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大局意识

王真真

[摘要]大局意识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之道，也是邓小平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生涯中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思想品格和领导风范：富有战略思维，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正确认识大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服从大局;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多谋善断、举要驭繁，牢牢把握大局;为人客观公正，胸襟博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邓小平的大局意识深刻影响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我们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定维护大局提供了思想方法和实践原则。

[关键词]邓小平;大局意识;党中央权威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3-0044-08

大局意识是邓小平鲜明的思想品格和领导风范，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和基本经验。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论及什么是大局、各級领导干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大局意识，提出“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认为邓小平“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要求全党”学习邓小平同志‘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学习他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因此，深入学习研究邓小平的大局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全面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努力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正确认识大局

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无论是担任一个部门、一个区域、一支部队的一把手，还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思考问题从没有局限于本部门、本地区或局部利益，而是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正确认识大局。他曾指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

抗日战争时期，从跃马太行到挺进华北，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邓小平没有陷入事务主义的泥沼，没有局限于本地区的局部利益，而是富于历史眼光和战略思维，时刻提醒干部：“大家都要从大局着眼”，“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这个观念应在干部中特别在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来”。1940年10月底关家垴之战，面对日军的狂轰乱炸，陈赓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说，我方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十几个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这时邓小平拿起电话，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简短有力的话语里，蕴含着顾全大局的决心和果敢。1941年前后，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尽管太行山区也很困难，但刘伯承、邓小平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晋西北困难的通报后，还是号召军队、地方勒紧腰带，节约出一些食物和弹药，支援更为困难的晋西北地区，这种着眼大局的举措得到中共中央的通报表扬。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制定作战方案时总是自觉地在大局下思考、定位、摆布，立足于解放战争全局的得失。1946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取得陇海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军迅速在郑州、徐州之线集中兵力，企图趁晋冀鲁豫野战军未休整之机，以优势兵力，分东、西两路合击定陶、曹县地区，进而控制鲁西南。经过分析研究，邓小平认为暂时避开国民党军锋芒，在老黄河以北休整一下，“对晋冀鲁豫野战军局部比较有利，但对全局不利，势必增大华东和中原军区部队的压力”。虽然“拿这批骨干打，实在有些心疼”，邓小平还是提出“野战军咬紧牙关再打一仗”为好，“按这个方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负担当然会很重，但华东和中原军区部队就轻松多了”。

邓小平的大局眼光，在战争年代表现为军事战略上的运筹帷幄，维护革命胜利的大局，在和平时期则体现为始终能高瞻远瞩，正确地认识到什么是大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就提出要“在解决某一部分武装问题时还要考虑到对其他部分的影响，不要贪小便宜，不要因小失大，而要从全盘考虑问题”。1975年初，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共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他确定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刀阔斧地领导了全面整顿。“文革”结束后，国内遗留问题多，千头万绪，邓小平充分从全局思考问题，认为应该从最根本的问题抓起，“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提出“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对于什么是大局进行了一系列论述。例如，对于国内发展，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对于国际环境，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对于改革和发展所需的国内政治环境，强调安定团结“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他还特别关注选拔和培养接班人，“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等等。

邓小平能正确认识大局，与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密不可分。1989年，他在向第三代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时，反复告诫：“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编辑工作完成时，他仍强调：“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服从大局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自觉服从大局，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是大局，關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纵观邓小平70多年的革命生涯，他始终从根本上服从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大局，自觉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认为全党应服从中央，维护中央权威，他说自己“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

在战争年代，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和部署，邓小平不仅坚决执行，而且是“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出奇制胜”。早在1933年，邓小平就因为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遭受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磨难。在错综复杂的革命环境中，邓小平总是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妥善处理全局和局部关系。

邓小平勇挑重担、自觉服从大局的事迹，经常被人乐道的就是他和刘伯承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率领二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1947年6月，为加速全局胜利，实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打到外线去的战略计划，使全国各地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冒着被敌人消灭的危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我们必须勇往直前，不要后方，哪怕付出再大的牺牲，也要挺进大别山，为全国解放战争胜利这个大局作出贡献”。时隔40多年，邓小平还清楚地记得接到延安发来的电报的情景：“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解放战争后期，为剿灭国民党在西南的残余势力，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率部解放大西南，这对邓小平及其所率部队而言又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下达后，二野部分指战员中出现了一些不良情绪，“目前无论是军队干部或地方干部都有些怕走路思想。二野某些同志有不安心岗位的思想，认为二野总是命苦”，对此，1949年8月17日，邓小平在二野、三野团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对大家进行了大局意识的教育，强调“一切不安心于自身岗位的思想都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认识去西南是革命的光荣任务”。1949年8月20日，邓小平在西南服务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再次指出做好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一切工作均应以政策为出发点”。

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批评了分散主义的倾向，指出：“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更是反复强调要维护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反对各自为政、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

邓小平认为，对于中央决定的“大问题”“方向问题”，各地区、各部门都必须自觉服从，不打折扣地坚决贯彻、执行。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邓小平认识到，“路线正确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要看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是否正确执行这个路线。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因此，他坚决反对搞派性、搞小圈子，“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明确提出“中央要有权威”的重要思想，“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反复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是有权威的，有能力的。没有权威不行啊”。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对于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维护党和国家稳定大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多谋善断，牢牢把握大局

邓小平一贯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多谋善断、举要驭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他总能从容镇定地驾驭局势，轻重有序、缓急有度，“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

对于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邓小平早在1954年全国财政厅长会议上就已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他提出，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中，“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认为应该用辩证的观点处理大局与局部的关系，“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一方面，中央“要经常照顾局部和地方，要因地制宜”;另一方面，“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但如果二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不如此，就会发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多谋善断、举要驭繁的领导艺术更加炉火纯青。他总是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始终牢牢地把握大局、掌控大局。1978年，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他眼中，改革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关系到中国未来永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大局，“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

对于国内大局，邓小平准确把握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认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要求我们一切工作和各个方面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1985年6月4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依然强调，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1988年又明确提出“两个大局”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

1989年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又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处乱不惊，镇定自若，告诫大家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强调“中国不允许乱”，对于以后我们怎么办，明确回答“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邓小平指导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

对于国际大局，邓小平深刻观察、分析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为了维护这个大局，邓小平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调整了我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积极谋求同包括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一切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努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在处理和发展中苏关系时，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提出“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最终，“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胸襟博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说邓小平“每次被错误批判打倒都豁达乐观、沉着坚韧，对未来充满希望”。坦荡无私、博大胸襟、豁达乐观、沉着坚韧，这些闪耀着大局光辉的词语，也正是邓小平人格魅力的体现。邓小平自己曾讲道：“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他的女儿邓榕曾这样评述：“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

心若大海容风雨，志如高山纳藓苔。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这使得他面对挫折和逆境能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总有人顶住”。“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消极颓废，而是“等待”，身处困境依然自强不息。他曾开玩笑说，下放江西等于上了一次劳动大学。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同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谈话时说道：“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历史上，几乎没有政治人物像邓小平一样三次被打倒又三次站起，“我是三下三上的人，没有乐观主义态度，没有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的思想，不可能活到今天”。

“坦荡无私，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光辉的人格魅力，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锤炼的品质修养。”他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1977年7月21日，他第三次复出时讲过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些话语充分展现了一名共产党人公而忘私、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

邓小平对待党的历史、对待同志客观公正，从不以个人恩怨待人处事。他说：“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他一再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正是在这种全局观的指导下，我们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保证了党和国家前进的正确方向。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二次和第三次落直接和间接都与毛泽东有关，但他始终抛弃个人恩怨，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胸怀和境界让人敬佩。

“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和人民，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89年9月，邓小平辞去最后一个职务，为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度、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发挥了带头作用，“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对待名利，他向来淡泊，功高至伟却从不居功自傲，“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他曾在自己的《文集》序言中这样写道：“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观大势、谋大事，注重用大局意识来教育和武装全党，显示出一代战略家的恢宏气魄。这既是他个人优秀品质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鲜明体现，也与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密不可分，正如他所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讲大局、顾大局的团结历史，大局意识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之道。邓小平的大局意识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大局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我们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定维护大局提供了思想方法和实践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学习邓小平的大局意识，在大局意识的引领下，不断增强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坚定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这也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