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引导

王维利

摘 要：文化误读在文化交流中无法避免，它既带来了文化创造，也夹带着文化偏见或是文化摩擦。文化误读的主体总是以自身文化传统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主体的认知闭合以及传播偏离文化本身等三种原因。那么，坚持文化平等、文化宽容以及认知主体具备良好的心态与一定的知识储备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关键词：文化误读；认知闭合；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5-0149-02

在当今各区域、各民族文化频繁地相互交流与碰撞的浪潮下，因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使人们在文化交往时与生俱来的带有认识的“模糊性”，文化偏见或误读就在所难免了。美国传播学家彼得斯认为：“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已经做到了真正的交流呢？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1]可以得出文化偏见或误读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任何文化间的交流都不可避免。

文化误读是指“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2]作为不同文化主体的交往时，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读在所难免，并经常带来误解、对峙和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交往也会带来一种有意识的合理的文化误读，虽然也是因文化差异导致理解偏差，但带来的作用却有别于前者，它是文化创造的一种形式。就功能视角来说，合理的文化误读将有利于文化发展和进步；相反，不利于文化发展与进步的文化误读，它会使文化发展偏离正确的轨道，最终将文化推向堕落或极端。本文涉及的是后一种负面的、消极的文化误读。

一、文化误读的产生机理

当人们获取文化符号与文化事实不对应时，文化误读就不可避免了。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认知主体以自身文化思维解读文化。不同文化间的接触最终要落实到文化载体的个人之间接触，我们不妨把文化间接触比作个人接触来了解其误解产生的机制。对于认知主体来说，在认知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认知的运动路线图，环境因素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被感知，因为每一个文化载体的个人都有对外界刺激的潜在反应。客体不依赖主体，但却能左右主体认知运动图示的变化，认知主体通过同化与协调两个功能来处理客体，同化功能就是把新的客体纳入认知图示中，协调功能就是改造已有的图示以适应不同的客体；正是这种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认知图系。所以，与上述人的认知一样，认识一种文化也要依赖自身文化思维或习惯去解读对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中的不同文化间相互接触来说，往往协调功能缺失，同化功能趋强。因此，在认知主体的本文化认知图系中找不到合适的对应框架时，就会导致文化误解、误读。

其次，强势文化的主体认知闭合。认知闭合需要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在应对模糊性时，期望获得明确、清晰信息的心理倾向[3]。它行为途径是获取信息-冻结认知的过程：即面对不确定情况时，认知闭合度高的个体希望快速寻找到信息并做出决策，而在判断形成后，会抵制其他信息的获取，固守已获得或认为是正确的信息。把认知闭合与强势文化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可能会认知闭合的现象更加趋强；强势的文化本身就容易形成文化中心主义，其实质就是拿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异文化并对其文化进行等级划分，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优于其他一切的文化。这种文化中心主义天生就带着一种认知闭合的倾向。认知闭合与强势文化的这种姊妹关系是其文化固有的弊端之一；高认知闭合的个体往往表现为其所属文化的优越性、文化传统保守的态度；就其整体而言，高认知闭合的群体容易形成文化保护主义的倾向，易与异文化产生摩擦和冲突。

再次，文化与传播能否同构问题。“文化与传播同构通常表述为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4]它是用来观察文化的偏向与传播偏向的，但现实中文化与传播完全同构几乎是不可能。一是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其他人的思维状态；以往的文化传播是靠口耳和书籍进行有限范围之内的传播，即使是书籍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其他文化地域流行也是极少数的，从影响的传播面与深度来说也是有限的；当下新媒体传播无论从频率上还是效率都大幅提升，其传播主体及内容是相互交织，影响传播“本真”质量的因素又是无法估量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去了解传播主体的思维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我们时常用自己有缺陷的信息编码去解读其他文化；如我们遇到摩梭人的“婚姻摩梭制”时，就有可能从我们文化系统里的婚姻制度去找衡量婚姻的相应编码，用以解释他们的婚姻制度，可能会将“婚姻摩梭制”解释为摩梭人的性解放，因而就造成了文化的误读。

二、跨文化交流的不可误读因素

文化误读，存在着可不可以与能不能的问题；就其对象来说，有些是可以误读，有些是不可以误读。以下两种文化不能误读：一是科学技术类的文化不能误读。倘若科技类的文化被误读了，将导致科技落后或伪科学，所以，科技类几乎不存在误读现象；而我们研究误读现象仅存在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化，这是因为这方面的文化创造具有随意性、融合性、创新性和可解释性等特点。在历史上，科技交流特别是跨文化、跨语言的科技文化交流难免会带来因语言转译的困难而造成的文化错译或漏译，但这绝不会影响科技的发展，因为科技类的文化再遇到错误的编码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错译或漏译也会在不断的文化交流或是科技文化创新中得到更正；科技文化因在传播交流中造成的编码重组并能再次服务于人类，这不是文化误读，而是科技创新。二是事关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的文化不能误读。“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是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的产物，蕴含了其谋求政治的需要；所以，从民族国家产生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国家都是以“民族”符号作为彼此间相互区别的标志；而文化又是属于民族的，其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往往相互交叉，即某个民族文化即属于这个国家，也属于其他一個或多个国家；与此同时，一个国家可以囊括多种民族文化。显然，其文化误解很有可能跨越国界，即政治集团边界，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敏感性；更可能会带来族际间的摩擦和冲突，甚至演变国家分裂。三是宗教文化不能误读。宗教信仰文化与民族国家彼此牵扯不清，宗教可能是国家建立的主要因素。相反，国家这个政治集团也亟须宗教去维护。宗教文化是内聚性、团结性、敏锐性极强的文化，倘若我们试图去误读另一个宗教信仰文化，往往会招致其宗教信仰团体的一致反对，甚至因侮辱其神圣性而引发宗教冲突，现代国际上因宗教问题引发的冲突比比皆是；所以，这类文化也是不能误解的。总之，可不可以误解是客观事实问题，能不能误解是主观能动性的问题，文化误读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不能改变，但我们能改变的是误读的深度与广度。

三、文化误读的引导措施

文化误读带给我们的是得失兼备，得的是文化发展与创造，失的是文化和谐；就我国多民族国家而言，文化不和谐或文化冲突直接带来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民族团结出现张力，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此，为了协调和引导文化误读应给予以下措施。

首先，必须遵循文化平等的态度。遵循文化平等的态度就是反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本位主义。文化的差异性造就了文化多样性，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宝库；有违文化多样性的西方价值观中的文化中心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夏之外是蛮夷的观念都是有悖于历史发展潮流的。现实中，文化霸权主义所带来的灾难在不停地上演。

其次，在文化开放前提下，坚持文化寬容。历史实践证明，文化保守封闭必然使文化发展走上末路；文化开放说到底是人的开放，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传播或文化交流很大程度上是携带不同文化符号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倘若人之间不交流或交流频次不高，那么文化更新就会不及时，先进性就不强；域内自成系统的文化循环是最容易被边缘化的，文化既不外流也不吸纳新成分，其文化域内就会形成同质性与域外相比的异质性较强的现象。在中国这种多元文化的国情下，文化开放是前提；此外，在文化开放的基础上还要坚持文化宽容，而通往文化宽容的通道便是“和而不同”；文化多样性鼓舞了一种宽容的精神，要求我们在按照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评价其他文化或传统中的伦理生活准则时要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历史上，我国传统思想中对文化多样性的态度就是宽容或“和而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谋求共享的“和”，这里“和”或共享文化部分有很大的弹性空间；现实社会中，不同文化生成的不同价值观或伦理观确实可以发生冲撞，采取弹性较大的“和”来谋求共生，不失为解决或缓解这一冲突的方式。

再次，就认知主体而言，还要具备良好的心态与必要的知识储备。良好的心态能使我们正确地正视异质文化而不抱有偏见；必要的知识储备使我们能够在特定的语境下实现对异质文化的顺利解读。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传播技术的发展，跨文化交流已经是手指尖的轻触便能快捷地获取其他民族文化。面对不同的文化，我们应该将其置于文化母体中去做全面地考量、比观。即使看见与主流文化排斥较强的异域文化亦应看作是与整体文化相关的特异现象，既不可以夸大它的实质与作用范围，也不能否认其与整体文化的关联性。那种以偏概全，特别是把其文化放在自己文化语境下解读，势必会造成文化误读，所以具备解读文化的知识储备是缓解误解或正确认知的主要条件。

参考文献：

[1][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的思想史[M].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59.

[2]吴莉苇.论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创造[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3]马得勇，张志原.公共舆论的同质化及其心理根源——基于网民调查的实证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4]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