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医生眼中的世间百态

刘诗蕾

ICU，即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作为医院生死之间最后一道防线，接收的病人多是严重创伤、大手术后病人及多脏器衰竭者。

最真实的情感欲望世相场

ICU病房医生刘飞所在的知名三甲医院位于北京，综合ICU有16个床位。ICU医生的日常工作和其他科室医生类似，根据病人的病情和突发状况治疗和抢救，护士每小时要观察病情、进行生活和治疗护理。

一周亲历一次休戚相关的死亡，成了刘飞的生活常态。病房里一拨拨地换人，病房外电梯过道间，家属也跟着一拨拨地换。三十来平米的过道里挤着七八位家属，有的家属盖着毯子躺在折叠椅上，有的则在地板上垫好了枕头被褥，每个地铺旁都堆放着方便面、饼干等食物，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ICU的访客不只病房外打地铺的患者至亲，偶尔也出现做遗产裁定的公证员。生死当前，病房前上演着最真实的情感欲望世相场。“从进ICU的那一刻开始到离开ICU，这一段时间里，你就看着人性一点点暴露，面具扯下来。”刘飞说。

四年前，刘飞遇到一个中部省份的官员，送进ICU时已是植物人状态。和家属约在会议室沟通，门一推，刘飞懵了，浩浩荡荡近二十人，桌上一摊录音笔和开着录音的手机。接下来几天，官员的下属们有的来热心咨询情况，也有的怒气冲天接连向刘飞问责。随着时间往后推，医治康复的希望越来越小，每天下午来探望的人在一个一个减少，最后只剩妻子守在病房外。

ICU里也有住了三四年的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院士级干部，尽管已是植物人状态，家属仍坚持要求以器械来维持自然生命，而极少探视。快到每月发放退休工资和补助的时候，家属就叮嘱医生一句，“千万掐着日子，别让他过去了”。殊途同归的还有不愿医治父母的子女：宗教信仰、我妈怕疼、我爸说了不让抽血……什么离奇原因刘飞都听过。刚进ICU时，性子直的刘飞总憋不住，当面顶回去，“说白了你就是不想救”，为这也没少挨上司训。

红包拉锯战

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之下，ICU也避不开医患不信任关系的阴影。

除了家属的质疑、抱怨及拒绝一切病人延发病的治疗，不信任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塞红包。2011年毕业进入医院工作时，和刘飞同医院的CCU（冠心病重症监护室）医生曹轲满怀着学生时代悬壶济世的志向，一被塞红包就窝火，赶紧回绝。家属急了，眼眶发红说“大夫求您必须收下”，又塞回来，每次双方得僵持上好一阵。这些年经历了数不清的红包拉锯战，曹轲发现，塞红包的家属大多是从外地赶来北京治病的。

“来我们院CCU之前，他们已经在地方一级又一级的医院辗转医治了很久，可能早就习惯了进医院就得给红包这个流程。推红包时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太害怕了，害怕医生不拿钱，就不会全力医治他的亲人。”曹轲说，现在再遇上给红包的，之前条件反射般的抵触愤懑都已消解，他会拿出最大耐心宽慰解释，请家属信任他。

记住手上失去的生命

对医生来说，抢救成功的喜悦很快会过去，能记住的都是手上失去的生命。刘飞2007年遇到过一个小姑娘，16岁的高中生，“娃娃头，很可爱”，得了嗜血细胞综合症。从外院用救护车一路呼啸到ICU，被安排睡在门口进来右边的15床。医生护士一围上来，小姑娘紧张得大眼睛发空，声音哆嗦：“你是大夫吗，我能活吗？”刘飞笃定地说：“我是主治大夫，你一定能活。”说完给女孩注射了镇静剂，女孩陷入昏迷，三天后救治无效去世。

“我說她能活，这是我和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刘飞总时不时想起这个小姑娘：“那个眼神你真的看一眼，一辈子也忘不掉，惊恐失措又那么渴望活下来的眼神。”

12年下来，刘飞记不清自己下达了多少病危通知。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除了通常的恸哭、昏厥，有的家属立即咨询火化事宜，有的家属哈哈大笑，边笑边摇头说“你可别逗了”。“很多家属你和他当场说，他完全反应不过来。至亲离世的那种悲恸，没法想象的。”刘飞说。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