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进路、细分论域与学术反思

王刚 宋锴业

摘要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和潜在环境风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日常景象，这要求人们更加理性地面对环境风险。但由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差异，高环境风险感知引发的环境抗争、政策失败等过度风险反应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因此，整体性地描绘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既是实现有效环境风险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治理领域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以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经典研究的介绍为引，详述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变迁的历史后发现：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体现了跨学科的特性，其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方式，呈现出从心理难题、文化结果到抗争过程的视角变迁。进一步分析发现：①受专业背景的干预，不同学科研究者对环境风险感知概念的认知呈现出“宽泛”与“严格”的明显分异；②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业已成为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且产生出具有继起关系的三种解释：即“环境风险维度”“个体特征维度”“社会文化维度”；③已有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理论取向遵循着从“技术决定”向“社会建构”转变以及从“事物逻辑”向“社群逻辑”更替两条演变主线。其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反思：多学科的研究进路和概念认知缺乏有效的对话与融合；多维度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尚未形成整体性分析机制；理论取向的演变未曾实现研究的融合。文章最后展示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之于转型中国社会的意义。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和环境风险管理两个深具潜力的拓展方向。

关键词环境风险感知；概念认知；影响因素；理论取向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8-0169-08DOI：10.12062/cpre.20180128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和公众对“核能”风险和收益的认知分歧[1]，“环境风险感知”（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逐渐成为一个焦点议题。这一议题的流行，与席卷全球的“环保主义”浪潮是分不开的[2]。20世纪60、70年代，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的环境问题已频频出现。各国政府兴建垃圾场与核电站等设施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潜在的环境风险。然而，环境风险的客观趋势并不总是转变成如预期中的主观感知。“高环境风险感知” 引发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日常景象。例如，浙江杭州反垃圾焚烧项目（2014）、广东深圳抵制垃圾焚烧项目（2015）等。各种“环境议题”的密集出现将人们对其的关注推向新高度。人们如何看待环境中的技术、化学、物理和自然危害，开始引起公众和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有鉴于环境风险感知在理解和预测社会现象中具有重要的，乃至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本文试图以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经典研究的介绍为引， 从概念认知、影响因素、理论取向等维度观察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主要研究维度，最终为转型中国的环境风险治理提供增益启示。

1多学科的研究进路：从心理难题、文化结果到抗争过程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来自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环境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者们在各自学科领域对“环境风险感知”做了大量研究[3]，产生了不同的概念认知与理论方法。这些研究或清晰或潜在地呈现出从心理难题、文化结果到抗争过程的整体视角变迁。

在早期的研究中，“环境风险感知”主要是作为一种“心理难题”，是风险心理学领域的议题。Slovic et al于20世纪70年代引入和发展了“心理测量范式”，提出了感知的风险以及现实的风险两种概念。对人们为什么对不同环境风险有不同感知产生了有益见解。心理测量范式是第一个检验环境风险感知的理论方法。但存在着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其并未明确关注环境风险感知运作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掩盖了个体对不同环境风险的感知差异。在Bickerstaff[4]看来，心理测量范式的研究聚焦于方法论和实证结果上，从理论框架视角的解释却趋于弱化。

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环境风险感知开始与“文化理论”相结合，转变为一种“文化结果”。文化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并以人类学研究为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期，Dake[5]首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将文化理论与心理测量范式正式结合起来，利用文化理论和世界观解释环境风险感知的群体差异。之后，Peters和Slovic[6]将世界观量表融入影响环境风险感知的模式当中，这成为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重要进展，其背后隐含逻辑是：心理测量范式研究能够澄清环境风险感知的各种社会、文化或制度因素，而文化取向研究能够展示这些因素作为发生过程在形塑环境风险感知方面呈现的作用。

王刚等：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进路、细分论域与学术反思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8期近十余年来，“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开始脱离传统的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已经逐步渗透到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研究者们置身于更为广阔的环境社会运动背景中，将环境风险感知視为一种“抗争过程”。人们意识到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风险反应行为，较高的环境风险感知可能带来上访、街头散步、暴力群体事件等高风险反应行为，进而可能导致项目延迟和政策失败[7]。在这一意义上，“高环境风险感知”是产生过度风险反应行为，并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关键[8]。

总体上看，随着多学科的介入，环境风险感知与公众健康、环境问题、社会心理、社会秩序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对相关知识的推进与拓展，完善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多学科格局。然而，由于具体学科的独立以及话语体系的

隔膜，多数研究缺乏整体图景，表现为既有研究成果的重复或者仅增加既有结论的例证。本文将从整体的、系统的视角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进行梳理和论述，对相关主题进行探讨并进行反思。具体而言，一方面，本文从概念认知、影响因素、理论取向三个维度观察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主要研究维度；另一方面，则是对已有研究进行学术反思。最终为转型中国社会治理和相关研究提供增益性启示。

2多层次的细分论域：从概念认知、影响因素到理论取向2.1概念认知的差异及其共识

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都对“环境风险感知”进行了探索式定义。但专业背景的差异导致不同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方式呈现出明显的分异。

一方面，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定义相对宽泛，往往与“风险感知”所等同，即不做严格的学理区分。20世纪60年代，“风险感知”的最初概念由哈佛大学的Bauer[9]从心理学延伸出来。20世纪80年代，Slovic[10]提出，“风险感知”是“在信息有限和不确定的背景下，个人或团体对风险的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Sitkin与Pablo[11]则指出，风险感知是决策者对风险的主观评估。虽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推进，“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逐渐从一般风险感知研究领域分化出来，但在心理学、人类学领域，“环境风险感知”一直是风险感知的附属议题，二者概念互为通用，并没有严格的边界。

另一方面，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定义则相对严格，与一般意义上的“风险感知”相区别。如Frewer[12]指出，所谓“环境风险感知”就是公众对各种环境风险的态度和行为响应，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关注是有效风险管理的基础。Gattig与Hendrickx[13]则指出，由于环境风险是一类特殊风险，它们往往具有高度不确定、强烈延迟后果的特定特征。对于这一类风险的感知与其它一般风险的感知存在着差异。显而易见，出于学科视角差异，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者更关注“环境风险感知”的社会概念而非心理过程。

总体来看，“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尚在进一步发展当中，还未形成一个准确且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虽然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存在诸多争议，但也可以在分歧中找到共识——即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同“环境风险感知”其实就是公众面对环境风险的主观判断和直接感受。

为了更为精准地把握细分主题，还可通过提取文献主题词来识别其它多学科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主题关注。文献主题词的提取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在WOS数据库中以“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为题目进行多学科的跨库检索，共索引到相关文献161篇，剔除重复的与空缺关键词的文献，最终保留有效文献共103篇；第二步，对上述有效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共提取到关键词344个。可以发现，关键词的数量较多且较为分散。接着对这些分散关键词中出现的同义词、近义词、多义词、相关词以及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形式等进行合并、规范与范畴化，筛选出最终主题词。其中，多学科文献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前10个主题词如表1所示。

通过梳理多学科文献中热门研究的主题词，可以看出，近50年来，除对环境风险感知概念的重复探索外（如主题词1、2），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对“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①关注公众对空气污染、水体污染、环境污染、气候改变等某一特定环境问题的环境风险感知。如Carlton与Jacobson[14]研究了17种特定的与气候有关的沿海风险，了解公众对上述环境风险的认知、情感和风险感知态度；②研究大学生、年轻人、护理专业学生以及地方居民等某一特定的群体对环境风险的感知。如Anilan[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环境风险感知与环境意识水平间的关联；③关注健康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关系。如White与Hall[16]对影响社区的健康和环境风险问题进行了探究；④研究价值观念、文化信任等因素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例如，Sonya[17]认为，信仰会影响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当人们视自然资源为神圣的时，可能导致对环境风险的感知减弱；⑤研究环境风险感知如何应用于环境风险管理与环境风险沟通。2.2影响因素的多维解释

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已经成为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焦点议题。回顾国外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历程，可以甄别出具有继起关系的三种解释：即“环境风险维度”“个体特征维度”以及“社会文化维度”。

其一，环境特征维度。环境特征维度主要关注环境风险的特征（比如，发生概率、危害程度、后果的不确定性与持续性等）可能对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产生的影响[18-19]，也包括公众对特定环境风险的相关经验等。例如，Kahan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由于人为活动与自然活动引发的环境风险特征的差异，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对人为活动导致的环境风险（比如，臭氧空洞、核电能源等）具有强烈的风险感知，而对自然因素导致的灾害类的环境风险（比如，暴风雪、洪水等）的感知则处于较低水平[20]。

其二，个人特质维度。个人特质维度主要关注“个体特征”的差异能否及如何影响公众环境风险的感知差异。研究者认为，不同个体一方面会因性别、年龄、种族、教育程度、居住地区、收入水平等外在特征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化的环境风险感知[21-23]。例如，艾迪（Adeola）[24]考察了美国本土和外国出生居民在环境风险感知和风险态度方面的差异，发现与外国出生的人相比，土生土長的受访者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显著降低。另一方面，不同个体也会因为情感、人格特质等心理特征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环境风险感知。如，有研究者指出，有较强自我超越价值取向的人，对环境问题更敏感，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更强[25]。

其三，社会文化维度。社会文化维度主要聚焦于“社

合并后排序主题词次数合并前的代表性关键词1风险感知64风险感知公众感知安全感知感知风险2环境风险33环境风险沿海风险环境灾害生态风险3环境问题32空气污染水体污染环境污染气候改变4公众态度25环境态度支付意愿核电态度健康态度5公众健康24青年健康儿童健康健康风险公众健康6风险受众17大学学生年轻成人护理学生地方居民7评估管理15风险评估应急管理环境管理风险管理8风险沟通10风险沟通环境沟通——9价值观念10环境观念世界观价值观信念10文化信任9公众信任政府信任社会信任文化认知注：主题词由原文献关键词合并而成。限于篇幅，表中并未详细列出每一主题词所包括的原文献关键词，仅列举四个具有代表性关键词。

会文化特征”能否及如何影响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26-30]。社会文化特征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肇始于Douglas与Widavsky[31]所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该理论基于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世界观，将社会群体分为平等主义者、宿命论者、等级主义者与个人主义者，不同社会群体对环境风险的感知并不相同，其中宿命论者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最弱。此外，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特征，其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如Bronfman等[32]指出，风险管理机构的信任与环境风险之间的风险知觉和可接受性之间存在着经验联系。

2.3理论取向的双重演变

在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领域，细分主题的流变是多个学科各自发展的结果，并促使着理论取向的演变。此处的“理论取向”，主要包括研究范式以及关注对象。从经验或者理论层面来看，已有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理论取向遵循着两条演变主线。从研究范式看，实现了从“技术决定”向“社会建构”的转变；从关注对象看，则呈现了从“事物逻辑”向“社群逻辑”的更替。两条主线的逻辑关系是：伴随着从“技术决定”转向“社会建构”，研究焦点也从“事物逻辑”转向“社群逻辑”，最终形成了对“复合逻辑”的关注。

2.3.1研究范式：从“技术决定”到“社会建构”，再到“技术-文化”综合

在早期西方文献中，环境风险是一种客观实在。比如Starr[33]指出：环境风险是某一负面事件发生的概率与该事件后果量级的乘积，认为只有完全排除了人的主观性和外部环境的干扰，风险评估才具有客观性。受这一假设的影响，环境风险感知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大多关注洪水、暴雨、空气污染等客观的自然灾害类环境风险与民众环境风险感知间的关系。其后，虽然Fischoff、Slovic等[34]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试图通过考察个人心理和群体特征等因素与个体环境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来弥补以客观认知为基础的技术取向缺陷，但公众在环境风险中依然是被动的“信息加工者”。因此，早期的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主要展现了技术在环境风险感知中的重要性，强调客观环境风险如何被感知。随着研究进一步推进，部分研究者认为，环境风险其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有多元价值观、世界观的不同个体在社会、文化、历史、政治情境中互动形成的，生活中并不存在“实在风险”和“客观风险”。受这一假设的影响，环境风险感知相关研究开始从“技术趋向”向“文化取向”转变。

到了20世纪末期，多学科研究者对于环境风险的概念逐步达成了共识。比如，Lombardi·Marco[35]指出，风险部分是客观伤害与威胁等事实结果，部分是特定文化、价值系统间的累积性互动结果。这样就承认了环境风险所具有的客观实在性，又承认了人的主观性和外部环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环境风险感知的相关研究也脱离了早期单一的“技术”或者“文化”取向，而是试图整合“技术”与“文化”两种视角。研究者们既关注人们对于洪水、滑坡等客观的自然灾害类环境风险的感知，又开始关注公众对于核电这一类特殊环境风险的感知。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之后，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范式从“技术决定”向“文化建构”转变，最终形成了多取向并存的格局。

2.3.2关注对象：从“事物逻辑”到“社群逻辑”，再到复合逻辑

伴随着研究范式从“技术决定”转向“社会建构”转变，环境风险感知领域的研究焦点也从“事物逻辑”向“社群逻辑”转变。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在早期的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领域，研究者大多遵循着“技术决定”范式，研究客观环境风险问题。受这一范式的影响，心理学、环境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风险可接受性”的研究。环境风险的主观属性，即环境风险的类型与特征是如何影响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水平受到了更多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建构性议题开始凸显，至少在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客观与主观环境风险的内涵逐步分离。研究者们从关注环境风险的特征转向更加关注感知风险并对环境风险做出反应的社群特征。从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异性探究环境风险感知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风险感知与群体因素相互关系模式的复杂性。

总体来看，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趋向呈现出从“事物逻辑”向“社群逻辑”的转变，同样形成了多逻辑并存的格局，也即把“事物逻辑”与“社群逻辑”结合起来。比如有学者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整合“技术”与“文化”视角，逐渐成为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36]，涵盖了环境风险特征、类型以及在强化和放大特定环境风险“信号”时文化机制作用，探究了社会信任等因素在环境风险沟通与管理中发挥影响的整体机制。而Cha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差异是风险特征和社会文化特征等多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核知识水平等“个体特征”、潜在灾难性和可控性等“风险特征”以及管理信任等“社会文化特征”都是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水平的关键因素[37]，其实质就是“事物逻辑”与“社群逻辑”相結合的“复合逻辑”。

3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学术反思

3.1多学科的研究进路和概念认知缺乏有效的对话与融合

已有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重要问题在于：多学科的研究格局尚未塑成一贯性的逻辑，即研究进路和概念认知等缺乏对话与融合（见表2）。从前述的细分主题来看，可以发现，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是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与趋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环境风险感知的跨学科研究特征有利于相关研究的推进和发展。但整体而言，多学科研究并未使“环境风险感知”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范式，其在中国的影响也较为局限。这也许与环境风险感知在不同学科与领域的普遍使用有关。作为一个概念，环境风险感知并无“理论排他性”，被普遍应用于公众健康、环境问题、社会心理、社会秩序等各个领域。甚至在心理学、环境学等领域与“风险感知”的概念通用。“环境风险感知”的多元概念及跨学科的广泛应用，稀释了其作为特定概念的显著性，这可能也阻碍了对该概念的引介和使用。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可能会弱化环境风险感知研究本身逻辑体系的一致性甚至解释力。一方面，环境风险感知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特征，意味着许多假设条件与概念内核差异很大的研究之间的可比性下降，进而使得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整合难度增加。譬如，在早期西方文献中，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建立在环境风险是一种客观实在的基础上。这种概念认知的内涵与假设条件，与后期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等研究者的假设条件差异较大，以至于环境风险感知体系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难以对话和整合。另一方面，对于同样的环境风险，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释。而事实上，很难判断一种解释会优于另外一种解释。不同的解释要素各自为战，缺乏显著的知识积累。可见，环境风险感知的跨学科特征在增加了概念发展的空间的同时，也提高了相关概念整合的难度。鉴于此，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需走向精细化——对前提假设与基本概念清晰化的基础上，形成逻辑一致的理论命题。

3.2多维度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尚未形成整体性分析机制

在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多学科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一个侧面，同时也是一种静态分析，即把可能产生“高环境风险感知”的某些既有条件作为归因的起点，并将其视为一成不变的要素，进而试图在某一结构性因素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之间建立一种机械的、程式化的因果联系。而这些结构性影响因素并未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机制：

首先，已有的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更多的是简单地、重复地增加影响因素的因子，是一种罗列式研究。研究者们虽然从三个维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融合三种解释维度的系统性研究鲜见。换言之，环境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三种解释维度尚未实现有效融合，从而造成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论说，各说各话。究竟哪一些影响因素塑成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差异，还没有形成统一定论和共识。事实上，环境风险感知的形成是各种主客观因素及环境特征维度、个体特征维度与社会文化维度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将多种解释维度结合起来，科学地、整体地、系统地考察不同影响因素在“形塑”公众环境风险感知中的角色，才能获得更为逼近现实的理论认知。

其次，已有研究没有涉及影响因素之间的系统逻辑关系。即使有研究者指出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是个体特征、风险特征以及社会文化特征等多变量共同作用。例如，Cha[37]指出，核知识水平等“个体特征”、潜在灾难性和可控性等“风险特征”以及管理信任等“社会文化特征”是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但是，仍然侧重于不同因素与环境风险感知之间各自的实证检验，并未揭示出各因素发挥作用的整体影响机制。

最后，已有研究缺乏对影响因素的影响比重进行量化测定，即对环境风险感知各个影响因素对民众环境风险感知“贡献”的几率等，并没有进行深入地探讨。大量关于

延伸心理学的视角延伸到人类学、社会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等研究领域人类学视角对社会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等影响很大，强调了文化、环境的影响资料来源：笔者据相关文献梳理自制。

环境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量化研究多只是指出，某些因素可能对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产生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对公众影响的大小和程度等并没有深入探讨。如，有研究者通过量化研究探究不同社会群体是如何产生差异化的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结果表明风险类型、文化世界观等因素是主要的影响变量[38]。但是，上述影响因素具体的影响程度和效用大小普遍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就大大降低了环境风险的治理借鉴意义和管理决策参考。

3.3理论取向的演变未曾实现研究的融合

前面的研究已经指出，已有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理论取向演变遵循着两条主线。但无论从研究范式还是关注对象来看，理论取向的这种多重演变并未实现研究的融合，不同的研究范式与差异化的关注对象使得研究结果缺少增量积累。概而言之，研究范式和关注对象的转变仍是一种基于前提假设演变的被动性回应。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环境风险感知的相关研究更多地是根據环境风险的客观性和主观性认知分歧而在“技术决定”和“社会建构”之间反复踟蹰。技术决定论的研究者过于关注环境风险的客观性如何被公众感知。即使有研究者意识到公众主观意识的影响，但公众在整体环境风险中依然是被动的“信息加工者”，依然未脱离技术决定论的研究范式。同样的，“社会建构论”的研究者们其研究也是对环境风险主观性前提的回应。虽然，近年来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将两种研究范式进行了结合，但这种结合只是将不同研究范式进行了简单的肯定或整合，很难说实现了有效融合。

以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科在分析环境风险问题时运用最为广泛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例，该模型说明：当环境风险与心理、社会、文化等不同因子交互作用时，会放大或减弱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和环境风险反应行为。不同属性的环境风险事件产生的风险信息流经“风险放大站”形成多重的放大或衰减。承担风险信号扩散的中介包括个人构成的个体放大站，也包括社会群体或制度在社会集合中工作并参与变革所形成的社会放大站（包括政府机构、大众媒体、风险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及其意见领袖等）。可以看到，在这一分析框架下，虽然研究者们意识到环境风险的主客复合性，但仍将造成环境风险感知差异的因素归结于个体或社会的影响，其本质依然是“社会建构”范式，至少可以说其更接近于“社会建构”范式。同一前提假设下，研究范式或关注对象的这种交叉应用就根源于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理论取向的演变缺乏实质的融合。

4结论与进一步讨论：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之于转型中国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们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大量研究，使该理论的影响遍及全球。本文试图描绘了一幅关于“环境风险感知”的图谱。通过相关概念、细分主题与理论争议的梳理，不仅能为环境风险感知进行理论定位，更可以明晰诸多研究者的相关贡献。同时，回顾亦需前瞻，本研究对“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与争论以及转型中国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本研究可以回答多年來理论界有关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一个争论。研究者们对于环境风险感知有着不同的评价与定位，对于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效用、价值乃至实践意义有显著分歧。事实上，若将“环境风险感知”视为一个简单的心理概念，它确有其局限性。前已论及，其概念不够明确，假设前提的“客观”与“主观”性之间并未区别，这样建立在不同理论前提的“环境风险感知”之间“合而不融”的内在逻辑矛盾容易使其效用与价值受到“非议”。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推进，特别是人们对环境风险的“主-客观”属性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知后，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开始将心理学的关照投射于具体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强度与其抗争行为联结后，如何降低民众的“高环境风险感知”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议题。特别是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转型中国如何治理“高环境风险感知”引发的过度环境风险反应行为（如抗争、散步游行示威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些都使其研究价值得到凸显。

其次，环境风险感知所强调的知识与理性面向之于转型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技术事实上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得以运作的基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快速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要求现代人要更加理性的面对新的技术、新的事物。科学技术引发的“高环境风险感知”也成为当代社会的日常景象。虽然，环境风险感知并非影响和决定人们人类环境风险反应行为的唯一因素。但是，现代行为特别是大规模的社会行为所显现的日益明显的科学/理性趋向，使得环境风险感知在理解和预测社会现象中具有重要的，乃至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环境风险感知在社会治理和环境风险管理两个领域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和拓展可能。

最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到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特别是环境风险感知与风险行为之间的结联关系的重要性。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环境风险感知在环境风险治理与风险管理决策两个方向上具有巨大的研究意义。然而，在相关研究的推进过程中，多学科的研究者们对社会文化、风险类型以及群体特征等结构性因素的关注往往超越了对“人”本身的关注，甚至会屏蔽了“人”的能动性。因此，未来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需要加强对“情境”因素的考察。同时，研究者们还可以通过近距离的田野观察，收集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内部过程和系统资料，弥补传统研究方法可能忽视的理论饱和问题。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分支也有必要继续推进环境风险感知与环境风险行为等的结合，形成“感知—行为—治理”的研究链条，并将相关研究应用于环境风险治理的实务当中。

（编辑：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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