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亨利·詹姆斯在《地毯上的图案》中的文学游戏实验

赵越（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一、人物关系的复杂性

《地毯上的图案》（以下简称《地毯》）涉及人物众多，人物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人物关系的复杂程度可以说是超越同时代大部分类似文本的。休·维雷克、乔治·科维克、格温多琳·欧姆、欧姆夫人、德雷顿·迪恩和叙述者“我”是该小说的主要人物，他们之间或以血缘为纽带，或以爱情为联系，再或者以职业为桥梁，亨利·詹姆斯设计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图谱，恰似地毯上勾勒的精细图案神秘又有趣。

1.婚姻关系

以格温多琳·欧姆为核心的关系线中，有两条指向婚姻关系，分别是乔治·科维克和德雷顿·迪恩。科维克是格温多琳的第一任丈夫，他们从小说一开始就是恋爱关系，这是一段看似不错的感情，而欧姆夫人是阻止其进一步发展的绝对障碍，所以文本第八章中提到，欧姆夫人刚一去世，格温多琳和科维克就“十分安静地成了婚”［1］。他们的婚姻实在是短得离奇——止于蜜月之行的马车事故，可怜的欧姆小姐还没有来得及脱下新娘的喜装就又得披上晦气的丧服，接受失去丈夫和家庭的无尽悲凉。“身服重孝，庄重大方，哀而不怨，又无可争辩地温雅秀美，她给人的印象是她过着一种富有独特尊严和美的生活。”在“我”的眼中，格温多琳是一个坚强而温和的淑女，婚姻的不幸实在让人为之叹息。

格温多琳的第二段婚姻是与德雷顿·迪恩的结合。和科维克一样，德雷顿也是一个文学评论家，写些评论性的小文章。科维克夫人变成迪恩夫人似乎是迅速的，用“我”的感觉来说，这段时间是“模糊不清的”。仓促的不只是这个再婚的通告，还有这段新婚姻的结束——迪恩夫人在生产第二个孩子时不幸去世。

乔治·科维克，格温多琳·欧姆，德雷顿·迪恩，三个人，两段婚姻关系，看似是简单的单行发展，每一段婚姻都因为一方生命的终止被喊暂停，虽然德雷顿是后来才认识这位寡妻的，但他与科维克是同行旧相识的事实却道出了他们三者任何两人彼此与彼此之间的关系。两段婚姻夹带着平常生活的心酸与不幸，也饱含意外事件的古怪与离奇，暗含三个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2.利益关系

亨利·詹姆斯在处理各个人物时，用到了一个隐秘的手段，那就是用利益纠葛黏合他们之间的张力与合力。

“我”数次拜访维雷克，与科维克书信往来，试过向格温多琳求婚，在俱乐部逼问德雷顿，甚至在意大利照顾弟弟时仍然按捺不住迫切想要得知终极秘密的热情，这些都是因为利益的驱使，即探寻维雷克的总意图。格温多琳的婚姻也不是因为爱情那么纯粹，科维克从印度寄信告知已破解维雷克写作总意图时，格温多琳兴奋地赶紧承认他们已经订婚的事，这显然不是真的，但她太急于想被分享那个大秘密了，以至于她需要即兴创作一个婚约，作为作家的她，也需要那个文学宝藏帮助她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才能。德雷顿决心娶这位遗孀，也绝不仅是贪恋格温多琳的美色而已，“他们俩都是‘智力过人的’，以致人们觉得这是一个合适的结合，但是我比任何人都更好地估量过新娘会贡献给这一结合的那笔丰盛的精神财富。对于一次文学圈子里的婚姻——各家报纸是这样描写这次婚姻的——从来还没有一位小姐有过如此美妙的嫁妆。”

利益在小说人物之间起到了最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因为各自不同的利益走在一起，亨利·詹姆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有意地进行了强调，将人物之间基本的情谊描写压缩到最小化，对繁复发生的多个事件进行尽可能的轻描淡写，直接关注于利益这个驱动力，各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利益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密不可分。

二、情节的特殊性

《地毯》看似是叙述者“我”进行文学创作探秘的简单故事内容，但梳理其前因后果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不存在强烈的戏剧冲突，但故事情节却是存在许多突转，出人意外的情节设置是亨利·詹姆斯在文本中展现的一大手法。

1.“死亡”事件

《地毯》中的主要人物随着故事的发展一个接一个地下场，其中“死亡”是亨利·詹姆斯对人物结局设置惯用的手法。

欧姆夫人的突然去世是小说里较为重要的第一次人物死亡，她死于由来已久的心脏衰竭，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毕竟作家在第一章从矿泉疗养地就铺垫了老夫人身体欠安的状况。亨利·詹姆斯将欧姆夫人的死看作是非但无关紧要、并且是成就佳缘的好事，传统老贵族的倒下，正是让位给新兴资产阶级的好机会，况且这还是顺应自然生命规律的解体。而接下来在同一章节同一段落，乔治·科维克，这位已故老夫人的女婿因为马车事故意外去世了，幸福的新婚夫妇不出蜜月便阴阳相隔，原因竟然是一次逞强的“耍威风”，科维克的死给读者既同情又想发笑的感受。如果说这第二次人物之死是荒诞不经的，那接踵而至的维雷克夫妇之死就更加让读者来不及接受了。亨利·詹姆斯的说法很平实：“三个星期之后，维雷克死了，年底以前，他妻子也死了。”维雷克在提出秘密入口的时候就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而可怜的维雷克夫人在文本中还没出场就已经下场了，但至于他们的死因，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被告知这样一个结果而已。格温多琳是目前以来，重要人物中在场时间最久的一个，但亨利·詹姆斯还是将她写进了死亡，并为她的离开冠之以伟大母爱之名：难产。

五次人物死亡接二连三地到来，这显然是亨利·詹姆斯有意而为之的。这五个人物都是“我”在寻宝途中必不可绕开的关键人物，他们身上有着重要的线索，而作家巧妙地在“我”打探之前抢先将这些线索永远地切断了，他们的死亡极大程度地凸显了那个“图案”的神秘性，也一步一步给“我”和读者设计了文学游戏的陷阱。

2.讽刺性结局

“我”一直致力于对维雷克创作总意图的探求，寻宝之路起承转合，经历了坚持、放弃、再坚持的曲折心路历程后，结局却令人大失所望。

如前所述，重要人物的相继离场中断了“我”的探索之路，但知悉的人越少，越是吸引着“我”对那个终极秘密的渴望。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德雷顿·迪恩，他因为是知情者的家属，所以成为“我”为数不多的“嫌疑人”。“我”认为他的文笔庸俗且肉麻，“缺少科维克曾用来给华而不实的东西镀金的那种轻盈的手艺——他是把金银丝大团大团地往上面涂的”，并且他光秃秃的脑门和与他谈话的巨大空白都象征着他“缺少声音，缺少精神”。这样一个看似愚蠢的男人在小说结局却有着解密真相的重要作用，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果然这像是颅相学半身雕塑的德雷顿并没有给“我”带来有价值的消息，他甚至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秘密的存在。“我”认为这大概是格温多琳认为丈夫没有值得启迪的头脑，所以干脆将它埋在心里避而不谈，而自己靠它“活着”。最后“我”将一切对他和盘托出时，两个人只有面面相觑，无尽的惊异与好奇。“我不妨说，今天作为未满足的愿望的牺牲者，我们两人没有多大的差别。那可怜人的处境几乎是我的慰藉；确实有些时刻我感到它完全是我的报复。”在世的人没有人知道那串珍珠的线，埋藏的宝物，地毯上的图案，参与了整个事件的“我”到最后也是一无所获，所有的努力付之一炬，只因为再没有第二个人与他争夺便心觉安慰，如此讽刺性结局是亨利·詹姆斯设计的文学游戏最重要的一环。

三、语言的跳跃性

在语言方面，相比于现代、后现代的文学，19世纪的文学作品更加“中规中矩”，多沉稳端庄的古典美，少浮夸新奇的特异性，因而具有一种“圆舞曲”式的轻缓回合之趣。《地毯》虽是一部中短篇小说，但其故事内容却似乎拥有一个长篇小说所能容纳的含量，这主要得益于亨利·詹姆斯对文学语言的驾驭能力，其中主要是对语言的跳跃性的把握。

1.时空切换

小说第一章第一段中交代了科维克请“我”帮忙写文章的事件，第二段又十分巧妙地转移到对科维克与欧姆小姐之间私事的描写上，接着谈起文章发表后“我”与科维克的谈话。第四章起，“我”认真地琢磨起有关这个宝物的秘密，后来与远赴印度出差的科维克进行书信往来，与欧姆小姐常常会面交谈，这些繁复的经过是混杂出现在詹姆斯的语言中的。吉英夫人家的大门，音乐会，切尔西区的小房子，印度的庙堂，拉帕洛镇，小俱乐部的吸烟室，德文郡的群山等等场景在读者头脑中切换自如。

流动的画面不断地闪现闪回，如“我”在写信时与其他事件的叙述穿插同在，在时空的错乱中拼接情节的碎片，给予读者极大的自主性去拼贴完整的时间经历。

2.具象与抽象

《地毯》中有很多隐喻、象征、比喻、类比等修辞手法，许多词汇与意象将抽象的世界具象化，又将具象的事物抽象化。

“它是我的珍珠串在上面的那根串线！”“我猜想那是总的构图当中的什么东西；好像一条波斯地毯上的一个复杂的图案。”“那东西是具体的在那里的，像一只笼中鸟，像鱼钩上的钓饵，像老鼠夹里的奶酪。它是塞进每一卷的，如同你的脚塞进你的鞋一样。”“那埋藏的珍宝”，“最优美的文艺花朵之一”，“最伟大的文学画像”，这些表述都是对维雷克创作的总意图的比喻，那个抽象的终极秘密，其神秘性就体现在对这些具象事物的无限遐想之中了。

“国际象棋手”，“关于莎士比亚的神秘性的疯人理论的狂人”，“机敏过人的小精灵”，“枪手”，“赌城蒙特卡罗冷酷的赌徒”，“被胁迫的旁观者”等等是对人物不同处境的不同状况的描述，将身份的特异性通过象征表现出来，亨利·詹姆斯将具象与抽象相互渗透，达到了一种巧妙的动态平衡，这基于他对语言的深刻把握，富有跳跃性的语言使得文本呈现的画面转换自如，也就扩大了故事的容量，增加了丰富性。

从上述三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亨利·詹姆斯以一种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进行文本讲述。复杂的人际关系、特殊的情节和富于跳跃性的语言不仅是《地毯》文本魅力的集中展现，而且凝聚着作家更为隐秘的创作动机，即文学游戏实验。

注释：

［1］［美］亨利·詹姆斯：《黛西·米勒——亨利·詹姆斯中篇小说选》，赵萝蕤、巫宁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以上引号部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