附近。通过以上假定条件，杜能研究得出农业土地利用类型和农业土地经营集约化程度，不仅取决于土地的天然特性，更依赖于其经济状况，特别是取决于它到农产品市场的距离。并以此思想为基础，提出孤立国全境的农业生产布局是以城市为中心，由内而外形成集约化水平依次递减且有自己的主要产品和耕作制度的六个圈境（也称“杜能圈”），即自由农作、林业、轮栽作物制、轮作休闲制、三区农作制、畜牧，由此构建了他的农业区位论的核心内容——“圈层理论”。

从本质上看，杜能的“圈层理论”是谈农业生产方式空间配置，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问题。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通過假设条件排除了所有的自然条件差异，在一个均质的假想空间里，研究农业生产方式的配置与距城市距离之间的关系。这一方法也称为“孤立化研究”。虽然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与“孤立国”完全相同的环境，但他提出在完全相同的自然环境下，农业发展也具有全完不同的形态，并以此批判自然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对分析和认识当前我国县域农业的发展现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圈层理论”视角下我国县域农业的

新“圈层结构”剖析

依据杜能的“圈层理论”，笔者剥离了自然条件对县域农业的影响，从农业发展基础、基层政府发展态度、资本集聚程度、农业人口分布和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县域农业生产分布进行剖析，发现当前我国县域农业的“圈层结构”已经浮现，即以行政地或交通便利地为核心，自内而外形成了核心发展圈层、发展溢出圈层和低度发展圈层，且每个圈层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有所不同。

1、核心发展圈层，即围绕行政地或交通便利地的农业生产区域。过去的农业发展的成果造就了该层次独有的先发优势，其中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成为关键，包括交通、水利、能源、农业服务和销售网点等。同时，由于发展便利性使基层政府的发展眼光更愿意聚焦于此，社会资本也随之进入。在政府和资本的双重驱动下，现代农业在此圈层激进发展，并成为主要农业生产方式。为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舒适的生活条件，许多农业人口涌向这里，返乡农民工也多聚集于此。

2、发展溢出圈层，即围绕核心发展圈层的农业生产区域。该层次受益于核心发展圈层的发展“溢出”，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一般，发展动能也无法与核心发展圈层比肩，基层政府对其关注度并不高。正因如此，许多无法进入核心发展圈层的中小资本为寻求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进入了该层次。为谋求发展，他们更容易接受农业生产的新思想和新技术，从而使该层次的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无疑，这一层次平淡的发展趋向无法吸引更多的农业人口进入，但是农业劳动力主要集中于此。

3、低度发展层次，即县域农业的最外围圈层。通常这里农业基础设施最为薄弱，也是基层政府和社会资本容易忽视的区域。该层次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是传统农业，甚至许多地方出现了生产停滞的现象。同时，此圈层也是农村“空心化”的代表，弱势群体多集中于此。（见表1）

我国县域农业“圈层结构”引发的问题分析

从根本上说，圈层结构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必然呈现，这一转型过程在县域农业生产中呈现得最为清晰。在此过程中，不同层次的农业生产方式势必引发不同的问题，由此造就了繁荣与凋敝并存的县域农业现状。

（一）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质量与效益亟待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出科学判断，认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对未来经济发展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5]的新要求。当前我国县域农业发展中，由于基层政府希望借助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放松了对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监管力度，许多社会资本涌入农业后，不仅出现了“真干”与“假干”鱼龙混杂的现象，而且土地流转失约的情况常有发生，从而影响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质量与效益提升。这一问题在核心发展圈层表现最为突出。

1、真干与假干。逐利性使资本大量涌入核心发展圈层，此层次各种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百花齐放”，“真干”与“假干”鱼龙混杂。真干者要么认为农业生产会成为未来的利润增长点，要么是因为农业情怀。但假干者仅仅是为了套取农业补贴，如“（农业支持种粮大户补贴政策）虽然明确了种粮大户总面积的认定标准，……虽然明确了种粮大户种粮的补贴标准，但未规定审核补贴的具体依据。……造成‘垒大户、‘假大户的现象大量发生。”[6]这种“真干”与“假干”相互交织的局面，大大降低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质量与效益。

2、土地流转失约风险。据农业部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全国土地流转规模达4.71亿亩，超过全国耕地面积三分之一，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所引发的流转失约频发现象已经威胁到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粮食安全。”[7]究其原因，“土地流转租金拖欠、‘毁约弃耕等失约现象的出现，与工商资本‘逐利心切、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基层政府‘行为失范、法律法规‘供应不足等有着较大的关联。”[8]土地失约风险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包括农业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错过农时土地短期内无法耕种等，但最大的问题是土地流入方的单方面毁约，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重创了其衔接现代农业的热情和信心，从而导致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质量和效益下降。

（二）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混杂的生产方式使土地利用效率严重下滑

这一问题在发展溢出圈层比较突出。由于基层政府缺乏科学的农业发展整体规划，社会资本可以按照自我意愿获取土地，资源禀赋高的区域必然成为他们的惟一选择，这样就出现了农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在有限的农业生产空间中封闭而无序发展的景观，土地资源的级差优势荡然無存。同时，大量社会资本涌入同一圈层，资本的本质决定了其对土地经济价值的关注，从而忽略土地的社会价值，如生态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稳定、民族文化传承以及生物多样性等，必然导致土地利用冲突。面对此类冲突，通常基层政府扮演着裁判的角色，借由对资本的渴望和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热情做出裁决，进一步助长了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混杂的生产方式，使有限的土地“碎片化”，土地利用效率严重下滑。

（三）狭小的生产空间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使农民产生了“等靠要”的思想

这一问题在低度发展圈层表现尤为明显。县域农业正在从传统生产方式转向现代生产方式，并伴随着农业生产空间“以家庭为单元的土地细碎化经营向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转变”，[9]从而发生多元利益主体争夺有限生产空间的情况。低度发展圈层的弱势群体的空间博弈能力较低，致使他们原有的生产空间被挤压，加之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低效率，使农民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等靠要”的思想也随之滋生。一方面从农民收入看，许多中老年农民依然具有强烈的生产动机，但因生产空间过于狭小，借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无法带来维持生计的收入。固然他们可以选择打工增加收入，但现实是年龄成为他们被雇用的限制条件，即便雇用于当地，也受制于农业的周期特点，多为短期雇用，根本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从农民的消费方式看，以消费为内核的新生活方式侵蚀了原来的传统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用品都需要购买，使本就不多的收入更显捉襟见肘。

（四）繁荣与凋敝并存的县域农业现状

通过以上分析，繁荣与凋敝并存正成为当前我国县域农业的现状。究其原因，近年来借力资本发展县域农业已经成为许多基层政府的共识，招商引资成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因对投资环境的考量，资本更愿意选择具有先发优势的核心发展圈层。资本力量的集中爆发造就了该圈层的繁荣，进一步推高了基层政府对资本的笃信。但繁荣的背后却是资本通过“磁铁效应”，吸引其他圈层的资源流向核心发展圈层，使其他圈层迈向凋敝，其中低度发展圈层出现撂荒和生产停滞现象是最好的例证。

实现层次间互补发展的关键举措

实现层次间互补发展是破解当前我国县域农业繁荣与凋敝并存现状的根本，具体措施包括尊重规律，分层谋划；分类施策，培植优势；产业融合，互补发展。

（一）尊重规律，分层谋划

结合县域农业“圈层结构”，一是高度发展圈层，基层政府应进一步深化和提高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质量与效益，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分散经营风险。同时，还应着力强化其在农业流通网络中的战略功能，使其成为农产品进入城市市场或城市商品进入农村市场的枢纽，减少农产品的交易成本。二是发展溢出圈层，基层政府应提高对该圈层的关注，大力吸引资本进入，尽快完成现代农业转型，并借由农业生产规模化和集约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三是低度发展圈层，基层政府应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样不仅为农民提供持续性收入，破解“等靠要”思想，还可以借助集体经济的集合优势①实现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

（二）分类施策，培植优势

紧扣圈层结构，分别制定农业政策，强化各层次的发展优势，杜绝“假干”现象。针对核心发展圈层的农业政策应将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作为政策目标，将调动“资本之利”作为政策出发点；将明确经营行为边界，让经营者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政策内容的核心；农业补贴也应仅限于创新行为。溢出发展圈层是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关键区域，可采用“最终的农业产值”和“经营规模”双重补贴标准，坚决杜绝“假干”，切实激励“真干”。“低度发展圈层”的农业政策应以帮扶弱者为目标，通过政策、资金和资源大力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

（三）产业融合，互补发展

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工作目标重申“（到2020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业供给体系质量明显提高，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10]学界对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并未形成统一认识，本文采用陈俊红的观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立足农村，通过挖掘当地自然生态、历史遗产、地域人文、乡村美食等资源，采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集聚等方式，实现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不同产业部门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以产业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11]依据该定义，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必须以农业（农村）为基础，不同产业（行业）到场才能实现。基于农业（农村）为基础，假定不同产业（行业）到场，农村产业融合具体路径包括一产与二产融合，利用工业理念、技术、手段和方法对传统农业改造，发展工厂化、集约化的高效农业；一产与三产融合，服务业向农业渗透，或借互联网实现农产品价值，抑或会展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是前两种融合路径的综合；一产内部融合，包括农业产业前后一体化打造农业完整产业链以及横向一体化构建农业产业内部子产业间相互衔接、相互循环的发展状态；三产内部融合，借农村特有的生态、历史遗产、地域人文、乡村美食等资源发展第三产业，该路径对于培育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扩展弱势群体的生产空间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

以上五种产业融合路径并不是随意选择，应结合县域农业“圈层结构”的特点、各层次的生产方式以及不同的产业融合目标合理选择。（见表2）

首先，核心发展圈层。由于该层次的生产方式已经趋向于现代农业，且基本具备农业现代化所必须的条件，包括先发优势、基层政府的高关注度、高资本聚集度、完备的基础设施以及较充裕的劳动力，因此以上五种产业融合方式都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最终目标是一二三产业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发展格局。

其次，发展溢出圈层。由于该层次的农业生产方式是现代与传统农业混杂，当务之急就是完成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可以利用一二产业融合实现农业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利用一产内部融合实现全产业链生产，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提升农业经济效益。

最后，低度发展圈层。由于该层次的生产方式依然处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甚至是生产停滞，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因此该层次的产业融合应结合“精准扶贫”政策，利用农村特有的生态、历史遗产、地域人文、乡村美食等资源拓展弱势群体的生产空间，使其获得持续的生计。另外，此路径的关键在于对乡村生态的保护和利用，通过生态友好保持乡村风景的美丽，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恬静，以及乡村所提供的独立性，以满足人们对乡村生活的渴望。

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一旦完成，各层次的优势产业必然会出现互补，核心发展圈层造就县域经济繁荣，发展溢出圈层保障农业生产，低度发展圈层实现生态友好，最终形成经济繁荣、农业兴旺、生态友好三位一体的县域农业新格局。

注释

① 集体经济的集合优势包括产品集合优势，可以利用该优势直接对接市场，提高销售效率，节约交易成本；资金集合优势，可利用该优势为在地农民搭建电子商务平台，以在线方式扩展销售区域；组织集合优势，可以利用该优势专门针对城市特定顾客群开展“点对点”的定制销售。

参考文献

[1]佟光霁，孙纲.中国县域农业现代化的多维路径[J].哈尔滨，学术交流，2016（268）7：110-115.

[2][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4-25

[3]中郡报告.2017年县域经济和县域发展检测报告[R].北京，中郡经济发展研究所，2017：2.

[4]約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吴衡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9.

[6]邓永忠. 关于调整农业补贴政策、完善区县监管体制的思考[J].北京，当代农村财经，2017（4）：17-19.

[7]吕军书，贾威.“三权分置”制度下农村土地流转失约风险的防范机制研究[J].成都，理论与改革，2017（6）：181-188.

[8]曹新富，李美存.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失约风险及防范研究——以四川邛崃市为例[J].太原，山西农业科学，2017（1）：124.

[9]王成，李颢颖.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概念性认知及其研究框架 [J]. 北京，地理科学进展，2017（36）8：913-923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单行本）[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

[11]陈俊红，陈慈，陈玛琳.关于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几点思考[J].四川，农村经济，2017（1）：3-5.

作者简介

张永清 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