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视角下的术语翻译方法研究

2018-10-10 03:26李亚舒徐树德
关键词:任意性索绪尔原语

李亚舒,徐树德

(1.中国科学院 国际合作局,北京 100864;2.江苏徐州信达咨询翻译公司 顾问处,徐州 221009)

一、索氏语言学与术语翻译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世界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他所提出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论断,看似相互矛盾、无法调和,但对于现代语言学的确立与发展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构建现代语言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术语翻译是将原语术语的语言符号转变为译语术语语言符号的思维过程,通过翻译所获得的与原语术语语言符号相对应的译语术语语言符号是这一思维过程的直接产物。故而术语翻译必然会受到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的制约。因此,全面、准确理解索绪尔有关语言符号任意性与不变性的论述,对于正确认识、深入探讨术语翻译方法及其适用条件等术语翻译的基本问题,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然而,在如何立足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视角,对术语“现有译法”和“找译译法”进行理论分析,探索二者的关系,厘清二者的适用条件等方面,囿于笔者视野,至今未见有人论及。笔者尝试将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理论用之于这两种术语翻译方法的研究,希望能为术语翻译敲开一扇新的研究之门。

在本文中,“现有译法”指的是术语直译、意译、音译、形译(亦称象译)、音意兼译或借用等翻译方法的统称,因其在现有的诸多翻译专著、论文乃至翻译教科书中常有论及,故称“现有译法”;“找译译法”指的是依据原语术语的概念内涵,通过适当的方法,直接从译语专业文献中找出与原语术语相对应的译语对应词的术语翻译方法。

二、循规蹈矩,何以致误

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对此做出了如下解释:“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1]102-104继而,他又举例说:“例如‘姊妹’的观念在法语里同用来做它的能指的s-ö-r(sur)这串声音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它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1]107

既然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继而推断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并且举例说明,“姊妹”既可以用“s-ö-r(sur)这串声音”,“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那么,岂不是说每一概念(所指),都可以任意拥有多种名称(能指)吗?对于术语翻译而言,岂不是说每一概念(所指),都可以任意翻译成多种译名(能指)吗?于是乎,一些译者在翻译专业文献时,遇到双语词典查不到的专业术语,就采用“现有译法”,或直译、或意译、或音译、或形译、或音意兼译,直接将原语术语翻译成译语术语,并且不加任何说明便放入到自己的译文中。据近年发表的术语纠错论文提供的资料,仅同一个汉语术语被不同译者采用“现有译法”翻译成几种,甚至十几种英文术语,刊登于各种正式出版物广为流传,且均为误译的情况屡见不鲜。现将近年发表的术语纠错论文披露出的正式出版物中出现的术语误译译名实例列表如下,以证其实。

表1 出版物中术语误译译名实例Tab.1 Mistranslated terms in publications

以上表1中所列术语误译译名实例均摘自正式出版物,其中不乏我国核心专业期刊。误译译名的译者均为相关专业的专业人士,其中不乏高工、教授等高级职称者,有的还具有国外留学或研究的背景。应该说他们既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又具有相当的英文水平。他们在翻译上述专业术语时,既遵循索绪尔认定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语言学之规,又蹈术语“现有译法”翻译方法之矩。但是为什么如此翻译出的译名却错误百出呢?

笔者认为:这既非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之错,亦非“现有译法”本身之误。关键是无论什么理论,包括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理论,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无论什么翻译方法,包括“现有译法”和“找译译法”,总会受其适用条件的制约。因此,考察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的真谛,探索“现有译法”和“找译译法”的理论依据,既是解开术语翻译“循规蹈矩,何以致误”的一把钥匙,又是正确认识“现有译法”和“找译译法”适用条件并将其运用到术语翻译实践中的必要前提。

三、“现有译法”——语言符号任意性视角下的术语翻译方法

研究的目的不同,术语的分类亦不同。按专业研究分类,术语可分为数、理、化术语等;按语种研究分类,术语可分为汉、英、俄术语等;按概念含义多寡研究分类,术语可分为单义、双义、多义术语等。但就术语翻译研究而言,从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视角去观察,笔者以为还是按原语术语在译语专业文献中有无对应的译语术语,将其分为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和无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为好。

由于地域分布、科技发展和语言文化等的差异,原语国家、原语民族中已有的原语术语,在译语国家、译语民族中未必都有与之对应的译语术语。因此,对于那些在译语中尚无对应译语术语的原语术语,即在诸多情况下人们称之为新词的原语术语,任何译者或相关专业人员都有权依据索绪尔“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语言学规则和原语术语概念的本质特征,选用译语国家、译语民族喜闻乐见的用词习惯和表达方式,采用或直译、或意译、或音译、或形译、或音意兼译等的“现有译法”,为其创译译名。由于在此期间这些创译的译名仅为个别人首先提出,其本身具有推荐、试用的性质,且仅在部分人群中得以传播与使用,尚未形成社会共识,故这一阶段称之为术语译名推荐期。

以英文zebra的汉译为例。zebra现译斑马,是非洲的特产,故起初我国无对应之的汉语术语。当国人在国外见到zebra,或在外文资料中看到zebra的介绍,并想将其介绍到国内时,赋之一合适译名是必须的。此乃是华人圈跨越1 800余年不断有人赋予zebra不同译名的重要动力之一。

据范守义考证[5],严复认为zebra即为《汉书》中的“天马”。由于《汉书》成书约为公元70年,如此一来,“天马”应为zebra的第一个译名。公元1415年,陈诚在《西域番国记》中将一种“头耳似驴,马蹄驴尾,遍身纹彩,黑白相间”的动物称之“花兽”,此乃可谓是zebra的第二个译名。在此后约500年的时间段内,有文字明确记载的,先后有旅游者、出使者、文人墨客分别将zebra翻译成了“福鹿”“花驴”“斑驴”“斑马”“花马”“花条马”“芝不拉”等。从《汉书》给出zebra的第一个译名“天马”,至20世纪初,约1 800余年间,先后有9种zebra的推荐译名出现。在此期间出现的各种推荐译名,有按其吉祥义称之者,“天马”“福鹿”是也;有按其花斑纹路加中心词“驴”或“马”称之者,“花驴”“斑驴”“斑马”“花马”“花条马”是也;亦有按zebra的发音称之者,“芝不拉”是也。以上采用“现有译法”为zebra创译出的各种推荐译名,在长达1 800余年间的术语译名推荐期内,先后出现,长期共存,此消彼长,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不同的人群中,承担着汉语指称zebra这一动物的重任,充分体现了索绪尔“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一精辟论断。同时也证明了“现有译法”在译名尚未约定俗成、达成社会共识之前的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和用之产生出8种栩栩如生推荐译名和1种循声称物推荐译名的旺盛产出能力。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论断在翻译无译语对应词原语术语所表现出的极端重要性和天然合理性就在于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为原语术语“创译”出与之对应的、可供选择的译语术语,从而为“现有译法”提供了理论支撑,使“现有译法”成为了无译语对应词原语术语的唯一翻译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论断是“现有译法”的理论基础,当属实至名归。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以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为支撑的“现有译法”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使人广开思路,为概念(所指)贡献出尽可能多可供选择的术语推荐译名(能指);另一方面,它会造成同一概念(所指),同一原语术语具有几种,乃至十几种译名。如以上的zebra汉译例,同一种动物,在译名推荐期内竟有9种译名。由此一来造成的译名(能指)泛化,必然会导致译名(能指)混乱,从而直接影响到术语最基本的称名和交际功能。为了减轻术语译名推荐期内同一原语术语可能具有多种译名引发的混乱,一些学者提出了积极的应对之策。如郑述谱提出了“不译法”“试译法”“定义法”“连缀法”等。这几种方法虽各有优点,但笔者以为其中尤以“试译法”为佳。现摘录于下,供译者在翻译术语译名推荐期的原语术语时参考。“‘试译法’是指在术语译文之后,或标出‘又译……’,或附上原文。这样做等于告诉读者,现有的翻译仅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附以原文,是给有条件的读者查对原文提供方便。这其中还有对更好翻译的期待,体现出一种商量、切磋的态度。”[6]

尽管上述“不译法”“试译法”“定义法”“连缀法”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术语译名推荐期内同一原语术语具有多种译名引发的混乱,但仅为减轻而已。只要同一原语术语存在多种译名,由此产生的译名混乱就必然存在。而要从根本上消除同一原语术语具有多种译名导致的混乱,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优胜劣汰,对这些多种译名进行约定俗成,从中优选出最符合译语国家、译语民族语言习惯,最能为译语社会广泛接受的名称,作为原语术语通用、规范的正式术语译名。这就正如索绪尔所说:“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1]107

四、“找译译法”——语言符号不变性视角下的术语翻译方法

从20世纪初至今的百余年间,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外合作日趋密切。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远距离的信息沟通、信息交流、信息传递,犹如直接晤面般快捷、方便。与此同时,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国术语学研究日益深入,术语学建设日益加强;加之,各专业人士和翻译人员对术语翻译规律的认识和翻译技巧的掌握日渐成熟,术语译名的定名时间大为缩短。一些指称新事物、新科技、新概念的原语术语,如近年的Bluetooth、Zika virus等,甚至直接跨越了术语译名推荐期,一译定名,分别被翻译成了“蓝牙”和“塞卡病毒”。由此一来,这些指称新事物、新概念的原语术语也就成了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如果再加上各专业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累积下来的数量庞大的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这样,在各专业中,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数量远远大于无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数量,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正是由于这些原语术语在译语专业文献中已有了与之对应的通用、规范的译语术语,并且这些“译语术语在译语国家、译语民族中已约定俗成,已广为使用,已深深植根于译语专业文献中,故而用其作为原语术语的译名,不仅含义准确,而且易于为译语国家、译语民族所理解和接受”[7]。因此,在翻译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时,应尊重译语国家、译语民族专业文献中这些业已存在的译语术语,采用“找译译法”,直接从译语专业文献中“找出”这些与原语术语相对应的译语术语为我所用,而绝不应采用“现有译法”,为同一原语术语再“创译”出新的译语术语,去代替和改变译语国家、译语民族专业文献中这些业已存在的译语术语。

也许是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思想光辉过于耀眼,人们在将索绪尔语言学应用到术语翻译研究时,过多地注意到了语言符号任意性及其在该理论支撑下的“现有译法”,甚至在术语翻译实践中错误地扩大了“现有译法”的适用范围,将其误用于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其主要表现就是:在翻译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时,无视那些在译语国家、译语民族中已约定俗成,已广为使用,已深深植根于译语专业文献中的与原语术语相对应的译语术语,而企图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用词习惯,采用“现有译法”为同一概念的原语术语“创译”出新的译语术语,来取代和改变译语国家、译语民族通过优胜劣汰、约定俗成最终选定的译语术语,从而在事实上否定了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不变性理论及其在该理论支撑下的“找译译法”。其实,就术语翻译而言,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不变性理论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的重要性。请看以下索绪尔对语言符号不变性原则的相关论述:

“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语言并不同社会大众商量,它所选择的能指不能用另外一个来代替。这一事实似乎包含着一种矛盾,我们可以通俗地叫做‘强势的牌’。人们对语言说:‘你选择吧!’但是随即加上一句:‘你必须选择这个符号,不能选择别的。’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1]

“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1]

十分清楚,索绪尔在以上的论述中所强调的“强势的牌”“你必须选择”的“这个符号”,“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索绪尔语言符号不变性原则与上面所论及的“在翻译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时,我们应尊重译语国家、译语民族专业文献中这些业已存在的译语术语,采用‘找译译法’,直接从译语专业文献中‘找出’这些与原语术语相对应的译语术语为我所用;而绝不应采用‘现有译法’,为同一原语术语再“创译”出新的译语术语,去代替和改变译语国家、译语民族专业文献中这些业已存在的译语术语”是完全吻合的。

然而,在我国术语翻译实践中,忽视乃至蔑视索绪尔所说的“强势的牌”、“你必须选择”的“这个符号”、“已经选定的东西”的情况,甚至采用“现有译法”,“创译”出新的译名去代替和改变索绪尔所说“强势的牌”、“你必须选择”的“这个符号”、“已经选定的东西”的情况却屡见不鲜。以我国钢铁工业最重要的术语之一,甚至连普通百姓也耳熟能详的“钢材”英译为例。现代钢铁工业发展史告诉人们,英美现代钢铁工业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19世纪末叶。“钢材”是现代钢铁工业的最主要产品,由此推论,英美现代“钢材”概念的形成至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英美用以指称“钢材”概念的英文名称可能有所变化,但现在肯定早已经过优胜劣汰、约定俗成,形成了英美国家、英美民族通用、规范的“钢材”英文名称,即索绪尔所说的“强势的牌”、“你必须选择”的“这个符号”、“已经选定的东西”。因此,在翻译英美国家、英美民族中已有通用、规范英文名称的汉语术语——“钢材”时,应抱着尊重,甚至敬畏的态度,来对待英美国家、英美民族早已约定俗成的“钢材”英文名称,采用拿来主义的办法,直接从英文原版钢铁专业文献中“找出”与汉语“钢材”相对应的通用、规范的英文名称。而绝不能仍然还像翻译在英美国家、英美民族中尚无通用、规范英文名称的汉语术语那样,采用“现有译法”,为英美国家、英美民族“创译”出汉语术语“钢材”的英文名称。然而遗憾的是,根据笔者调研,至少是在1978年起至今的40年间,我国翻译界和钢铁界相关人士在将诸多公开出版物中的汉语术语“钢材”翻译成英文时,却根本没有考虑英文原版钢铁专业文献中是否已存在索绪尔所说的与汉语“钢材”相对应的“强势的牌”、“你必须选择”的“这个符号”或“已经选定的东西”,更谈不上去认真查阅一下英文原版钢铁专业文献,从中“找出”与汉语“钢材”相对应的英文名称,而是一律采用目前广为流行的“现有译法”,或直译,或意译,为汉语“钢材”“创译”出了至少5个英文译名,即steel materials、steel product(s)、steel stock、rolled steel、rolled product(s)(分别见之于1978年版《汉英词典》[8]、1993年版《汉英大辞典》[9]、2001年版《汉英冶金工业词典》[10]、2002年版《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版)》[11]、2014年版《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第三册)》[12])。2014年8月,《匪夷所思,确乎存在:“钢材”误译评析》[13]一文在我国钢铁专业核心期刊《中国冶金》上发表。该文遵循英文术语应以英文专业文献,尤其应以权威英文专业标准为准的基本准则,采用“找译译法”,对包括国际标准ISO 6929—1987:Steel products—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钢产品定义与分类)在内的大量英文原版钢铁专业文献进行了广泛研读,从中“找出”并论证了英美国家、英美民族通用、规范的“钢材”英文名称应为finished steel products(亦可依据语境简称为finished products);而我国翻译界和钢铁界相关人士,历经40年,采用“现有译法”所“创译”的“钢材”5个英文译名steel materials、steel product(s)、steel stock、rolled steel、rolled product(s),竟然全系误译。是上述采用“现有译法”翻译“钢材”的人员水平低吗?不是,这些人员中既有翻译界又有钢铁界人士,且不乏高级职称者,可谓最佳组合。是上述采用“现有译法”翻译“钢材”历经的时间短吗?也不是,40年的时间,可谓宽裕有余。尽管条件如此优越,40年却未能将一个内涵明确易懂、百姓耳熟能详的“钢材”翻译正确。此例充分说明:翻译方法不对,即将“现有译法”误用于有译语对应词原语术语——“钢材”的翻译,是造成“钢材”误译的根本原因。同时,此例也有力地昭示出:索绪尔语言符号不变性论断在翻译有译语对应词原语术语时所表现出的极端重要性和天然合理性,就在于它能很好地阐明了只有译语国家、译语民族通过优胜劣汰、约定俗成最终选定的词语(能指),即索绪尔所说的“强势的牌”、“你必须选择”的“这个符号”或“已经选定的东西”,才是真正与原语术语相对应的通用、规范的译语术语。这就为“找译译法”提供了理论支撑,使“找译译法”成为了有译语对应词原语术语的唯一翻译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绪尔语言符号不变性论断是“找译译法”的理论基础,就如同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论断是“现有译法”的理论基础一样,同样当属实至名归。

五、结束语

术语翻译难[6],术语误译多[14],目前已成为制约应用文本翻译质量的一个瓶颈。然而,究其原委,依据现有文献观之,不外是:或翻译态度不端,或专业知识欠缺,或语言水平偏低,或翻译技巧阙如等。鉴于此,本文从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视角,分别以在历史上跨越1800余年,所得9个推荐译名的zebra汉译实践和在现实中长达40年,所得5个推荐译名全系误译的“钢材”英译实践,探讨了“现有译法”和“找译译法”的适用范围,指出“现有译法”适用于译语文献中尚无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的翻译;“找译译法”适用于译语文献中已有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误将“现有译法”用之于译语文献中已有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才是造成目前术语翻译难,术语误译多的根本原因。对此,应引起翻译界人士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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