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探索实践

朱磊

[摘 要]世界上任何政党在获得政权之前都十分重视思想舆论的引领和动员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进程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其内容主要包括在思想上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和宣传动员；在体制上注重党组织对宣传战线的统一组织领导；在方式方法上注意采取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策略。其基本经验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宣传文化建设，党管宣传，办刊办报，密切关注思想文化領域的新动向；充分依靠和信任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最广泛的文化思想统一战线；坚持在文化的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优势，牢牢掌握文化战线领导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探索实践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8）04-0031-07

伟大的革命，必然产生伟大的理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被称为新民主义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是20世纪世界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革命。它要在东方一个古老落后的大国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典型国度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因而其每一个胜利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这一极其残酷、复杂的、曲折的斗争也必将因此而积累无数丰富的历史经验。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建设新文化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还有新文化。“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但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仅仅依靠军事战线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

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根源可以得知，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28年革命斗争，人民群众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因此而获得了合法性的政权。究其原因当然有很多因素，本文主要就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和讨论。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阶级条件，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和理论条件。早在新文化运动中，当时的先进启蒙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已经提出了要倡导大众文化，争夺文化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也《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宣告：“由贵族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力的文学。”[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始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正在迷茫之中的先进中国人以极大的鼓舞和震撼。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满怀热情地开始研究十月革命，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在思想上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和宣传动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就主办过《湘江评论》并以此作为阵地进行革命舆论宣传。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1919年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周恩来在五四时期曾经说过，“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报纸。”五四运动之后，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据统计，1919年至1920年，在全国400余种报刊中，不同程度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就有200多种。其中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起较大作用的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湘江评论》、《新社会》、《少年世界》等。[4]五四运动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也开始“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党的一大之后，立即着手开始加强对工人和广大底层农民的宣传教和组织工作。具体来说包括出版通俗读物，普及阶级斗争常识，举办工人和农民补习学校，讲述马克思主义，帮助工人建立工会组织，组织工人和农民积极开展斗争。1920年初，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深入到北京郊区的卢沟桥、长辛店等地的工厂农村，同农民和工人直接接触，开展讲演宣传。蔡和森曾经写信给毛泽东：“必须有自己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物应该‘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党的东西，皆不登载”。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再次明确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教育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5]

“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形象地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抗战爆发之后，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客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6]1941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这个文件深刻阐述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性质、任务、范围、内容和方法等。该文件也强调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同党的组织工作一样，是我党工作中的两个有机的部门。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或缺。没有宣传鼓动工作也就没有组织工作，没有组织工作也就不能把宣传鼓动变成物质力量。

（二）在体制上注重党组织对宣传战线的统一组织领导

把党的宣传文化思想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成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支持进行党的各项政治主张的宣传是中国共产党一项基本原则。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了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和任务。“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均要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闸北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强固的宣传部，负责进行各事，并指导各地方宣传部的工作，与之发生密切而又有系统的关系。同时确定在中央宣传部下面设立一个真能负责做事的编译委员会，努力于党内党外小册子的编译工作。会议决案还指出，《向导》是党的政策的指导机关。党报是党组织教育党员的最重要的机关。

南昌起义时，各军建立了军党委，各师建立了师党委，有的连队也建立了党支部。“党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在文家市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提出“党支部建在连上”原则。“三湾改编”之后，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会议明确了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的工作。红军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抗战時期，周恩来发表了《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要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获得政治工作的完满效果，必须建立严格的政治工作制度与健全的政治工作组织。在军队中，从最高的全国总政治部到直到连队的指导员，建立其独立的组织系统。”“除各级部队的指挥员可指导同级的政治工作机关外，下级政治机关必须服从上级政治机关的指挥。”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并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面临的问题作了纲领性的说明，尤其强调了在对人民解放战争的统一战线的宣传教育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忽视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灵魂，任何革命的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说：“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7]

（三）在方式方法上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通俗化译介和选取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转译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就很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2年6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讲到，中共中央机关设立的人民出版社已印行了下列书籍，计有：马克思全书两种（《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全书五种（《列宁传》、《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共产党礼拜六》），共产主义丛书五种（布哈林的《共产党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纪实》）等，这十二种书各印了三千份。之后，成立了中央编译委员会，以便更加有计划地组织“党内党外小册子之编译，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之编辑”。[8]这一时期，革命的知识分子不仅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社会科学新书，而且创办理论刊物，发表论文，或者自己着手撰写专著。例如瞿秋白的《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马克思主义之概念》，李达的《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张如心的《无产阶级的哲学》，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通俗的解说和介绍的。

中共中央提出，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时，应注意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央要求在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同时，“收集整理种种材料，以便根据马克思主义编辑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做解决民族革命及阶级斗争中种种问题的理论上根据。比如，编写《革命常识》，对“中国革命中最重要问题作“通俗的解释”。[9]

用言简意赅的斗争口号，去动员、鼓舞、组织广大工人群众投入到罢工斗争中去，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化领导权方式。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对工人和农民开展思想教育，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方式和方法问题。毛泽东先后开办过夜校、补习班、识字班，讲述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启发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毛泽东以诚恳的心，朴实的态度，最浅显、透彻、简单的语言，说明最深邃的理论和最高深的原则。毛泽东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的明白、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含义深刻，矢无虚发。他的说话是形象亲切，引人入胜，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士兵、农妇老幼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生听了不以为浅。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早期就具有独特的文化领导权工作的本领。中国共产党早期另一位农民革命领导人彭湃也善于采取通俗易懂的方法，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开展文化领导权的思想教育工作。彭湃把农民遭受剥削压迫的实施编成歌谣，向农民宣传。“冬冬冬，田仔骂田公；田仔耕田耕到死，田公在厝食白米；做的颠倒饿，懒的颠倒好。是你不知想，不是命不好。农夫啊，醒来！”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文化的教育，农民的觉悟大为提高，革命热情十分高涨，他们说：“生为革命人，死作革命鬼，杀头也要干革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也指出：“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了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10]文字必须加以改革，语言必须接近民众，形式必须为群众喜闻乐见。反对“最没有出息党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11]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革命的大众化的文化，使之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有力的武器。”[12]

二、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实践探索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高度重视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观念方面加强对中国民众的启发和引导。新中国成立之前的28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领导权的基本理论、政策和方法逐渐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虽然在理论上还不成熟、不完善，在实践范围上，仅仅限于局部地区，还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宣传普及，但是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制定完备的文化领导权方针和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坚持办刊办报，党管宣传，牢牢掌握宣传文化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着手创办自己的报刊和杂志。第一份党报《向导》于1922年9月13日创刊；第一个通讯社《红色中华》（即新华社前身）创立以来已逾80多年；第一座人民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1940年12月30日创建。毛泽东1929年12月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1944年3月在《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以及1958年在《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等等文件、讲话、信件中，把红军的宣传工作看成“第一个重大工作”，把学会办报看成党的一种“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另外，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研究中央政策，纠正错误观点》、《宣传约法八章，不要另条口号》、《勿擅自对外表示态度》等谈话、电报、批语中，阐明了关于办刊办报党性原则的几个要点：第一，党的报刊的宣传必须在政治上同党中央步调一致，这就是说，党的报刊（通汛社、广播）必须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人民，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第二，党的报刊（通讯社、广播）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作，服从党的决定，反对任何闹独立性的倾向；第三，党的报刊（通讯社、广播）必须经常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总结经验，发现错误，立即坚决纠正；第四，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要经常抓报刊（通讯社、广播）的领导，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在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同时，立即着手恢复和建立党的宣传阵地。先后创办《布尔塞维克》、《红旗》、《实活》、《党的建设》等刊物，在文化战线上打出革命的红旗，宣传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回答单命急需回答的种种问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和叛变革命的种种罪恶。批判改良主义和取消主义对敌妥协投降及其对中国革命的错误认识，给广大党员和群众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在思想上将全党团结和集合起来。

加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规定政治方向，掌握新闻政策，宣传党的路线，使报纸真正成为党的机关报，这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党的领导，就是规定政治方向，掌握新闻政策，贯彻党的意图，使新闻宣传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使报纸真正成为党的机关报。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创办的报刊，也坚持党的机关报的性质和集体组织者的原则。《向导》是党中央最早的第一张政治机关报。《新青年》是党的理论机关报。《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即党领导下的第一张全国性的工人报刊。《中国青年》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报。1930年3月26日，《红旗》第87期刊登一篇《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的文章，其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必须有全国范围的经常定期的政治机关报，有系统的对全国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劳苦群众作广大的政治教育，深刻的解释一切政治问题，战胜统治阶级的欺骗，指出正确的革命斗争的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列宁在《《从何处着手？》一文中页指出，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宣传员和集体鼓动员，而是集体的组织者。斯大林也在《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一文中说：报刊的鼓动作用虽然有极大的意义，但是它的组织作用在目前是我们建设工作中最迫切需要的因素。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反复强调说：“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和群众的联系，这就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13]1931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的苏维埃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中指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141944年3月22日，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座谈会上指出：“应该把报纸拿着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经济、军事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15]在毛泽东提议之下，中央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发展的需要，着手创办了多种影响深远的报刊和杂志，及时宣传党的方针和政治态度，宣传当前的革命形势和任务，给广大党员和群众指出了继续革命的总方向，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团结聚集全党继续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经验说明：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自己的新闻广播事业；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新闻广播宣传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坚持马列主義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新闻广播就会对社会生活产生消极作用，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反对党的领导和人民的监督，新闻广播事业就有被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夺的危险，成为篡党夺权的工具。综上，坚持办刊办报，从精神、文化、思想、道德等方面去宣传动员群众，引导群众参加革命，支持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

（二）宣传动员充分依靠和信任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最广泛的文化思想统一战线

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并发生巨大的影响，产生了一支文化界的生力军，一批文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用于中国文化革命的实践。这一个时期党的文化工作，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它“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16]毛泽东1948年4月2日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又提到，“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17]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文化领导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宣传思想工作如何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关系。党的文化宣传思想工作什么时候以人民的利益为宗旨，以人民为文化思想宣传的主体，以人民的社会实践为基础，把宣传党的政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充分宣扬人民的智慧，反映全体人民的要求，它就能教育、提高和引导群众前进；什么时候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割裂开来，不注意从实际出发，只代表党委讲话，不反映群众的呼声要求，它就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事业。

1922年9月，我们党根据斗争韵需要，在上海创办了我党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该报发刊词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表明我们党的报纸一开始就代表人民说话，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呼吸相通的亲密关系。这清楚说明，我们党在早期，就很注意正确处理报刊和人民群众的关系。1927年10月创刊的党的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发刊词里页提到“谁能解放中国，使中国最大多数的工农贫民自己得到政权，开辟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是把中国人民的解放视为党刊党报的最高宗旨。1930年8月创刊的党的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发刊词也指出：“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同时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必然要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新华日报》则要“力求成为全国民众的共同的呼”。党的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把工人，苦力+流氓无产阶级、兵土、职员、学徒、手工艺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小学教师等作为这种思想上联合战线的对象。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化战线上，主要的不是解决要不要统—战线的问题，而是这个统—战线范围多大的问题。张闻天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其主旨也就是“要使中国目前的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性运动”，“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上述材料充分说明党的文化思想宣传事业从来就十分重视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为自己的职责，把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当成自己应尽的义务。毛泽东文化思想宣传理论中关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是对党的文化宣传活动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吸收党外人士的言论是毛泽东“民众大联和”思想的重大发展，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文化宣传思想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新形式。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经常播送国统区党外人士的文章、谈话和讲话。“《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刊办得更好。”[18]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总理的电报中也提出，“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央已准备了一个决定草案，党报应容纳党外人员说话亦包括在内。”[19]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因此，“依靠人民群众办刊办报”就必须对广大的党外人士敞开言路，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发挥全体人民群众的才智，不断修正错误，使文化宣传思想工作既成为党的喉舌，又成为人民群众的论坛。

（三）在文化的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优势，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早期就十分重视针对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围剿开展激烈的论争。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派别之争以及国民党右派加紧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压和抨击。为此，192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在《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中提出，“选我们的同志及国民党左倾分子，组织宣传委员会，每周开会，由我们的同志做报告，并报告党内左右派争执及右派的反动行为。”[20]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戴季陶主义为肇端，衍生出五花八门的三民主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民党右翼分子，借各色“三民主义”排斥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等于未病而吃药”，是“制造毛病的办法。”另外，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极力宣扬国民党一党政治、一党专政，恶毒诽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为外力所支持”，是“封建”、“反动的势力”，应该“解散”。1931年10月7日，国民党政府又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对《出版法》作了更加苛刻的规定。比如，“未经许可出版二擅自出版之术概行扣押”，“凡经许可出版之书籍，如出版后与核准之原稿不符，内政部德予以禁止或扣押”等等。1930年国民党查封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普罗书社、无产阶级文艺俱乐部、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等组织。1931年，被国民党查禁的书刊共有288种，而以“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共党宣传刊物”、“提倡无产阶级经济学说”等被查禁的占一大半。1933年，国民党宣传喉舌《汗血月刊》和《汗血周刊》联合发起《征求“文化剿匪研究专号”稿文启示》，正式提出“文化剿匪”的口号。

为此，中国共产党同上述种种错误的言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新中华报》、《解放》周刊、《解放日报》、《共产党人》、《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重要社论和文章，对各种牌号的伪三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论战。

左联五烈土被害以后，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被调去协助罗绮园恢复《红旗日报》，冯雪峰继任左联党团书记，成员有夏衍、钱杏邨、阳翰笙等。他们满怀悲愤，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冯雪峰接任左联党团书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法揭露反动派的罪恶，编辑出版那本用鲜血写成的“纪念战死者专号”——《前哨》。该刊刊登的文章有左联《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还有鲁迅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以及5位烈士的传略和遗著。这些文件和文章不但沉痛地哀悼死难战友，而且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为了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鼓吹的种种谬论，由毛泽东等人审阅修改的《评〈中国之命运〉》于1943年7月21日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文章驳斥了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污蔑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及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的反动叫嚣。文章呼吁，为着中国民族的前途，为着青年与后代，必须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反对买办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反对新专制主义。《评〈中国之命运〉》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的《中国之命运》的基本态度和观点。该文发表之后，中央宣传部便下发指示，要求“各地区除在报纸上发表之外，应印成小册子，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的每人一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21]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化反围剿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礼有利有节，成为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重要一环。这场文化领域中的斗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警醒和思想教育。这场斗争再次佐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如何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的抗争和论战中获得新生和前进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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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278.

（责任编辑：育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