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演进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路径创新

梁德学 唐润华

【内容摘要】 与价值观的国内培育和传播不同，价值观国际传播需要跨越时空、国界和文化差异，因而对媒介技术的依赖程度更大。近代以来，随着媒介技术演进，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路径出现多次更替。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技术时代，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融媒体传播机构，建立主要外宣媒体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布局国家级媒体多语种移动客户端集群，制作多种样式和形态的融媒体产品以及增强官方媒体和民间自媒体之间的联动，是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路径创新的重要方向。

【关 键 词】 中国价值观；媒介技术；国际传播

一、引 言

从当代技术哲学的观点来看，媒介①特别是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为技术基础的新兴媒介已经以整体性的形式存在并联结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决定着人与时间、空间、其他个体与物质世界的关系。②正如麦克卢汉、伊尼斯等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学者所预言的，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更新已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越来越关键的影响。

国家价值观（National Values）主要指一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累的具有群体认同基础的共同价值信仰，它建立在国民心理、情感和道德义务基础上，是作为一种价值知识、实践准则与价值理想系统而存在的。① 国家价值观也是对國家内在品格的表达，是国家采取行动的精神支柱，其蕴含于国家对制度、体制、组织结构和基本职能的设置之中，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在影响国家价值观构建、传播及扩散的诸因素中，媒介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全球化、网络化和社会化发展的新兴媒体，空前拓展了国家价值观传播的时间与空间，也使得不同国家间价值观的冲突与交锋更为直接和激烈。如果脱离媒介技术系统，我们无法想象国家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将面临何种局面。

与此同时，在当前新媒体技术环境下，若不能站在媒介技术重构关系的视角来审视国际传播现象，则有可能无法解决当下国家价值观国际传播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顺应媒介技术变迁趋势，加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新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互动融合，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加快捷、覆盖面更加广泛的国家价值观国际传播格局。

本文尝试考察国家价值观国际传播对媒介技术的依赖程度、媒介技术变迁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路径更替等问题，并对新媒体技术环境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路径创新提出建议。

二、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媒介技术依赖

一切价值观都是在传播过程中生成和发展的，而媒介则是价值观传播不可或缺的中介和载体。③ 与价值观的国内培育和传播不同，价值观国际传播跨越时空、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强烈要求，使其对媒介技术的依赖程度更大。④

所谓“媒介技术”，是指用于传播、储存、处理信息从而达成人与人交流目的的技术。⑤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看来，媒介是技术的外化，也成了技术的代名词。⑥媒介技术的产生受多种社会条件影响，其扩散和演进也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作用。但不可否认，媒介技术演变与更迭有着自己的逻辑与方式，不完全受传播主体的支配。

选择能够突破国界限制和文化差异的最新媒介技术传播国家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增强软实力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手段。每一次媒介技术演进都将强化或重构国际意识形态竞争的“中心——边缘”结构，进而牵引着价值观国际传播生态发生巨大改变。在媒介技术飞速演进的语境下，如果一国仍继续采用原有技术模式，在意识形态的国际角力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

回溯国际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作为传播主体的人或国家始终在亦步亦趋地追赶媒介技术变迁的脚步。但总体上，在人类传播的“前现代”时期——口语传播和文字传播时代，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只是“偶然”或小规模发生，对传播媒介的依赖程度也相对较低。在历史上，发行到国外或在外国（主要为宗主国的殖民地）创办的报纸是传播一国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但总体上，作为印刷媒介的报纸因不便于跨越国界等原因，主要还是用来维护国内人民的政治、文化和民族认同，如托克维尔所说“报纸使他们结合起来了，但为了使结合不散，他们继续需要报纸” ①。

随着电子媒体的出现，其即时传播、跨越国界的属性使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规模与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② 在19世纪30年代被发明和应用的电报，被称为现代国际传播的起点。③ 20世纪20年代，广播（特别是短波广播）的出现，则使国家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在规模与水平上实现了新的飞跃。短波广播主要利用电离层的反射进行传播，理论上可以传播到地球上任何地区，因此，适于用作国际间价值观传播的载体。在卫星电视普及之前，短波国际广播由于覆盖范围大、接收简易等特点，成为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传播方式。④尤其在“冷战”时期，短波国际广播成为两大阵营之间价值观输出和角力的主要战场。

电视稍晚于广播诞生，对传播技术的要求也更高。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卫星电视技术得到应用之后，世界各地的观众才可以在同一时间收看到同一电视节目，这也使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洲与洲之间的节目传播可以同时进行。理论上，只要有相应的接收器并在卫星轨道覆盖的范围内，承载着一国价值观的各种类型电视节目就有可能送达他国观众的电视机。

虽然短波广播和卫星电视使国家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短波信号很容易被干扰，卫星电视则要遵循联合国相关决议，经主权国家允许才能“落地”。①真正突破上述技术和政策限制的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承载国家价值观的信息一旦进入互联网，就有可能冲破国界的限制，进入千家万户，任何个人都可以成为他国价值观的直接受传者。

在互联网技术冲击下，国际短波广播在21世纪初逐渐式微，美、英等国已陆续关停多个语种的国际短波广播，不再依靠不够稳定的短波输出价值观。② 此后，社交网络和移动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发展，其“点对点”和强互动性的特征使国家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路径更加丰富多元，所达到的传播效果也是此前各种媒介技术平台无法企及的。

当然，媒介技术变迁并不完全是新旧技术替代的关系，更多时候表现为新旧技术共生的状态。在技术发展的长河里，确有媒介形态已然消失或正在消失，但在更多情况中，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生态呈现出的是多种媒介技术共存的复杂局面，就如“古老”的报纸和广播已通过引入互联网技术，渐渐发展成为生产多种终端产品的融媒體传播机构。

三、媒介技术演进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路径更替

中国价值观扎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和沉淀下来的生命体验、观念思考和精神追求。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所蕴含的中和态度、恕道观念、天人合一等思想，在世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曾在海外各国各民族中传播并产生了广泛影响。③

历史学家方豪曾概括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多种路径，实际上也概括了历史上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主要路径。它们包括：“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播；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货之交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使节之往还、条约之缔结等）；和平之破坏（纠纷、争执与大小规模之战争等）。” ④

虽然存在上述不同路径的价值观传播，但总体上，古代中国是一个内敛型的文明体，儒家价值观对外以温和的自然传播为主，甚少有国家战略层面的主动推进。个别朝代更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严重阻碍了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和中外价值观的国际交流。

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价值观开始传入中国，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也重新展现于世界面前，但传播路径与影响力均与以往大不相同。前已述及，有利于价值观跨越国界传播的现代媒介技术是从电报的发明开始的。1871年，由丹麦大北公司主持的清廷沿海海底电缆竣工，在媒介技术上为中国联通世界创造了条件。当时，依托国际电报垄断世界的四大西方通讯社——哈瓦斯社、路透社、沃尔夫社、美联社已经建立，正在利用当时最先进的媒体技术向世界各地传播西方价值观。但是，“五四”以前，中国没有一家面向国际发稿的通讯社①和具有全球传播能力的报刊，国际新闻发稿主要由路透社垄断。②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下，积贫积弱的中国既无足够的国力，也无相应的媒介技术基础实现有效的价值观国际传播。

20世纪20年代，基于无线电技术的发展，世界上诞生了第一批广播电台。中国广播事业虽与世界基本同步，但走马灯式的各个军阀政权无暇顾及国家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中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1941年12月3日开办日语广播，主要用于对敌喊话，很难算是系统的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

进入“冷战”时期，具有意识形态灌输功能的国际广播成为两大阵营之间价值观交锋最为重要的媒介工具。新中国的国际广播事业也在这期间迅速发展，承担起向全世界介绍初生的新中国和传播新中国国家价值观的作用。法新社曾报道称：“不论在白天或者黑夜，只要扭开收音机，转到正确波长，就可以收听到北京电台的广播。中国播音员使用国际上通用的每一种语言，他们的声音传到了世界上遥远的角落。” ③

中国电视事业起步甚晚。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个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试播。1990年4月，“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为中国价值观通过当时最先进和成熟的媒介技术工具——电视向全世界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电视借助卫星积极向海外扩展。1992年10月，中央电视台第四套成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卫星电视频道。1995年7月1日起，中央电视台第四套对外播出呼号改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并于次年4月实现全球覆盖。④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截至2017年年底，央视已提供英、西、法、俄、阿拉伯、韩6种外语和朝鲜、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5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服务，用户覆盖210多个国家和地区。①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技术的引入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更加快速、更加便捷的通道，也为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互联网平台上，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等传统媒体倾力建设外文网站或外文频道，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社交媒体兴起后，中国主流媒体开始布局海外社交平台：2009年，中央电视台在Facebook开设第一个英文账号；2010年，人民网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建立账号；2014年，新华社也开通了Facebook账号。目前，Facebook上影响力较大的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社和中国网等，形成了8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公共主页账号。其中，隶属央视的CGTN和CCTV账户在总关注量上已经超越了包括BBC、CNN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要媒体在内的各国媒体，跃居第一和第二位。而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的Facebook账号则分列第四、第七和第九。②

2010年后，移动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中国在这方面也已经有了自主创新能力。为推进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将目光投向移动客户端。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打造了“中华（CHINA）”系列多语种新闻、广播、电视客户端。截至2017年11月，上线仅6个月的ChinaNews、ChinaRadio、ChinaTV三个客户端的下载量已超过500万，China系列整体下载量突破900万。③

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中国国家价值观国际传播难寻亮点，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为依托的媒介融合时代，依托日趋强大的国力，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跨越了工具障碍、语言障碍、边界障碍、时间障碍。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平等、开放和交互的特性，使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至少在理论上具有了逐渐打破以往单调、抽象和僵化状态的可能性。

四、新媒体环境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路径创新

当代中国价值观①的国际传播是中国参与软实力竞争、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重点。在此前的媒介技术演进过程中，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始终处于落后状态，但在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时代，却有“弯道超车”和冲破“媒介帝国主义”羁縻的可能。特别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既要保持原有的国际传播通道，又要抓住引领媒体技术升级更新的契机，不断探索新型传播路径，打造国际传播的“云、网、端”架构和融媒体生态系统，拓展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融媒体覆盖，藉此更好地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价值观。

（一）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融媒体传播机构

新媒体技术主导下的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亟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的融媒体品牌。应该说，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等传统对外媒体通过多年经营和开拓，已在国际上形成一定影响力，为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贡献良多，也成为目前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主通道。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形态的媒体已难以适应新的媒体语境。通过传统报纸、短波广播和直播卫星电视等通道接触中国价值观的国外受众数量已明显萎缩。新的媒介技术发展趋势要求进一步加强融媒体建设步伐，以高度的融合自觉开启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融媒体征程。

受短波国际广播衰落影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遭受的冲击较大，也因此较早开展融媒体建设，加快发展互联网电视、网络视听节目、手机广播电视、多媒体移动广播等新媒体业务，取得不俗成绩。②国际台的媒介融合发展受形势所迫，反而产生了新的示范和借鉴意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等也正在大力加强融媒体建设，均已初步发展成集音、视、网、端于一体的新型融合媒体。除将传统媒体升级为融媒体机构外，还可依托现有资源打造全新的国际融合媒体品牌。2016年年底成立的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又称中国环球电视网）便是这样一种有益尝试——该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台，而是一个多语种、多平台的融媒体传播机构。①但需注意的是，融媒体传播虽然有助于增强中国声音的强度，却不一定显著提升中国价值观的国际认可度。因此，中国对外传播媒体应借助向融媒体机构转型的契机，改变“宣传”的形象，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信力和影响力。

（二）建立外宣媒体海外社交媒体矩阵

在新的“人类交往革命”中，社交媒体日益成为文化传播、观点表达、舆论营造、价值渗透的重要场域，从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新战场”演变为“主战场”。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显示，2016年美国有近八成网民（79%）是Facebook用户。③2017年在社交媒体用户总量出现增长的同时，有高达67%的美国人通过社交媒体接受新闻信息。④鉴于这种态势，承担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任务的国家级媒体应不断完善海外社交媒体布局，加快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海外主流社交平台上的多语种社交媒体账号建设，同时探索在Instagram、Snapchat等特色化社交媒体传播平台上的发展空间，通过持续提升社交媒体推送力度、数量和品质，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在价值观国家交流中的被动局面。

自2009年中国媒体在海外社交网络开通首个社交账号以来，近十年间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已初具雏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3月20日，6家主要对外媒体海外社交平台（仅英文）总粉丝量已逾3亿人（详见表1）。但总体上看，中国官媒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效力不高，实际外国粉丝量少（虽总量大，但华人关注者居多），部分账号活跃度较差，和英美等国主流媒体仍有较大差距。此外，由于语言差异及现实问题，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虽然大行其道，却没有一家能走出国门，成为真正国际化的社交媒体。⑤因此，应自主开发能够容纳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实践的开放式社交媒体平台，或大力推动现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国际化，从而让中国人的“朋友圈”扩展为世界人的“朋友圈”。

中国主要对外媒体海外英文社交平台粉丝数（截至2018年3月20日）

（三）布局国家级媒体多语种移动客户端集群

移动APP是目前最为典型的新媒体终端，是媒体与用户直接沟通的新渠道，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日常生活与工作交往最为常用的媒介工具。鉴于此，我国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应有意识地整合移动新媒体平台，将之作为中国文化与价值观输出的重点领域。

中国主要对外新闻媒体自2017年开始发力建设专门面向海外公众的多语种新闻客户端，使之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的新窗口。中国日报推出英文客户端，讲述“你指尖上的中国故事”（The China Story at Your Fingertips）。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明确提出“移动优先”战略，将多语种优势延伸至移动传播领域，初步形成了“中华China”系列多语种移动端媒体集群。②此外，人民日报推出“PEOPLES DAILY”，中央电视台推出“CGTN”“CCTV PLUS”“CCTV.com Global”，新华社也在2018年1月推出具有智能推荐功能的英文客户端“Xinhua News”。③但在用户实际使用体验方面，上述移动APP信息组织聚合功能尚不完善，能够吸引海外受众的优质内容还比较稀缺，互动性与阅读便捷性也较差，个别客户端还存在系统不稳定、闪退等缺陷。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两方面的建设：一是以优质内容为基准，同时匹配恰当的呈现方式，让全球用户在良好的阅读和视听体验中接受中国价值观的浸润；二是以技术驱动为引擎，将3D、云计算、大数据、VR等技术整合进移动APP，從而发挥“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①在价值观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四）制作多种样式和形态的融媒体产品

在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价值观的过程中，既要“修路”，更要在路上“跑车”。“修路”要求中国积极因应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互动化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媒介技术研发与应用。与此同时，更要把内容生产摆在突出位置，致力于推出微视频、微动漫、H5、VR全景等“技术密集型”融媒体产品。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在新媒体产品生产上不断发力，融媒体“微”产品在创新性、艺术性、专业性、互动性上不断升级，成为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和传播理念转变的重要标志。典型的如新华社“国家相册”栏目2017年5月推出微视频《大道之行》，综合运用图片、视频、3D动漫等元素，带领观众走进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彩空间。有网友在YouTube上观看后留言称：“中华文明流传至今仍生生不息，就是因为她包容，发展与时俱进。中华文明下崛起的中国，必然不会一家独大，而是万家灯火，这是西方游牧、拓殖文化永远做不到的。”②当然，在追求爆款产品的同时，应慎重评估实际效果，不应盲从于统计数据，尤其是点击量、访问量等较传统的统计数据。与其追求高流量、高粉丝量，不如去关注有多少国外用户在评价、分享这些融媒体产品。只有实现从“追求高粉丝数”到“培养参与型用户”的转变，中国价值观才可能被国际上不同国家的受传者在内心中接受。

（五）增强官方媒体和民间自媒体联动

目前，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实践过多强调国家主体，但事实上，国家不是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唯一主体，也不能包揽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所有事务。此前对国家主体的过度强调，并不必然带来国际传播效果的增强，反而有可能得到国外受众的对抗性解读，这在中国官方媒体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的用户留言中有显著的体现。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需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广大民众和自媒体用户的力量，让更多的民间主体参与进来，形成多元传播主体的格局。

在我国，发挥广大网民和民间自媒体力量开展价值观国际传播有着“先天”优势：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网民规模高达7.72亿。①利用全球最为庞大的网民队伍开展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让公众在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扮演积极角色，不仅可以弥补官方媒体的不足，还可以极大地拓展传播渠道，以新形式人际传播的亲和性和主动接触赢得国外受众的信任和欢迎。在具体工作中，以下三方面不应忽视：一是进一步增强中国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使其以自信的姿态开展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二是引导具备国际传播能力的民间自媒体积极介入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相关议题，深度开展官媒与民间自媒体之间的联动；三是适时、适度对自媒体的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行为进行引导，倡导求同存异，降低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对传播效果的负面影响。

五、结 语

媒介技术演进是一个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情况下，技术与社会的影响力有所不同，并不能一概而论是技术占主导还是社会占主导。②特别是对于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国家价值观来说，其国际传播的通畅度和实际效果更是取决于多种因素，单纯从技术或组织层面顺应和引领媒介技术创新并不必然促成传播效果的强化。它可能强化自我言说，导致与他者间价值观交流的新困境，极端民族主义的网络言论就是典型一例。但在互联网和移动新媒体深刻影响国际格局的时代，若继续固守旧有媒介技术手段，则注定丧失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主导权。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世界大国，若想在价值观国际传播方面实现突破，应随着自身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抓住新媒体勃兴的契机，大力实施融合传播，推进中国对外传播组织结构和传播理念更新，努力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目标——“以丰富的信息资讯、鲜明的中国视角、广阔的世界眼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展示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良好形象，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③

① “媒介”有多重含义，既可指技术，也可指组织，本文主要指技术。

② 胡翼青：“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正名：兼论传播思想史的新视角”，《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

① 荆亚平、周保欣：“国家价值观与当代中国文学”，《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② 徐蓉，《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价值观建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

③ 许立勇、于翠玲，《中国近现代媒介技术演进与文化传播途径研究》，红旗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④ 龙小农：“从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看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战略选择”，《现代传播》2012第5期。

⑤ 沈继睿：“媒介技术的哲学研究”，东南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 邵培仁、李梁：“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①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42页。

② 许立勇、于翠玲，《中国近现代媒介技术演进与文化传播途径研究》，红旗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③ 龙小农：“从国际传播技术范式变迁看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战略选择”，《现代传播》2012年第5期。

④ 王悦之、张超，《国际广播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① 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② 夏吉宣主编，《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国际广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③ 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④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页。

① 童之侠，《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② 当时，中国人虽在海外创办一些报纸，如清末一些革命党、保皇党人在日本、美国等地也曾

創办报纸，主要作为革命或斗争工具，寿命均较短，或仅在华人小圈子中流通，基本未起到传播中国价值观的作用。

③ 王悦之、张超编著，《国际广播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④ 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新一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2页。

① 央视网：“中央电视台简介”，http：//www.cctv.cn/2017/11/17/ARTIt8ZGt9MNebBmr5DH

AMcd171117.shtml。

② 许静、王煦尧：“以海外社交媒体策略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出版》2017年第18期；另参见央视网：“CGTN新媒体全球活跃粉丝过亿 创 ‘六个第一”， http：//www.cctv.cn/2018/01/19/ARTIab0zUp7tu1KUHWnGu8Hr180119.shtml；“央视西语频道脸书账号总阅读量近十亿”，http：//www.cctv.cn/2018/01/02/ARTI3GkDB8etFouW7A6M9Alx180102.shtml；“CGTN脸书主账号继续保持全球媒体主页第一大号”，http：//www.cctv.cn/2017/12/25/ARTIlI6eHqquYjg7lxTO6T0i171225.shtml。

③ 田玉紅：“融合发展向纵深推进 融媒传播为中国发声”， http：//news.cri.cn/20171129/a8e585fe-6f55-d96e-968b-65fc401966b6.html。

① 当代中国价值观的主要构成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诚信、敬业、友善。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参见新华网：“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8013.htm。

② 夏吉宣主编，《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国际广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页；田玉红主编：“融合发展向纵深推进 融媒传播为中国发声”， http：//news.cri.cn/20171129/a8e585fe-6f55-d96e-968b-65fc401966b6.html。

① 江和平：“融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以CGTN为例”， http：//www.cctv.cn/2017/09/22/ARTIueMkTnBYwnBwXdNxAlCb170922.shtml。

② 周树春：“以‘深度融合推动‘弯道超车，实现国际传播跨越式发展”，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819/c120837-29481006.html。

③ Shannon Greenwood，Andrew Perrin and Maeve Duggan. Social Media Update 2016.http：//www.pewinternet.org/2016/11/11/social-media-update-2016.

④ Elisa Shearer and Jeffrey Gottfried.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2017.http：//www.journalism.org/2017/09/07/news-use-across-social-media-platforms-2017.

⑤ 相德宝，《自媒体时代中国对外传播能力建设》，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241页。另参见韦路、丁方舟：“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全球传播图景：基于Twitter媒介机构账号的社会网络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① 该账号目前已基本停止更新。

② 田玉红：“融合发展向纵深推进 融媒传播为中国发声”，http：//news.cri.cn/20171129/a8e585fe-6f55-d96e-968b-65fc401966b6.html。

③ 中国记协网：“新华社英文客户端正式发布”， 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8-01/24/

c_136919899.htm。

① 【德】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② YouTube：“大道之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EVs98sWePE。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cac.gov.

cn/2018-01/31/c_1122347026.htm。

②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3页。

③ 新华网：“习近平：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7-01/01/c_1359471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