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碑学运动成因窥探

陈玺

摘要：“士”乃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掌管文化教育事业，对书法艺术的创造、发展及演变的过程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清代中后期，碑学大兴，与统领书坛千年的帖学形成对峙局面，碑学运动的兴起原因不仅有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更与书法艺术的掌握者“士”的文化建构转型有着密切联系。

关键词：“士” 碑学 文化 转型

中图分类号：J2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2-0011-03

“士”在中国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泛称，在成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后，其显著的标志是能够识文断字和擅长文字书写。肖燕翼在《古代士阶层对书法艺术自觉的作用》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士”将汉文字书写升华为艺术的过程中所展现出关键性的自觉创造性。“士”是书法艺术活动的主体参与者，中国书法的形成、发展及演变的过程都与中国“士”自身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清代碑学运动的兴起可谓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独霸书坛一千多年的帖学受到碑学的冲击，从此碑学成为新兴的书法艺术流派，受到广大书法学习者的喜爱，并与帖学在中国书法史上形成相互对峙的两座高峰。

那么促使清代碑学运动产生的原因究竟为何？在时代背景上，碑学始于宋代，于清中叶大兴，遂成汹涌澎湃之势。清朝前期政治的统一，经济上的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适应的环境并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但历代刻帖的失真逐渐导致了帖学衰微，伴随着“馆阁体”的兴盛，又因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及清统治者的民族高压，使学者们纷纷钻进训诂考据的圈子，遂使金石考据之学大盛，引起一大批古代刻石文字的出土。除了这些外部原因，我们应该从“书法”艺术的主体参与者“士”身上寻找根本原因，本文主要从“士”的文化建构在清代中叶碑学运动兴盛前的转型来谈谈。

一、碑学与帖学

随着清代碑学的产生，书法史上的“帖学”之名也相应而生，帖学自魏晋以来，以法帖为学习研究对象，以崇尚钟、王为正宗书派的这一书法艺术流派。自唐太宗为王羲之作传，将其推为一代“书圣”，评其书法“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1]此后，王羲之书法便成为“士”学习书法的典范，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北宋淳化三年，宋太宗命翰林侍书学士王著将内府收藏的历代法书墨迹进行编次，标明发帖，摹勒于枣木板上，刻成著名的《淳化阁帖》。刻帖之风兴起后对帖学盛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魏晋至清，士子们追摹的都是二王温润秀雅、潇洒蕴籍一路的书风。

碑学在狭义上指对魏碑的学习研究。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大力褒扬北碑，并列举出北碑“十美”。而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则斥北朝书“虽差近古，然终不脱毡裘气。”[2]与“毡裘气”相对的则是刘熙载所称的“士气”，即“书卷气”。可见在古代文士的心中，追摹二王清雅气韵的“书卷气”才与他们自身的精神人格相匹配，粗野的“毡裘气”本该被嗤之以鼻。然清代中叶之后，碑学却被国人所喜爱，被文士所推崇，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篇道：“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3]这背后究竟隐含怎样的“士”文化建构的转型历程，我们来具体分析下。

二、“士”文化建构的转型历程

早在西周时期，“士”便在文化上接受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中国的“士”从春秋战国时代已经从“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相当于社会学家所谓‘文化事务的专家。”[4]“士”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阶层，在战国中晚期已经正式形成，此时的“士”已从古代贵族的最低一级上升为新社会结构中的“四民之首”。随后，“士”的地位不断提高，直至魏晋，九品中正制确立，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并累世居官的家族，士族大家遂兴起。至东晋时，士族达到极盛。综合整个书法史来看，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进程与“士”在社会上的地位总体成一致的趋势。书法在东晋的大繁荣大昌盛，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由“士”一手促成的。

魏晋士风的演变，正是在道家“尚自然”的理论下，“士”追求不累于俗，不受制于外物束縛的精神愉悦，追求行为过程中的自怡，“必脱弃势利，而后谓之雅也。”[5]“士”将“雅”作为自己的审美标准，于是出现了王羲之一门“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书风。同时，东晋“士”还吸收儒学中的“礼”作为自己行为的规范，儒家所提倡的“中和”观，是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品评标准。佛教此时刚刚与中国本土儒、道相结合，其产生的“意境说”使士人们更添超脱凡世的物外思想。

唐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继续融合，“士”的文化建构基本延续魏晋以来的模式。王羲之的书法因其自身蕴含的丰富魅力加之唐太宗推其为“书圣”，奠定了他在书法史上“不可逾越”的地位。

宋朝，禅宗六祖惠能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之说，此时的禅宗理论不再主张以躲在寺院中静修的方式来舍离此世，佛教精神透露有出世转向入世的倾向。道教之一新教派——全真教的兴起给其教义上带来了新的转变。全真教自创建之日起，便从遁世的态度转为积极入世。新儒家以“先觉”自居，他们的社会身份则是“士”。由于社会变迁，中古门第的崩溃，宋代的新儒家已不复出自门第贵族，他们的“天下”和“众生”是指社会上所有的人而言的，包括所谓士、农、工、商的“四民”。“四民”地位相等的观念在宋代已出现端倪，这促使宋代“士”的文化价值观中已经逐渐脱离出魏晋以来孤高自傲的心态。书法在宋代逐渐摆脱翼道卫教的功用，成为一种遣心消日的手段，并受广大“士”的推崇。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到了明代，“士、农、工、商”四民地位发生极大的变化。明代士大夫在家规中已强调“男子要以治生为急”，王阳明以儒学宗师的身份对商人的社会价值给予过明确的肯定。“士”已经不再拥有单纯的性格，“士”“商”结合在明末成了大的发展趋势，更有很多士人“弃儒就贾”，士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商品经济的影响，但与“士”自身文化建构中“儒、释、道”三教合一后，入世观念的逐渐发展存有很大的关系。

直至清代，我们甚至发现有“士不如商”的一种说法。“然吾为舜工计，宜专力于商，而戒子孙勿为士。”[6]归庄是明遗民，他劝人经商而勿为“士”是出于政治动机，即防止汉人士大夫向满清政权投降。生活于异族统治下的汉族士人选择经商而不入仕途这样一种方式来向满清政权作无声的抗议。

三、碑学运动与“士”文化建构

碑学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最后发展为全民性的活动，与清代士人的理论与实践参与是密不可分的。丁文隽《书法精论》中指出清代的碑学运动系由“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耳。”[7]清代碑学的理论代表著作有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

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在提倡碑学的同时不遗余力地贬低帖学，从而造成了书法史上碑学与帖学的一场争论。当时的帖学家代表有康熙时的张照、姜宸英、汪士鋐，乾隆时的刘墉、王文治以及之后的张之洞等人，这些书家都是帖学的捍卫者，探究其仕途背景，可知他们本身或在朝中担任要职，或靠书法技艺成为封建皇帝身边的红人，在政治立场上是站在清朝封建统治者一方的，而碑学家则是站在封建制度变革的立场上。于是我们可以总结出碑、帖之争背后所蕴含的政治交锋：帖学所代表的官方正统书学与碑学代表的全民改革学派之间的矛盾。

清中期以后，国难当头，清政府的丑陋嘴脸终于被人看清，腐败的封建制度已压制不住人们内心的怨忿，长期处于满族统治下的汉族士人选择碑学来代表民间的、大众的艺术，他们渴望为书坛注入一股新鲜、朴实、清新的血液。

在书法艺术的实践上，“士”人们改变了“千古不易”的中锋用笔法则。金农以倾斜执笔，用侧笔平锋去写隶书；何绍基创出回腕高悬、运肘敛指的“回腕执笔法”。他们打破常规，从实践中寻找创新。同时清人对于书写工具毛笔的改进也是碑学运动的一大创举，羊毫笔的推广使用令字体的形態更加丰富多姿，也便利了碑学的进展。

四、结语

“士”人们为碑学运动所做的努力不单单是书法艺术上的革新，书风、书法审美的改变更是他们思想上的变革。社会意识只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碑学运动的兴起，根源于“士”文化建构的转型。

参考文献：

[1][3]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4]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M].北京：三联书店，2012.

[5][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1.

[6][明]归庄.归庄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丁文隽.书法精论[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