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1988年是我的分水岭

尹洁

之前他信仰西方经济学，之后他开始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1988年是林毅夫的分水岭。

无论哪个领域的翘楚，在其一生中，大抵总要经历几次里程碑式的转折。就像经济学家林毅夫改过两次名字，每一次都在他的人生节点上。

第一次，他把本名林正义改为林正谊。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林毅夫还是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为蒋介石政权失去联合国席位而怒不可遏，从人人艳羡的台湾大学退学，转到军校当兵。第二次，他把林正谊改为林毅夫。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金门游到大陆，几经辗转，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硕士研究生。但在林毅夫自己看来，对他的思想和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节点并非上面两个，而是更晚一些的1988年。

1988年是林毅夫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国的第二年，是他踌躇满志、决心将西方经济理论付诸中国实际的一年，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深刻了解何为“国情”的一年。

在此之前，林毅夫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师夷长技”上。这是自鸦片战争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探求的道路。出国时，林毅夫抱着“西天取经”的想法。他所就读的芝加哥大学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高殿堂，林毅夫特地带去一幅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拓片，悬挂在寝室里以自勉。1987年回国时，林毅夫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到世界最先进的理论，足以改造中国经济，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击。

1988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率，按芝加哥大学的理论，林毅夫认为应该提高银行利率，增加投资成本，让人们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投资和消费，社会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