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津问津书院看“公能精神”

胡海龙

天津问津书院作为一个民间的文化公益机构，近年在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乡邦文献整理、文物建筑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声名鹊起。如果比较天津问津书院的理念、实践与南开大学的“公能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会发现天津问津书院全面而完善地体现了“公能校训”所蕴含的精神（通称“公能精神”），而发起人王振良，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公益志愿者，也都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典范。笔者与王振良是南开大学的同窗学友，也是天津问津书院的“粉丝”。

解读“公能校训”的内涵

“允”是“既”“又”的意思，也隐含着“大”和“实然”的意思。“公”“能”二字是“公能校训”的关键词，内涵极为丰富，大体言之，“公”侧重在“群道之昌大”，指道德修养和社会担当，也指公共团体建设和公共生活能力的培养；“能”侧重在“个人之发达”，指个人能力，也指群体能力。“日新月异”代表了不断进取、创新的精神，强调促成社会的实际进步。“公能校训”立德、立功、立言、立群并重，特别强调服务社会，有社会性、实践性、切实可操作性、群体本位性等特色，所蕴含的精神和智慧具有普适意义，不仅指示了一种崇高的价值理想，也点明了成就社会事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与公益事业十分契合，完全可以作为公益团体的核心价值理念，值得推广和弘扬。

关注乡土研究特别符合“公能精神”。因为“允公”之“公”，包含有小到班级、团队、社区、县市，大到国家、世界的不同层次，身在某地，当然应该研究某地，服务某地。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乡土研究一向不太受高校重视，在部属高校尤其如此（近年有一些改观）。1921年，张伯苓先生在对南开学校安徽舒城同乡会的同学演讲时说，“你们全是从一个县里来的，对于你们的本县，你们应该负责任”，勉励他们“现在就应该做起，乘着暑假回家就去实地调查”。在建立乡土研究机构方面南开很早做出了榜样，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成立了天津研究会和社会视察委员会，对天津的经济、产业、交通、传媒、社会生活等进行了系统考察和研究。天津问津书院成立以来，为整理、研究天津近代历史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填补了许多学术空白，在一定意义也推动了本地高校对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视。王振良并非天津土著，但他专注于天津地方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开风气之先的重要贡献，界内人士称他是“最爱天津的非天津籍文化人”。张伯苓先生说“知中国，服务中国”，我们同样可以说“知天津，服务天津”，让市民更多地了解天津的历史文化，人们会更爱天津，从而更好地服务天津，建设天津。

现任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先生曾从“立公”“增能”的角度解读“公能校训”。从民间文化公益的角度考量，天津问津书院在“立公”方面（搭建公共平台，带动公众参与，建设公共团体）有很杰出的表现，在“增能”“允能”方面（提升专业能力，扶持年轻学人，扬长避短发挥自身潜能）也堪为全国同类文化团体的楷模。

天津问津书院的“公”

天津问津书院建立以来，团结了一大批天津高校、科研院所及档案馆、文史馆、史志办等专业机构的研究人士，还吸纳了相当多的民间研究者，如河北、江苏、河南等地也都有学者参与到《问津文库》及书院旗下杂志的编撰工作中来，图书馆、出版社等公共文化机构及企业对书院的事务也多有参与和支持。天津问津书院这个平台沟通了体制内外、本市外省，也沟通了不同职业社群，大家群策群力，精诚合作，成就了比個人苦心孤诣做研究、传播大得多的文化效益。平心而论，没有天津问津书院这样一个平台，许多人是难得有机会走到一起的。正如天津问津书院微信群一位老先生所言，天津问津书院发挥了“黏合剂”的作用，“把热爱天津近现代文化的写作者聚拢在一起，组织在一起，同心协力，积沙成塔，又鼓励、支持大家八仙过海，各自作为，收集、整理地方文化，辑录成书”。老先生这段话，不仅是对天津问津书院的公允评价，也是对“允公”内涵的极好诠释。

天津问津书院除了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问津文库》（迄今已出版专著及近人著作60余种），平台之下还有《问津》《开卷》《参差》《品报》等内部交流资料，还举办了46期“问津讲坛”（截至2017年7月），召开了20多次学术研讨会。问津讲坛面向大众，带动了很多年轻人关注天津历史文化。书院组织的读书会活动，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关于天津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和研究，王振良先生早先在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的时候就做了很大的贡献，经过他的努力多处历史建筑被列为国家或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多市民也在他的带动下参与到“扫街”行动中来。冯骥才先生说：“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不是仅凭个人能力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全民动员，将文化遗产保护变成一种共识。”天津民间文物保护意识的兴起以及文物保护工作的公众参与，天津问津书院和王振良先生有着突出贡献。

关于天津问津书院的团队建设，笔者不在天津，无从深入了解，但通过书院微信群也略知一二。王振良先生作为书院的灵魂人物，为人谦和、低调、包容，作风民主。虽然书院事务头绪繁多，但感觉责任到位，组织得力，办事绩效很高。张伯苓先生曾为南开制定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管理原则，天津问津书院的运作模式，可以说也正是“院务公开，责任分担，群策群力”。

对一个民间团队来说，内部风气建设至关重要。张伯苓先生谈校风的时候曾经说：“校风为学校之灵魂，亦即命脉。学校无优良之校风，如人身之无灵魂。”天津问津书院微信群良好的交流氛围给笔者印象特别深。大家无论职位高低，年龄大小，都遵守群规，坦诚交流，彬彬有礼而又不失活泼和幽默。有一次笔者注意到，有位先生发言列举一位学者指出的他文中的错误，并真诚地表示感谢。另一位先生（倪斯霆先生）总结：“这就是问津精神！问津精神包括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实事求是，爱我津沽。”团队这种良好的风气肯定是大家同心同德逐渐沉淀下来的，也肯定会向书院以外延伸，相信长远还会影响到相关高校学风的改进。

天津问津书院的“能”

作为一个民间文化团队，几年来天津问津书院成果之丰，学术水准之高，在全国同类团体中是罕见的。取得这样的成绩，与王振良先生的学术造诣、选题眼光、策划组织能力、社会协调能力、整体把握能力相关，与团队成员的专业能力和合作能力也是分不开的。天津问津书院组织、统筹工作很出色，同时又注意让各人发挥专长，展现创造力，让个人之“能”与团队之“能”一体共赢。如在组稿选题时，书院从不搞“主题先行”，而是放手让作者们完成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天津问津书院提供了出版、传播的平台和交流、碰撞、学习的机会，让一大批民间的学术成果得以面世，也让一些起自草根的民间学人和年轻学者成长起来。天津问津书院其他的老师对民间业余作者的提携笔者所知有限，据个人多年对王振良先生的了解，他很喜欢和草根文化爱好者交朋友，为他们介绍研究方法，鼓励他们练笔投稿，还尽己所能地为他们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以前的《天津记忆》杂志，现在的《问津》杂志，都刊发了大量业余作者的作品，有的还是个人专辑。笔者有幸请教过的语言学家前辈谭汝为教授，虽然身在高校，却常和民间青年文化爱好者打成一片，向他们传授治学心得。在天津问津书院微信群，谭汝为老先生有一次的发言让笔者特别感动。他说：“我非常感谢王振良老师的鼓励、滋润，让我这个草民、‘乡径樵夫成长为‘文化人。”事后得知，这位老先生原来是一位工人，后来研究家乡文史，著述颇丰，天津问津书院还曾为他专门召开过学术研讨会。以《问津文库》为例，两位历史学科班出身但职业又与研究无关的“80后”学者郑伟先生和陈鑫先生整理出版了《退思斋诗文存》和《严修日记（1876—1894）》，显示了相當的学术功力，也助推了天津民间学人文献整理水平的提升。也助推年轻学者的成长，如今，问津团队十余人的地方文献整理队伍已经初步成形。

关于“能”，笔者觉得天津问津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学术上理性的自我定位以及注重田野调研的学风。书院的研究选题多是“拾遗补阙”型的，专注于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士视野之外的选题，发挥了自身的长处，同时也和高校、科研院所形成了宏观上互相配合、互为呼应的关系。天津问津书院的出版物，除了名家新秀的严肃学术著作外，有相当一部分是采自最基层的民间史料专集和田野调研论集，许多资料显然是经过长期走街串巷做调查、访谈积累而成的。其中笔者印象很深的，包括张建先生的口述史著作《最后的南市》，王振良先生关于天津“小洋楼”的研究文集，《问津》杂志“1976年地震”专辑，以及今年7月问津讲坛的主题“近代天津粪夫组织”等。王振良先生曾形容问津人“甘于琐细，不追求高大上，从低端、从微处、从底层发现学问”，这些成果就是鲜活的范例。王振良先生说：“这些民间化的研究……是来自实地调查梳理的第一手的资料，鲜灵灵的，活生生的，其生命力并不弱于高头讲章乃至长篇大论。甚至几十年上百年过去，被历史汰去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对天津问津书院这样的民间文化团体来说，收集民间史料、做田野调研有很多方面的意义。非专业作者做这些工作有特别的优势，最能扬长避短，发挥个人专长。勤下基层、深入一线是个发现新材料、新线索、新课题的过程，也是开辟新视角、养成新思维的自我“增能”的过程，同时还是与社会大众交流、发现民间作者、为团队人才储备“增能”的过程。此外对受访的普通劳动者而言，这样的采访和记录本身也是一种人文关怀。

问津人这种重视田野调研的学风，与南开大学的治学风格可谓如出一辙。张伯苓先生办南开大学，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宗旨，特别重视深入基层作田野调查。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开大学组织了东北研究会，在东北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实地考察，在九一八事变后四个月之内编纂出闻名于世的《东北地理教本》。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就农业经济、手工业、乡村财政、农村移民等课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教授下乡调研有时还和农民一起干活。当年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创了中国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先河。这种重视田野调研、接地气的研究方式，成就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地位，也成就了今天的天津问津书院。

天津问津书院的“日新月异”

“公能校训”的下半句是“日新月异”，强调创造创新。天津问津书院的创新是非常多的。2008年11月，王振良先生当时所在的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召集了“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天津论坛”，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由民间发起的全国性文化遗产保护论坛。王振良先生从实地调查中总结出的确认历史建筑身份的“三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指人证、书证和旁证），为澄清天津三百多处近代建筑的历史渊源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经南京张元卿博士在本市应用，短短三个月间就发现了名人旧居线索十余处。《问津文库》“书院、出版社、作者、主编四方合作”的出版模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民间学术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的共赢机制，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此外天津问津书院在天津多所高校的文科院系设立“问津学术奖励基金”，遴选以天津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优秀学位论文资助公开出版，对同类民间文化团体来说也称得上是一项创举。天津问津书院为什么善于创新？团队风气良好，具备全国和国际视野，重视田野调研，不同专长和学术背景的学人在一起交流碰撞，而且作风民主，放手让作者发挥，善于创新是必然的。由此也可见，做到了“允公允能”，也必然能够“日新月异”，不断有创造创新。

笔者想特别谈一谈天津问津书院和王振良先生为外省民间文化、文保事业所做的贡献。以笔者所在的湖北为例。2009年“人文武汉”文保团队带头人刘谦定先生参评第二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曾获得王振良先生的积极支持和热情赞叹。2011年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与湖北南开大学校友发起“漳纸工坊”手工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王振良先生不仅积极捐款，还联系史学泰斗来新夏老先生为“漳河源南开桥”题字。2013年天津问津书院与天津木斋中学联合主办卢靖、卢弼学术讨论会时，特别邀请两位卢先生湖北原籍仙桃、祖籍洪湖的五位学者、志愿者和卢氏族人赴津与会，推动了湖北对卢氏兄弟的纪念和研究，次年仙桃八中与木斋中学结为姊妹学校也与这次会议有关。天津问津书院还长期给笔者在襄阳、荆州的学者朋友寄赠书刊。笔者在湖北从事的文化、教育公益项目，王振良先生曾多次给予中肯的建议，有经验从不自秘。湖北而外，据笔者所知，天津问津书院和振良先生对甘肃、浙江、河北等省的基层文化人都曾予以支持。他们自身事务繁杂，如果没有大格局、大关怀是很难关心到外省的。

“大公大能”的“公能精神”

关于天津问津书院和王振良先生的大格局、大关怀，笔者是有特别感慨的。许多的公益团队（包括其他公益领域的团队）奉献精神、实干精神可钦可叹，但主要关注本地、本团队的事务，对外地、外领域是很少注意的。这一方面是精力有限的原因，另一方面和团队的格局、带头人的思维方式恐怕不无关系。张伯苓先生说：“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算不得什么公了。”张伯苓先生的好友、重庆南开中学校董卢作孚先生说：“吾人做好人，必须使周围都好，只有兼善，没有独善。”张伯苓先生办南开中学的主要助手喻传鉴先生解读为什么蜀光中学以“公”为校训，开宗明义就指出“意在使学生眼光放远，胸襟扩大”。如果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不关注外地和其他团队，视野和思维会有极大的局限，经常会看不到本地和外地、不同团队、不同公益及社会领域的关系，看不到民间文保、文化事业全国一盘棋的大局，甚至不能充分了解本团队的长处和潜力。从国内公益界看，那些格局大、关注远方、善于跨界的团队，往往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所谓“允公允能”，有“大公”才会有“大能”。

天津问津书院的“公能精神”，体现在许多方面和各个细节，以上所述只是撮其大要。笔者认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既是问津人的品格和特质，也是他们取得成功、走在全国前列并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与社会支持的原因。天津问津书院的理念、经验，是非常值得总结、研究的，也值得向全国推广。

（作者系湖北省盛帆公益基金会职员、社会公益事业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