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罚款协商的现实意蕴与路径探索

王景群 郗永勤

摘 要：行政罚款由于其简易性、自主性而广泛应用于我国行政执法环节。当前，我国行政罚款过程中存在着标准多、类别杂、执行乱及执法主体权限难以限制等问题。而行政罚款协商有助于矫正当下行政罚款乱象，提升政府公信力，促进公民参与。行政罚款协商应遵循依法行政，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自愿平等，公平公开，协商范围有限性等原则，从加强立法、规划流程、强化监督、引导公民参与等方面着手，完善行政罚款协商体制。

关 键 词：依法治国；行政执法；协商行使；行政罚款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8）08-0032-07

收稿日期：2018-07-02

作者简介：王景群（1994—），男，甘肃定西人，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改革与发展、政府经济管理；郗永勤（1954—），男，陕西西安人，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福州大学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政府经济管理。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社会阶层分化加剧，新的社会矛盾逐渐突出，恶性社会事件偶有发生，而原有的政府职能滞后、行政执法模式僵化，不仅对我国现行的行政执法体制提出了新挑战，也对行政执法方式提出了新要求。目前，学界已对行政执法协商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有学者认为不同于以往的执法形式，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执法形式由命令、强制转向诱导、商谈、劝诫等，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行政相对人的同意、理解和配合。[1]有关行政处罚过程中行政权的协商行使，有学者认为，行政处罚的协商履行制度是一种全新的行政处罚理念，强调执法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就处罚内容进行相应的对话、协商、沟通，并将结果作为最终处罚决定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