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战略论要

2018-09-10 14:00刘爱新翟梅帅
北方论丛 2018年6期
关键词:安全对策国家安全新时代

刘爱新 翟梅帅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内,面临安全问题的诸多挑战。应对我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在宏观层面,对策主要有坚持“四个自信”化解“西方中心论”构成的安全挑战与威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普遍安全的世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中提升国家安全水平。在微观领域,则需要做好具体的防范工作,切实有效地筑牢我国应对安全挑战的防线。新时代国家安全问题,既需要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创造外部安全环境,也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部发展的全局中结牢国家安全网,而人民群众是构筑我国国家安全大厦坚不可摧的根基。

[關键词]新时代;国家安全;安全挑战;安全对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6-0135-06

当代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历史新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发展和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各式各样的矛盾不断积累并日益显露,各种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传统安全风险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叉并存,维护国家安全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想,构建起内涵广泛的国家安全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想,为更加全面审视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1](p.200)。新形势下我国安全挑战体现于多个领域:

(一)经济安全挑战

如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要提高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大力发展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国家安全的风险与挑战也首先来源于经济领域。

经济全球化在西方主导下来势汹汹,俞可平先生曾指出:“全球化绝不是‘中性的,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质阶段的综合结果和外在表现”[2](p.91),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进的实质。直至今天,全球化进程中所依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大量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合理因素,而且在短期内,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全球化中,因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其影响和危害集中表现为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或制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条约,或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贸易中,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或实施诱骗策略,使其改变原有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方向,从而陷入发展困境中。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这种压力和挑战是明显的。

与此同时,在经济安全领域必须提及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在经济政策层面不断干扰和解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深层次危害。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西方大国的经济学话语横行,逐渐影响我国众多民众盲目推祟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忽略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与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这一本质性区别。一些学者甚至以西方经济学话语直接挑战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主张私有化,认为:“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稍有推行,就有起死回生之效。”[3](p.68)陈岱孙先生曾忧心忡忡地指出,要警惕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空前严重现象及其危害[4]。实际上,2008年爆发的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暴露了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在理论上的错误及其在实践中的严重弊端。然而,直至今天,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的优势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动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趋势也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当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资本话语体系将资本利益实质掩盖以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出现时,更是在我国获取大量民众的追捧。例如,西方经济学理论家罔顾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辛勤劳动才使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事实,而鼓吹“市场万能论”,并用“市场万能论”否定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还把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曲解为西方经济学的供给派学说等。其实质都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本质和原则。以上种种,对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

(二)政治安全挑战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在我国,政治安全与是否能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等重大政治问题直接相关。政治安全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对我国国家政权稳定、民主模式认可和意识形态认同等方面的强烈冲击。

1.“颜色革命”的危险。“颜色革命”的特点是和平演变,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情局就针对中国提出“十条诫令”,从西化中国民众的意识形态到丑化我国领导人,再到对西方民主的大肆宣传等,实际上就是和平演变的伎俩。随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明确表达了其“和平演变”的战略构想,毛泽东主席十分警惕并采取了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至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仍然指出,“冷战”结束后,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会进行新的“冷战”,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5](p344)。时至今日,中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图谋并没有终止,反而形式更加多样化。他们通过各种形式或渠道培养“反华”势力,故意夸大我国政府在工作中的失误,制造群众对政府的种种不满,企图达到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实现和平演变之目的。

2.民主模式的挑战。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政治领域内中西方民主模式的较量也日益凸显,西方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与我国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民主模式遭遇碰撞。为保持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秩序中的优势地位,西方国家以“普世价值”为名,否定文明的多样性,将西方民主模式推向全世界,企图使全人类使用“唯一正确”的西方模式。因而一些西方国家及其在我国国内培养的代理人不遗余力地解构或肢解我国与西方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民主模式,极大地削弱人民群众对我国民主模式的认同和坚持,对我国构成严峻的政治威胁。

3.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政治安全的前沿阵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然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直接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例如,新自由主义宣扬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全面私有化,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干预;民主社会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而倡导指导思想多元化;历史虚无主义则贬低中国传统、歪曲中国革命历史而美化反动统治者、侵略者和汉奸,企图借否定历史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它们以出版物、论坛讲座、沙龙、书社、读书会、培训班、微博、公众号、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外资企业等形式介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甚至在高校讲台上,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课程,部分教师或有意或无意地传递着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或价值观。即使是中国传统、中国背景的学科,部分教师也因受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或多元文化的影响,不知不觉习惯于用西方的立场、西方的视角看中国现象、中国问题。这在客观上都不同程度地解构或颠覆我国的历史、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我们宝贵的民族精神。《辽宁日报》调查发现“在大学课堂上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了时尚,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成为普遍现象”[6]。如此便对我国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体系产生冲击。这种基于初始的播种和颠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无意识行为,但其负面的影响则更需高度地关注和警惕。据学者调查,当前我国部分青年已经公开盲目听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鼓吹,对我国的公有制和政党制度质疑和否定[7]。这种危害是深层次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全球化”“国际化”为名,甚至以“新观点、新思想和学术创新”为噱头,悄悄地进行着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这些都动摇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威胁着国家的政治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争夺‘制脑权的没有硝烟的战场”[8](p.257),一语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的争夺战将更加激烈。

(三)文化安全挑战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充分展现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文化强国是建设是当务之急。然而,当前我国文化领域所面临的种种挑战阻碍了我国文化强国的构建。

西方文化冲击我国民众的价值观念,动摇人们的文化自信。在我国,许多民众把西方文化当作时尚、当作高高在上的生活姿态,甚至不假思索毫无疑问地把西方文化作为衡量一切文化优劣的标准。西方文化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社会各个角落弥漫、扩散。西方文化良莠不齐地在我国蔓延,最初不少人是因为立场、信仰的动摇,缺乏一定的辨识能力,走向价值观取向的迷茫和混乱,后来却发展到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乃至膜拜,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遭受严重的打击。

更深层次的文化安全威胁还在于西方价值观直接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决定一个国家文化性质的深层次要素,凝练了国家文化发展的精神品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定了我国文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凸显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明确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并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为民众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更加凝练的表达,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今中国,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崇尚物质的拜金主义、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利己主义,以及各种庸俗文化猛烈冲击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导致在一些领域内出现了是非不明、荣辱颠倒、善恶不辨、美丑不分的严重局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际生活中被边缘化。甚至在西方文化显性或隐性的攻击下,否定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种杂音噪音在我国时有出现,并赢得不少追随者,影响十分恶劣。

(四)社会安全挑战

社会安全与人民群众利益最密切相关,是关系到社会公共秩序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性安全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加多样化,要求也更高。然而,在当前,人民群众的食品药品安全受到挑战,由各种诈骗导致的对人民财产安全的威胁依然存在,暴力恐怖活动直接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其他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也成为威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因素。

同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影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而且还会带来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当社会矛盾和冲突趋于激烈时,对我国社会安全构成威胁和挑战。诸如一些群体性事件和报复社会的伤人事件的发生,都严重挑战了我国的社会安全。

(五)其他领域的安全挑战

除了以上几个领域的安全威胁以外,我国国防安全、网络信息安全,以及生态资源安全等方面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1.军事安全的挑战。受多元化思潮和价值观取向的冲击,军队领域也曾出现信仰缺失、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下降,威胁着我国军事安全。与此同时,外部的军事安全威胁也依然存在,尤其是世界步人网络信息时代之后,传统的国防安全概念已经不能完全应对复杂的局面,军事安全受到的外部挑战形式也发生很大的改变。

2.网络安全问题。网络安全是我国在新时代尤其值得重视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自1994年互联网进入我国以来,我国网民的数量不断攀升。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7.7%。然而,在互联网信息资源中,凸显的却是“西方性”特征。西方发达国家在网络资源控制和利用方面占据明显优势。当前全球网络空间秩序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都是由美国提供的。在国际互联网的信息流量中,超过2/3来自美国,而我国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人、输出流量中仅占0.1%和0.05%。这种互联网牢牢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的状态,一旦外部势力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隐蔽手段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进行攻击,势必将我国陷入危险境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过:“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國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191甚至西方一些政治家公开宣称,互联网将终结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他们视互联网为“中国和平演变的源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将会导致重大安全隐患[10](p.260)。网络安全问题是新形势下我国需高度重视的问题。

3.生态、资源安全威胁。生态和资源问题是当今世界全球面对的共同问题,生态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由生态破坏引起的自然灾害频发以及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构成我国生态安全领域内的风险和威胁。与此同时,还须警惕对外开放过程中来自西方国家污染型产业转移对我国生态安全造成的威胁和挑战。

我国国土安全、社会安全、核安全的挑战也仍然存在,有时多种安全风险和挑战还联系在一起,产生联动效应,变得复杂且严峻。

二、新时代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对策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党和国家的基础性工作,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宝贵经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措施更加强有力。

(一)从我国国家安全挑战的特点和总体形势着眼,宏观领域的主要对策有以下三个方面

1.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话语权化解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必须进行伟大的斗争,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西方民主模式、“普世价值观”等各种西方文化话语在世界舞台咄咄逼人,只有坚定“四个自信”,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捍卫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需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10](p.100)。“中国声音”和“中国元素”依赖于“四个自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我国的话语体系。张维为教授理直气壮地宣告:“中国一点也不害怕模式竞争”,并指出:“在中国国内,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被西方话语忽悠的威胁,我们因此而需要建构起强势的中国话语来进行澄清和反诘。”[11](p.146)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民主法治、思想文化、軍队建设,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许多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我们有理由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具有巨大优越性。我们需要坚定“四个自信”,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既不要俯视也不必仰视西方文明,而是平视西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构建起强大的中国话语体系,作为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力支撑。

2.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各国合作共赢中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以“中心”与“外围”发展模式构建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发展中国家置于附庸地位,也因此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经济安全威胁,中国也不例外。因而要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国家安全,我国从不公正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人手,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坚持以公平正义的理念引领全球治理,并实施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新战略,强调在开放中实现本国与各方的共同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安全威胁。人类命运共体的战略思想兼顾各国正当利益,强调合作与共赢,更加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我国还将新理念新战略付诸实践中,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就是在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1](p.294)。2018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2]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鲜明旗帜,这是我国在国家安全领域遭全方位强力围剿之时的重大突围。

3.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中提升国家安全水平。安全依靠实力增强,我国要在新形势下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关键在于不断提高我国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也有提高党和政府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大加深,我国开放型经济已然形成,成为可逆转之势。然而,在我国对外贸易的较长时间内,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出口低端产品的粗放型外贸模式,导致中国商品附加值比较低,质量水平和利润率不高,且为部分国家将我国作为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场所提供了契机,从而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威胁背后的关键因素在于我国科技实力低下,在于我国创新能力的供应不足。新千年之初,我国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务院于2006年2月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2020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使科技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此后,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既为提高我国经济质量和效益指明方向,也为我国应对对外贸易中由竞争劣势导致的不安全因素提供了战略性解决方案。党的十八大报告更加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把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在创新发展领域勇往直前,一项项创新成果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许多领域赶超西方,走到世界前列。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中国制造上水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过去五年的创新成就给予高度肯定,同时仍然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情况后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3]再次突出了我国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径,也揭示了新形势下要依靠自主创新增强实力的根本立足点,这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举措。2018年上半年以来,美国针对我国快速发展的高科技态势,挑起的大规模贸易战,更加明示我们必须加快创新驱动战略,才能切实维护我国经贸等领域的安全。例如,我国需要加大对网络科技领域的资金投入,加快对根服务器、芯片、网络通信系统设备等关键技术的研究,打破西方国家在网络技术、信息资源等方面的控制,又必须有长远的思虑和规划,争取像其他科技领域一样弯道超车。

在新形势下,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也有助于解决内部安全威胁。例如在社会安全领域,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这是不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基本前提。

(二)在微观领域,需要做好具体防范工作,切实有效地筑牢我国应对安全挑战的防线

面对复杂的形势,要树立起超限战思维的安全观。当今世界,随着技术的进步,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有硝烟的、无硝烟的,无处不是战场。所以,上天人地、四维时空,我们都必须想得到、想得远,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具体到不同的方面,都应有明确的应对方略。

1.经济领域,应该严防西方国家企图干扰或胁迫我国进行完全私有化的改革和殖民化经济,绝不能让其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基础和国家性质。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定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还应加大对我国走出去的国企、民企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在跟其他国家合作时,最大限度地维护经济安全,方能确保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环境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政治领域,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保证国家不变颜色、不变性质,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能走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

对于网络政治意识形态,则应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管理和监督。牢牢把握网络宣传阵地,借助网络平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有效地引导和监督舆论,让网络平台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渠道。同时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引导和教育,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我国在网络技术和网络舆论宣传控制等方面暂时还受制于人,鼓励和号召人民群众自觉成长为网络战士,提高警惕,与一切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文化领域,必须有底线思维和过滤意识。文化有好有劣,东西方文化又存在本质区别。应对新形势下的文化安全威胁,底线思维和过滤意识是宝贵经验。这个底线就是四项基本原则规定性的底线。底线之上,可以广泛探讨,激烈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服务,而不是去挑战或祛除社会主义文化的底线。同时,必須树立起中国文化自信。这个自信应包含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近现代以来的革命传统文化。经历5000多年历史变迁的中华文明,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有坚定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0](p.349)

4.在公共安全领域,生命安全、财产安全以及公共秩序安全等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务必树立起安全发展的安全理念,完善食品、药品的安全监管体系,高度重视提高防范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要化解和预防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织牢立体化、全方位的公共安全网。

总之,天下之事,必作于细,面对新形势下我国所面临的诸多威胁和挑战,要做好具体的安全防范工作,从微观领域筑牢国家安全防线。

三、结语

国家安全既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安全与发展相统一,我国当前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是国家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关键时期,我国既需要在国际秩序大变革中创造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也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部发展的全局中结牢国家安全网。

我国倡导在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下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维护共同安全。发展带来国力的强大,为安全提供保障;安全为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使发展成为可能。我国的对外开放,不仅着眼于本国的发展,还关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不仅重视自身的安全,还力求各国的共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各国“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并强调“中国将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强调谋求共同的发展、维护共同的安全,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使命与担当。

从内部发展着眼,要敢于面对和解决我国发展中的安全威胁。新形势下,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改革更加全面开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深层次的利益格局调整在不断推进,人民群众思想观念领域发生快速变化,因而新形势下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叠加呈现。当然,从总体看,这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好,必然会影响我国发展大局,威胁国家安全。因而必须着眼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大局,攻坚克难,解决矛盾,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解决我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定海神针,依靠人民是应对新时代我国安全挑战的关键所在。“以人民安全为中心”是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根本宗旨和鲜明特色,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之源也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才是解决国家安全威胁的坚强堡垒,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维护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切实保护我国人民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与人民分享发展的成果,人民群众才能成为构筑我国国家安全大厦坚不可摧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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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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