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洞头试验：干部不胜任就召回

徐佳鸣 吴美璇 周江伟

“过去都以为我们组织部门是提拔干部的，现在有了这个功能，纪委不能‘下的人，我们能‘下了。”

试点地区的共性是，被召回的干部级别都在处级以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处级以上干部的召回更需要探索。

2017年3月，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开播。一年之后，有些剧情成了现实。

剧情中，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对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说：“懒政不作为的干部，由各市市委负责召回……重新学习党章……可以考虑降一到三级。”

现实中，2018年5月，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供销社副主任魏华就因考核得分过低被降为主任科员，成为洞头区第一批被召回的不合格干部。

洞头区此次被召回的共有14人，包括魏华等四名科级干部和十名科员。他们或被免职，或被降职，或提前退休，有的还要在原系统接受为期三个月的观察，但人事关系已转至区人才办公室。三个月后，表现较好的可以取消召回身份，无明显改进者将被评为“不合格”，不服从安排的则将面临辞退或解聘。

“我们也是受到《人民的名义》的一些启发，决定配合已着手推行的量化打分制度，开启干部召回的大门。”洞头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志安是召回制度的主要动议者。

“对干部量化打分的初衷，是希望找到一个让相关干部心服口服并增强‘一把手调控力的干部考核办法。”吴志安介绍，2017年，洞头区委先对科级干部进行量化积分考核，接着又在干部中实施了“全员竞聘”。两项结果出来后，2018年5月正式出台了干部召回制度。

“组织部拿起这把刀”

51岁的李忠发，目前在洞头的一个镇任人大主席团副主席。

2018年7月18日早上6点50分，他已离开家门，带队前去处理一起突发事件。次日，他又随区领导去温州的另外一个区开条线会议，下午返回洞头后接着开会，晚上再搭渡轮回到所在的镇。

“这是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处于被召回状态的李忠发说，他已为工作不在状态“付出了代价”。他是和魏华一起被召回的四名科级干部之一，四人都受到红牌警告。不过，相比另外三人，李忠发还是“幸运”的——没有被降职，只是领到一个“基本称职”的评价。

根据中央出台的《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公务员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然而，实际操作中基本都是“优秀”和“称职”。洞头多位组织系统的干部说，“不称职”从未出现过，除非违纪违法，也极少出现“基本称职”的“负面评价”。

对李忠发而言，被评为“基本称职”，不仅仕途发展受到影响，年底也将少拿约两万元的物质奖励。

造成李忠发考核等次不高的主要原因是，2017年家里装修老宅，因为家和镇政府之间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已在基层工作超过30年的李忠发时常临时回家打理。有一次，他终于“撞到了枪口上”——镇党委书记有事找他，却不见人影。“大家都这么辛苦，你却搞私人的事情”，书记批评了他，也给了他“差评”。若在以前，李忠发或许能“过关”，因为往年考核是单一维度地根据“区考核办”打分结果来参考，“一把手”基本不给副手打分。

吴志安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常有一些单位的‘一把手跑到我这里，说某某不行，指挥不动。可是，我们组织部门又有什么办法？没有依据啊”。

回炉再造农健

于是，洞头区在2017年5月3日印发的《科级干部积分考核办法》中确立了所在单位得分、组织考察得分、领导评价得分三个大类为主的评价体系，这就增加了“一把手”意见在副职考核中的权重。

这套考核办法试图用多维度来避免“一言堂”的问题，但实质上组织部门、区领导、单位“一把手”还是有较大的发言权。对此，吴志安的解释是：“我们这套打分体制的算法，将几个维度的意见都放进来了，如果都说你不行，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

文件将被考核的科级干部分为四类：街道（乡镇）党政正职、区直单位主要负责人;街道（乡镇）其他科级领导干部;区直单位其他科级领导干部;区纪委派驻（出）机构领导干部。

李忠发属于“街道其他科级领导干部”，对他的打分项包括单位40分、组织30分（含考核组、组织部日常考核两个子项）、街道正职评价30分。

其实，他此前也看到了考核办法，知道已赋予“一把手”给副手打分的权力。事后他回忆，“以为是和奖金挂钩，就没有太當回事。”

悔意，来自2018年3月19日。那天，李忠发走进区委组织部的办公室。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甘海选通报了对他的考核结果：低于70分、红牌。几天后，吴志安也与他面谈。李忠发表了态，立下“2018年一定好好表现”的军令状。

考核结果出来前，吴志安感到“最大的压力，就是评出来的人不准，把‘好同志给评下来了”。他说，具体细则出台前，他们做了很多对比分析，包括外地的做法，也拿往年单一维度的“区考核办”打分结果来参考。

等到结果出来后，甘海选说，洞头的社情相对简单，亲友同学关系交错，“走在一条主要街道上，基本一路都在点头”，干部结构亦稳定，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具体情况，组织部门基本可以做到心里有数。“考核出来的结果，经过谈话，大家基本上同意，认为是准的。”甘海选说。

除李忠发之外，另三位拿了红牌的科级干部或多或少都有家庭、个人生活等因素困扰。最终，三人以主动退出的方式，被免去领导职务，但仍保留了主任科员的职级，工资待遇跟以前一样。因为他们的年龋者B在45岁以上，今后在职务上很难再有晋升的空间。

由县改区刚满三年的洞头，常住人口不过10万，全区科级干部规模在300人左右，且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温州湾海岛群上。四名拥有超过20年甚至30年工龄的科级干部受到处理，在当地官场引起热议。

“组织部拿起了这把刀，并且拿得死死的，”李忠发的同事、得到“优秀”的另外一位镇干部如是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它的厉害。”

上井冈山接受再教育

6月4日，李忠发等14名被“召回”的干部被组织前往井冈山，接受为期五天的党性教育。一同乘高铁前往的还有洞头区的新任科级干部。培训费用由区委组织部承担。

“这群被召回的四五十岁的‘老同志，还是很投入的。”组织部门一同前往的工作人员介绍，培训期间，这14人和其他新任科级干部被区分了组别。

“再教育”项目包括吃红军饭、穿红军衣、走红军路、上党课、户外拓展训练等。进行文艺汇演时，他们在台上表演红色题材小品，唱红色经典歌曲，台下有评委现场评分。最后，每人还要提交一份学习心得。

从井冈山回到洞头后，他们又前往洞头的红色地标建筑“海霞军事主题公园”，用一整天的时间站军姿，排队列。

再次接受党性教育结束一个月后，2018年7月19日，武警战士出身、又当过镇人武部部长的李忠发说：“出现被召回情况，是自身原因造成的，这些都是小事，不存在‘掉链子的问题，现在组织上认可我就行了。”

被召回接受党性教育的14人中，除了李忠发等四名拿红牌的科级干部，还有另外两名考核结果较差的干部以及八名落聘人员。

落聘人员都是科员。2017年11月27日，洞头区委组织部印发开展“全员竞聘”的通知，以领导选中层、中层选科员的方式进行，落聘者也要被召回。

此次有12家政府单位参与，共计10人落聘。重压之下，其中一人辞职、一人提前退休。

落聘者周颂是洞头本地人，朋友圈子颇广，年龄已过40岁，曾在单位多个科室工作过，其工作常态是：领导说一周内完成的任务，他往往要拖到周五才完成。

对周颂来说，他已经从原单位原岗位“站起来”——人事关系暂挂在区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编制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冻结一年。这种人编分离的做法，实际上意味着落聘人员的职级累进也要被暂停一年。

“原来心里想，编制总是有的，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的心态，让20年的‘功白做了。”周颂说，被决定召回之后，妻子几天没有和他说话，出发去井冈山之前，妻子告诉他，“认真搞一下吧，年龄也大了”。

现在，周颂已被调到所在单位的基层站所。感到失落的同时，周颂也在提醒自己，“首先注意身体吧，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关心召回干部情绪

确切地说，洞头是在出台科级干部积分考核办法和全员竞聘办法并完成考核和竞聘之后，才正式制定了干部召回办法。2018年5月16日，洞头出台《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办法（试行）》，覆盖科级、科员的考核，召回体系初步形成。

对李忠发等人的处理结果，仅在单位内部传达，具体得分情况并未对外公开，也没有告诉他们本人。李忠发说：“如果把处理结果对外公布，可能我们工作起来都会遇到许多障碍。”他和周颂都说，现在上班的确有了一种紧张感。

“对于去年考评中具体的人和事，因为很敏感，一般不会谈。”李忠发说。

虽然当面不谈，但据了解，有权扣分的部门今年已接到一些局长的反馈：“我这个事情能不能再考虑一下，是不是不报了，会影响积分的。”

一位洞头区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称，洞头地方小，不少干部是渔家子弟，能做“官”是很光荣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地方，面子太重要了”。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志安称，组织很关心这些召回干部的精神状态，集中教育期间，专门派了一位干部全程跟着他们。

“过去都以为我们组织部门是提拔干部的，现在有了这个功能，纪委不能‘下的人我们能‘下了，其实我们也有压力的。”洞头区委组织部干部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说。

洞頭区委组织部相关工作人员对记者强调，干部工作要以稳定为主，所以他们的领导才会多次找相关干部谈话，并尽量控制这件事的影响范围。

为了平衡，2018年6月29日，洞头出台《进一步加强关爱激励干部十二条措施》《关于开展干部家访和谈心谈话活动的通知》，对干部心理健康情况划分出红、黄、绿三种状态：“红色强制休息，黄色关怀疏导，绿色压担墩苗”。

针对这一做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燕继荣教授指出，除了平衡术之外，过去曾经有过事务官、政务官的区分对待，将公务员队伍部分职业化、部分干部化的讨论，“在外国，一些基层官员，只要处理好日常简单事务即可，紧迫感、压力感就会降低。但这些提法近年来式微。”

洞头的做法已得到上级的关注。据了解，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曾对洞头的这次尝试做出书面批示。

2018年7月16日上午，温州市委组织部前去洞头调研。同一天，洞头区委办公室印发的通知称，《洞头区科级领导干部全程积分考核办法》已经区委研究同意。在2017年版本的基础上进行微调之后，“试行”两个字已经去掉。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表示，洞头的这套经验可能需要补充“权利救济”环节，给相关人员申诉的机会。

燕继荣说，实际工作中，干部“能下”一直是个难点，因为法律层面是保守的。好在地方层面已经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实施干部召回制度，洞头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者。2015年以来，贵州黔西南州、云南砚山县、广西靖西市、河南伊川县等地先后做过探索，为落实干部“能上能下”提供了基层样本。

2015年，贵州省黔西南州因1668名干部被召回，一度成为舆论焦点。该地的实施细则以扣分为主，也有任务指标。2016年12月24日的《黔西南日报》报道称，两年内黔西南全州已召回干部3472名。另有消息称，2017年年底，云南省砚山县已启动对第六批不胜任干部的召回工作。

试点地区的共性是，被召回的干部行政级别都在处级以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处级以上干部的召回更需要进行探索。

“我们看处级以上干部的人事资料时常常发现，绩效考核方面的内容不是很足，他水平怎么样、绩效怎么样，都不知道。”竹立家认为，“谁来考核级别更高的领导，这是个问题。”

（转自《南方周末》。应采访对象要求，魏华、李忠发、周颂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