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墙与现代城市发展关系
——以荆州古城墙为例

吴 聪，杨一帆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 100044）

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是城市历史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线索。城墙遗迹集中体现了古人在城市选址、城市礼制等级、城市防御及防洪等各方面的规划思想，是研究古代城市的活化石。然而，随着城市格局的转变，城墙与现代城市发展关系也有很大变化，荆州城墙作为“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见证了古代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化的过程，在现代城市发展中被赋予新的价值。

1 荆州古城概况

荆州古城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的长江北岸，江汉平原西部。这里江河纵横，沃野千里，地理位置优越，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和三国文化的中心，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荆州古城的前身为楚王渚宫，这样的厚重积淀，使荆州古城具有高起点的先天优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这里置南郡设江陵县，汉时沿用秦制，汉武帝划荆州为全国十三州之一，三国时，这里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此后虽历代王朝兴替区划变更频繁，但荆州城始终为郡县治所，是目前全国唯一完好的州、郡、府、县四级首府合一的历史文化古都。

荆州古城西北部岗岭蜿蜒，属荆山余脉。古城南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古城脚下有护城河，北部与太湖港相连，坐北朝南，完全符合堪舆学“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城址选择原则。荆州城墙与荆州古城紧密相连，古城的历史轨迹影响着城墙的修筑与变迁。以已有的史料为据，早在周厉王时代，荆州就已经有了最早的城郭，此后随古城的延续而不断修筑、圮毁、重建，并最终形成如今以明城墙为旧基的城墙。

现存荆州城垣基本完好, 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而南北窄，城池依地势而起伏，蜿蜒迂回。从城楼下瞰，瓦屋绵延，巷衢规整，绿树掩映，有多处高大的殿堂耸起。古城城内东西直径3.75 km，南北直径1.2 km，总面积4.5 km2。现存城墙由土城和砖城互相依托而成，城墙高约9 m，宽约10 m，周长11.3 km，依照明代旧基修复而成[1]。环绕城墙的护城河最宽处60 m，最窄处10 m，蜿蜒曲折，与城墙融为一体，构成堑壕、城墙两道防线，易守难攻（图1）。

图1 荆州古城平面图（来源：作者自绘）

2 荆州古城墙的形制与现状

中国古城往往由城墙和城壕组成完整的城防体系——古城池。随着历史变迁，荆州古城池经历了历史风雨的荡涤，基本保持了真实性和完整性。它不仅经受住了漫长冷兵器时代的刀光剑影，也经受住了热兵器时代的战火硝烟，完整的古城墙与完整的护城河，共同组合成了遗存完整的荆州古城池。

2.1 城垣

荆州古城墙墙体由砖石砌筑的外墙和夯土墙芯构成，砖石外墙单侧或双侧包砌夯土墙芯，它们共同构成坚固的防御性墙体。砖石外墙由墙基、砖墙体、城垛（雉堞）等部分构成。墙基为青条石砌筑，墙基走向与城内地势相同，即东城墙比西城墙高，南城墙比北城墙高。环城基石大多筑于明代，遗存较为完整。砖墙体绝大部分为青灰色特质城墙砖和石灰糯米浆砌筑，古城墙上现存上百处文字砖，记载了城砖的产地，它们来于自鄂、豫、陕、湘、桂等地。最早的文字砖为南宋淳熙年间烧制，最晚的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图2）。夯土城垣位于砖石墙体内侧，以素黄土夯筑，呈护坡状，底部宽10～14 m，顶部为人行道，宽2～4 m，现仅有局部人行道为青砖墁铺（图3）。

图2 荆州古城墙局部墙体（来源：作者自摄）

图3 城墙顶部人行道，局部人行道为青砖墁铺（来源：作者自摄）

古城墙现存的铭文砖，主要是洪武砖与万历砖等明代铭文砖，这两种城砖的长度均超过清代城砖，洪武砖长43 cm左右，清代砖无论有无铭文，一般长都是38 cm。一般而言，明代铭文砖墙面受风化破坏程度远轻于清代城砖（图4）。清代文字砖很少，目前发现的清代文字砖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及少量咸丰年间的，建成仅170多年，却比洪武城墙衰败得多，大多被风化腐蚀严重，或是变成“红心砖”，即砖的青色外壳破裂，水分渗入，砖心膨胀，加速腐败，砖内没有被烧透的红色部分便暴露出来（图5）。同类城砖所砌城墙风化破坏程度，与其所处方位有直接关系，南面光照时间长，特别暑天昼夜温差大，常遇暴晒暴雨，因此南向城墙损毁程度较北向城墙更为严重。

图4 铭文砖（来源：作者自摄）

图5 风化腐蚀显露出的“红心砖”（来源：作者自摄）

除砖、土城垣外，荆州城墙还有另一种质地特殊的辅助墙体——石灰糯米浆干打垒墙体。这种墙体融石灰、砂石、黏土、糯米浆于一体，经一层一层夯实而成，夯筑层次清楚，相较于一般的夯土墙体，技术复杂、成本较高，是应对城墙地基松软等特殊情况的特殊措施[2]。位于小北门内西侧的荆州城墙博物馆有这种墙体断面的展示（图6）。

图6 石灰糯米浆干打垒墙体展示（来源：作者自摄）

2.2 城垛

城垛亦称雉堞，砌筑于城垣顶部。城垛长2.2 m，城垛间距离0.4 m，原有城垛5 127个。东城墙和北城墙上的城垛大多遗存保存较好，南城墙和西城墙上损毁较多，但大多已被修复。每垛下部中心处，有一长方形孔洞，俗称排水孔。两垛间下部凹处设置一弧形砖，用作观察敌情或射箭之依托。

2.3 城门与瓮城

荆州古城共有城门6座，东垣、北垣各两门，南垣、西垣各一门，6个门均设瓮城，上有城楼。20世纪50年代，为缓解城内交通压力，新开3座城门：新东门、新南门、新北门。新开的城门均为三孔道，无瓮城。冷兵器时代，城门是进出古城的交通要道，也是最容易遭受敌人攻击的地方，因此，古城门是城防的重点部位。

6处古城门因方位、地势的不同，形制又各有差异和特点。南门位于南城墙中部，又称南纪门，是古城的正门，也是6座城门中唯一一座瓮城门与主城门同轴的城门。瓮城除南向主城门外，东西两侧还有一对对称侧门供百姓出入。城门上原有城楼曲江楼，已毁于日军战火，现仅存遗址。

公安门位于古城东南角，是古城遗存的唯一水门，20世纪50年代还曾有人在此乘小木船到沙市。公安门通道顶部开有“天井”，即挡水板闸口（图7）。其瓮城是古城最小的一座。

东门位于东城墙中部，明代称镇流门，清代称寅宾门，是迎接来使和宾客的城门。城门上有宾阳楼，始建于明代，现存重檐歇山顶建筑为20世纪80年代重建。其瓮城和门楼尺度大而壮观（图8）。

小北门位于北城墙东段，明代称古槽门，清代称远安门，上曾有景龙楼，毁于日军战火，现仅存遗址。景龙楼遗址柱网清晰可见，柱顶石完整无缺，遗址面阔5间，进深3间（图9）。小北门瓮城形状为方形，同其他瓮城不同收缩在主城墙内，是古城最大的瓮城。

大北门位于北城墙西段，明代称拱辰门，清代称拱极门，此门是古代北上京都的主要通道，古人常在此远行相送，折柳相赠，故又称柳门。苏轼《荆州十首》“柳门京国道，驱马及春阳”即咏于此。城门上城楼名朝宗楼，为纪念唐代荆州刺史韩朝宗而名，日寇入侵期间受到很大破坏，1981年按原样修复，重檐歇山顶，面阔5间，进深3间。瓮城两侧墙体呈弧形状相围，形成特殊多边形圆弧建筑平面。

图7 公安门顶部“天井”，门洞墙基处没有石头基础，为明代城门（来源：作者自摄）

图8 东门及复建的宾阳楼（来源：作者自摄）

图9 小北门上景龙楼遗存的柱顶石（来源：作者自摄）

西门，明代称龙山门，因通向城外龙山而得名，清代称安澜门，上曾有九阳楼。

除南门与公安门的主城门洞的墙基处没有石头基础且为明代城门外，其余4个城门均为清代城门，墙基皆有5层条石基础。部分城门通道内有挡水设施，大门后通道墙壁上有挡水板槽。遇敌人引水灌城或遭遇水灾时，将关闭城门，并在城门后装上挡水板，然后在挡水板与城门形成的空腔内填上泥土[3]。大北门通道墙壁上还遗留有挡水板支撑架孔（图10）。

图10 大北门通道墙壁上的挡水板槽及挡水板支撑架孔（来源：作者自摄）

2.4 马面及藏兵洞

马面是砖城墙外侧的凸出形墩台。荆州城墙上的马面三面凸出，墙体均为城砖砌筑，以素土夯筑，顶部墁砖，大部分马面顶部青砖已残损。马面是荆州城墙上一种多功能的重要城防设施，可加固墙体，更可居高临下三面御敌，是城防屯兵的重要部位。城墙各处马面形制大同小异，因地势不同略有差异，绝大多数马面外观呈长方形。荆州城墙马面上原有敌楼、哨屋，现均已不存。

荆州城墙上，有的马面中间为夯土，有的马面则在其中构建独特的城防设施，即荆州城墙所特有的藏兵洞（图11）。荆州城墙上现遗存有5座藏兵洞，规格形制基本相同，内侧三面墙体上分别设置有上下两层或三层回廊式人行平台，且三面墙体上均有设置拱形洞，可容纳2～4人，内设瞭望孔也可用于射击。从城墙上下到藏兵洞洞底均由青灰色城砖筑成的阶梯连接。洞底向墙体外有排水孔道。藏兵洞共可容纳60～80人，可从多层次多角度打击攻城之敌[4]。

图11 位于大北门东侧的藏兵洞（来源：作者自摄）

3 荆州古城墙对现代城市发展的影响

由春秋至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城市多沿用城郭制，《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即讲述的这种城市建设制度。城郭即为内城和外城，一般均筑有城墙，中国古代的筑墙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称为筑城史。在冷兵器时代，城墙的军事防御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是守卫城市最重要的防线，也正因为它如此重要，历朝历代才会如此重视城墙的修筑及加固。城墙是古代城市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也具备划分君民的作用。区分阶层，是君主权力的象征。雄壮高大的城墙，也可发挥着震慑叛乱者的作用，使臣民臣服于封建统治之下。

如今，随着城市格局的转变，城墙原有的功能逐渐不再发挥作用，城墙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其对现代城市的影响也发生变化。

3.1 城墙对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

古代城市由于统治阶级的控制以及城市功能简单等原因，城墙对于城市的益处远大于弊端。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格局改变，城墙对于现代城市建设的影响就发生了转变。古时城墙文化中政治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城墙发挥军事作用保卫居住在其内的统治阶级及军队。政治因素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又促使文化教育产业繁荣，使城市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多中心。1949年后，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墙集聚功能继续发挥作用，吸引大量城外人口进城，古城内居住人口众多，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驻扎，学校也纷纷建设在城墙内，这便造成城市开放空间少，古城内部空间拥挤。西门附近街区曾是荆州古城主要商业区域之一，多延续“大街小巷”布局，遗存许多明清时期建筑，但较小的区域面积不能满足城市功能的复杂化，人员密集，出行困难，亟须向外扩张。

城市建设中缺乏对古城保护的考虑，使城墙在新城市格局中地位尴尬，城墙的文物价值和文化意义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附加值较高的旅游、文化等产业没有空间给以承载，便无法得到有效发展。

3.2 城墙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古城墙的走势及布局对古城内的道路格局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地域宽广，南北城市差异明显。古代北方城市大多地域平坦，道路多为方格网状，便于通行及布置建筑，主要交通道路往往是通向各个城门的道路。与荆州古城墙共称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四座古城墙的其他3处，西安城墙、兴城城墙及平遥城墙，平面布局均为近似规整的方形或长方形，城内路网大致为方格网状，局部略有变化。荆州地处南方，城墙因山水地势而起伏，古城墙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加上荆州特殊的战略位置，出于军事防御方面的考虑，荆州城墙的城门并没有直接相对，由城门引出的道路也不彼此通达。由东西两门引出的道路并未直接交汇，而是通过一段南北向的道路连接。由大北门及小北门向南延伸出的道路，也不通向南门，而是交汇到东西两门引出的道路，南门也有主路交汇于东西向大道上，这些均为明清时主要道路并延续下来。

城门区域是荆州城墙的节点，既是道路的连接点，又是进出古城的重要汇集点，厚重的城墙及宽阔的护城河使古城内外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只能依靠城门进行沟通。城墙原有6座城门，均设有瓮城，单孔道，仅能容两辆车并行通过，经常拥堵。1949年后，为缓解城内压力，新开3座3孔道城门，并修建新路连通老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压力（图12）。

图12 荆州古城道路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

3.3 城墙对城市景观的影响

千百年来，荆州城墙主要作为重要军事设施，提供御敌和御洪的作用，太平年代，则是文人雅客登高望远，吟诗作赋的聚集之处，多有诗词歌赋流传。城墙东南向角楼曾有仲宣楼，是纪念东汉《登楼赋》作者王粲而名。朝宗楼东侧曾有雄楚楼，因杜甫诗句“西北高楼雄楚都”而得名。随着城墙军事和防洪功能的减弱，其景观功能逐渐显现出来。城墙本身作为古代城市的轮廓线，并没有完全抛弃其美感要求，厚重的城垣与精巧的角楼、城门楼共同营造壮美广阔的场景，形成城市独特的天际线。而且由于荆州古城墙墙体构成的特殊性，其土城垣上经年累月，植被十分茂密，据湖北农学院的专家考察，土城垣上成长有500多种野生植物，其中珍稀植物70余种，列入国家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就有4种，它们形成了城墙上天然景观带[5]。古城墙建设中出于防御的考虑，设有护城河、防护缓冲绿带等设施，这些设施以荆州古城墙为核心，成为荆州古城绿地系统重要的一部分。

4 古城墙与荆州古城协同发展策略分析

4.1 多中心发展模式，疏解城墙内发展压力

单一中心发展模式使荆州古城不断“膨胀”，加上人们对于古城的保护意识不够，早期的大拆大建破坏了历史街区的风貌，现代建筑向古城墙周边区域逐步逼近，高层建筑从地域空间和视觉空间两方面对古城墙形成压迫。古城墙是荆州古城的代表，它所限定的古城区域是荆州最有文化底蕴和深厚内涵的区域，在土地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荆州城墙的存在为荆州古城构建了独特的城市公共空间。

荆州市政府为正确保护及利用城墙文化价值，保护好荆州古城整体格局和历史风貌，采用多中心发展模式，逐步外迁古城内行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新建沙北新区及荆北新区，连同郢城、海子湖新区及城南新区共同承接古城疏散人口，并计划逐步恢复七座城楼，重现古城墙六门九楼的格局，在现有城楼遗迹上恢复5座城门楼以及仲宣楼、明月楼、雄楚楼3座角楼，使荆州古城墙能完整重新明清鼎盛时期风貌。

4.2 调整交通规划，合理新建城门

荆州古城内道路多延续明清时格局，道路普遍较为狭窄，且各街巷之间连通度较差，车辆多汇集在荆中路等主路上，交接处经常拥堵。城内外交通不畅，且由于城门洞狭窄，交通压力较大。1949年后新开的3座3孔道城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内交通压力。由新南门延伸出的郢都路连通长江大学及荆州市实验中学，疏散了原本途经西门的部分人流及车流，新北门及新东门也分别成为机动车交通的主要出入口，但由于城门处于交汇处，受内环路、外环路非机动车及行人干扰，交通压力依然较大，特别是新东门，高峰时段拥堵情况严重。

4.3 以城墙为核心，打造线性景观公园

荆州古城墙摒弃被动单一的保护模式，而是依据其自身独特条件，缔造园林，充分发挥其景观作用。依城墙共有四条环道，拥有不同的景观视角（图13）。 内环路主要供车辆通行，绕城墙内部一周，串联起城门、关羽祠、三国公园等人文景观。同时，适宜的气候及充沛的降水使得城墙内土垣上植被十分茂盛，物种丰富，除少数为人工栽培外，多数物种为自然生成，没有人为的干扰，成为古城墙天然的景观带。城墙上可供人参观，复建的宾阳楼等城楼重现往日辉煌，可登高远眺，看城外湖光水色，城内瓦屋绵延。外环路以3.5 m宽的仿石路为主线，串联起南北两侧的明月公园及关公义园，沿环路布置有宽度20～300 m不等的绿化，视野开阔，植被丰富，穿插有建筑小品，本地居民及游客可于此游玩嬉戏[6]。最外围护城河绕城一周，没有短缺，且终年水波荡漾，游人可泛舟湖上。城墙内外的大面积绿化使城区气候得到改善，分隔了新旧城区，使之保持各自特色，沿城墙上下，形成独特的立体景观。

图13 荆州古城墙景观环道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

5 结束语

荆州古城墙是荆州文化的代表，是历史的承载物。它因山水形势而建，凝聚着别具一格的特质与气韵。如今的古城墙已经渐渐失去了作为重要军事设施的价值，但在城市文明的记忆链条里，古城墙作为重要的一环，伴随荆州古城已走过了千年的风风雨雨，成为城市文明无法磨灭的一个印记，同城市内的每个居民息息相关。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绝大部分城市城墙由于保护观念落后及经济困难等原因被拆毁。荆州城墙作为“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见证了古代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化的过程，集古代城市建设核心思想和现代城市文化于一体，应得到合理的保护及利用。城市是发展的，被动的保护并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城墙是底蕴深厚的艺术作品，同时还是内涵丰富的景观资源，应依据城墙自身特点，打造独特的人文景观。以城墙公园形式，让古老的城墙焕发新的生机，才是积极主动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