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的大地上守望、感恩和爱

牧白 杨廷成

牧白：作为一个90后的晚辈，又是与您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以前，我们都是在一些零碎的间隙谈论创作、工作、生活上的事情，难得这次有机会坐下来对您的文学创作做一个详细的访谈。我十分感谢《青海湖》杂志给我这个机会，也感谢您能接受我的这次访谈。

杨廷成：牧白客气了，咱们成为同事，也是源于我俩共同的文学创作之缘，作为一个在业余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的人来说，看到你的写作，仿佛又看到了我当初如你这个年纪稚嫩的模样。虽然当下，我们彼此的环境、境遇可能发生了很多的改变，而且我们诗歌的写作方式也可能不同，但是我们都出生于农家，许多的童年符号还是有重叠的，在你的诗歌中很多时候乡土也是你抒情的主基调。所以，在工作中我们是同事，但在文学中我们是朋友。

牧白：感谢您对我的鼓励，那么，我们首先就从您不久前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获得“新世纪诗歌特别贡献奖”开始说起吧。就我所知，您在近几年策划举办了很多文学活动，譬如由您多方奔走协调沟通，设立的昌耀诗歌奖，成功举办了颁奖典礼后，就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十大诗歌事件之一，今年，第二届昌耀诗歌奖又正式启动了。昌耀虽然出生于湖南桃源县，但是他带着一身战争的烟火来到青海，在这里成就了他和他的诗歌。这么多年来，昌耀一直是我们西部诗歌的代表诗人，也是诗坛上不可或缺的伟大诗人。相信对于设立昌耀诗歌奖，您一定也有自己的许多想法在其中吧？此外，您还连续两届策划举办了中国华语诗歌春晚青海分会场活动，全国著名走进诗人茶卡盐湖采风创作活动，早期的中国诗歌万里行两次走进天佑德、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撒拉之乡等。这一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青海省内诗人间的文学交流以及同省外詩人的交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青海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所以，大家都觉得您此次获得的“新世纪诗歌特别贡献奖”，是实至名归的。

杨廷成：如你所说，可能我在青海为自己喜爱并一生孜孜追求的诗歌事业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每个身居青海、热爱文学、心怀憧憬的人来说，都在为文学做自己的努力。我们青海的诗人出自己的诗集；在大刊、名刊发表作品；在各自领域获得奖项，其实不单单是他们个人文学水平的彰显，也是在为青海文学作贡献，只不过他们是从个人走向集体。由我策划组织促成的一些活动，是从集体走向个人，在集体性的活动中来丰富、深度挖掘、多方面展示我们青海诗歌界和文学界的佼佼者，搭建一个平台，最终具象化下来，还是为个人所服务的。所以说我为青海文学做了很多，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热爱，一方面是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这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之所以获得这次“新世纪诗歌特别贡献奖”，也是大家对于我所做的这种小事情的肯定，也非常感谢诗歌界同仁能给我如此美好的礼遇。

设立昌耀诗歌奖，对于我个人来说，确实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时，就很幸运的结识了昌耀先生，我的十余首诗歌都是经他编稿，发表在《青海湖》上的。他21世纪初的离世，就诗歌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的诗歌中那种苍凉、雄浑、悲怆的开阔视野，打通了西部这方天地与诗歌的通道，使他的诗歌形成了一种西部精神，这是很多诗人想尝试却没有做到的。众所周知，诗歌在我们中华民族代代延续、从没有间断。辉煌璀璨的古诗词就足以说明一切，这其中的边塞诗同样占了很大的成分在里面。由于疆域的扩张，朝代的更替，古诗词中出现了边塞诗这一诗歌种类，并且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极具历史意义的诗作，我觉得昌耀则是延续了边塞诗的这样一种抒情方式。由于新文化运动，使得我们从古典诗词转向了现代诗的创作，但昌耀用现代诗重新塑造了边塞诗，正是由于他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内心思索，才形成了他的诗歌风格以及抒情方式，从而跻身中国当代重要诗人行列，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昌耀对于中国诗歌的重要性，他的西部气质是诗坛中不可或缺的。我的老朋友、著名诗歌评论家燎原先生多年致力于昌耀的研究，他为将昌耀推向世界做出了许多努力，让人们注意到在中国诗坛还有这样一位超然卓绝的诗人。我在文学道路上二十多年的好友、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红柯生前只要和我聊天，每次必定会谈到昌耀，30年前他从关中大地西上天山，所带的少量书籍中就有一本《昌耀抒情诗选》，依他的话来说，这一读就是十年。他说昌耀作为汉语世界最杰出的诗人、西部高地伟大的歌手，只有歌唱美洲大陆的惠特曼与聂鲁达才能与之比肩。正是由于怀着这样的一种感情，昌耀先生作为我们的师长，为了让他优秀的诗歌被人们广泛认知，让人们重新审视他诗歌无与伦比的精神高度，我与燎原先生、著名诗评家谭五昌先生商议在青海设立昌耀诗歌奖，随后，在我多次的奔波与游说下，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银会、副董事长郭守明、总经理王兆三先生应诺提供独家赞助。在多方的协同努力下，于2016年11月份举办了首届昌耀诗歌奖颁奖典礼，今年3月1日，第二届昌耀诗歌奖评审活动已正式启动，仅十天时间就收到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和国内诗人的参赛作品150件，真可谓是盛况空前。你应该不会忘，去年5月我们俩去湖南开会，到长沙后专程赶往桃源县去拜谒昌耀墓，当时湖南天气炎热、草木茂盛，到处都是成片的水田。经过多方打探和询问，在湖南诗人谭克修、谈雅丽的安排下，联系到桃源县诗人张惠芬女士带我们去昌耀墓地，车到昌耀的故乡王家坪村后又走了两三里路，才在一片小山林中找到了昌耀先生的墓地，道路已经被草木淹没了，昌耀先生的故居也已经不在了，只有荒废的池塘、一株株高大的苦楝树，而且先生与母亲毗邻而葬的墓地上，树枝横斜、野草丛生。当时我就想，一个优秀卓绝的诗人去世后竟长眠于这凄清凌乱的山野。再联想起他生前的境况，不禁让我潸然泪下。所以，我就想一定要将他伟大的诗人品格让更多的人所熟知，将他优秀的诗作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的人了解他。我相信昌耀诗歌奖的设立，将会推动昌耀诗作经典性地流传，也会以先生之名推出更多优秀诗人、评论家，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

牧白：确实如老师所说，当时，我俩去拜谒昌耀墓时，我也有这种感觉。虽然我没有见过昌耀先生，但是在2016年首届昌耀诗歌奖颁奖典礼中，通过参加著名诗人、评论家们对于昌耀先生的研讨会，以及参观昌耀诗歌纪念馆等活动，足以让我对昌耀有了更深的认识。确实，昌耀先生就是一座大山，一座耸立在西部苍凉雄壮的大山。昌耀是值得我们仰视的。我最早接触昌耀的诗歌还是朗诵家一舟朗诵昌耀的《河床》一诗，当时我就被完完全全震撼了。竟然能够将诗歌写得如此大气磅礴，而且色彩浓郁，极具西部风貌，后来我对于这首诗的记忆一直是很深刻的，自己在私下里也会时不时朗诵，差不多要背下来了。所以也借此机会向您问问，作为一个从事企业管理与服务的国家公务员，力促举办昌耀诗歌奖的意义是什么？

杨廷成：作为青海省企业联合会、青海省企业家协会的副秘书长，我的工作就是为我省广大优秀企业做好服务，以上我们所说的昌耀诗歌奖是由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承办的，这项活动的举办，为扩大企业的美誉度、塑造企业良好的文化形象、积淀深厚的企业文化内涵，进而增强企业的实力，扩大竞争力，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程度的重要意义。所以举办上述活动不仅是出于我对诗歌的热爱，也是我的工作职责所在。

“昌耀以他旷世的奇才，牢牢抓住高原大地，穷尽一生来堆垒、塑造它内在与外在的精神图像，他将苦难的命运、冷峻的沉思以及对艺术无比的虔诚镌刻进一行行奇崛的文字，使他的诗篇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曲曲绝唱……”首届昌耀诗歌奖获得者李南女士在获奖感言中如是说。无疑，这个活动是一场诗神与酒神的联袂狂欢，其滥觞于青海高原，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在汉诗江河掀动世人瞩目的波澜，再造诗歌昆仑的神话。在彩虹的故里，威远镇风中飘动的蓝色旗帜上，一个名字响亮于耳：昌耀。一个诗人在西风凛冽的初冬复活了，为朝圣者点亮了一盏温暖的精神之灯。昌耀在单薄朴素的衣衫下藏裹着对世人、对宇宙无比关切、热恋和慈悲的诗魂，在春日和煦的暖阳下，在冬日弥漫的风雪中，昌耀独行在这片高大陆之上。这阳光充沛、地脉沉厚的莽原自古以来就充盈着神性、充盈着诗性。面对高原，昌耀灵肉痛苦和狂喜的风钻一寸寸掘进岩层，采撷出一颗颗历史和自然磨砺锻压的诗的结晶，折射出诗人宽厚忧患悲悯的人文情怀和深邃高远灿烂的灵魂星空。著名诗评家燎原先生对诗人的评介更是深入骨髓，他说，当我們今天再来看待昌耀时，会获得比之以往更清晰的认识：深重的苦难感和命运感，来自青藏高原的土著民俗元素和大地气质，现代生存激烈精神冲突中悲悯的平民情怀和博大坚定的道义担当，构成了他在精神和诗艺上对于当代诗歌的双重遗产。我想，只要人类存在，诗歌就不会消亡。存活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诗歌，就是诗人灵魂与血肉的舍利子。如果说，昌耀毕其一生，穷其心智堆垒构筑起了一座神圣峻巍的诗的高原，那么，那些后来者与昌耀一样具有悲悯情怀、正义担当的诗人们也已经或正在崛起为一座座高山峻岭，构成一道道令人仰叹的诗歌风景。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雄奇壮美的山川自然，使这里成为孕育诗歌的高天厚土。时光流进20世纪时，在一个伟大时代的风雨历程中，在这座高原上也塑造了一座昌耀诗歌的精神昆仑。在这片神性高原，诗神与酒神共舞，一个嫣紫姹红的诗歌的春天正踏歌而来。那歌声带着雪山的凛冽峻峭，带着草原的茶饮奶香，带着河湟谷地的麦酒清醇……在昌耀诗歌精神的召唤下，为青海诗歌的蓬勃生长营造了特殊的环境。诗歌让这片最为雄浑的高大陆升出地表，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青海因此而披上了一层诗歌的荣光，也因此提高了青海的精神海拔。青海诗人们在苍茫的西部大时空中，以独立卓绝的精神艺术探险，坚持对高原本质的追寻和生命困境的超越，进而形成自由庄重的创造力人格。可以见证成长于青海本土的一个奋力前行的诗歌方阵已见雏形。

牧白：再回归到诗歌创作来说，一个人是否能成长为让更多读者喜欢的诗人，取决于他的作品是否足够得优秀。您从15岁开始就发表诗歌作品，这个年龄在农村来说，正处于贪玩的少年时期，是什么因素让您产生了写诗的念头？您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杨廷成：《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5岁那年，我还在故乡县城的一所中学读高一，我虽然没有用诗歌去表达我的志向与情趣的明确目的，但是潜意识里觉得诗歌能够表述出我的一些想法和感觉。加上阅读过那个时期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诗人的作品，也接触到了几位在老家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基层作者，内心隐约觉得诗歌很美好，所以便开始了我的懵懵懂懂的诗歌写作生涯。至于说我的诗歌创作，则是在我18岁参加工作以后，参加了几次省上组织的文学活动，也结识了当时在《青海湖》文学月刊社任编辑的昌耀、白渔、蔡国瑞先生和在《青海日报》“江河源”文艺副刊任编辑的邢秀玲大姐，是他们不遗余力地扶助，才使得我一步步走上了文学之路。虽然说自己的诗作发表在省级报刊上，却不能代表自己就是一个诗人，只是说明当时自己的创作得到了文学前辈的认可，能够认为我这个乡村少年笔下的文字是诗歌，我觉得这时候自己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

当然，一个诗人最主要的还是以自己的诗歌来证明自己在诗坛存在的价值。我虽然写诗三十多年，其间还由于种种缘故，中断了诗歌创作近10多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这也是我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动力所在，我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为自己所热爱的诗神倾尽一生的时光。

牧白：说到您工作后，参加了省上组织的文学活动。我在诗人葛建中老师的文章中看到过这么一段话：“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从平安县赴省会西宁参加一次青年文学创作会时，我与他相识了。我邀他与几位诗友相识饮酒，其间见他酒量颇好，但平静淡然而若有所思，每至猜拳行令时又精神抖擞……之后不久，我又约两人同赴平安县相聚，晚上在他的办公室摆开了酒局，大家亦谈文学亦饮酒，其乐也融融。后来，在他的组织下，平安县曾多次举办周日文学讲座，当时活跃于文坛的青年作家杨志军、燎原等人和省城的文学爱好者时时相聚在平安驿，给人留下了难以忘却的美好片段。”由此可见，当时的文学氛围特别好，大家都充满了热情，两个不相识的文学爱好者聚到一块就亲如兄弟的那种感觉，而放眼当下的诗坛，可以用众语喧哗、人自孤独来概括，诗歌创作仿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和挑战，人们对诗歌产生了一种讥笑，诗歌的王冠似乎变成了皇帝的新衣。对此您有何感慨？

杨廷成：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是一个全国人民为诗歌而热泪盈眶的年代。北京首都体育馆里一场几千人的诗歌朗诵会，台上台下的人们同歌同泣、欢声雷动，的确让人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那时，就在我所居住的仅有一万多人的小县城，从省城西宁来一位诗歌编辑讲一堂诗歌创作课，每次都能相聚百人之众，《诗刊》《星星》两本在当时享有盛名的诗刊在仅有的一家小报刊亭里，每期都能卖出八九十本，现在都不敢想象，早已成为天方夜谭的事情了。

诗歌受到冷遇、遭人白眼这已是世人皆知而不争的事实，虽然近年来人们欢呼雀跃说诗歌有回暖的迹象，但是民众对诗歌这一文体渐行渐远。面对这种现象，我们无法埋怨读者不去读诗，而是应该扪心自问，这些年诗人们到底写了些什么样的诗歌，这些让大众不喜欢甚至深恶痛绝的诗歌文本是怎样把读者一步步地引向与诗歌背弃的途径。诗坛众语喧哗，而大众无人理睬这种场景让诗人蒙羞，这是诗人们丢弃了为谁写作这一责任而导致的恶果。如此，这枚苦果自然由孤芳自赏、自吟自唱的一些诗人们去独自品尝。

当然，我們也欣喜地看到，还有许许多多有责任感、有担当精神的诗人仍然义无反顾地恪守着中国诗人的操守，默默耕耘在这片被诗歌滋养的大地上，为民众所接受、为读者所喜爱。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诗歌之魂，也是中国诗歌未来之所在。

牧白：在不同的文学创作中，始终有一部分人将自己的视野放到中国广大的乡土中，一大批作秀的作家、诗人都创作出了大量的乡土作品。在您的诗歌创作中，也是将乡土一以贯之，一直成为抒情的唯一因素，具体到河湟大地上，进而成为了河湟乡土文学的代表性诗人。面对于河湟这块土地，您似乎有写不完的素材。在您三十多年的创作中，应该说贯穿了当代文学的整个历程，同时也是见证了河湟文学这一命名的提出到发展，所以河湟谷地在您的心目中究竟承载了怎样的一种情感？为什么您一直将乡土作为自己不竭的创作素材？河湟文学发展到如今，它的未来在哪里？

杨廷成：正如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到的那样：中国的问题，关键是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不管是从文学的观念或是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论，这一点早就被一些有着真知灼见的人们所认同。大概是二十多年前，我还在一个叫做平安驿的小镇上生活时，在一本画册上看到过这样一幅色彩凝重的油画：群山苍裂、漫天飞雪，大河冰封、村巷迷蒙，一位老农端坐在朔风中，白发乱如枯草，他饱经苦难和沧桑的脸上一副无奈的神情让我泪水盈眶。油画名为《千万不要忘记》，画家题言说：“这是一块没有被融化的冰天雪地，她渴望阳光、渴望春天。”多年来，无论我驻足于喧闹的城市，还是行走于幽静的山野，每当我想起这幅油画，想起我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亲历过的那些贫困山村，为此，我会黯然神伤。中国文学如果远离农村这个有着10多亿炎黄子孙的群体，那将是中国文坛极大的悲哀。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青海文坛提出了“河湟文学”这个命题，至今已三十多年了，当时，与我们一起在平安工作的青年诗人王建民写了一篇名叫“河湟文学论”的长篇文章，详细地论述了河湟文学的发展渊源与突破的可能前景。在当时的那个境况下，河湟文学的确也令人欣喜、鼓动人心。那一个时期以王歌行、王文泸、井石、邢秀玲、陈元魁、韩玉成、鲍义志、李明华、武泰元等为代表的一批河湟作家群出现在青海文坛，那些年的河湟作家们也不负众望，相继写出了诸如《土族风情画》《枪手》《麻尼台》《水磨沟里最后一盘水磨》《荒地》等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而如今的青海文坛，当年的追梦汉子已垂垂老矣，曾经辉煌一时的河湟文学快被人们所遗忘。而从雪山深处一路绝尘而来的草原骑手们各领风骚、书写着马背上的光荣与梦想，成为青海文坛翘首称赞的歌者。

就河湟乡土诗的写作而言，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在青海诗坛留下名篇佳句的白渔、秋夫、朱奇、蔡国瑞等前辈诗人始，到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至今仍然是青海诗坛中坚力量的马丁、宋长玥、翼人、刘佑、韩文德、刘鹏、周存云、祁俊清、王海燕、刘新才、祁之明等一批诗人形成河湟乡土诗歌创作群体，再到衣郎、刘大伟等80后诗人的涌现，河湟乡土诗歌显然成为青海诗坛十分靓丽的一道风景线，被省内外文学界所瞩目。但由于青海河湟地区偏居一隅，尤其是从事河湟乡土诗歌创作的这批诗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从小深受传统农耕文化的耳濡目染，不善于与外界沟通，只知道埋头写作，使得许多诗人固步自封，在国内诗歌界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也没有出现令人拍案叫绝的佳作巨制。当然，虽然说中国新诗已步入百年，但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诗歌传统而言，中国新诗才刚刚起步，河湟乡土诗歌的创作也才仅仅是呀呀学语。但就河湟诗歌创作的整体水平而言，我相信，这片有着悠久农耕文明和深厚传统文化的大谷地，在一代又一代钟情于诗神的人们的努力之下，必将诞生跻身于中国诗坛的优秀诗人，也必将写出步入中国诗史的好作品。

中国的哲学说，“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乡土诗一直在中国新诗百年中占据着重要的一部分，在此期间也进行了不停的争论，关于乡土文学要表达些什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台湾文学发展中的“乡土文学论战”，关于乡土文学的主题以及它的美的刻画方式曾一度分成了两派。对于我来说，乡土文学里的诗歌创作表达的是一种乡土里的生活烙印，这里面不仅有快乐、怀念，以及构成乡村生活的各种场景式的表象东西，它也内含了乡村中的一些阴暗、丑陋的戏分，而我只是挑选了许多事物中含有春天的那部分，只是选择了打开其中的一扇窗子，去接触阳光，去追随乡间小路上鸟儿的鸣唱、野花的开放和一声声“花儿”唱出的惆怅……我一直在追求自然风景与自然人性的统一状态，因此，我的诗歌创作无论从选材上还是意境的营造上都充满着清新自然的乡土之风，并始终立足于河湟谷地这片厚重而温暖的土地，长期关注充满着田园牧歌气息的乡土生活，这特定的乡土环境、温情视角与审美品位也使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一条崇尚自然的诗歌创作之路，更多地去展现出淳朴、善良、勤劳、奉献的自然语境下的人性美。

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在谈及当代西部文学的特征时有一段代表性的论述：“中国西部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辽阔而又壮美。西部给人以凝重感。这里很难产生如同江南三月那样轻松的愉悦。它也许激人愤慨，但不产生柔情。自然景观是雄浑之中透着苍劲、悲凉之中让人悟到壮烈。”同样处于中国西部的河湟地区，虽然不是金戈铁马、大漠孤烟的悲壮，但的确也不同于中原风物、江南烟雨。我不得不承认因为热爱，许多年来我的诗歌一直是以赞美的方式来倾诉我对这片土地赤子般的崇敬之情，由于这种坚守，也使我的诗歌创作呈现一种“轻”的构架与状态，失去了厚重的内蕴。这也成了我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质。著名文学评论家李丹梦在她的《别样的西部——杨廷成诗歌创作论》和著名诗歌评论家李犁在他的《诗歌的重与轻——杨克、杨廷成诗歌印象》的文章中都谈到了这点。当然，这不是值得炫耀的技能，真心说，我驾驭不了那些厚重的大题材，也写不出沧桑的煌煌巨篇而自我安慰罢了。

牧白：您进行诗歌创作多年了，那么您是如何定位自己的诗歌风格呢？

杨廷成：写诗三十多年，对于自己的诗歌风格有时候自己也没有想到别人提出来的一些思索及见解。虽然自己明白自己的诗歌创作归属于哪一类，但是从区域性以及整体性来说，有时候自己也会在无意识中形成一种新的现象，所以自己很难说清楚，借此摘取一些优秀评论家对我的诗歌评论，用来对我的诗歌写作做一个定性。

燎原：杨廷成的诗作以一种乡村之子的烂漫活力能让人恍然心动，这一现象表明，他在起步之初就处在现代性写作的大潮流中。正是因着这一艺术向度，以及对于乡间事象的烂熟于心，他才抓住了这一场景中的某些本质特征，以富有风土魅力的文本使之呈现。在杨廷成喜剧性的天性深处，伏藏着一种内核式的热忱和定力，惟因如此，才使他在将近30年持之以恒的乡村题材的写作中，自我造化为一个具有鲜明标识的诗人。

谭五昌：杨廷成诗歌创作中鲜明的地域性风貌与青海其他土生土长在这片高地上的诗人有较大的相似性，诗人常常以故乡的山川、人物以及民俗风情为表现对象，无论作品的语言、意象，还是叙事本身，都显得质朴而精确，且乡土气息浓郁。杨廷成诗歌创作在审美理念上较为传统，但诗人审美情趣的纯正与真挚赋予了其作品独特的艺术感染效果。

李犁：杨廷成在用“远”来表现他诗歌的境界，远体现在空间上就是远离都市，在时间上就是远离当下，其方向就是这个回归，回到故乡、回到源头、回到童年、回到自然和人性的最初和原生态。因为杨廷成知道现代都市当下的生活很多是混乱和毫无意义的，诗意被大量的垃圾和庸俗所遮蔽。寻找灵性和诗意只能去喧嚣够不着的远方，还有没被现代污染的记忆和源头之中。所以杨廷成选择了青海高原和他一生挚爱着的故乡，还有童年记忆和人性源头来作为他超越现实和凝结他美学理想的象征和图像。

李丹梦：不夸张地说，乡土是杨廷成唯一的缪斯。在乡土的构造里，隐含着栖居城市的个体试图营造心灵空间、实现诗性超越的追求与向往。可谓结庐于闹市，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纵观杨廷成的诗作，没有一首是直接或正面描摹都市风情的，连礼节性的拜访都未出现。但凡提及城市或相关物，定是作为乡村的对立面出现。杨廷成对故土的诗性构造带有荷尔德林的神性味道，那里的一草一木，无不庄严神圣：“谁的灵魂/能像这一株株野草佩戴纯银的桂冠”（《野花遍地》）。这是最美最神奇的故园！诗人与故乡之间，是不折不扣的幼子与母亲的依赖关系，如他在《故乡的山泉》中描述的，“我是一只跪奶的羔羊/贪婪地畅饮着母乳的甘甜。”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爱恋，对于乡土甚少有批评和不满。

范超：在诗歌内外，廷成兄相信故乡的神秘力量，相信那方水土的造化神秀。他坚定甚至固执的认为，每个人出生在哪里，灵魂就永久地居住在哪里。而且在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也便规定了他的未来。住过，就会受到影响，住越久，缠越久！生活的外部环境，会让我们主动或者被动的去学习、接受不同的语言，儿时的记忆，此时便会躲进角落让位于现实，但当工作、学习的压力一旦消除，那早已深种于心、暂时避居的记忆就会悄然滋生，慢慢生长，最终成为我们的主宰，让我们在愉快又悲伤的回忆和话语中渐渐老去。

风马：我注意到，杨廷成写诗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而在他诗泉思涌的时候，正是我所说的“魔法”时代——80年代初期。我发现，即便在那样一个伟大的诗歌年代，他的作品里居然没有留下那个时代的任何烙印，而写诗写到了今天，他身上仍散发着往日乡村的泥土气息，坚守着他所痴爱的那片土地，为故乡的父老乡亲吟唱一曲令人沉醉的歌谣，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

马钧：杨廷成的诗从不拿腔捏调，也绝不故弄玄虚，他眼中的世界，就是土地上那些貌似粗糙、简单、平凡的事物，它们就像植物一样，朝朝岁岁结实而鲜活地存在着，朴实而又毫不张扬。就连他使用的词语，也都是汉语词汇里最为常用的基本词汇，我们很难在他的诗歌中找见极为生僻、晦涩或者过分书面化的字眼，他甚至就以通俗易懂作为他写作的一个标准。

刘晓林：纵观三十余年杨廷成的诗歌写作，一以贯之流淌在他诗篇中的是浓重的家园情怀。乡土家园培植了自己爱的情愫，给予了自己最朴素的辨别善恶美丑的能力，唤醒了自己最初的诗情，为自己提供了永远的精神居所。因此他的家园意识表现为，一是对乡土家园的挚爱与感念，二是关注河湟乡土的命运，两方面结合就是他的诗作浸染着浓郁的乡愁，这使他原本轻盈灵动的诗篇显现了某种忧患情绪，增加几分深沉感。三十余年，杨廷成用诗歌的方式，坚持了讴歌、赞美乡土的立场，已然证明了他超乎常态的定力和爱的能力，写作生涯依然在延续的杨廷成一定还会固守自己的理念，将爱意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朱奇：廷成的诗作，不只是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的诗作的最大特点是：形式短小自然，语言朴实无华；寓景言志，浅显明朗。不难看出，他的诗歌创作，有着青海民歌的影响。众所周知，青海被誉为“‘花儿的海洋”。“花儿”（少年）是当地的山歌，是民间的口头文学，产生和广泛流传于青海高原农村。“花儿”虽有着古诗那样的固有的表现形式，但这种形式较为活泼自由，“花儿”的内容注重抒情和叙事，“花儿”的语言来自民间，朴素、生动、形像。廷成来自民间，来自乡村，自幼就受着民间口头文学的熏陶，因而，他的作品就明显地带着乡土诗的特点。

葛建中：杨廷成的诗歌没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也没有唯美主义的情感和形式诉求，他只是在故乡的田野中漫步，与山农村夫们聊天，向亲人、祖先和泥土倾诉，其诗没有华辞丽藻，其言也真，其意亦诚。如此这般，他一路走来，一路去写，直至今天，为他的河湟原乡，为他的前世今生，为他的亲朋挚友，倾诉他人生际遇中的所思所感、书写着他的乡村编年史。

牧白：任何人的詩歌写作都逃脱不了环境的因素，读您的诗歌就会让人联想到故乡。作为将故乡的土地守望成一方精神家园的您来说，您对故乡肯定有着异于常人的情感。

杨廷成：正是这样的，我的故乡坐落在湟水南岸的大谷地中，那是一个花开花落的美丽村庄，我年迈的父亲依然生活在那个四面土墙的小院里，我慈祥的母亲已经永久安眠在那片土地上，我的弟妹和其他亲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里。如今，我虽已在省城生活了26年，但好像周围的繁华与喧嚣从来与我无关，在这座城市，我仅是一个为了养家糊口而奔走的匆匆过客。我知道，我终究要回到故乡，终究要回到母亲的身旁。年初，仍然居住在老院里的小弟来电话说，县城扩建，我家六十多年的老宅子确定要拆迁。闻听此言，我竟泪水盈眶、整夜失眠。那里有我脐血滴落的一方土炕，那里有我少年快乐的一段时光，那里有我迎娶新娘的一串鞭炮，那里有我送母出殡的一声痛哭……弟弟坦言，家中有一棵母亲栽植的与我同龄的核桃树，如今已是根扎大地、叶擎云天，依照拆迁方案，那株核桃树可以补偿5000元费用，经与拆迁方多番商议，我们兄弟二人愿出5000元或更多一点的维护费用，在拆迁时留下这株树。我想，若干年后，无论老宅周围建设成什么样的状况，只要有母亲栽植的那株大树挺立在那儿，我远在京城的子孙们归来时就能找到一条回家的路。但愿好梦成真。

我始终坚信如果一个诗人离开了养育自己的土地，那么，他那些再美好的文字都会显得华而不实，再强劲的呼唤也会变得无病呻吟。这种认识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我一直叮嘱自己做一个有根的诗人，这个根就是与土地和父老乡亲的血脉联系。如果说从我笔下流淌的诗意挟带着苦涩、携提着隐痛、饱含着温暖、蕴藏着福报，让喜欢它的人们能够读懂并感动，我也就满足了。

牧白：我想，此时此刻应该可以用您15时岁创作的一首诗来表达。“八月的骄阳，/洒满了河床，/彩色的水珠，/跑得欢，笑得欢……/山村的顽童，/小手拍打着水面，/情切切，意绵绵，/故乡的小河呦——/多像我的童年。/掬一捧河水，/比浓香的奶子还甜，/那边，机泵声声喷涌水花/滋润着蓝天下高高的梯田”《山乡小景》。在您的那个年代、那个年龄就写出了蕴含诗意、让人爱读的诗歌，真的是天赋使然，而且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您诗歌创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富于排比、工整而且讲究音韵的和谐，这种节奏之美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也容易记忆，这种创作是不是也就表明了您对神性写作的一种不趋同？

杨廷成：我觉得诗歌诗歌，诗者可以歌之，就像闻一多先生提出的诗歌“三美”主张一样，诗歌必须要有“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我觉得到现在都没有过时。诗歌的神性写作强调的诗意永恒我是同意的，但是它的诗意架构和诗歌内容所倡导的内容我觉得过于绝对化、片面化了，过度地追求诗歌的终极表达方式，我觉得是另一个层面的偏离。我一直提倡诗歌的写作语言是通俗易懂的，因为文学必须要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构成联系，而不是自娱自乐、孤芳自赏。因为别人在看懂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诗意的感触，一个作家或诗人所面对的受众可能有所划分，但最终不是为了自己。当然，诗歌也是有门槛的，不同阅历、不同知识层面的人对于诗歌的选择和接受程度也不一样。对于诗歌创作，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首先是让人读懂，明白你在说什么，想表达什么；其二是能让读者觉得是一种诗意的美的享受；其三有一种韵味的内蕴深凝其中。这也是我读其他诗人作品最基本的三点标准。对于那些晦涩难懂、艰深孤绝的诗歌写作我是不提倡的，也不会去挖空心思地探究他究竟在想什么、想表现什么。

当然，诗歌的节奏是必然的，句子的工整、相互的对称，都是我的诗歌中能够看到的。我觉得这就跟古诗一样，古诗在形式上是极度讲究的，声律协调、平仄交错，由于在初中的时候，记不起从哪里得到了一本古代经典诗词，里面的一些诗篇背得滚瓜烂熟，喜爱至极。这两年，在业余时间，又抄写了整本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李清照诗词选》《纳兰性德诗词》等书籍。所以可能我受古诗词影响较深，总是觉得诗歌就应该比较工整、对称，使得我们不仅在阅读的时候比较舒服，而且第一眼看上去也比较美观。当然，我也不排斥其他诗人句子的排列方式，只要写出令人回味悠长的诗来，句子的长或短不必要太在意。

牧白：确实，当我们一味地学习西方的表达和抒情方式，而完全抛弃我国的诗歌传统，势必会产生一种断裂。那么，能否将这种西方的传统和我国的传统相结合呢？我觉得是可以的，譬如具有“诗魔”之称的洛夫，他的诗歌中处处充满了古典的意味，用现代诗的语言同样能够展现出古诗词的意味。还有一位受古典主义诗词影响的诗人也是台湾的，名叫周梦蝶。这两位诗人都深受古诗词的影响，而且他们将古诗词同现代诗融合得很好，甚至是开了另一种风气，所以诗歌写作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奇妙，它让你迷恋那种感觉而无法自拔，在阅读到一首好诗或者自己写出一两句觉得很不错的句子时，那种语言和文字撞击到心灵的感觉丝毫不亚于其他方式带给你的愉悦。也正是这种魔力，可能诗歌永远不过时，永远保持着自己的魅力，才会有许多人去写诗，去为诗歌疯狂，这种疯狂可能在诗歌中是比较极致的。这种疯狂不知道在散文中有没有，因为我知道您在诗歌创作的同时也进行写散文创作，1995年，即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大自然的箫音》，2017年，您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散文集《风吹河湟》，能否就这本散文集来说一说呢？

杨廷成：对散文的写作时间也不短了，但是相对于诗歌而言，并没有花太大的精力，这本散文集所收录的78篇散文都是我断断续续写出来的，有历史古迹、旅途所思，但是更多的还是对于故土家园的书写。正如我的诗歌创作一样，乡土始终是我无法离开的抒情元素，在我的散文中可以更加细致全面地了解到乡土对于我的意义。一个人穷其一生，耗费诸多的心血去守护一件东西，在故乡的大地上守望感恩和爱，这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而我愿意将这种不容易堅持下来。因为我的骨子里始终含着故土的情愫，因为我始终无法抛开我的青少年时代。因为我始终无法忘记那一方土地上躬耕劳作的乡亲。正是由于这方乡土才支撑我走过了这么多年，如今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经历了人生中许许多多的大风大浪，对于故土的思念依然是有增无减，尽管家园将要拆迁，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的根永远在那里，永远也不会改变。我想，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他的世界不需要多么的宏大，能够让你感到心安、温暖，便足够了。

我这一生，都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守望感恩和爱，而此时，春天又来了，柳树发芽，小河涌动，沐浴在阳光下的乡亲们又唤起了我对于春天的赞叹。赞叹这个季节，一切都是那样的欣欣向荣，一切都是那样的生机勃勃，我的故乡，我的精神家园。

牧白：您对于故乡如此动情的依恋，也打动了我对于故乡的思念，如今我故乡的家园早已是房屋倾圮、荒草丛生，亦让我有了万千触动。感谢您与我的这次访谈，让我们希冀故乡的春天万物美好，常怀感恩和爱行走在尘世，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