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石家河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李鹏飞

一、石家河文化的年代与分期

石家河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天门市石河镇而得名[1]，是在屈家岭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它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其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末期。

关于石家河文化分期问题，主要有三期说[2]和四期说[3]。目前分期比较系统全面的是张绪球先生所分的三期，张先生以石河遗址群为基础，再结合其他地区发现的石家河文化遗址，把石家河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

一些学者注意到张先生所分的石家河晚期的器物和早中期的器物在形态上差别较大[4]，已经超出同一种性质的文化的范畴，因此有些学者提出后石家河文化的命名[5]。

在《肖家屋脊》[6]一书中，编者把石家河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又分为前后两段。经过分析，《肖家屋脊》一书中的石家河文化晚期和张绪球先生所分的石家河文化晚期应该属于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中的早期前、后两段和张先生所分的早、中期应该分别属于石家河文化的早、晚两期。早晚期器物形态变化见石家河文化器物分期图。（图1）

从目前考古发掘来看，石家河的相对年代晚于屈家岭文化，早于后石家河文化。关于石家河文化的绝对年代，《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7]中认为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000年，但是没有区分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其下限可以向前提。李龙章先生在《浅议石家河文化》[8]中认为石家河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2400年，认为其下限应该更晚。综合现有的测年和研究结果看，石家河文化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2200年较为合适。早期在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2500年，晚期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200年，前后延续近五百年。

从目前考古调查与发掘来看，石家河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北省大部、河南省西南部、陕西省东南部、湖南省北部、江西省西北部。受地形限制，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西北至伏牛山，东北、北部在桐柏山、大别山两侧，西抵巫山、荆山、武当山、七曙山，南达湘中丘陵一带，东南到幕阜山西北麓。

关于石家河文化分区与类型的研究，有两个类型[9]、四个类型[10]、五个类型[11]、六个类型[12]、七个类型[13]等观点。研究者们都认为这些地区的该类遗存同属于石家河文化系统但是又有地域上的差别，而对于某些地方类型的划分存在争议。《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14]把石家河文化分为五个类型，即石家河类型、青龙泉类型、季家湖类型、尧家林类型、西花园类型。通过研究，发现从西花园类型一些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与石家河类型的器物基本一致，从碳十四测年数据来看，西花园类型年代上稍晚于石家河类型，应该是石家河类型向北、向东北扩张的产物，因此，我们认为把西花园类型归入石家河类型更为妥当。

石家河类型主要分布在天门河、大富水、

涢水、澴水、举水、倒水、滠水流域及汉水下游地区，北部和东北部以桐柏山和大别山为界，南部以长江为界。以京山县石河镇石河遗址群为代表，典型遗址有邓家湾[15]、肖家屋脊[16]、谭家岭[17]，随州西花园与庙台子[18]、金鸡岭[19]，大悟县土城[20]、吕王城[21]，麻城栗山岗[22]等遗址。

青龙泉类型主要分布在豫西南、鄂西北的丹江、唐河、白河、南河、堵河、滚河、湍河、老鹳河等流域地区。典型遗址有房县七里河[23]，郧县青龙泉、大寺[24]，淅川下王岗[25]、沟湾[26]等遗址。

季家湖类型主要分布在鄂西宜昌、荆州地区的清江、漳河、沮河和松滋河上游地区及长江干流沿线地区。典型遗址有松滋桂花树[27]、当阳季家湖[28]等。

尧家林类型主要分布在鄂东长江支流陆水流域及两湖平原一带，典型遗址有通城尧家林[29]、大冶蟹子地[30]等。

二、石家河文化早期对中原龙山时代早期文化的影响

石家河文化早期在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2500年，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有庙底沟二期文化、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结合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典型遗址出土遗物的文化因素分析，发现其对中原地区的同时期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石家河文化早期对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的影响

庙底沟二期文化因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第二期遗存而得名[31]，主要分布在豫西、晋南及关中东部地区，地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庙底沟二期文化主要是在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基本器物组合为斝、釜灶、小口平底瓶、鼎、筒形深腹罐、缸、单耳罐和斜腹盆。关于其绝对年代，依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推断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与石家河文化早期有近200年的共存期。二者的分布区域以伏牛山为界，伏牛山以南的南阳盆地是石家河文化分布区，以北的伊洛盆地则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区。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新安西沃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中出土的厚胎斜腹杯、宽扁足鼎，垣曲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中出土的厚胎斜腹杯，妯娌遗址出土的双腹豆、圈足碗和垣曲上毫遗址中出土的花边钮器盖、柱盘形器盖，与石家河文化下寨、黄楝树、青龙泉、肖家屋脊等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应该是受石家河文化因素影响的产物。（图2）

图2 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与石家河文化早期同类器物比较

关于这些遗址所见石家河文化因素的来源，应该主要来自石家河文化青龙泉类型。一方面，从器物形态上来看，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与石家河文化青龙泉类型接近，另一方面从地缘上看青龙泉类型的分布范围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更为接近。关于传播路径，应该是通过老鹳河和伊洛河进入豫西地区，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和陕西。

（二）石家河文化早期对大河村五期文化晚期的影响

大河村五期文化得名于郑州大河村遗址第五期遗存[32]，它是由大河村四期直接发展而来的，年代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大体相当。主要分布在嵩山以东、以北地区，北部与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相邻，西部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接壤，东部和南部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相邻。该文化典型器物有夹砂深腹罐、鼎、折腹盆、甑、尊形器、碗等。对大河村遗址第五期遗存出土遗物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所见的折沿盆形鼎、厚胎斜腹杯、折沿弧腹盆、折腹壶、柱盘形器盖等和金鸡岭、西花园、肖家屋脊等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类同，推测这类器物可能是受石家河文化影响形成的。（图3）

图3 大河村五期文化与石家河文化同类器物对比

大河村五期文化与石家河文化在分布地域上不相近，石家河文化分布的最北界能到驻马店地区，而同时期漯河、许昌和平顶山东部地区则属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分布区，在对一些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遗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有少量石家河文化因素陶器，因此我们推断石家河文化因素可能是通过方城缺口或桐柏山-大别山后向北到达河洛地区。

（三）石家河文化早期对孟庄龙山早期文化晚期的影响

孟庄龙山早期文化，是指以河南辉县孟庄龙山早期遗存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它可能是在仰韶文化第四期的大司空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3]。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和晋东南地区，典型器物有夹砂深腹罐、盆、钵、碗。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发现孟庄龙山遗址早期遗存中有少量的宽折沿弧腹盆、厚胎斜腹杯等，与金鸡岭、西花园等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存中所见的同类器物相似，应该是在石家河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图4）

图4 孟庄龙山早期文化晚期与石家河文化早期同类器物对比

从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出土的石家河文化器物来看，器物种类明显没有同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大河村五期文化多，这也说明石家河文化的北渐受距离限制，离石家河文化中心区越远受其影响越小。关于辉县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石家河因素的来源，我们推测可能是经大河村五期文化传播到孟庄龙山早期文化中的。

三、石家河文化晚期对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晚期文化的影响

石家河文化晚期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200年，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有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后岗二期文化。

（一）石家河文化晚期对王湾三期文化早期的影响

王湾三期文化是指以洛阳王湾遗址第三期遗存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34]，其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分期，我们在此采用二期说[35]，早期主要分布在豫中、豫西地区，以嵩山为中心，嵩山以南为煤山类型，嵩山以北为王湾类型。 晚期王湾三期文化分布范围扩大至豫西南和豫南地区，在豫西南形成乱石滩类型，在豫南驻马店、信阳一带形成杨庄二期类型[36]。

其典型器物有深腹罐、鼓腹罐、高足鼎、乳足鼎、斝、高领瓮、折腹盆、平底盆、斜腹碗、豆等。通过文化因素分析，王湾三期文化郝家台遗址出土的垂腹罐形鼎、扁圆孔甑、厚胎斜腹杯、喇叭口筒形擂钵，禹州前后屯和禹州谷水河出土的厚胎斜腹杯，禹州瓦店出土的喇叭口筒形擂钵、扁圆孔甑、宽扁足鼎等器物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金鸡岭、西花园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类似。（图 5）从发现该类因素的遗址分布看，此时石家河文化因素主要通过豫南地区的信阳、驻马店、漯河一带，进入豫中和豫西地区。

图5 王湾三期文化与石家河文化同类型陶器对比

（二）石家河文化晚期对后岗二期文化早期的影响

后岗二期文化，是指以河南安阳后岗遗址第二期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从文化面貌上来看，后岗二期文化可能是在孟庄龙山早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周邻文化的一些因素发展起来的[37]。主要分布在豫北、晋东南、冀中和冀南地区，年代与王湾三期文化大体相当。

其典型器物有深腹罐、甗、斝、鬲、高领瓮、折腹盆、平底盆、器盖。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发现后岗二期文化李大召遗址出土的喇叭口筒形擂钵、圈足碗、花边钮器盖，辉县孟庄高圈足杯、喇叭口筒形擂钵和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西花园、金鸡岭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一致，应该是受石家河文化影响形成的。（图 6）结合龙山时代早期晚段的情况，后岗二期文化中的石家河文化因素应该也是通过豫中地区传播过来的。

图6 后岗二期文化与石家河文化同类陶器对比

（三）石家河文化晚期对造律台文化早期的影响

造律台文化是指以河南永城造律台遗址[38]为代表的一类龙山晚期遗存，主要分布在豫东、鲁西南、皖西北地区。可能是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扩张到豫东地区吸收大汶口文化晚期因素形成的，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东面、北面与龙山文化相邻，西面与王湾三期文化接壤，南面紧邻斗鸡台文化。

其典型器物有深腹罐、鼎、甗、高领瓮、子母口尊、圈足盘、平底盆、豆、碗、筒形杯。通过文化因素分析，造律台文化鹿台岗遗址出土的柱盘形器盖，平粮台遗址出土的碗、喇叭口筒形擂钵，段岗遗址出土的喇叭口筒形擂钵，博爱县金城遗址和睢县周龙岗遗址出土的喇叭口筒形擂钵，蚌埠禹会村遗址出土的扁圆孔甑和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金鸡岭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图 7）石家河文化对造律台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豫东南地区进行，石家河文化因素主要来源于石家河类型。

四、石家河文化对中原地区影响的意义

石家河文化不仅对中原地区同时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中原文明进程和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原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社会复杂化进程也明显加快。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地区出现了一批城址，以城址为基础形成若干中心聚落，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在外来文化的压力下中原地区注重物质积累和可持续发展，从孟津妯娌[39]、渑池班村[40]、新安盐东[41]等遗址的发掘中，都可以看到仓储遗存在聚落内相对集中，这有利于中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并在长期对外扩张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

图7 造律台文化陶器与石家河文化同类器物对比

第二，改变了龙山时代晚期的文化格局，为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最终形成奠定基础。在吸收大汶口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先进因素的基础上，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不断发展，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向南占领石家河原有的文化分布区，在豫西南、豫南地区分别形成王湾三期文化乱石滩类型和杨庄类型[42]，向东在吸收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形成造律台文化。此外，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现也与文献记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相印证[43]，说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中原文化系统分布范围空前扩大。到夏商时期，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基本形成，盘龙城的发现证明江汉地区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石家河文化中的一些礼仪，被中原文化接受和吸纳，对后世相关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祭祀和玉文化上。在邓家湾石家河文化遗存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祭祀性遗存，保存较为完整的有两处套缸遗存[44]。这些陶缸缸口与缸底互相套接，缸底套入缸内一般三分之一左右。这些陶缸多为夹砂厚胎红陶，仰折沿，筒形深腹，小平底，中腹部一般有数道弦纹或附加堆纹，上腹部多饰篮纹，下腹部多为素面，缸上多刻有镰刀形符号。覆盖套缸的堆积内有红烧土、厚胎红陶杯、陶塑动物等。集中出土数量较多、排列整齐的套缸遗存，可能与农业祭祀有关[45]。这或许对中原地区形成“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定期举行农业祭祀有影响。

五、余论

通过前文的研究，可以看出石家河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经历了早晚两个阶段。早期主要影响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影响区域集中在豫西、晋南、豫中及豫北地区，这可能和大汶口文化的强势扩张有关，豫东的全部及豫中的部分地区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尉迟寺类型的分布区。晚期石家河文化对中原地区影响更加强势，对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影响范围主要向东扩展，到达豫东、鲁西南、皖西北地区。（图8）石家河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青龙泉三期类型和石家河类型实现的。

新石器时代末期，江汉平原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城址和聚落规模空前，玉器制作技术较为先进，制陶工艺领先于周边地区，是同时期众多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星。苏秉琦先生曾提出“满天星斗”学说，认为文明起源是多元一体的，石家河文化的发展及其文化因素向北传播，促进了中原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加速了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对中原地区率先进入文明时代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但是中原地区能够率先迈入文明社会，主要是因为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在吸收石家河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先进因素的基础上，经过内部整合，发展水平空前提高。在对外扩张过程中，一方面把其他地区文化先进因素吸收到中原地区为己所用，另一方面为自身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王湾三期文化的对外扩张，使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圈分布范围空前扩大，为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原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辉煌灿烂的石家河文化没有独立地进入文明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和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有关，也和自身的发展道路脱不了关系。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在石家河文化原有分布区的豫西南形成乱石滩类型，在豫南地区形成杨庄类型，同时大量王湾三期文化因素进入江汉平原地区，改变了石家河文化的性质，使石家河文化发展成为后石家河文化[46]。此外，这也和石家河文化的发展道路有关。李伯谦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有两种模式[47]，一种是以红山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神权国家，另一种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王权国家。石家河文化显然走了一条神权道路，邓家湾有规模宏大的祭祀遗存，肖家屋脊出土的精美玉器多随葬在瓮棺内，把大量社会财富浪费在对神灵的祭祀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上，使石家河文化最终走向衰落，没有迈入文明社会，逐渐融入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圈。

图8 中原地区受石家河文化影响遗址示意图

（本文是在靳松安教授和张建博士的指导下完成，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