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姨多鹤》看中日生死观的差异

刘贞利 张云杰

摘 要：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两国在文化本质上同宗同源，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又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特点。拿生死观来说，两国也有不同的看法。《小姨多鹤》这部小说创作于二战刚刚结束日本战败的历史背景下，该作品中出场的人物因种族的不同，面对生死之际，诠释了不同的生死观。本文旨在从中日不同的生死观及形成原因入手，看《小姨多鹤》中日生死观的差异。

关键词：中日生死观；差异；《小姨多鹤》

作者简介：刘贞利（1992-），女，汉族，河北邯郸人，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张云杰（1994-），女，汉族，河北唐山人，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01

一、前言

生死观是人们面对生存和死亡时所持有的基本观念和态度。中日两国文化相互融合和渗透，虽有联系但也独具特色。在《小姨多鹤》中，生和死都成了一种民族问题，带有明显的国别差异。多鹤和她的族人，朱小环和张俭等人也都无法逃避这个问题，生存还是死亡，不同文化背景成长下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本文从中日不同的生死观及形成原因入手，看《小姨多鹤》中日生死观的差异。

二、日本人的生死观及形成原因

日本人的生死观是“崇死”，一种带有审美意识的生死观。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生死观相比都是比较独特的，这一点与日本人深受佛教无常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佛教自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生死在日本人眼里是无常的，生命的逝去如樱花般短暂和无常。日本人生死观的形成还和本国的地理环境因素有关。日本处于一个岛国之上，四面环水，远离大陆，资源匮乏，火山频发。这些自然因素使得日本人始终充满着极强的忧患的意识。故在日本人看来，死亡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并没有什么值得畏惧和恐慌的。

《小姨多鹤》中随着多鹤的登场，就伴随着死亡的到来。小说中日本人的死亡方式多种多样。这些多样的死亡方式呈现给我们一种无所畏惧的死亡。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之际，在中国东北生活的日本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崎户村和代浪村留守的只剩老人、妇女和儿童。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成为了日本人的代表，是回日本还是继续留着村子里，他们都要等待命令。但最后等来的是死亡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群日本人也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胆怯。他们平静地接受了死亡的安排。

崎户村的集体自杀上演了日本人有尊严的死。有尊严的死可以将死亡神圣化。崎户村村長为全村人选择了一个有尊严的死法，“是日本人，就和日本人一起尊严的去死”，这是村长替大家选择的一条撤离“满洲国”最尊严、最不痛苦的路线。对于女人，是捍卫贞节的唯一路线。好样的日本人就要接受“好死”，不愿意接受“好死”，就是对全村的背叛，对日本民族的背叛。在这样一种的理由的支持下，死亡变得崇高起来。

多鹤把崎户村集体自杀的消息带回代浪村，村民决定在村长替她们做决定之前逃走，逃往五百多公里外的日本收容所。途中，一个叫千惠子的女人杀了自己不足一岁的小儿子，又要来杀自己的女儿，在多鹤的保护下，孩子才躲过一劫，杀婴就是这样开的头。她们认为死了就可以摆脱这一世的苦难。以及小说的后半部分多鹤得知张俭要被处死之后，想到了自杀，想到了自己的家乡代浪村。她认为死并不是一件难事，她的族人给了她力量。那一刻，死亡对多鹤来说是一种解脱，是一种成全。摆脱了在人世的种种苦难，她可以不必面对张俭的死，可以不必再受世上的苦难。

三、中国人的生死观及形成原因

中国人的生死观是重生轻死，畏惧死亡。中国人生死观的形成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的生死观讲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儒家认为生死是天命，是一种自然规律，不是人为可以改变的，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其价值生命。道家的“全生避死”思想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人，道家的“全生避死”表现为“惜生”、“避祸”“畏死”。道家强调生的意义和重要性，生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国人都害怕死亡，极力避免死亡。

小说的另外两个主人公朱小环和张俭，包括张俭一家，和多鹤的遭遇相比都是幸福的。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避免死亡这个话题。但是和日本人的主动求死不同，小说的中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主动选择死亡，他们对生抱有一种积极地态度。小说中最典型的“重生”代表当属朱小环，她代表了大部分顺其自然而生的中国人，他们一切以生活为中心，求本务实的生，一切以实现对生活的追求为目标，在目标实现之前不会轻易求死。朱小环的顺其自然表现在她的言语里和行动上。“凑合”二字经常挂在嘴边，做的好得到别人的夸奖也嘿嘿一笑，说一声“凑合吧”，为了多鹤的身份四处躲藏，也“凑合”把日子过下去。她明白许多事情是强求不来的，“凑合”过，日子还不错。这种处世哲学让小环在张俭入狱后支撑起家里的重担，在特殊的政治时期保护多鹤免于非难。

除小环之外其他出场的中国人，包括张俭父母，都在积极地求生，都在务实的活着。张站长为了张家香火的延续，买来了多鹤，给张俭生儿子，只有张家后继有人，他们才敢死去。张俭带着小环、多鹤和孩子们东躲西藏，也是为了生活。中国人在面临生死的选择的时候总会想怎么活，他们不会认为死了就得到了解脱，他们怕死、畏死更多地表现了想要在这一世努力的存活。

四、结语

中日两国文化虽然同宗同源，但是却各有特点，这一点从生死观上更为明显。日本人的生死观偏向感性，中国人重理性。这一点在《小姨多鹤》中刻画地也比较明显。生活在中国东北的崎户村的集体自杀，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为全村人的人生做出了“好死”、有尊严的死的选择。张俭、朱小环等中国人积极求生的“重生”的生死观也比较符合千百年来深受儒家和道家的影响，更为理性，更为功利。

参考文献：

[1]严歌苓.小姨多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2]吴丹.从《小姨多鹤》看中日文化的差异[D].吉林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