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上的赤杨岗

2018-09-13 12:20王亚航
时代青年·视点 2018年4期

王亚航

摘要:《黄河东流去》是经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学精品,值得认真分析和把握。本文将透过微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对相关人物和事件作简要分析,以求对作品有更深的了解。作为文学新时期的代表作品,它首次创造性地描摹了河南“侉子”的形象系列,同时也揭示了中原农民的总体特征,较之前的作品,它更关注开掘农民的心理和精神内核。

关键词:逃难经济;时势权力;群体心理;十七年文学;侉子形象

《黄河东流去》的构建奠基于作者大量地走访,实地调查和文献阅读,是经李准长期积累和思考而完成的优秀作品。作品讲述了中原农民的辛酸与苦难,也融入了李准对历电和民族文化的反思。

微观经济学审视下的

“逃难经济”

无意识的思维中往往有闪光的智慧,李麦等一行人在西行逃难的时候,有过许多有趣而合理的经济行为,下面我们将据经济学的一些观点来简单地分析一下它们——赤杨岗的村民因洪水失去了谋生的条件而被迫背井离乡,因寻母口的经济条件恶化而群起抢粮,这些都说明了当社会提供的产品不能充分满足人类需求时,将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村民们初到寻母口时,各显其能,最后都有了保全自己的条件,如李麦同几个妇女拆洗被子,天亮跑船,王跑赶脚,徐秋斋摆摊算卦等。可以看到,他们都把握好了个人的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以此为标准来进行专业化分工,这样的话,保证了每一个生产者只生产自己所擅长的产品,从而得到最大产出。另外,申奶奶领着小孩子要饭,徐秋斋帮助王跑讨回驴价,这些在某方面也体现了村民们对机会成本的考虑,他们在做出选择或决策要动用资源时,尽量做到在既定历史开支下,获得的收益最大。总之,村民们的经济行为彰显了他们的经济智慧,也体现了作者构思的合理与细腻。

大灾中乡土社会

时势权力的凸显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中,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教化年幼的人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称之为长老权力。在赤杨岗中,拥有长老权力的代表便是徐秋斋。徐秋斋能卜课算卦,也教过几年学,平时好于帮助别人调节纠纷,解决问题,因而也有不错的人缘。他见多识广,生活经验丰富,他曾利用海螺子的性格缺陷出智计保护了村中的古杨树,也曾帮助过李麦向海福元逼要棺材,也及时地在洪水到来前告诉大家“发大洪水先摽筏”的老经验。可以说,徐秋斋在赤杨岗中是德高望重的,具有一定的权威。

但是,新环境的发生,会致使旧方法丧失其原有的功用。当固守旧方法变得毫无益处,人们变会选择遗弃它。既然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是有知对无知的经验传递,那么,如果长老所传递的文化已经失效,他的言辞也就根本上失去了教化的意义。当徐秋斋得知黄河决口的时候,一时呆住了,只是柱着棍唉声叹气地说:“哎!大劫!大劫!老天爷要收咱这一方人了!”而同时和徐秋斋一样具有长老经验的申奶奶在听说这个消息时,竟然“顿时两腿软瘫蹲在街上”。这些较为明显地体现了长老在面临新环境的慌张与迷茫。新环境的出现,会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长老的经验范围,而正是这种超出经验范围的“无知”,直接导致了长老权力的隐退。

旧经验失去了效用,同时新方法也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探索和发明。在新方法被发明之前,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会有一个让大众充满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间内,大众心理上充满紧张,犹豫和不安,此时也就极大的促成了时势权力的出现。李麦在听闻了黄河决口的消息后,敢于带头反抗海螺子的逼款;她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及时地通知并组织各家摽筏;她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迎接马鸣寺的亲家,并给春义举办了婚礼;她在大家被困沙岗而对未来倍感迷茫的时候,倡导大家离开沙岗并一起规划逃难路线……可以说,李麦作为时势权力的代表,她一直在提出新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经验,能获得别人的认同和信任,而这种人往往可以支配他的群众。

逃难群体的形成

——大众心理窥探

《黄河东流去》上册主要讲述了以赤杨岗村民为代表的黄泛区人民向西逃难的故事,赤杨岗村民团结友爱,在困境面前坚强不屈,互相帮扶,演绎了一幅不抛弃,共患难的动人场景。赤杨岗村民们历经艰险,而且在走散的前提下最后都顽强地生存下来,这很大程度上依赖着群体的力量。因而,分析农民团体的群体意识就显得很有必要了,而谈及具体的分析角度,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发。

在第八章中,当赤杨岗里流进了二三寸黄泥水的时候,人们大意了起来:有些人说黄河口已经堵上了,有些人说黄河水顺着贾鲁河流去了,一时谣言四起,人们都拿不定了主意。此时,严格意义上的群体还没有形成,个人的自我人格还没有消失,个人的感情和思想都还只是在关注着自己。但是,当黄河水浸没全村,人们被围困沙岗的时候,个人的个性被灾难扭曲,每个人都将视角聚焦在同一问题上,即生存问题的时候,这时群体才正式形成。有了群体就必然要有领袖的存在。通览《黄河东流去》上册,不难发现,李麦首先通知了大家水灾的消息,并组织了大家进行准备,成功地举办了春义的婚礼,对未来又充满着坚定的信心,这些都促成了她成为群体的领袖。作为领袖,若想组织群体,必须用形象的思维来说服群众,多次地断言和重复自己的观念,为群众勾勒出美好的蓝图。那样的话,群体的无意识人格就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个体的情感与思想在暗示与传染下才会转到同一个方向。毫无疑问,意志坚定,对未来充满信心,富有组织能力的李麦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因而赤杨岗的村民才会有强烈的群体感,才会在内心中升腾出一种短暂而巨大的力量,以遮蔽他们在面临灾难时卑微无能的感觉。

乡土叙述的探索和发现——对比十七年文学简谈李准的创作突破

谈及十七年文学时期(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的创作,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这个时期的作品,题材单一,以歌颂,回忆,斗争为主,且绝大多数都与政治活动和政策宣传联系紧密,呈现出过于功利的特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扁平化,理想化,模式化严重,造成了现实反映的失真和审美价值的削弱。在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创作中,李准的作品也未能避免与政治,政策联系过紧的倾向。比如他的《不能走那条路》,虽说成功地展现了农村土改不久农民的土地交易现象,真实地表现出老一代农民的小农意识和生存方式的残留,但纵观全篇,仍能发现其中鲜明的政治宣传色彩。

《黄河东流去》是李准创作的一次突破,也标志着他对政治影响的挣脱,是他由偏狹的政治视角向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的转向。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生活。”在《黄河东流去》中,李准回归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真实反映,通过把黄泛区难民安置在洛阳,西安等古都,在城乡的对比中,力图展现特定时期中原的生活万象和挣扎在死亡线上中国农民的精神气质。李准在作品中思考着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思考着浸透汗水与鲜血的经验,并深入地剖析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内在联系。可以说,《黄河东流去》真正做到了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对人生和社会的理智关照。

参考文献:

[1]李准著.黄河东流去上[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2]曼昆.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第5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3]费孝通著.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4](法)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5]王开阳.创作反思之后——《黄河东流去》与李准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比较[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01):62—66

[6]徐其超.吕豪爽.侉子群像首创与民族灵魂发现——论李准《黄河东流去》的历史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12):2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