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据与《诗经·静女》“彤管”新释

种梦卓

[摘要]《诗经·静女》有言“静女其妾，贻我形管”，对于“形管”一词的解释，自有郑注以来，既有女史朱笔赤管之说、乐器说，也有管草说，等等，莫衷一是。阜阳汉简《诗经》“形管”作“桐莞”，可见“形管”并不是当时普遍认同的专有名词，而是《诗经》定本之后才出现的写法。结合出土文献的记载，细味诗歌情境，“形管”当作“紫皮白尖的茅草”解，至此全诗语脉贯通，真挚而细腻的情感表现得

自王國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出土文献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尤其是在先秦文化制度、思想，以及文学研究上呈现出巨大的学术价值。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诗经》一百七十余，与传本《毛诗》有近百字异文，与齐、鲁、韩三家《诗》也各不相同，应属于流传于楚地的《诗经》别本，从而掀起了《诗经》研究的新热潮。阜阳汉简《诗经·静女》残篇“桐莞桐莞，有讳有怿”，与传世文献“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泽女美”（《那风·静女》）中的“彤管”有异。“彤管”究竟为何，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从毛亨《诗诂训传》“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始，将“彤管”释为女史记事所执朱笔赤管，而后有郑玄因《毛传》作笺注为：“彤管，笔赤管也。”之后又出现了乐器说、管草说等等，只有朱熹最为审慎，云“未详何物”。本文着重梳理文献，以二重证据法，给予“彤管”以全新的解释。

一、“彤管”释义辨析

梳理文献，总结起来，对于“彤管”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六种，其中不乏推翻旧说的新论，但都各有其局限，下面将分别论述：

1.女史朱笔赤管

此说将“管”释为笔管，“彤管”即红色的笔管。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可知，“女史”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天官·女史》，文曰：“女史，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之贰，以诏后治内政，逆内宫，书内令。凡后之事，以礼从。”其注云：“女史，女奴晓书者。”[1]（p.690）

女史执“彤管”之说肇始于《毛诗话训传》，其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无大小，记以成法。”[2]（p.310）把女史与“彤管”联系在一起，又见于晋代崔豹《古今注》，其在《问答释义》中记载：“董仲舒答牛亨问‘彤管何也？日：‘彤者，赤漆耳。史官载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记事也。”[3]（p.23），显然受了毛传的影响。“彤管”在这里衍生为类似于《春秋》纪事或南董之志一类的史官记事活动。于是，这首先秦时期极为普遍的爱情民歌被强扣上封建礼法的帽子，诸如“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遗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4]（p.49）之类。这样解释“彤管”一词，完全是出于礼乐教化的目的，忽略了诗歌真正的思想感情和现实情况，但此说却沿袭了千余年之久。

2.乐器

“彤管”释为“女史朱笔赤管”之说到了宋代，开始有人怀疑。欧阳修《诗本义》云：“古者鍼、笔皆有管，乐器亦有管，不知此彤管是何物也。彤，色之美者，盖男女相悦，用此美色之管相遗以通情结好耳。”[5]（p.23）而王质《诗总闻》亦日：“彤管，乐器之加饰者也，以遗其夫;荑草之美者也，以遗其妇，交相为悦也。”彻底推翻旧了说[6]（p.31）。联系宋代诗人苏轼《菩萨蛮·有寄》“城隅静女何人见，先生日夜歌彤管”句来看，宋时将“彤管”释作乐器者并非一二人，似乎是宋人比较一致的看法。将“彤管”释为乐器，抛弃了“女史之法”之说，虽将诗歌放还到现实，但仍有不合理之处。

《静女》整首诗的基调清新自然，弥漫着恋爱中男女的甜蜜氛围。但在那个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时代，一个普普通通的民间女子是不可能逍遥到边放牧边玩弄管乐，并且赠送爱人一支乐器的。所以，朱熹在《诗集传》中，便没有沿袭旧说，谨慎地注为：“彤管，未详何物，盖相赠以结殷勤之意耳。”[7]（p.34）这是学者审慎的不欺之论，值得肯定。

3.女红针筒

宋以后，迄于清的五六百年间，虽然经学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清代训诂学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对于《静女》篇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彤管”的笺注，除了女子当学习女红，来猜测几千年前的先秦旧俗，将其释作针筒，如王延鼎《彤管解》：“男佩则为笔驱，女佩则为箴筒，彤其色，赠以表结之意，与遗我佩玖，同为男女投赠物……”[8]（p.58）以外，基本上都是蹈袭汉、宋旧说，了无新意。

4.红色管草

此说出现在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大时代思潮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清算与讨伐，关于《诗经》也出现了诸多新论，力图恢复先秦民歌的原貌。在《静女》“彤管”的解释上，也开始冲破前人藩篱，从诗歌的整体意蕴出发，不咬文嚼字，于是发现“贻我彤管”的“管”，不是许慎《说文解字》的“似箎……从竹，官声”，而实质上指竹管的管，与下章“自牧归荑”的“荑”属相类的物品，所以，将“彤管”解为“红色管状的初生之草”。如此解释，一扫前儒陈腐旧说，使整首诗歌明畅起来，成为现当代学界普遍支持的说法，但该说仍没有完全彻底解决问题。“彤管”为什么会和下章的“荑”一样，是“红色管状的初生之草”呢？这“红色管状的初生之草”又具体是指什么草？仍是必须毫不含糊明确解答的问题。

郭璞《游仙诗》“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昭明文选》唐代李善注“丹荑”云：“《本草经》曰：丹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出生，通名曰荑，故曰丹荑。”[9]（p.1019）如此看来，《静女》“自牧归荑”，从放牧的田野带回来，赠给爱人之“荑”，显然有别于“陵冈掇丹荑”之“荑”。首先，丹荑就是赤色的灵芝，“食之延年”，传说中有起死回生之神效，是“游仙”之物，极稀罕，珍奇异常，而《诗·邶风·静女》采风于冀、豫平原，女子放牧于郊野，而灵芝是长于山冈，故“丹荑”并不是“彤管”，将“彤管”释为“红色管状的初生之草”不甚合理。

5.辛夷花

近代，严修先生提出“彤管”应为辛夷花一说[10]。辛夷花又名“木笔花”，呈红紫色，因此，“彤管”（意为“红色毛笔”）乃是“辛夷花”（木笔花）的一种。因为辛夷花是花草之类，所以加上草头以明其义。正如人们将“绿豆”写作“绿荳”，将“韭菜”写作“韭菜”，将“芝麻”写作“芝蔴”一样，“夷”“荑”二字可通。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夷者，荑也。其苞初生如荑而味辛。”[11]（p.178）关于辛夷花，在古代一些药物学著作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如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云：“辛夷花未发时，苞如小桃子，有毛，故名猴桃。初发如笔头，北人呼为木笔。其花最早，南人呼为迎春。”[12]（p.122）宋代寇宗爽《本草衍义》云：“辛夷处处有之，人家园亭亦多种植。先花后叶，即木笔花也。其花未开时，苞上有毛，尖长如笔，故取象而名。花有桃红、紫色两种。”[13]（p.99）又有李时珍《本草纲目》云：“辛夷花初出枝头，苞长半寸，而尖锐俨如笔头，重重有青黄茸毛顺铺，长半分许。及开则似莲而小如盏，紫苞红焰，作莲及兰花香。”[11]（p.179）接着严先生又论及“彤管”如果作为木笔花，需要得知毛笔产生的年代是否符合《静女》的成诗时间等。但将“彤管”作为“木笔花”，本身就忽略的《静女》作品本身的内涵和思想感情，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牧女，不可能有“木笔”的概念并将之送与爱人的。可见，对于将“彤管”释为“辛夷花”是说不通的。

6.玉管

此说由王立民提出[14]。不同于之前诸说多从“管”字之义进行研究，王立民从“彤”字之义来探索“彤管”所为何物。《说文》谓：“彤，丹饰也。从丹从乡，乡其画也。”[15]（p.101）《说文》又云：“丹，巴越之赤石也，像采丹井，一像丹形，凡丹之属皆从丹。”[15]（p.101）“丹饰”就是赤石的装饰，而玉石的装饰手段，首要为打磨。打磨后的玉石会呈现出各样花纹，即“乡其画也”。而《说文》中又说：“乡，毛饰画文也，象形，凡乡之属皆从乡。”[15]（p.182）即打磨出来的花纹像毛的形状一样。由此而知，“彤”的本意是红色的带有光泽而有毛样纹理的玉石。而“彤管”为红色的有光泽和美丽花纹的玉管。

这一说也和前人之说有着同样的不合理之处，忽略了《静女》主人公的身份，《静女》的女主人公是一个牧女，一般的市井尚且比不上，如何会有玉这种珍贵的物件，所以，将“彤管”释为“玉管”一说不成立。

通过对前人的“女史朱笔赤管之说”“乐器说”“女红针管说”“红色管草说”“辛夷花说”“玉管说”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以上学说不是过分强调伦理道统，就是忽视了诗作本身的现实情况，都不能够完全地进行合理论证。那么，“彤管”到底为何物，还有待继续索解。

二、阜阳汉简《诗经》“桐管”的启示

《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余年的诗歌，《静女》篇的具体成诗时间无法准确判定。从地域的角度看，《静女》属于“十五国风”中的“邶风”，“邶”“鄘”“卫”都是卫地，由此可以确认《静女》的成作时间必定在卫被狄人灭亡（即公元前660年）以前。所以，对于“彤管”二字的释义，应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用字体例和用字习惯，从中探讨其义。安徽阜阳双谷堆出土的汉简中将“彤管”其作为“桐莞”，“桐”与“彤”、“莞”与“管”声韵相同，必有一借字，可知“彤管”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应将其分开探讨判断其义。

闻一多先生《风诗类钞》在《静女》“贻我彤管”的“管”字下注一“菅”字[16]（p.28）。“管”与“菅”，是以“官”为声符形义相近的形声字。“管”字，《荀子·箴赋》有“箴以为父，管以为母”之言。母者，中空之谓也。而“菅”，在《说文》中营、茅二字是互训的，《说文》段注云：“菅，茅也。《诗》曰‘兮”《释艸》曰‘白华野营”《毛传》曰‘已沤为菅。按，《诗》谓白华既沤为营，又以白茅收束之。”[17]（p.27）这说明菅、茅相类。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曰：“营，《尔雅》‘白华野菅”叶、茎如茅，而茎长似细芦。”[18]（p.9）茅茎是中空的，菅似茅，菅茎亦为中空，其区别不过是竹本、草本之分。而在先秦典籍中，常见有从竹与从艹的字互用。所以，周代的采风官，将“菅”字写成“管”字，显然在情理之中。由此可知，“管”就是“菅”。

那么，为什么又称“彤管”呢？《植物名实图考》云：“白茅，古以缩酒。其芽日茅针，白嫩可瞰，小儿嗜之，河南谓之茅荑。”且引雩娄农赞茅针云：“紫茹未拆，银线初含;苞解绵绽，沁鼻生津。物之洁，味之甘，询无伦比。”[18]（p.7）恰好证明，细嫩的茅芽外面是有紫色的茅叶包裹的，因此，先民将其称为彤菅。剥去彤菅外面包裹的紫皮，就露出了棉絮般的白嫩芽，是谓“苞解绵绽”，这也就是诗中下文“自牧归夷”的“荑”。这样看来，整首歌的内容、意境都能说得通了。女子放牧归来在野外采回了看似普通的茅芽，送给了心上人，但紫色的外皮隐约带着光芒，剥开后又见绵嫩的白芽，自然是“询美且异”了。

最后的问题，就是女子赠予心上人的“彤管”是否是偶然所采呢？实际上，在郑、卫之地，将“营”这一物看作祯祥的象征，《诗经·郑风·溱洧》一诗中有：“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简兮。”根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所录《韩诗》，将此释为：“《傣洧》，说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19]（p.205）所谓“拂除不祥”就是“祓除不祥”。而“祓除”，又有“祓楔求子”的意思。三月上巳节，有男女相会，临水祓楔求子，以及互相赠定情之物的古老习俗。《溱洧》就是这个习俗生动形象的反映。值得探讨的是，在溱洧水滨，男女杂沓相会，祓楔、定情之时，“士与女，方秉蕑兮”，所秉之“蕑”究竟为何物？

这个“蕑”字，迄今几乎所有的解诗专家都释为“蘭”。例如，《毛传》记载：“蕑，蘭也。”[20]（p.346）朱熹《诗集传》：“蕑，蘭也。其茎叶似泽蘭，广而长节，节中赤，高四、五尺。”[21]（p.72）闻一多《风诗类钞》此诗“蕑”字下标“蘭”字[16]（p.74）。余冠英先生《诗经选》注为：“‘蕑，蘭字，古字同。古人所谓蘭是一种香草，属菊科，和今之蘭花不同。”[22]（p.97）虽然其说亦颇纷纭，不尽相同，但都以“蕑”为“蘭”则是一致的。然而，皆為误解，并没有准确地反映出“蕑”字的本来意义。

在《诗经》中，“蕑”出现了两处：一处是《溱洧》“方秉蕑兮”，另一处是《陈风·泽陂》的第二章“有蒲与蕑”。这首诗的第一章、第三章“有蒲与荷”“有蒲菡萏”都是借荷叶、荷花起兴。如果说“蕑”就是“蘭”，又如何与“蒲”并列，硬插进荷叶、荷花中间？既释义上说不通，也破坏了全诗的韵味，还违反《国风》一唱三叹的规律。所以，此“蕑”绝对不是《毛诗》、朱熹等释为的“蘭”，必定有其他释义。闻一多先生《风诗类钞》从《韩诗》释“莲”，非常准确[16]（p.310）。“蕑”字《说文》不载，在这里，应是“莲”字的同声假借字。同样道理，《溱洧》中“士与女方秉蕑兮”之“蕑”，也必然是个同声假借字。宋代王应麟《诗考·诗异字异义考》中，将这句写作“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营兮……《公羊疏》许氏云”[23]（p.616）。清代陈大章在《诗传名物集览》“可以沤营”一句指出：“王伯厚以秉‘蕑为‘营”盖古声借耳。”[24]（p.26）所以，《溱洧》“方秉蕑兮”，不是什么蘭草之类，必是为“营”无疑。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将“彤管”释为“紫皮白尖的茅草”是合理的、恰切的。再将此义代人诗中，诗意也更为鲜明。牧野中年轻貌美的女子，在幽会的时候，赠给心爱的人表示贞祥的“彤管”以定情，也就难怪它在爱得浓烈的小伙子眼里，居然“有炜”“询美且异”了。诗中的这种描写，形象生动地勾勒出一对热恋中的情人甜蜜的日常生活情境，使诗歌意味隽永，回味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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