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文化参与分析与评价：基于场景理论的方法

陈波　丁程

摘要：农村居民文化参与与农村文化空间息息相关。既有的研究主要是参考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基于固有文化空间设计研究指标。这种研究路径虽然一定程度上符合实际，但是也存在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居民文化参与率的不足。我们认为，居民文化参与会对其文化空间产生路径依赖，并依据其文化空间特征会形成独特的文化参与形式。为此，我们基于农村文化空间类型与不同类型的文化参与形式，同时借鉴场景理论的研究方法，划分农村文化空间的维度；根据农村居民文化生活的调研数据对不同的场景进行赋值计算，分析当前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状况和特征，为优化农村居民文化参与提供对策思路。

关键词：中国农村；文化参与；文化空间；场景理论

中图分类号：G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7-0139-06

一、引言

农村居民文化参与，是指居民为满足自身文化需求，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文化产品或服务。近年来，学者围绕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陈旭峰、钱民辉（2012）① 从两代农民工代际差异的视角出发，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对其社区文化参与的影响；在另一篇文章中，陈旭峰（2012）② 又从群体差异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上楼农民”和“居村农民”不同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对文化参与的影响；陈波、侯雪言（2017）③ 利用Logistic模型，研究公共文化空间主观认识体系与居民文化参与的关系，并从公共文化资源、文化氛围等方面入手，提出了提高文化参与率的政策建议。二是分析文化参与的定义、类型划分、地位等等。华燕（2012）④ 认为，文化参与权不仅表现为社会成员以公民身份参与公益性文化事业，还应包括文化参与方式上的自由选择权；张小莉、邓佳斌（2015）⑤ 将文化参与划分为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和参与内涵三个维度，指出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面临式微的困境，并提出了重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的思路；傅才武、侯雪言（2016）⑥ 将文化参与置于农村公共空间的分析框架下，通过给居民赋权，将居民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偏好，作为文化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三是基于特定区域居民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参与现状的实证研究。研究大多指出，长期以来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公共文化供给针对性不强，农民文化参与的热情不高⑦，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参与以低参与率为主⑧。

既有研究大多基于固有文化空间，将使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站等文化设施及参与政府开展的文化活动作为衡量文化参与的指标。这样的指标设计参考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相关结论也是基于农村居民对现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参与率调查测算而得，一定程度上符合实际。本文认为，居民文化参与会对其文化空间产生路径依赖，并依据其文化空间特征会形成独特的文化参与形式。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居民在生产生活社会实践中形成其独特的文化空间体系，这种体系指引着居民文化参与的形式、内容、参与时间、参与地点等。现有公共文化设施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居民文化需求，但农村居民会依据其自身文化空间特点选择额外的文化参与形式和内容作为对现有公共文化服务的补充，形成政府公共文化加个体文化参与相结合的文化参与形式，以此满足个体需求。由于个体文化参与并未纳入现有的文化参与统计之中，致使相关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率不高。本文考虑将祠堂祭祖、群众自发性的广场舞活动、棋牌娱乐等計入文化参与的评价体系中，尝试以场景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对农村文化空间进行分类解析，并以2017年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居民文化参与调查的数据为例，对农村居民文化参与进行分析与评价。

二、农村文化空间构成及其类型划分

1. 农村文化空间及其构成

“文化空间”的概念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研究出现“空间转向”，从“空间”的角度思考文化问题。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通常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⑨。他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举了许多空间类型，其中就包括文化空间⑩，它作为社会空间的一个部分参与空间的生产并形成价值。之后，福柯、大卫·哈维、爱德华·索雅等学者在后现代文化研究中，亦对文化空间进行了探讨。总的来看，国外学者对文化空间的探讨，多属于“泛文化空间”，即广义范畴上的文化空间。而国内一些学者结合不同语境，从核心象征、价值属性、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等维度阐述文化空间，尤其是在公共文化空间和遗产保护的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笔者认为，文化的生成、发展依赖一定的空间条件，同时，文化又在不断地融入、改造原来的空间结构，形成新的社会空间。与城市规划学科和地理学科不同的是，本文所说的文化空间，不仅包括文化设施、街区或地区等物理环境，还包括人的行为以及制度、习俗、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环境，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在文化意义上的拓展。

2. 农村文化空间与居民文化参与

笔者之前的研究，通过选取变量和模型分析，发现居民对公共文化空间的主观认识体系与文化参与率显著相关。由此可以推出，农村文化空间与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率也存在相应的关系。一方面，居民对文化空间的感知和认同影响着他们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例如，传统的农村文化空间是基于特定地方及居民生产生活经验所形成的，它所展现出来的亲近、传统、乡土性等特征，吸引广大农村居民沉浸其中，主动参与文化活动。而文化空间的缺失则会大大弱化居民对文化获得感的心理预期，打击农村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居民在文化参与的过程中，创造、积累了新的社会经验，这些经验不断地融入、改造原有的文化空间结构，形塑出一个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的文化空间。

3. 农村文化空间类型与居民文化参与形式

农村文化空间大体上由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和农村私人文化空间组成。根据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动力主体的差异，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又可以细分为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公共文化空间和民间自发形成的公共文化空间。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公共文化空间主要包括农村文化礼堂、图书室、农家书屋、体育健身场所、文化广场、文化中心、文化站等。民间自发形成的公共文化空间有传统庙会、宗族祭祀活动、节庆活动、集市、广场舞等。农村私人文化空间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具有私密性、独立性和灵活性的特征。构成农村私人文化空间的文化活动主要包括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上网等。

三、场景理论及其对农村文化空间结构解析

1. 场景理论的定义及研究体系

场景理论最初是研究场景、关乎城市发展的理论。场景不仅强调特定的文化活动或具有显著特征的地方，还包括蕴含其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场景理论的研究范式下，场景构成了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公众行为，最终促进城市发展。它以消费为基础，以生活文化娱乐设施为载体，把空间看作是汇集各种消费符号的文化价值混合体。场景理论不仅关注客观结构即咖啡馆、教堂、酒吧、餐厅、剧院等生活文化娱乐设施，还聚焦于人们的文化消费行为的选择及背后所体现的文化、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主观认识。场景理论研究的客观结构体系要依托于具体的文化设施进行综合构建，其主观认识体系则被分为三个主维度，十五个次维度，如表1所示：

三个主维度由戏剧性、真实性、合法性构成。戏剧性是关于表演的，而且有一定的表演逻辑。它不是一般和特殊的逻辑，而是内部与外部、传统与反常之间的逻辑。真实性讲述的是个人存在的来源，真实的你来自哪里。合法性关注道德判断的基础，以及作为判断对错根据的权威。十五个子维度由奢华、亲善、反抗、仪式、张扬、本土、种族、国家、团体、理性、传统主义、超凡魅力、功利主义、平等主义、自我表现构成，反映出了不同的场景特征及人们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

2. 基于场景理论的农村文化空间结构解析

场景理论对我们研究农村文化空間的借鉴意义在于，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维度，形成一个分析框架，再通过赋值计算，使得抽象概念的量化分析成为可能。然而，中国的农村文化空间是基于其独特的经济社会基础所形成的。它并不像研究城市文化空间那样，可以通过一些生活服务网站及空间计量手段，呈现出区域场景关系的结构特征。目前，绝大多数的生活服务网站所提供的生活服务、文化娱乐等信息，停留在乡镇一级，未涉及到传统的自然村落。这就导致在非个案研究中，从生活服务网站及空间计量手段着手研究农村地区文化空间的结构特征，存在数据收集困难、信息坐标化难以实现等问题。笔者认为，在构建农村地区文化空间的分析框架时，要兼顾前面提到的客观结构体系和主观认识体系，既体现空间实体，也体现文化层面及消费者的价值选择。按照农村文化空间的不同特征，我们将其分为两大类，六小类，六小类中的每一类又列举了一些具体的场所和事件，如图2、图3所示。

内生性与外生性依据农村文化空间形成的作用主体及文化活动的性质来划分。内生性的文化空间，农村居民通常作为作用主体，居民基于自发需求主动参与传统的文化活动；而外生性的文化空间，政府或社会力量通常作为作用主体，主导建设一系列文化基础设施，为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图2 文化空间的“内生性”

图3 文化空间的“外生性”

内生性文化空间大致可分成三类：生活服务、价值信仰和休闲娱乐。“生活服务”类文化空间的形成依托居民建筑院落、传统集市、庙会、节庆活动等。居民建筑院落包括民居的单体建筑或建筑群，居民在其中参与一些相对个体化的文化活动，如看电视、上网、读书看报、玩游戏等；传统集市就是定期在固定的一个地方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场，主要具备经济功能，同时也兼具人际交往等社会功能；庙会是中国民间一种传统的民俗活动。现今的庙会活动同传统集市相比，不仅具备较强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也更加突出。“价值信仰”类文化空间的形成依托寺庙、道观、宗祠、教堂等文化场所。这些场所的共同点在于，能够从价值观或信仰的层面影响人们的参与体验。“休闲娱乐”类文化空间的形成依托老戏台、老街巷、棋牌场及其他生产生活场地。在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朴生活方式下，古戏台填补了农村地区文化活动的空白，成为人们交流信息、人际往来、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在古街巷散步、串门、偶遇或是棋牌场下棋、打牌，亦成为人们维持熟人关系，保持或扩大社交范围的重要手段，构成了一幅幅独具乡村特色的文化场景。

表3 场景得分及排序

根据农村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目的，我们将外生性文化空间分为三类：知识技能、体育健身和文化娱乐，政府和社会力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背景下，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建设了一批公共文化设施及群众文体活动场地，实施了“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等一系列惠民工程。“知识技能”类包括文化站、农家书屋、名人故居及其他展馆；“体育健身”类包括健身步道、运动器材或运动场地以及文体培训或训练；“文化娱乐”类包括文化广场、文化活动室、电子阅览室等文化惠民工程。

四、中国农村居民文化参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自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2017年暑假“文化第一线”调研数据。2017年7月—8月，研究院招募学生访员，前往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问卷调研活动。问卷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调研方式，以“中国农村文化生活调查”为主题，全面了解农村居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基本情况、文化参与、文化需求及对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此次调研共计回收了14064份有效问卷。通过对不同文化场所、文化活动类型的把握，本次研究共筛选出了18个物理空间，并对每个物理空间的群众参与度表现进行赋值计算。在对文化场所的参与率进行赋值时，从不参与、很少参与、偶尔参与、经常参与分别对应1、2、3、4，样本量分别对应字母y1、y2、y3、y4。由于在居民建筑+院落内进行的文化参与具有生活化、常态化的特征，因此，居民建筑空间的文化参与表现得分为4分。其他场所得分（S）的计算方式为：S=（y1x1、y2x2、y3x3、y4x4）/y1+y2+y3+y4。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结合以上场景得分表以及对全国31个省、市、区农村居民文化生活调研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4），我们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文化参与存在以下几个特征：

1. 内生文化场景与外生文化场景是当前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主要形式

在传统的认知经验看来，农村内生文化活动日渐式微，新兴的文化活动逐渐占据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数据显示，内生文化场景文化参与表现得分为20.467分，略高于外生文化场景的19.73分，说明内生的传统文化场景在当今农村地区仍然获得了较高的认同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居民的参与意愿已经大部分转向内生文化场景。内生文化场景分值较高，得益于居民建筑空间的场景表现。在该场景下开展的文化活动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將居民建筑空间的分值设置为4分。如果不考虑私人文化活动，仅从公共文化活动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加以考量的话，外生文化场景分值的数据分布在整体上仍然优于内生文化场景。

2. 内生性文化场景中，生活服务类场景参与度普遍较高，价值信仰类场景得分较低，对传统的公共文化场所利用不足

如表3、表4所示，传统集市/庙会得分为2.360，在所列的18个场景中排第5位，参与度达到76.63%；节庆活动得分为2.253，排第6位，参与度达76.11%。城镇化的加速，导致农村原有的空间结构被打散，居民空间挤压感强烈，人际关系淡化。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的农村居民，迫切需要一个可以自由交流、维持人际关系的公共空间。传统集市具备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双重属性，在长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已经内化成当地居民的一种生活或消费习惯。与以集市为代表的生活服务类场景不同的是，价值信仰类场景参与不足。随着近几十年乡村改造运动的进行，农村地区宗法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城镇化加速也导致中国农村宗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族成员的宗族观念弱化，传统的祭祀、修谱等活动难以开展。如表3、表4所示，寺庙/道观、宗祠、教堂的得分为2.112、1.865、1.708，分别排在9、17、18位，参与度分别为69.37%、57.27%和46.6%，整体偏低。作为典型的传统公共空间的古戏台、街巷，也未发挥其该有的空间效用，反映出当前农村地区对传统的公共文化场所利用不足，传统公共文化场所的场景功能有待进一步开发。

3. 外生性文化场景中，农村居民的文化参与内容偏好于文化娱乐和体育健身，对学习知识技能的文化场所参与不足

如表3、表4所示，文化广场的得分为2.535分，居第2位，参与度达82.65%。文化广场的开放性、便捷性，似乎已经推动它成为一个地区新的文化地标，成为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主要阵地。人们习惯在茶余饭后到广场上散步、聊天、健身、休闲，自发地开展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如跳广场舞、组织合唱队等等。同时，文化广场也成了举办各种特色展览、文艺晚会及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等活动的承接场所。健身步道和器材设施（如足球场、篮球场、健身器材等）的场景得分分别为2.529、2.371，分列第3、第4名，文化参与度分别达到80.34%和75.97%。由此可以推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休闲时间的增加，体育健身运动将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家书屋、名人故居/展馆以及文体培训得分较低，说明此类文化场景不符合居民的文化参与诉求，群众缺乏认同感。

五、优化农村居民文化参与建议

内生性文化空间和外生性文化空间互为补充，满足了农村居民多样性的文化需求，提供了良好的情感体验，维护着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随着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农村内生文化空间虽有复兴之势，但生存空间仍然受到较大的挤压，难以充分发挥其空间效用。而外生性文化空间近年来虽发展迅猛，但也出现公共机构绩效下行，部分基层文化单位“机构空转”的现象，农村文化空间发展陷入两难的困境。本文希望通过划分农村文化空间的不同类型，分析农村文化参与的特征，为优化农村文化参与提供思路。

一是要正视内生性文化空间与外生性文化空间、私人文化参与和公共文化参与之间的关系。内生文化空间与外生文化空间既互相竞争，又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农村多元的文化空间生态。同样，私人文化参与和公共文化参与构成了居民文化生活的不同形态。私人文化参与的灵活性、随意性，满足了居民个性化的文化需求，公共文化参与则为居民提供了与他人、社会交流的平台，满足了居民大众化的需求。优化农村居民文化参与，既要做到内生文化空间的复兴，也要加大外生文化空间的建设。在不干预私人文化参与的前提下，努力营造有吸引力的文化氛围，提高农村居民的公共文化参与。

二是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培育内生公共文化资源，加强对农村传统公共文化场景的保护和利用，推动农村地区内部文化复兴和地区文化交流。对农村地区来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是乡村经济振兴的发展机遇，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机遇。要争取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对农村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梳理、整合与重新阐释，从而让传统文化资源焕发新的活力，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增强居民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加强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推动文化的融合发展，催生出更为丰富的文化空间形态。

三是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要尽量避免以行政手段直接进行文化配送。应优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以农村居民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符合农村文化消费者偏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增强农村居民的获得感，通过供需对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化。

四是推动社区文化治理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以社区为单位组织文化活动。强化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引导居民融入社区，激发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

注释：

① 陈旭峰、钱民辉：《社会融入状况对社区文化参与的影响研究——两代农民工的比较》，《人口与发展》2012年第1期。

② 陈旭峰：《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文化参与的影响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③ 陈波、侯雪言：《公共文化空间与文化参与：基于文化场景理论的实证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④ 华燕：《论公民的文化参与权》，《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⑤ 张小莉、邓佳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式微与重构》，《求实》2015年第1期。

⑥ 傅才武、侯雪言：《當代中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释维度与场景设计》，《艺术百家》2016年第6期。

⑦ 杨春娟、邵军永、郭清梅：《当前农民文化需求与满足途径研究——以河北省为例》，《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⑧ 蔡武进：《我国城镇公共文化参与的状况、特征及政策建议——基于我国17个省市51个社区居民调查之分析》，《文化软实力研究》2017年第 2期。

⑨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⑩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s.，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UK： Black Well， 1991， p.74.

王玲：《基于公共文化空间视角的上海市博物馆旅游发展研究》，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毕业论文。

吴军：《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2期。

Daniel Aaron Silver and Terry Nichols Clark， Scenescapes： How Qualities of Place Shape Social Lif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在以往对居民文化参与问卷设计时，课题组采用的是“是否”题型，即您是否参加过某类文化活动。在此基础上统计出来的居民文化参与率，是以“参与行为是否发生”作为评价的标准，却忽视了参与前提，即样本所在地是否拥有某类型文化设施的问题，故而计算出来的居民文化参与率与实际情况相比偏低。此次问卷调研将答案选项设置为“经常参与、偶尔参与、很少参与、从不参与、没有、不知道”6级。在计算参与率时，仅计算前四项，将当地没有该类型文化场所或不知晓的情况排除出去。

作者简介：陈波，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丁程，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