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谷永平昔峨村彝族“踏歌”田野考察

■刘雨涵（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永平镇位于普洱市景谷县西南部，以傣族和彝族为主体，我们一行历经一天的车程将走访的昔峨村，在青山绿树的环抱中更显特别。据当地文化干部介绍，一般来说，受文化环境的影响，在傣族村寨周边的其他民族，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傣文化的影响，但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个彝族村落，却基本保留着自己传统的生活习俗，这使我们对本次考察充满了好奇。

■昔峨村彝族的传统文化背景

永平镇有3个彝族村落：昔峨村、塘房村和梁水村，这3个村落是否为同一支系的彝族，由于我们未到另外两个村进行实地走访，这里不能确认，但昔峨村村民却自称他们的原住地为“碧鸡小组”。为了欢迎我们一行的抵达，村民们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女性均头戴鸡冠帽和身着青蓝绣花对襟衫，男性则身穿黑色对襟服和大裤筒黑色裤子，熟悉的服饰引起了我们的特别关注。考察中，结合我们所见，在进一步和村民们交流的过程中，村长李有高告诉我们：据他们长辈的记忆，他们的祖先是从昆明迁徙过来的，几年前他们还与昆明碧鸡镇的彝族有过一次交流，这印证了我们刚刚看到他们着装时的猜测。据《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曾提到，今昆明附近（西山区的谷律、车家壁、官渡区的大板桥一带）有自称：“撒涅”“尼颇”“撒梅”的滇池原住民。由于古代政权和战争的因素迁徙到各地，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村民为何会保留“碧鸡”这一地名和服饰的传统。这正说明，对故土的思念和身份的认同正是通过服饰特征的保留实现的，同时这也是保留族群记忆的最有效手段。

语言、服饰是区分自身文化边界有效的标志，这些标志又与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密不可分。采访村民得知：昔峨村同样保留了彝族传统的节日“二八节”。它是彝族最传统、最重大的节日，目的是为了“祭土主”。作为人神共度的时刻，一种转喻心理使然，村民们也称之为“跳笙”的时候，歌场上，参与者和着歌声、踏着节奏，在“笙”的带领下载歌载舞，向天地传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盼望。为了助推乡土文化的传承，近年来在政府的支持下，昔峨村建造了漂亮的舞台，当晚村民们就是在舞台上进行了“踏歌”，以满足我们“采访”的需要。作为一种表演，村民们尽情地展示他们只有在“二八节”时才能展示的绝活。在村民们的心中，“踏歌”是人神交流的重大仪式，民俗节令之际，以寄托他们对幸福顺遂的企盼。

■昔峨村乐舞音乐特点

为了给我们展示传统乐舞，村长通过广播召集村民们来到了村旁的舞台。逐渐到齐的人们围成两圈，里圈为男子，他们手执三弦、葫芦笙等乐器作为伴奏，边演奏边舞蹈；外圈为女子，她们边唱歌边跳舞，不同套路的肢体组合涉及不同舞蹈名称，其表现内涵与他们生产生活的逻辑有关，记录了劳动和生存的知识，如“撒种舞”“丰收舞”“炒肉舞”等。作为山地农耕民族，我们发现，他们舞蹈的全过程，身体重心的力量全落在脚上：有单脚跳、跺脚、搓地等动作，折射出人对土地的归属感，表现出人们对土地的敬意，更是对自然的敬意。若以记谱方式来书写，乐器的伴奏旋律多以规整的4/4拍呈现，但重拍却落在第三拍上，与之相一致，跺脚也在第三拍上，整齐的步伐与有力的跺脚，把人们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凝聚力量的功能。旋律以五声性的1、2、3、5、6为基本结构，人们在相同的调性、不同强弱旋律的反复再现中，尽情抒发内心的情感。从这里可以说明：舞蹈作为生命动态的象征，与其相生相伴的音乐，构成了“乐舞”的表达，成为承载人们表达世界观的一种有效途径。

据我们所见，葫芦笙的管长约34厘米，气管长约40厘米，大致测得的基本音高为G。昔峨村村民使用的葫芦笙一般是自制或从外面购买。作为一种生态活动，村民们在自娱场合所用的曲调组合并没有硬性规定，基本都是在旋律框架内的自由发挥，可长可短，率性而为，体现出民间乐舞集体性、即兴性的特征。

据村民们介绍，由于时代更迭，老一辈艺人的去世，很多传统曲调得不到有效的传习，现在还在吹奏的就只有10个曲调了。我们对村民用的三弦进行了测量：琴颈长80厘米，发音筒直径13厘米，3根弦的基本音高大致为G、D、g。作为一种“非标”的生态创造，这些乐器不同于艺术舞台上的乐器有着固定的标准，但正是因为没有统一的律制，却构成了不同的泛音和多层次的混响，表现出“乐者，天地之和”的独特音响效果，在众人参与的现场，舞乐带来的情感宣泄，就像一种狂欢的节日，把文化的调节与修复功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田野日志的文本陈述

乐舞产生的双向心理趋同是民族文化最生动的表现方式，其传承与延续是民族文化保存的关键。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舞乐行为带有强烈的隐喻功能，它黏附着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图腾，并以尽量完美的肢体表达和固有的旋律，使人神达到对接与平衡的心理。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对葫芦笙的表演者做了简单的采访：

问：吹葫芦笙是跟谁学习的?

答：跟村里的老人学的。

问：现在学吹葫芦笙的年轻人多吗？

答：年轻人很少，老人还有几个。

问：年轻人一般都出去打工了？

答：对，大部分都出去打工。

问：你是村里吹葫芦笙吹得最好的吧？

答：算是吧。

问：除了你以外还有年轻人学吹葫芦笙吗？

答：还有一个13岁左右的孩子学。

听着表演者的讲述，笔者不禁感慨，对无文字的民族来说，声音是一种特殊的视角，是民间记忆立场的手段，而音乐是凭感官来感受的事物，如果没有人去自觉传承和传播，那它很可能就此遗失，而这种文化的遗失却再也无法找回，某种文化现象的消失，犹如某种物种的消失一样，是再也找不回来的。值得庆幸的是：当地政府已通过经费支持和政策扶持，使昔峨村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及时的保护，今晚的“露天音乐会”，让我们从村民们激越的情感流露和他们脸上荡漾的美感中，能够看到一种具有向心力的自信。

■对昔峨村传统文化现象的思考

如前所述，碧鸡小组村民居住地周边都是傣族聚居，在长期的互动交往中，各民族友好相处，互通有无，但昔峨村的村民却依旧保存着自我身份认同的传统习俗，特别以他们活态传承的乐舞为标志。正如人类学的基本常识那样：旋律和肢体的表意，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形象具有同构关系。作为一种情感的外化，传统乐舞是激发民族文化认同最有效的方式。民族文化认同源自原始崇拜中的宗法文化，心理层面上的“同根意识”，使得村民们在踏歌起舞的过程中实现了群体的凝聚，在心理上获得了生存的安全感。由于历史的原因，昔峨村的彝族长途迁徙至此，他们通过服饰、传统节日和传统乐舞以保留族别标志，反映了昔峨村村民与祖籍地同胞相同的文化象征并以此构成与他民族的差异性。就本文的关注点而言，踏歌场上，跳什么，奏什么曲调，都是表象。为什么那么跳，用哪样的曲调指挥肢体的变化，这样的形式表达才是文化多样性的实质，蕴含着缕缕历史的信息。

村民们的载歌载舞，对于我们来说或许只是一种通过歌舞的文化体验，而对村民来说，在这样的场合，他们是表演的参与者，通过有限的空间展示自己的文化；若是在传统节庆的背景下，每位成员又是仪式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他们不单是表演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护者。

踏歌、奏乐，双脚坚实地站立在土地上。作为一种生态的文化创造，踏歌所体现出的人文意蕴，正是现代人类社会渴望寻找精神家园的内心表达。在离开昔峨村返程的车上，我在心中默默祈祷：祝村民们年年风调雨顺、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