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上妆”谁之过

姚盈 卢晓彤 李璇

佛造像重绘引来的非议，反映出了历史上的乡规民俗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某种观念差异

“眼怀慈悲、神态安静的神佛生生被画成了地主家的胖儿子。”前不久，一组反映四川安岳石窟佛像重绘前后效果对比的图片，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对比图中，佛像原本古意盎然的衣饰、神态，都被明艳的彩漆遮蔽，丧失了原有风貌。

四川安岳，是中国目前已知的中国古代佛教造像遗址最集中的县。安岳石窟开凿于南北朝时期，盛于唐宋，它“上承云冈、龙门，下启大足石刻”，在中国石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次佛像被重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除安岳石窟外，四川广安、内江等地，也存在造像被“妆彩重塑”的情况。

为什么“妆彩重塑”现象会屡屡发生？在安岳石窟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修复工作上，又存在着哪些盲点与困境？

四川安岳峰门寺石刻遗像重绘前后对比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研究者的“造像”，乡民的“菩萨”

随着安岳石窟造像被重绘的图片在互联网上引起热议，当地相关部门立即作出了回应。

8月5日，安岳县文物管理局就峰门寺摩崖造像被重绘情況给出说明，称峰门寺现存摩崖造像3龛23尊，1995年6月，当地群众自发捐资，对峰门寺进行维修，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群众聘请非专业人士对龛内造像进行重绘，后被县文物管理所时任所长制止，虽然部分造像仍保持原状，但是主尊造像已被重绘。

同一日，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就金凤山摩崖造像被重绘情况作出说明：1994年3月，当地信佛群众自募资金，擅自对该造像的残缺部位进行了修补，并涂上红、蓝、青三色油漆。同时，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擅自新建了部分佛像。2015年。当地信佛群众又对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自建佛像部分进行重绘，以致佛像至今色彩艳丽。

四川省文物局在得知消息后，也派专人前往涉事地点，对摩崖石刻类文物开展了全面的实地勘察。

8月16日，国家文物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四川省文物局实地勘察揭开石刻造像遭重绘真相》一文，文中称涉事地区现有石刻造像类遗址13处，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当地群众自发捐资“妆彩重塑”，当时地方文物部门进行了及时制止；2006年至2013年间，未发现“妆彩重塑”现象。

“严格来说，这不是‘修复事件，而是民间的重装。”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陈履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为什么民众会对佛造像进行自发的捐资重修，“妆彩重塑”？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认为，石窟艺术从其诞生之日起，便是一种“公共艺术”。

“一千多年来，造佛修庙是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今日那些出资重妆佛像的乡民，其实就是千年前集资建造佛像的乡民后代。乡民们一般将这些造像泛称作‘菩萨，而我们研究者则统称之为‘造像，两个名称显然有情感上的差异。”李松说。

在陈履生看来，佛造像重绘引来的非议，也反映出了历史上的乡规民俗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某种观念差异。

“在上千年或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时间所造就的褪色、氧化、风化和脱落，将石窟造像统一为一种笼罩在历史氛围之中的色调，而这种历史的包浆往往变成了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下，业内提出了‘修旧如旧。当然，这和历史、乡规民俗又形成了文化上的冲突。”陈履生说。

陈履生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当下的文物保护理念来苛责二十年前民众的做法有失公允，而如何让民众充分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也是每一位文物工作者都要面对的挑战。

“主要是在宣传方面，要让民众知道怎么保护文物，从根本上消除民众的‘不懂‘不会，杜绝类似的不恰当做法。”安岳县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唐文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唐文军看来，此次佛造像重绘照片虽然在网上引来了不少非议，也对安岳石刻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但若从长远考虑，未尝不是一次直面大众的机遇。

912处文物点。不到70名专职管理员

文物点的分散和文保人员的稀缺，是安岳县在文物保护方面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安岳县全县有912处文物点，石刻造像10万尊，至今保存较完好并具有一定规模和文物价值的石刻有45处。除有3061尊造像的千佛寨、1993尊佛像的圆觉洞、465尊造像的毗卢洞、159尊造像的华严洞等规模较大的文物点外，大多数文物的分布都相对分散、不易管理。

唐文军透露，截至目前，安岳县文物管理局仅有20多个正式人员编制。

为解决保护力量不足问题，从2012年起，安岳县在全县推广了“三防”安保措施。“三防”即“人防、犬防与技防”。

“人防”是指在每个文物点都安排文物管理员。由于要做到“全员在位、全时在位，尤其是夜晚在位”，安岳县的文物管理员多数为住在文物点附近的老人，选择的标准主要有三点：身体要相对健康，年龄不能过大；对文物有一定的兴趣和保护意识；能够得到家里人的支持。

目前，安岳县共有接近70名文物管理员，每人每个月平均能够拿到1000元的劳务报酬。他们每半年都要接受一次固定培训，内容包括业务培训、安全培训、消防培训和宣传培训等。

其中，对文物管理员的宣传培训，是需要重点加强的方面。

“县文物局主要负责级别比较高或需要重点保护的文物点，安排文物管理员进行看护；其他的文物点则主要依托乡镇、村社代为安排人员进行管理、保护，做到每个文物点都落实到人。”唐文军说。

除了配置文物管理员，安岳县还配备了40条狼狗用于防盗，目前每条狼狗的伙食费已从每月150元提升到了200元；而视频监控、红外报警器等技术设备，也被运用到了石刻保护中，由国营性质的网络公司代为维护设备，安岳县支付租赁费。

“安岳现在每年财政拨出接近100万元，用于文物管理员的经费、狼狗饲养费、设备租赁费等，应该说还是相对充裕的。”唐文军说。不过他也坦言，全具有900多个文物点，他们也很难预料到哪些文物点需要用钱。

安岳“三防”措施固然在文物防盗、文物管理上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媒体此前报道说，文物管理员需要长期居住在陈设简陋、取水困难的文物点生活不易。

从事文物修复的人员为何少之又少

在此次佛造像遭重绘事件中，那些被“妆彩重塑”的佛造像能否恢复旧观，也是公众极为关注的问题。

唐文军透露，截至目前，安岳县文物管理局尚没有为佛造像制定相应的修复计划。“我们接到的通知是先保持观察，有新情况再向上级报告。对佛造像暂时先不作修复，因为修复石刻文物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万一修复得不好，造成进一步的破坏，那就得不偿失了。”唐文军说。

在陈履生看来，“（佛造像）要去掉新装、恢复原貌，不是不可能，但要考虑它对石刻的影响。比如砂岩比较松，如果在上面反复多次涂刷，一定会有影响。既然如此，让自然和时间去慢慢恢复它，也是一种办法，或者说是不是办法的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文物局在近期的实地勘察中发现，1995年遭重绘的峰门寺主尊造像，局部彩绘已出现脱落，渐露原貌；1992年遭重绘的咽佛寺主尊造像局部，表面金箔和彩绘已逐渐脱落，原貌逐步恢复。

被“妆彩重塑”的佛造像能否恢复旧观，尚有待时间来检验。而安岳县在文物修复技术以及人才储备上的匮乏，也在事件的发酵过程中凸显出来。

“技术能力是资金落地最大的保障，而安岳石窟现在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技术队伍。”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詹长法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为缓解卧佛院的风化问题，安岳县文物管理局曾计划修建一座“卧佛楼”，用大型窟檐建筑将卧佛“封闭”保护起来。在詹长法看来，这项方案之所以搁浅，原因在于安岳只考虑到了展示卧佛，却忽略了“卧佛楼”与周边环境是否协调的问题，由此反映出了安岳石窟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上的某种缺失。

事实上，即使是在全国范围内，文物的保护、修复也同样面临人才短缺问题。

“現在全国文物系统也就有15万人左右，其中真正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人员，又能有多少？而且，文物修复可不是三两年就能做起来的，要靠几代人一点点摸索，才能有所进展，比如具体到石窟保护，即使是在文物修复领域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专家，谈到石窟风化的症结，没经过研究也不敢下断语。”詹长法说。

在陈履生看来，“要尽快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文保修复中心，国家加大投入，建立专业队伍、确立国家标准、创设国家体系，才能切实解决当前小而散的现状。目前，各馆都在建立自己的文保修复队伍，难以面面俱到，又不可能做大做强。”

詹长法则认为，可以参照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在文物保护中引入社会力量的做法，“放开思维，包容社会各行各业的保护力量，让社会上的力量去做主动性保护工作”，才能让文物保护、修复找到源头活水。

一样的石刻，不一样的境遇

2017年年底，安岳县文物管理局增设了安岳县石刻研究所、安岳县博物馆这两个事业单位。目前，安岳县石刻研究所已引进两名研究人员，着手开展对安岳石刻的研究工作。

与此相比，距离安岳不到100公里的大足石刻，却早已拥有专业的文物保护研究团队，是国家5A级景区、世界文化遗产地。

大足石刻研究院官网显示，大足石刻研究院内设12个二级机构，定编130人，现有在职正高级专家2名，副高级专家10名，中级职称人员23名，其中1人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为4323.60万元。

实际上，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都是西南石窟造像的佼佼者，存历史沿革、石刻艺术上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二者在知名度以及文保力量上的巨大差异？

20世纪90年代，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同时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最终却由于行政区域划分原因，安岳石刻未能成功“申遗”。

“安岳石刻的确失去了一个机会，因为国际上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监测、管理、评估有一整套程序和标准。如果安岳当时‘申遗成功，按照国际标准来管理、保护，那肯定会不一样。”詹长法说。

2017年，安岳县重启“申遗”计划，成立石窟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唐文军透露，目前安岳“申遗”已进展到编制文本阶段，正在联系专家、学者对安岳石窟进行实地调研，对各个文物点进行初步的筛选工作，力争入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但与20年前相比，安岳石刻的“申遗”过程并不容易。

“近来国家对‘申遗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一种类型全国一年只能申报一处，而且根据国家文物局反馈同来的消息，目前连预备名单都已经排到几十号了。安岳石刻既然连预备名单都没进去。‘申遗的过程肯定会比较漫长。”唐文军说。

值得留意的是，近年来安岳也在加快整合安岳石刻保护利用的规划布局。截至目前，《资阳市安岳石刻保护条例》即将完成三审工作；由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和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安岳石窟保护利用总体规划》，也已全部完成。

而在詹长法看来，向大足石刻取经，是安岳石刻眼下最应予以发力的方式。“不只是安岳要放下身段，还要让四川省来主导做这件事，这是最直接、最靠谱的学习方法。”詹长法说。

绝版佛经石刻藏身四川安岳摩崖经窟，正遭遇风化、渗水侵蚀等世界性保护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