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海防卫所的文化线路属性判读*

1 引论

近年来，随着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等线性遗产申遗的成功，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型文化遗产类型而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另外，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时间、空间均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产生造就了条件，如茶马古道、川盐古道、武当神道、榆林军事防御体系等都具备文化线路的特征。

与此同时，在我国沿海留存着大量的明清海防遗存，如卫城、所城、巡检司、堡寨、烽堠等，其分布状似一条线，虽历经数百年的历史演变，却依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这些海防遗存，一方面，随着海洋权益日渐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海洋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性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保护海防遗存对于保持国家历史上海权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海防遗存是我国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是民族一部分重要的记忆，但这些海防遗存逐年退化、许多处于濒临消失境地，保护这些遗存迫在眉睫。为此，我们该如何认知其价值，如何保护等问题值得研究。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首先必须甄别遗产的类别与属性，据此，本文针对海防卫所是否具有文化线路的特性展开研究。

2 文化线路的相关理论

2.1 文化线路理论演进概况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概念的萌芽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文化公约》(European Cultural Convention)提出的“文化旅程”(cultural journey)。[1]1984年，欧洲议会议员大会采纳了《关于欧洲朝圣路的建议》(Recommendation 987(1984)on European Pilgrim Ways)中关于复兴欧洲朝圣线路的呼吁，并建议从欧洲各地通往桑地亚哥·德·姆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线路开始实施。[2]1987年由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文化线路计划”。[3]1994年西班牙马德里会议，首次明确提出“文化线路”的遗产保护概念。1998年，世界遗产委员会(ICOMOS)在西班牙特内里弗(Tenerife)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CIIC(The ICOMO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标志着文化线路保护开始步入正轨。

2008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6届大会暨科学委员会会议在加拿大魁北克城召开，大会通过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ural Routes)。对文化线路进行了定义，指出必须满足的条件为：一，源自并能体现人类的互动，能体现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度、持续、互惠的物品、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二，时空上能够促进全部相关文化间的交流互惠，并能够在其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中得到体现；三，能够将相关联的历史关系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合，形成一个动态系统。[4]

201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对 此又进行了修订，进一步规范了文化线路，强调：一，基于运动的动态、交流的概念、空间和时间上的连续性。二，涉及一个整体，线路因此具备了比组成要素的总和更多的价值，也因此获得了其文化意义。三，强调国家间或地区间交流和对话。四，应是多维的、不同方面的发展，不断丰富和补充其主要用途，可能是宗教的、商业、行政的或其它。

2.2 文化线路定义与特征解读

基于上述，“文化线路”萌芽于以旅游为目的的欧洲文化旅程，其后定义逐步完善、拓展，最终转变为国际普遍认同的遗产类型（图1）。文化线路体现了不同文化间互动、融合及演变的历史进程。

2.2.1 时空动态连续性

文化线路是由承担特定功能的交通线路发展起来的人类迁徙和交流的特定历史现象，因此，应具有可识别的、明确的、实体界线，而其形成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累积，因此，具有历史性，是历史悠久的动态整体，是特定的历史现象，而非一个历史事件，该历史现象的可以发生在陆地间、水域间、水陆混合间、或是其他类型间，具有空间属性。

2.2.2 历史功能独特性

文化线路最显著的是其交通功能，是为一个具体的、特定用途服务的，如运输特定的商品货物、进行特定的政治、宗教、文化活动、军事活动等，而非普通的交通运输路线。同时，文化线路中的交通线路也是人类迁徙与文化交流产生的原动力。其产生既有可能是一个长期而自发演进过程，也可能源于某个政策、制度或计划，由强有力政府或个人推动实施的项目，强调功能属性。

图1 文化线路理论发展历程示意图

2.2.3 要素关联整体性

文化线路沿线分布的遗产与文化线路之间产生必然的联系，相互依存，并且各遗产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由此形成了显著的共有文化特征。而文化线路则把多样的地理环境、生态资源、地域文化和散落的遗产串联起来，形成整体。因此，从其独特的功能与遗产间的历史关系，可以作为判断文化线路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的重要依据。历史关系为线路的各组成要素提供了联系的基础，并由此融合为一整体，以整体的价值来提升各散落遗产点的价值，因此，文化线路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要比组成元素单体相加的价值高。

2.2.4 文化交流多样性

文化线路是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所以它是文化移植、扩散的通道，它跨越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文化，见证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过程，展示了跨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跨文化的意义，这是文化线路区别于一般交通线路特征所在。据此，文化线路是跨区域交流互惠的产物，其范围涉及国家、民族、地区等，连接了不同的文化、人群、地域等，在时间、空间中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惠。而其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正是滋生于文化间交流之中，具有动态性，其遗产类别包括古迹遗存、历史城镇乡村、文化自然景观与社会制度、技术遗产等，以及多种遗产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文化线路体系。

综上所述，文化线路是一个被交通线路及其历史关系串联起来的各遗产要素组成的体系，文化线路本身长时间为其特有的历史功能与目标服务，并在沿线不同文化交流下产生了众多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因此，文化线路特征为：交通线路、特定用途、特定历史现象相对应。

图2 明代沿海岸线卫所示意图

3 明清沿海卫所的文化线路属性判读

3.1 卫所与防御体系的时空动态契合

3.1.1 卫所与防御体系的建构

明清沿海卫所及海防体系是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历程，它兴起于明代初年，衰落于清代，前后延续五百余年。而作为明代都司卫所制度的产物：沿海卫所属海防军事防御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其建设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具有阶段性，历朝历代均有建设，其中，明代洪武、永乐、宣德年间的集中修筑则奠定了海防卫所的大格局，并由此促使了明清两代海防防御体系的基本形成。（图2、表1、表2）

纵观沿海卫所的建设与分布，在时空上，各卫所相互呼应，空间分布呈带状，范围涵盖了辽东防区至广东防区（现今辽宁省至海南省）的广大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洪武一朝在沿海各地（包括长江下游）共设立49卫85所，300处左右的巡检司和900处左右的烽堠[5]（图2），千余处卫所以及城寨、墩堡、烽堠、巡检司等设施，大小相间，延绵相续，呈“带状”分布在18000余公里的海防线上。

在这漫长的海防线上，由驿道、及其管理体系与防御需求将卫所等串联形成一个整体性强、纵深大、防线多重的海防体系，并遵循“远海追击、近海巡视、沿海设防、内陆联合”的策略，形成了强大的海防网络。

第一重防线为最外层的海上防线：舟师巡海，含中央直辖水军巡海与地方卫所水军巡海。中央直辖水军执行的舟师巡海，意在御敌于海上，在未到达海岸前将其歼灭，中央直辖水军巡海范围广、路线长。地方卫所水军巡海范围较中央直辖水军更近海岸，灵活性更强，可弥补与配合直辖水军行动，随着巡洋会哨制度形成，更加便于相邻水军战舰相互应援。[6]以浙江为例，《筹海图编》载：“国初沿海每卫各造大青及风尖八桨等船一百余只，出海指挥统率官军更番出洋，哨守海门诸岛，皆有烽墩可为停泊……有警，则我大船火器冲截，贼入，不得越过各岛，彼毒无所施……”[7]

以沿海岛屿处设水寨，形成第二重防线，其作为海上防线与陆上防线的过渡区域，对外可与水军巡海配合，对内可起到连接陆上海防聚落防御空白区的作用，防御意义重大，主要集中于南直隶长江下游及以南区域。

第三重防线则是由陆上防御聚落及军事设施构成，包含卫、所、堡、寨、墩台、烽堠、驿站、巡检司等。

卫城为明代海防防御体系中级别最高的海防聚落，辐射范围可达周边一定区域，其防御布置及下辖聚落分布大多呈放射状。在三重防线中，卫、所为防御体系的主要力量，堡、寨、巡检司设立于卫所之间辅以防御，目的为增强海防聚落沿岸线覆盖密度与联系，墩台、烽堠、驿站进行聚落间的军事信息传递，至此陆上防御形成“卫所为点，发散成团，团团相连，集合成线，覆盖为面”的中心加放射状空间形态（图3）。

基于上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卫所建设逐步完善，在诸多制度的影响下上述三重防线与层级体系也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防御体系，由此增大了海上与内陆间的防御纵深（图4），形成一张具有时空连续性的海防网。

3.1.2 卫所单体空间形态差异性

明清沿海数百座卫所，其每个卫所空间丰富、多样，存在着一定差异性。首先，平面形态上，卫所的选址多遵循了古代军事筑城原则，即“因地形，用险制塞”，由此，因地形而卫所平面形态类型多样，可分为四边形、正四边形、不规则形、椭圆形、鳌鱼形等；其中，平原地区多以四边形、正四边形为主，遵循“四方为形，五方为体”的准则，符合传统礼制思想。典型的卫所如宁远卫、威海卫、大埕所、雄崖所、观海卫、盖州卫等。而山地丘陵地带的卫所多依山而建、包山围建或建于山腰，平面呈不规则形状，部分卫所依循传统形制，部分则呈现直角边、半矩形、葫芦形、莲花形等形态。其中，葫芦形平面代表为福全所，鳌鱼形平面代表为永宁卫，其余不规则形平面有临山卫、崇武所、蒲壮所、桃渚所、平海所、定海所、金乡卫等（表3）。

其次，卫所内街巷多为十字形、网格形、不规则形等。其中，十字形街巷较为常见，两条街巷垂直相交，并沟通城池四门，相交处附近多为行政办公或活动场所（如卫城多为鼓楼、衙署等行政设施，所城多为祠堂、庙宇等），有一定的向心功能。部分卫所出于军事因素考虑，在十字形街巷的基础上将主路错开，形成丁字街巷。其次，基于十字形街巷网络衍生出规则网格形街巷的子系统，其街巷平行于主街，呈现街巷相互垂直的规则网格状。如大鹏所城、观海卫、灵山卫、盖州卫等。不规则网络形街巷一般是顺应自然地形而产生的，多形成于山地丘林地段的卫所聚落中，如崇武所、定海所、福全所等。

上述单个卫所丰富的平面形态与街巷格局既维系了肩负海防职能的共有性价值，强调了整体性的要求，又突显了自身单体的价值，形成了海防防御卫所空间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而这一切结合卫所与防御体系本身构筑了时空动态的连续性，契合了文化线路的定义与特征。

综上，在历经百年的历史变迁，沿海卫所以线性分布的方式延续至今，其特性具备了文化线路的时空动态连续性，即“界限明确、历史悠久、空间长度具有多样性、动态发展”。

表1 洪武年间海防卫所建置数量表策

表2 福建沿海卫所表

3.2 有形与无形共构了文化线路

文化线路是一种通过承担的特定用途的交通线路而发展起来的人类迁徙和交流的特定历史现象。因此，交通线路的具体特定用途和特定的历史现象，这是理解和把握文化线路遗产内涵与遗产内容的基础。

驿递是我国古代由官方设置和管理的通信与交通设施[8]，其历史可追溯至商周时期，明代驿递以“递送使客、飞传军务、转运军需等物”[9]为目的，进行了不断的重修与扩建，永乐年间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以北京和南京为中心的驿路网络，其中，以北京为中心的八条驿路、以南京为中心的七条驿路辐射到各布政司、再由各府州辐射各地，筑构起较为发达的驿路网络，覆盖了全国大多数地区（图5）。

四通八达的驿递系统串联了各海防卫所，并共同构成了明代海防军事所需的线路系统。与海防相关驿路有六条（图6）：以北京为中心的东北路、山东-江西-广东路、江苏-浙江-福建路，以南京为中心的徐州-济宁-德州-北京路、池州-安庆-南昌路、杭州-福州路，以及部分支路。

上述六大主线加强了卫所及其军事设施间的联系，但驿路在沿海地区多以分段走势为主，整体性较弱。因此，部分卫所的联系需要依靠非驿路来补充。非驿路主要包括卫所间的道路、府州县间的交通道路。而这些非驿路具有一定的层级性，即以同级别的卫或高于卫的组织单位作中转点，连接具有隶属关系的军事设施。如墨营下辖的海防卫所层级衔接的道路从胶州所连至安东卫，因其右所被调于徐州卫，故搭起连往徐州的通道（图7），在徐州处与南直隶相连。

其次，明代承担其海防军事所需的驿路可随着军事需求在行军途中设立驿站。如洪武二年的开平之战，沿行军路线增设驿站以保障军需物资与政令敌情的传递，战后在此设开平卫。据此，一，在许多重要的卫所军镇或府州县城镇下设有驿站以弥补上述六大驿路的不足，如在金州卫、盖州卫、宁远卫、福州左卫等重要卫城中设驿站，在广州、雷州、漳州、泉州、温州等府级城镇或级别更低的州县城镇也设有驿站，有效加强了沿海道路一线与沿海卫所间的联系。二，在存在隶属关系的前提下，军事聚落间存在向更高一级军事聚落进行中转衔接的层级道路关系，如海宁卫下辖的澉浦所与乍浦所之间需以海宁卫为中转进行联系。三，没有隶属关系的高级别军事聚落则依靠府州县间的交通道路作为连接。

综上，海防卫所与驿路、及其其他道路的结合，形成了“一主线、多支线”的整体性强、覆盖面广的沿海线路网络。在这一过程中，驿路演绎为有形的交通线路。除此之外，结合前文，三重防线所形成的兼顾海陆间防御纵深的、有时空连续性的海防网，则形成了无形的线路。而这两条有形与无形的线路，编织了一张网络系统，即包含了陆上路线、水陆混合路线、海上路线，据此，明清海防卫所具备了文化线路的“交通线路”特征（图8）。

图3 中心放射状空间分布示意图

图4 明代海防层级示意图

3.3 沿海卫所的特定历史功能

随着驿路的演绎，驿路及其他道路将沿海分散的卫所等军事设施串联成一个网络系统，承担了特定用途，即军需物资、军情传达、民户迁徙、军士调派等功能，并促使了文化的交流、涵化与创新。其中，核心为军事功能，军事功能主要是通过卫所的选址、内部道路的设置及其具体的建筑物等加以体现其防御功能。

图5 二京为中心驿路放射分布图

沿海卫所的防御性体现在其选址、道路、军事防御建筑等方面。首先，在选址上，注重对海岸线的防御，因此，沿海卫所均构筑于海岸线上，占据海、陆交通要道，直接濒临大海，视野旷阔、以易守难攻的地形作为天然屏障，且保证其通达性，并能为军队提供隐蔽的驻扎场所，以此凸显海防的军事职能（图9）。

如福宁卫、大金所、定海所和烽火门水寨等均依据军事需求选择了较好的防御位置进行建设。“海洋则官澳、镇下门、莒峡、大金为内地之咽喉。台山、嵛山、七星、礵山为外洋之门户。既入内地则东南陆路寨屿三沙为重要。”因而在福宁州沿海岸线建立了大量烽堠，并在重要河海口、海面要道上设立巡检司，巡检司多位于港、湾处，如松山港处建有松山巡检司，清湾处建有清湾巡检司等，便于迅速调集兵力指挥作战（图10）。卫所内街巷设置也体现了军事要求，并便于物资与军事信息的输送与快速传达，据此，其街巷除了前文的布局特征之外，多呈现为：主干道多与城门错开，城门间多不正对，主干道或十字相交，小巷则错综复杂，或主干道丁字相交，路网曲折，以利于歼灭敌人。如奇山所12条街巷中多为折线，而福全所街巷呈现丁字相交，均出于军事考量。

再次，军事防御建筑主要包括城墙、城门、瓮城、城楼、校场、炮台、粮仓、军械库等。沿海卫所是抵御倭寇入侵的陆上防御性堡垒。建设时采取“高筑墙”的防御理念，故城门上方常配以城楼，用于居高观测敌情；瓮城作为城门的二层防御设施，常依附于城门共同防守，且与城墙连于一体。如威海卫城墙材质为砖石，高三丈、厚二丈，周长六里有奇，城门四个，护城河阔一丈五尺、深八尺。莆禧城墙千余米，以及东门、北门两座城门，皆为半月形瓮城的双重门结构（图11）。

综上，在有形与无形的线路下，沿海卫所等军事设施与驿路等共同承担其海防军事所需的特定用途，由此使得沿海卫所具备了文化线路的“特定用途”特征。

图6 与海防相关的驿路分布图

图7 卫所层级衔接下道路关系示意图

图8 沿海卫所沿海线路网络示意图

图9 《筹海图编》中福建沿海卫所分布图

图10 福宁州及附属卫所、巡检司、烽堠分布

3.4 内敛式向心型塑造了海防整体性价值

作为文化线路，其历史关系与文化遗产间存在着动态关联，文化线路的整体价值大于各要素价值相加之和。考察沿海七大防区①，既相互联合、共同御敌，又各自独立防，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各防区内除了依靠沿海卫所及其巡检司、水寨等外，还由都司、行都司、海防营的联合管控，由此形成各防区内敛式的防御模式与放射状的空间结构形态（图12）。

如福建沿海卫所军事防御组织的空间结构形态：“都司指挥使-卫指-千户-百户-总旗”是一个层级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组织，而卫所空间呈现出以高一级别城池为中心的放射状空间特征。

在冷兵器时代，作战的距离及方式决定了卫所的空间分布密度与方式。如巡检司多建立在海口要道、重要岛屿上，“峰上巡检司，其澳日料罗，同海外大、小嶝、古浪、烈屿诸岛相望，而浯洲、嘉禾为壮声势，……而料罗则泉门户，宜急守。”为便于应援，卫与卫间、所与所间、卫与所间夹杂设置巡检司，其中烽堠的设置则更为密集，沿海岸线数公里便设置有烽堠。基于层级防御体系的卫所以多卫、多所、多巡检司联合的作战模式来增强防御能力，由此形成了层层发散、众星拱卫的放射状海防体系。

分散的海防设施在上述结构下，彰显各设施的海防威力，与此同时，又通过驿路等线路组织为一体，以整体的卫所线路呈现内敛式的防御模式与放射状的空间结构形态以此彰显其整体价值，且远大于单个设施之和。（图13）

图11 左为雄崖所西城门，中为雄崖所南城楼遗址，右为莆禧所东门瓮城

图12 内敛式防御模式

图13 放射状空间形态示意图

3.5 有形与无形文化催生了卫所线路的多样性

明清沿海卫所南北跨越纬度约34°，包括平原与山地丘陵地形等，气候变化大，自然生态环境多样，这些为卫所文化的多样性创造了条件。其文化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军事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民间信仰文化等诸多方面。

首先，沿海卫所具体的、特定用途即为军事功能，军事文化是其首要体现。对此，从战略布局看，卫所呈现海陆联防的模式，海上实行巡洋会哨制度，陆上实行卫所、水寨等军事聚落协防御敌；从海防战术思想上，反映了明清两代军事家、政治家的军事思想，如俞大猷、戚继光、谭纶等提倡“来犯之敌务求全歼”的战术，在海防战争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代表性军事典籍有《纪效新书》《筹海图编》等，都体现了东方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其次，在某种意义上，明清沿海卫所是东方海洋文化的体现，它包含了航海文化、海洋商贸文化、海洋军事文化与航运文化等。其中，永乐年间郑和船队七渡重洋与海外诸番国进行友好交流，其船队从船只配备到组成人员均为军事作战相关，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典范，代表了先进的海洋文化。

再次，随着沿海卫所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人口的迁徙，其中最为典型是卫所间的换防，换防促使了文化的交流与变迁。如“沂水县人邢拳，洪武元年钦除沂州卫百户，五年除宁国卫百户，十一年调太仓卫后所”[10]，再如从福建延平、长乐等地迁民往蒲岐所，福建福鼎迁民往金乡卫，临山卫中军士也为福建地区移民。移民为地域文化间的碰撞带来契机，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在移民文化中较为凸显是民间信仰文化，卫所中的民间信仰文化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与倭寇、海洋密切相关，如福建、广东地区关帝庙都有保家卫国之意，传播的是一种防御信念；而妈祖信仰则寓意保卫漕运、巩固海疆。

明清沿海卫所是跨地区的文化线路，连接了不同防区的人群以及南北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产生了丰富的遗产资源，包括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同时在遗产资源中也会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如位于南方的福建晋江的福全所城②，始建于洪武年间，现存有城墙、宗祠家庙、寺庙、民居、古街、古井、塔、石刻、牌坊等有形文化遗产，也保存有极具地域特色的南音、布袋戏、大鼓吹、御前清曲南音社、高甲戏等无形文化遗产。而位于北方的山东烟台奇山所城③，现存所城的衙署、道路、城隍庙、菩提庵、张家祠堂、刘家祠堂、明清民居等有形文化遗产，同时保存有内涵丰富的庙宇文化。而这些有形与无形文化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跨区域、跨文化的多维交流互惠的卫所线路。

综上，明清沿海卫所文化线路成为了移民（军士、军属）南北迁徙的路径，也是南北沿海地区各路文化传播的实体路线，是彰显其整体价值的载体所在。沿线各历史文化遗产是线路的组成要素，本身只具有作为遗产或文化单体所具备的价值，将其纳入文化线路中后就具备了见证明清沿海卫所线路的重要意义，通过上述诸多文化的碰撞交融后，形成了明清沿海卫所各部分共有的多面的意义，以此更好的体现出其具有的整体价值。

4 结论

现在沿海卫所作为主要功能的军事功能已消失，但其内涵影响力及丰富的文化遗产均赋予了它不可多得的价值。据此，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审视明清沿海卫所及道路系统的价值。而交通线路、线路的具体的特定用途、线路上不同文化群体的交流现象，是理解、保护文化线路这一遗产类型的三个根本因素，对照这些特性与文化线路的定义，可以得出：明清沿海卫所线路是一条动态特征明显的文化线路，它是由“驿路为主线、各路支线相互连通的有形线路”、“以卫所为核心的海防防御体系为无形线路”及内在的历史关系串联起来的沿途各遗产要素组成的体系，在明清时期以军事功能为主导，在其军事文化与沿途众多文化的交流影响下产生了卫所、堡寨、烽堠等有形文化遗产，及建筑风格、宗教信仰、民俗节庆等无形文化遗产，有形与无形下构筑了一条以“海防军事”为典型、“多元文化”为辅助、拥有众多文化遗产的综合性文化线路。通过系统判读，认识其真实性与完整性，为沿海卫所文化线路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注释：

①根据杨金森、范中义的《中国海防史》，明初洪武十九年在沿海卫所建设情况，本研究将沿海划分为七大防区，主要指：浙江防区、福建防区、广东防区、南直隶防区、山东防区、北直隶防区、辽东防区。

②现为晋江市金井镇下辖的自然行政村。

③现位于烟台芝罘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