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一生

许福元

一九六〇年，深秋。

那年我十四岁，在村中学读初中二年级。

那天傍晚，我放学回家，兴冲冲地对母亲说：“明天下午，我们三个班的同学要去参观天安门，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回来还要写作文呢！”

母亲看我高兴的样子，也高兴起来，但紧接着问道：“你们怎么去？”

“当然坐火车去了。”

“那晚上你们住哪儿呢？”

“我们都住在张文阔老师的母校——二十六中学的教室里，后天早上再去天安门广场。”

母亲用双手轻轻地按住我的双肩，很抱歉似的：“你还是不去了吧？你看，天气这么凉，你单裤单褂咋行？睡在教室的课桌上你会被冻坏的。”

我不听：“我就去！我还没去过天安门呢！”

母亲叹口气。她连夜将我夏天穿的大裤衩接了下半截，这样我就可以穿上两条长裤子。

第二天一早，她又脱下自己贴身穿的“柱腰子”，包住我的前胸和后背，外邊再套上平时穿的灰布褂子，这才说：“凑合吧。”

下午，我们初二年级三个班的一百多名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队伍，举着小红旗，迈着整齐的步伐，向顺义火车站进发了。

十五里路，越走越热，等登上火车的时候，我已经冒汗了。我心里想：冷什么冷？我还热呢！

到达北京站，已经华灯初上了。刚一下火车，登上站台，我就感觉到寒意了。冷风从两条铁轨路基卷上来，在站台上盘旋。我随着队伍往外走，越走越像钻进了寒冷的冰窖里。两边墙壁镶的白瓷砖，好像挂了一层白霜似的。

我们拾级而上，顶风逆行。我盼着快点走到尽头，可到达地面出站口，竟又是呼呼的北风，刮得我站不稳。两个工人模样的人，一人穿棉袄，一人穿皮衣，把身后的连肩帽子都戴在头上，缩头迎风，手里举着一面小旗子，旗帜在风中哗哗作响，似乎在欢迎什么人。

我蜷缩着身子，坚持跟上队伍，可越走越吃力，两条腿跟拌蒜似的。风，削脸，咬手；上下牙齿在打架；鼻子发酸，眼发辣，两颊干疼。我真有点受不了了——唉！悔不听母亲之言。

“小同学，你等一下。”我听到一个女老师的声音。一开始我没有认为是喊我，继续跟着队伍往前走。

这时，一只温暖的手，一下将我拉出了同学们的队伍。

噢！是陈老师，教政治课的陈玉文老师。

她脸色红润，总面带微笑；齐耳短发，庄重、典雅；身体微胖，个子挺拔；头总是直直地昂着，给人和蔼可亲又威仪万种的

感觉。

陈老师注视着我，眼神很温暖。我觉得她好亲切，学生对老师的那种距离感一下子缩短许多。她像母亲似的，用温暖的双手按住我瘦小的双肩。“你冷啊，穿这么少能不冷么？”陈老师像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在学校的教室里过夜，会更冷的。”她边说边脱下她的短大衣披在我身上。我固执地挣脱着：“我不冷，我不冷！”“你说话都变声了，还说不冷？学生怎能不听老师话呢！”陈老师威严起来，“你要是感冒了，老师要负责的。”我知道我不能再反抗了，而且我也确实冷啊！

她把我的一只胳膊塞进还带着她体温的棉大衣袖子里。我又自觉地把另一只胳膊伸进另一只袖口。她给我扣好了胸前三个大衣扣，又抻了抻前襟的下摆。呀，虽说是短大衣，却已遮盖过了我的膝盖。

她这才满意地说：“挺好的，就是肥大了点。”

一股暖流舒展开来，发紧的心松弛下来，春天般的温暖和母爱的温馨在我瘦小的身躯上弥漫。这时我才傻傻地问陈老师：“那您呢？”陈老师将身体向上拔了拔：“你看，我不是还有毛衣嘛！”确实，陈老师身着一件毛衣。大概是藕荷色，圆领，胸前还装饰着一朵花。“那您晚上呢？”我依然很担心。“回家。我家就在那边。”陈老师用手一指，“咱们快追队伍吧！”说完，她牵着我的手，轻盈地向前跑去。

夜里，我们全体同学就睡在二十六中学的教室里。四张课桌组合成一张大床。我有陈老师的短大衣，整个身子都蜷缩进去，就像睡在温暖的家里，睡在温暖的母亲身边。

温暖呀温暖，我睡得踏实，睡得好香。

第二天，当阳光洒满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们一百多名同学已经登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石阶。蓝天，白云，红墙，绿瓦。天安门雄伟壮观，金碧辉煌。我们仰望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真高啊！

我们认真地听老师讲那一组组浮雕所展示的故事和含义，都用小本子认真地记着。眼前的浮雕生动起来，我的心也跟着激动起来。

当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找到陈老师，要脱下短大衣还给她。她温暖的双手又一次按住了我的双肩：“不用，不用。你穿回家吧，路上还会冷的。我下星期一才回学校，今天才星期六。”她说完就走了，我只能看到她轻盈的背影。

回到家里，母亲看我高兴的样子，很是诧异。我指着已被我叠好放在炕上的短大衣细说原委。

母亲很是感慨：“好人呐，好人。要没有陈老师这件短大衣，你可就惨了。这本应该是当妈的事呀！”母亲有点内疚，边说边检查我叠的短大衣：“你这样叠不行。你看，栽绒领子有点赶毡了，大襟下还有一点脏了。你这孩子，这么贵重的衣服怎么不知在意呢？”说毕，母亲用热毛巾敷了敷栽绒领子，又精心整理一番，然后用一块干净的蓝包袱皮，将陈老师的短大衣方方正正地包好了。

星期一，我背着蓝包袱上学了。课间，我喊一声“报告”推开了老师办公室的门。呀！那么多的老师在办公！

因为我是捧着蓝包袱进门的，老师们的目光都投向我，意思是问：“你找哪位老师？”我径直朝陈老师的座位走过去。不知哪个老师说一句：“陈主任，有同学找你。”正在批改作业的陈老师这时才抬起头，瞥了一下我：“怎么不穿了？”“不穿了。”我边说边解开蓝包袱，“陈老师，您检查一下。”“检查什么？”陈老师这时才放下手中的笔，把脸转向我，示意旁边有一把空椅子：“就放那儿吧。”说完，她又埋头继续批改她的作业了。

我把陈老师的短大衣小心地放在那把空椅子上，怔怔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陈老师好像意识到我的存在，又把头转向我：“你还有事吗？”我局促起来，赶紧说：“没事了，没事了。”然后仓皇离去。刚到门口，陈老师喊我：“那同学，你回来，把蓝包袱皮拿走。你还忘了给老师们鞠躬了呢！”于是，我匆匆地转身，向所有的老师鞠一躬，却忘了给陈老师单独鞠一躬。在老师们温暖的笑声中，我匆匆逃走了。

我的作文《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语文老师鲍英武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在班里朗诵了全文，评语是：中心突出，层次分明；语言生动，充满激情；主题严肃却如沐温暖春风。

弹指一挥间，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时常萦怀。那情，那景，那细枝末节，挥之不去。那时我真笨，竟没有当面向陈老师说一声“谢谢”；那时我真傻，我竟忘了向陈老师单独鞠躬。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陈老师的庄重、典雅，齐耳短发，面带温暖笑容的模样。她用带着她体温的小大衣，曾温暖过一个瘦小的农村少年。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专程拜访了刚从美国归来的陈玉文老师。她已满头银发，却面色红润。我向她提起五十多年前的这件“大”事，她却扬起眉毛，一脸茫然地回忆：“有这回事吗？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不记得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她教我们政治课，一个月才上一次课。好几个班，几百名学生，她不会记住那么多同学名字的，她也从不会将此类事留在自己的记忆中。她的温暖助人，完全出于一种人性、天性、德性和本性，爱在心中。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亦在于此。

但我必须将此事留在我一生的记忆中，这记忆总会被无端地撩拨起来。陈老师给我的温暖是滋养，惠及我一生，也影响我一生，我感谢这一段温暖的情分。她告诉我一个简单的人生哲理——温暖待人！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让陈老师坐在椅子上，我站在她面前，弥补半个多世纪前的鞠躬：“您温暖了我的少年，温暖我

一生。”

陈老师身披紫红大围巾，笑了，笑得很舒心和灿烂：“你温暖了我的晚年，温暖了我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