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独是晋人

作为后学，我本人有幸拜识降先生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比较深入的交流，是在广州暨南大学举办的辽金文学研讨会上，会后部分代表包括降先生和我同游香港。最后一次见降先生，是在2010年山西忻州元好问研讨会上。

世上有那么一种人，即使交往不很多，但他会给人在心灵上、记忆中铭刻终生不忘的烙印，降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我的发言分四点：

第一，降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文学、史学、文化哲学、美学、三晋文化、传统文化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他同时还是一位诗人、书家，在上述这些方面，他的性情、才华、风骨、学问、道德得以充分展现。降先生不仅是当代山西著名的学者，也是当代中国有风骨的知识人。我认为，今天的“追思”，可能仅仅是全面总结其学术活动和成就的一个开始。

第二点，我想谈谈《元遗山新论》，包括增订版《元遗山论》在降先生个人全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

《元遗山新论》是一部划时代的开拓性力作，它在元好问研究、金元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的“经典性”，也会越来越明显，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我认为它在降先生的个人全部学术研究中，更是无可替代的，换言之，它可能是降先生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降先生在病榻上所念兹在兹者，也正是对此书的增补、修订。以增订新版的面貌示人，具体帮助编校整理此书的张勇耀女史功莫大焉，为此，我认为整个金元文学研究界都应向勇耀女史致敬！

另一方面，学术就是求真。此番增订也留有遗憾，主要体现在《元遗山交游考》一文的修订。我这里赞同胡传志兄的评断意见，因为这也是我阅读后的感受。传志兄说：“由于时间匆匆等原因，特别是降大任先生未能亲自执笔修订，未能充分吸收学术界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未能充分利用现代电子文献检索技术，使得《元遗山交游考》此番修订未能得到质的提升。不得不说，这是该文的一大遗憾，也是元好问研究界的一大遗憾。”这确是传志教授的心声，并不是“苛求”。而我希望勇耀女史更进一步“勇于任事”，把这项全面修订工作承担起来，弥补这一“遗憾”，充分利用电子文献检索条件和近些年金代碑刻文献资料，在《元遗山论》再版或收入《降大任学术文集》时，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这也不是出于“苛求”，而是同样出于作为后学的我本人对降先生的崇敬和爱戴之情，希望降先生的这一代表作，有更完美的撰述形态。

第三，透视降先生的学术研究，管窥之见我认为有三点启示意义。

（一）预流与“感流”

预流，是程千帆先生所提出的。就是对学术前沿的正确把握、对学术趋向的正确预判乃至提前参与和引领。应该说，降先生对元好问气节问题评价的“开拓性突破”，就是一桩“学术预流”的成功范例。

早在1985年重评元好问气节问题之前，降先生1983年已在《光明日报》发表专文《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实际已是为重评元好问气节做了理论准备和铺垫。而更早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学者姚从吾先生在其《元好问癸巳上耶律楚材书的历史意义与书中五十四人行事考》和《金元之际元好问对保存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二文中，业已提出，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和觐见忽必烈等活动的动机，乃是以抢救旧金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汉文化及其承载者士人为目的，有功且有益于传统文化的保存；但由于其史观上未脱窠臼，把“用世”与“立节”绝对对立起来，使姚从吾先生在元好问气节问题上终究未能有真正的“突破”，仅限于“能见其大，不拘小节”的结论。

降先生的“突破”则在于：他认为元好问借上书和金亡后的其他社会政治活动，主动保存、宣扬了先进文化，积极推动了蒙元政权的“汉法变革”，维护了中华各民族整体的共同利益，从而具有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这一识断含蕴着“中华多元一体”史观，换言之，即是对彼时大陆史学界正酝酿、形成中的“中华多元一体”史观的“预流”——既是预判也是引领。这里说几句不算题外话的话：“中华多元一体”史观的正式提出者，是敝校历史系已故张博泉先生，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连续发表专题论文，后结集、整理为《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虽然是在清末，但中华民族的实体建构自有其历史进程，而非有如西方学者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降先生从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角度对元氏气节问题用新的评价标准予以重新评价，正根源于上述史观的突破。

所谓“感流”，指研究应时而感。降先生的研究中也有“感流”之作，像美学研究著作《美与艺术》（希望出版社1988年版）就是当年“美学热”的产物。

（二）方法论自觉

这是大学问家所必有的，降先生强调“文史哲一体研究法”，亦为此类。降先生的知识结构以史学为主，其识断、史观所由出的哲学基础，乃是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观念，降先生才会在《元遗山诗歌理论探微》一文中，特别指出元氏“以诚为本”的历史局限性及其“论诗具体标准的偏颇”。

在这里，我想提请各位代表也包括我本人，對降先生晚年的一部著述予以更多的关注和研讨，这就是《中国症结》（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版）。这两部书足可以代表降先生晚年对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及对中国文化探本性、溯源性的思考，其思辨高度当在“文化哲学”层面。故而，我建议把“文化哲学观”作为下次降先生学术思想研讨的主题。

（三）苦难出真知

降先生的学术创获、建树，固然得之于对典籍的长期浸润、自觉的理论修为，却也得之于其人生经验的沉淀。降先生一直强调“写益世文”，这也得益于他长期做杂志编辑、主编职业生涯中的政策敏感性。

最后，我愿借用《名作欣赏》上一篇文章的题目“文字比肉身更长久”，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对一位真正的学者来说，他不仅活在亲友、同事、学生的心中，更活在学术史的历史长河之中。降先生是忻州人，他的名字不仅会铭刻在山西的文化学术史上，更将铭刻于中国学术史上，先生不独是晋人！昨晚欣得中国辽金文学学会会长、资深教授张晶先生惠示感怀降先生的诗大作一首，兹在此谨呈上我的和作，以表达我参加本次会议对降先生的尊崇、缅怀之情：

仪型共仰式清芬，三晋风骨笔作魂。

大义微言三万卷，合当沐手再细论。

作 者：王昊，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中国辽金文学学会、中国词学研究会、中国辛弃疾李清照学会、中国陆游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金元文学及词学、曲学研究。出版有《苏洵传》《〈辨奸论〉真伪考信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