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丈夫对留守妻子的“补位性”支持
——以内蒙古C市为例

李 敏 张秀静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流动成为众多中国农村家庭主要的生存策略。[1]262农村劳动力外流，特别是农村男性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数量的增长，加剧了农村“男流动，女留守”现象的出现。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妻子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每个家庭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社会问题。男性劳动力外流直接影响了农村的家庭结构，产生了大量分离的核心家庭。[2]18夫妻分离对留守妻子的社会支持产生了深刻影响。

目前，学者对留守妻子社会支持的研究多关注来自婆家、娘家、邻居以及村委会的支持，也有学者关注到流动丈夫对留守妻子的支持。提出在“分离家庭”中，丈夫通过通讯联系、团聚行为和经济补偿以维持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3]25电话沟通和互动是夫妻间情感延续的重要工具。[4]130留守家庭的团聚，包括丈夫回乡和妻子探望。受经济条件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丈夫回乡更具普遍性。学者将丈夫回乡称为“返乡仪式”，流动丈夫的这种返乡仪式对夫妻双方的情感和行为都有积极影响。[5]110丈夫若将工资直接汇给留守妻子本人，其婚姻稳定感的获取是汇给其他家人的9.365倍，因为丈夫的汇款行为影响留守家庭的婚姻稳定感。[6]10丈夫回乡带礼物和妻子在丈夫外出时送礼物，这种礼物的往来不严格遵循社会交换公平原则，更多代表的是一种感激和亏欠。[7]此外，学者指出，丈夫回乡时会帮助妻子分担工作，大部分是料理家务和农活。[3]这种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参与过程是在留守家庭夫妻分工固化后的丈夫对妻子的支持和帮扶。除经济水平、务工距离、夫妻情感是影响流动丈夫支持留守妻子程度的关键因素外，人格特质、社会性别观念也是影响夫妻婚姻生活质量的重要原因。[8]97综上所述，尽管丈夫外出务工，但是他们对留守妻子依然发挥着相应的支持功能。丈夫是夫妻关系的重要构成，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支持对夫妻关系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为了深入探究留守妻子的社会支持状况，对其丈夫的支持情况进行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一、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一词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于精神病学文献中，随后被社会学领域引用。对于社会支持的界定，至今没有统一定义。有学者在研究残疾人福利时，将社会支持定义为一种助人的社会行为,指施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互动。[9]20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社会学界，由于对社会网络研究的增加与对社会支持的关注增强，学者提出社会网络并不等于社会支持的概念。[10]林南认为，社会支持就是意识到的或者实际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亲密伙伴提供的工具性或表达性的情感资源。[11]国内外学者对社会支持内容的研究也各有侧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支持的来源，二是社会支持提供的支持构成。社会支持的来源是社会支持的提供主体。有学者认为，我国存在民间和官方两个助人系统。[12]1随着社会发展，社会支持的提供主体也有了很大变化。我国现有的社会支持主体包括政府和正式组织、社区、个人网络、专业人士四个方面。[13]132社会支持提供的支持构成，指社会支持所提供的支持内容。有学者提出，财务支持和精神支持是个人社会支持的两个重要方面。[14]14Cohen将社会支持分为尊重支持、信息支持、社会成员身份、工具性支持四种。[15]310

社会支持建立的动机是为服务对象形成有效的支持，促进个人的良好发展。社会支持的作用模型有主效果模型和缓冲器模型。主效果模型提出社会支持的增益作用，认为增加社会支持必然提高个人健康水平。缓冲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缓冲压力事件的影响。有学者提出，社会支持的本质是各种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金钱及其他等有形资源和感情、指导、亲密的社会交往以及尊重等无形资源。[16]58本文以留守妻子的丈夫为社会支持提供主体，分析丈夫对妻子提供的有形资源支持和无形资源支持的方式、内容及意义。由于在“分离家庭”中，丈夫的流动使得其在家庭中处于缺位状态，因此本研究将这种“分离家庭”情境下流动丈夫提供给留守妻子的有形资源支持和无形资源支持称为“补位性”支持。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情况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在我国的西北、西南、华北、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选取了甘肃、重庆、河北、湖南、山东、江西、安徽、内蒙古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区作为调查点。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50份，回收有效问卷720份，有效回收率96%，问卷样本情况如表1所示。

本研究的访谈地点选择内蒙古C市的X村。该市位于蒙冀辽的三省接壤处，X村位于该市区南部，村民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主，该村共有5个村民小组，有村民近1000人。X村绝大多数男性外出务工，留守成为这个村庄家庭的常态。本次调查共访谈留守妻子55人，并根据研究主题和研究目的，选择对13名留守妻子的访谈资料进行分析。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表1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表2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三、流动丈夫对留守妻子的“补位性”支持现状

（一）有形资源支持

调查资料显示，流动丈夫对留守妻子提供的有形资源支持主要包括汇款、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三种形式。

1.汇款

农民工汇款已成为农村家庭资金积累的主要渠道。[17]188汇款是指流动丈夫寄给留守妻子的钱。丈夫汇款和留守妻子接收汇款已成为外出农民工和农村家庭互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男性外出务工收入是留守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调研数据显示：71%被调查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丈夫的外出务工收入。Case1：“（丈夫）一个月就往回打钱，家里面有念书的孩子都得花钱，有时候我这体格也不好，也得吃药，就更得花钱，都是花钱的地方。”可见，留守妻子的经济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流动丈夫的收入。[18]64调查中，40.1%的留守妇女选择在丈夫外出务工期间，家里急需用钱时，要求丈夫寄钱回家。Case2：“要是平常我也不用钱的话，我也不要。等到孩子用钱的时候我就要，他就邮回来了，平时不邮。”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多数外出务工者选择在返乡时将钱带回家。

2.农业生产

在中国农村，大量劳动力外移，致使留守妻子成为实际的农业生产者，呈现出农业女性化的现象。由于生理差异、劳动工具和家庭事务等因素，农业生产劳动给留守妻子造成了心理和身体上的负担。在农业生产的个体经营模式下，农活基本由人力完成。因此，流动丈夫在农业生产方面为留守妻子提供的支持十分必要。Case3：“咱妇女在家，毕竟不中，特别是咱们地是山坡堡岭的，你自己根本就不中，必须他来帮助你……地都在山上，一个人种都种不上。”调查显示，很多外出务工的人员在农忙时节选择回家，帮助妻子耕种和收获，有利于解决留守妻子在农业生产上的困难，尤其是解决牲畜和机械工具等使用方面的问题。

3.家务劳动

大部分返乡丈夫在回家后会通过帮助妻子料理家务以提供支持。他们会打扫院落、修葺房屋、购买家庭大型用品等。这种家务劳动有效帮助留守妻子解决了很多烦琐家务，对因丈夫外出务工而造成的丈夫支持缺位具有集中弥补作用，也有助于缓解留守妻子因劳动负担增加而出现的孤立感和不良情绪。[5]121在调查中，也有丈夫在回家后不愿从事家务劳动，主要表现为不会主动帮助妻子做饭、洗衣等日常琐事。Case 2：“回来就说有啥毛病了不舒服，干家务就是寥寥无几。”这种情况下，留守妻子很容易对丈夫的返乡产生失望，夫妻之间甚至发生矛盾冲突。

（二）无形资源支持

除上述有形资源支持外，流动丈夫还提供给留守妻子一些无形的资源支持，包括沟通联系、返乡仪式和赠送礼物等。这些无形资源支持会对留守妻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夫妻双方常常忽视这种无形资源支持提供的过程，使得部分流动丈夫提供了此类支持却并未意识到此种支持的作用，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尤显必要。

1.沟通联系

伴随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这种变革的范围及影响是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19]44通信技术的发达使流动丈夫与留守妻子跨越时空的障碍，通过传媒工具以声音的方式交流，主要包括信息共享、家庭事务交流、表达感情和精神慰藉等。通信工具成为流动丈夫和留守妻子联系的重要方式，也成为丈夫为留守妻子提供支持的有效工具。

调查资料显示，在留守妻子与流动丈夫的日常沟通中，首先有29.4%的人选择孩子情况，所占比例最高。对孩子的抚养是当前“民工式分离家庭”的关注点，这与调查留守妇女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孩子照顾和教育问题相一致。多数家庭认为，教育孩子是私人事情，因此，当孩子的抚养遇到问题时，留守妻子的交流对象首选是丈夫。其次，有19%的人选择家庭生产情况。当农忙时节丈夫不能回家，对于置办种子、化肥和家庭重大买卖等涉及家庭重要事务决策时，留守妻子和丈夫的交流明显增多。Case 4：“家里要买大项得商量，我一个不行。什么买牲口啦，倒换什么，都得商量。那就是地都种的怎么样了什么的，他（丈夫）会问问这些。”这说明丈夫虽远离居住地，但没有脱离家庭，丈夫仍然是留守妻子的重要支持力量。相对于子女抚养和家庭生产状况而言，夫妻情感交流所占比例不大。选择相互关怀与叮嘱的占13.8%，妻子向丈夫诉说苦恼心事与丈夫向妻子诉说苦恼心事的分别是7.1%和5.2%。可见，流动丈夫与留守妻子的情感互动缺乏支持，这不利于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

借助通信工具的交流方式，能够让夫妻间的无形资源支持得以发挥。夫妻之间不仅可以及时了解双方的生活状况，还能使丈夫保持与家庭的同步，增加夫妻双方的安全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脱离男女亲密关系的交流，让他们更像情人一样彼此依靠。[20]虽然这种形式的支持不能完全满足留守妻子的情感需求，但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弱夫妻分离带来的情感缺失。

2.返乡仪式

农村流动丈夫返乡是对留守妻子具有重要意义的仪式化行为。[5]121这种返乡行为本身就具有无形资源支持的意义。有的留守妻子表达了当丈夫回家后终于团聚的心情。Case 5：“好不容易回来啦，一家都挺高兴的。”丈夫回家也给留守妻子带来了安全感。Case 5：“回来后（我）踏实多了。你就说一个妇女咋也得有个男的在跟前照顾着，（这样才）放心。”这种心理和情感满足感与丈夫的返乡直接相关。夫妻间的短暂分离有利于保持情感新鲜度，使夫妻关系更加紧密。但分离时间过长，容易淡漠夫妻之间的感情。因此，丈夫的返乡频率对留守妻子的心理情感具有一定的影响。调查数据显示，4—6个月回家一次的流动丈夫最多，占34.2%；1—3个月回家一次的，占25.3%；7—9个月和10—12个月回家一次的比例分别是13.6%、13.5%；1个月以下和1年以上回家一次的比例分别是10%和3.3%。可见，流动丈夫的回家频率存在较大差异，这直接导致流动丈夫提供给留守妻子的支持呈现不同。

3.赠送礼物

赠送礼物也是流动丈夫对留守妻子的重要支持。妻子常年在家留守，礼物不仅能够传递丈夫对妻子劳动的认可，还能体现丈夫对留守妻子情感上的慰藉和牵挂。Case 6：“他不是一直都在外面跑嘛，每次他要回来都会打电话特意问我，问我想吃什么，有什么想要的，他都会给我买。”尽管很多留守妻子口头上说不需要，让丈夫别乱花钱，但行为上却表现出对丈夫礼物的期许和感动。有的留守妻子虽然嘴上说不要，但却表示自己心里十分高兴。Case 5：“看你，花钱买的衣裳不合适，我说你拿回钱来我自己买。有时候买的衣服就是有点儿瘦，可是瘦点儿吧也穿得了……心里也高兴。”在她们看来，礼物是丈夫对其情感表达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夫妻关系的状况。也有的丈夫并不带礼物回家或者只给老人和孩子带礼物。Case 7：“一般情况下他也不会买东西，也不给我买东西，有时候就给孩子买点吃的。”阎云翔认为，礼物有表达性和工具性两方面的作用。[21]64基于丈夫返乡时所带回的礼物主要是衣服、食品等实用性的生活物品，可以说，礼物具有有形资源的支持作用。

四、影响丈夫对留守妻子支持程度的因素

1.留守妻子年龄

调查资料显示，年龄是影响丈夫对留守妻子支持程度的生理原因。年龄越小的留守妻子获得的支持越多。因为年龄影响结婚时间的长短，刚结婚的夫妻正处于婚姻蜜月期。还有的家庭孩子年幼，丈夫需要帮助妻子照顾家里。Case 8：“孩子太小，就在C市给人家开车，没走太远。我们也就是两三天（联系一次）吧。因为我们结婚时间短，有什么事的话也都不在心里搁着，有什么事都跟他说，他有什么事也跟我说，都会彼此交流，没有什么事相互瞒着。”很多丈夫选择离家近的地方外出务工，与妻子的通讯互动密切。

调查中，在对留守妻子的年龄和联系频率进行分析时发现，表3、表4中给出的方差齐性检验结果，Levene法的检验统计量为1.408，在当前自由度下对应的P值为0.209。表3为单因素方差的分析结果，检验统计量F为18.099，显著性（Sig.）P＜0.001。由此可见，8对夫妻联系时段在年龄总体均值上存在差异 F(0.209)=18.099，P＜0.001。在半个月至1个月之间数据是上升的。随着留守妻子平均年龄的增长，夫妻间的联系频率越来越低；而在半个月至1个月之后，数据处于一个下降趋势，且随年龄的降低，夫妻之间的联系频率越来越少，如图1所示。对此，本研究认为夫妻关系可能是影响双方互动的重要因素。一个月以上联系一次的留守妻子平均年龄集中在37.5岁至40岁，这一年龄段留守妻子的子女基本处于成年期，子女多数外出务工或上学，留守妻子一人在家。可见，这一年龄段的留守妻子对来自家庭，特别是丈夫的情感支持更为迫切。

表3 方差齐性检验

表4 ANOVA

图1 各组间样本均数的折线图

2.丈夫外出距离

丈夫外出务工的距离是能否返乡的重要影响因素。调查数据显示：外出务工距离越远，返乡的频率越低。在省外务工的丈夫，10至12个月回乡一次的频率最高，1年以上回乡一次的占一半，即大部分流动丈夫仅在春节时返乡；在省内务工的丈夫，1至3个月回乡一次的频率最高，占33.5%；省外和省内相比，离家最近的本县（市）中，丈夫返乡最多的频率集中在1个月以下，占65.%。由此，距离是影响流动丈夫返乡频率的重要因素。另外，距离远近直接影响返乡成本，包括交通和误工费用。

有的丈夫外出务工地点离家近，留守妻子在遇到生产生活上的问题时，就会让丈夫回家帮助自己。Case 9：“地里实在忙不过来了，他就回来帮个忙。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也不行。”因为丈夫回乡会影响丈夫的工资，进而影响家庭收入，所以即使丈夫在离家近的地方打工，留守妻子也仅限于在农忙季节寻求丈夫的支持。而务工地点离家较远丈夫的返乡成本较高，误工和交通费用高于留守妻子在乡雇工的费用。Case 7：“我对象他回来太远，山西到这边得三四个小时的火车。回来一趟连路费再耽误的工钱就两三百。所以他一般不怎么回来。一般就等腊月的时候，他们就放假了，然后正月初几的时候就走了。”因此，外出务工距离远近直接影响流动丈夫对留守妻子的支持程度。相对于务工地点远的丈夫，务工地点离家近的丈夫为留守妻子提供的支持更多。

3.丈夫经济收入

流动丈夫对家庭的经济支持代替共同生活成为家庭得以构成的一个条件。[22]77丈夫外出务工的直接驱动力是经济收入，而更深层次的动力是家庭的整体利益。在农村，人们普遍认为丈夫是家庭的核心，也是家庭收益的最大支撑者。因此，家庭经济的好坏直接影响丈夫是否选择外出务工。由于流动丈夫的务工收入是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丈夫外出务工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影响对留守妻子的支持，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汇款这一有形资源的支持上。其次，对夫妻的消费活动也有一定影响，表现在通话联系、回乡成本等方面。很多留守妻子和流动丈夫因担心话费高，在联系时大都优先选择交流重要的家庭事务，而情感交流往往被忽视。有的家庭则选择不联系。Case1：“要是没什么事儿啦，我不太给他打电话。那打啥电话，打电话还得花手机费，手机费也不便宜。”丈夫联系留守妻子的频率会随着丈夫务工收入的增长而增多。[3]33那些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尤其是负有债务的家庭，流动丈夫对妻子的支持更少。由于回乡成本过高，很多夫妻长时间不能团聚。对于分离的核心家庭而言，经济功能是首要的，而情感和性功能只能位居其后。因此，家庭的维系与其说是一种夫妻情感的维系，不如说是生存压力与传统伦理道德的维系。[2]21

4.夫妻感情

亲密情感是家庭的稳定之源。[23]37夫妻感情是影响丈夫对留守妻子提供支持的因素之一。调查资料显示，夫妻感情越好，联系的次数越多；相反，夫妻感情疏离，联系次数越少。在访谈中，有的留守妻子（Case11）表示夫妻之间感情一般，在问及丈夫在哪里工作时，回答“他们好像是在北京呢”。可见，妻子对外出丈夫的工作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在回答与丈夫的通话频率时说：“一个月打一次电话。不怎么打，没事打什么电话啊！”Case12今年63岁，结婚已经38年，她说都老夫老妻了，不怎么关注感情了。“一般的，我也不怎么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怎么给我打电话，我们俩电话联系不那么太多。他不爱打电话，我一打电话，他就说，你给我打电话，干哈呀！我说那好，没啥事我就不给你打电话了，我就不怎么打了。”随着结婚时间的增长，夫妻感情趋于平淡，联系频率明显降低。流动丈夫给予留守妻子的支持，不管是有形资源，还是无形资源，都极为有限。

5.传统性别观念

传统性别观念也是影响丈夫对留守妻子支持程度的因素之一。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很多丈夫认为家务琐事是女人的事情。因此，在家务劳动方面，部分返乡丈夫不会主动帮助妻子。Case2：“有时候回来，他干他那点就是说你干不动的活，就是收拾的活（指家务活）他也不给你干……”虽然性别文化所倡导的男女平等思想没有在农村成为主流文化，但是这些思想能够帮助丈夫多承担家务劳动。这无疑在情感和行动上对妻子有所安慰与支持，也会进一步增强夫妻之间的感情。

丈夫对留守妻子的支持程度还与其工作性质和内容有关。从事生产线操作、工程建筑业以及运输业流动丈夫的返乡频率低于从事第三产业的丈夫。[3]32运输业和工程建筑业的工作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丈夫的返乡频率。Case13：“他没准儿，要是活儿不忙呢，就两三个月回来一趟。活儿忙（的时候）得半年、十来个月、往年跟儿（的时候），才回来一趟。”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也会影响丈夫与留守妻子的沟通联系和返乡频率，如丧亲嫁娶等生活事件会影响丈夫返乡及对留守妻子的支持。Case 9：“我舅过世的那一阵子，他就回来了。他不回来不中，我自己去不了，家里也不行，正好毛驴下崽。”

五、思考与建议

家庭的基础是婚姻，家庭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因此，夫妻间的相互支持对家庭结构稳定和家庭关系的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农村,以血缘和人情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对居住本村村民的作用更为明显。“出嫁随夫”“从夫居”的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对留守妻子社会支持网络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妇女出嫁后，婆家的社会支持系统更多依附于丈夫。当丈夫外出务工后，其婆家社会支持系统弱化。由此，进一步凸显流动丈夫对留守妻子的支持作用。

流动丈夫对留守妻子的支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留守妻子的自我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丈夫外出务工后，家庭中的生产和生活事务都由留守妻子处理，但留守妻子面临高强度的劳动、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缺乏安全感等问题[24]7，而来自丈夫的支持则有利于留守妻子摆脱这些困扰。二是能够维护婚姻的稳定。由于距离、时间等因素，夫妻间交流不如共同居住夫妻间的交流频率高。因此，对于“分离式家庭”来说，更需要重视社会支持的功能，这样才能减少因“分离”所带来的家庭不稳定因素，有利于夫妻间形成伴侣式婚姻关系。

农村留守妻子问题不仅关系家庭的稳定和谐，而且与整个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为留守妻子建立社会支持系统是帮助其应对生活难题的主要举措，而来自丈夫的支持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为此，应充分调动流动丈夫的积极性，为留守妻子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互联网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手机即时通信软件逐渐成为流动丈夫与留守妻子沟通互动的舞台，留守妻子和丈夫的沟通更为及时、经济。一旦留守妻子面临紧急事件和生产生活问题时，丈夫能够及时、最大限度为妻子提供“补位性”支持。为了满足留守妻子需求，使其获得更有效的支持，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夫妻情感互动

丈夫在外出务工后，要积极与妻子沟通交流。丈夫要关注妻子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尤其妻子的情感需求。尽管外出务工的首要目的是经济收入，但妻子作为家庭的“大后方”，尽可能为其提供有形资源支持和无形资源支持，这对流动丈夫来说至关重要。同时，留守妻子也要经常主动和在外务工的丈夫沟通交流，一方面有利于外出务工丈夫了解留守妻子的生活状况及面临问题，尽自己最大努力提供支持；另一方面留守妻子应积极主动关心丈夫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给予流动丈夫必要支持，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以促进双方的相互支持。这样才可尽量避免或减少因距离而产生的关系疏离和情感危机。

（二）构建亲属邻里网络

在家庭本位的中国社会，亲属关系是家庭支持的主要社会资本。当正式制度支持匮乏时，私人领域的非正式支持扮演着重要角色。留守妻子的社会支持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非正式支持为主。当留守妻子面临问题与困难时，主要的支持来源是亲属与邻居，他们在留守妻子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强调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男系血缘决定亲疏的特点，但随着家庭亲缘网络的变化，不仅姻亲关系进入差序格局，家庭网络也实现了向双系并重过渡，甚至出现依靠女系亲属的迹象。娘家是留守妻子的重要支持来源，婆媳关系也是影响留守妻子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来自邻居的信息传递、情感慰藉、劳动互助也是留守妻子重要的支持力量。为此，留守妻子要利用传统的邻里关系，经过自身建构后，发展成为互动频率高、情感卷入深、交换互惠多的强关系[25]81，以此弥补因丈夫外出务工而弱化的支持网络。

（三）跟进政府政策支持

研究发现，留守妻子现有的正式社会支持相对匮乏。因此，政府相关部门、村委会、妇联等要更加广泛地参与到留守妻子的服务队伍中。建立政府支持系统，将留守妻子的服务与管理纳入政策层面。给予留守妻子更多支持，改善留守妻子的生存状况。为流动丈夫创造返乡机会，推行探亲假制度；开通流动人员春节回乡车票绿色通道等。此外，村委会和妇女组织在为留守妻子提供服务与管理中有其独特优势。村委会是“原始性社会组织”，一种具有较强凝聚力的农村居民自治组织[26]，能够为留守妻子建立基于亲缘和信任关系之上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支持。但留守妻子问题的解决还需依赖乡土社会，应鼓励留守妻子参与村务治理，增强留守妻子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能力。[27]36村中的妇女组织，因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也能为留守妻子提供良好的“软支持”,尤其在情感陪伴、话语交流、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以及解决生活困难方面存在巨大潜力。

（四）提供社工专业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服务。以社会工作机构为例，农村社会工作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实际社会工作者（政府或准政府社会工作者）合作,以村庄为基础，运用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以及个案工作等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开展社区活动,实现农村社区的和谐发展。[28]社会工作者一方面可通过政策倡导、整合村庄资源和挖掘留守妻子领袖等相关措施，为留守妻子提供生产生活的动力和活力。鼓励建立“支持型”社会组织，培育和孵化立足社区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积极培育当地的社区工作者，重视对社区工作者的培养与训练，以期建立和完善一批农村社会工作专业队伍。

农村留守妻子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处于社会底层。关注留守妻子问题不仅关系新农村建设，更关系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构建以留守妻子为中心的社会支持体系，一方面能够有效加强流动丈夫对留守妻子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能够防止留守妻子支持来源的单一化。研究流动丈夫对留守妻子的“补位性”支持，不仅涉及家庭的利益得失，更关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当然家庭中的支持功能是相互作用的，在“分离式家庭”中，流动人员和家庭留守者的支持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本研究仅从留守妻子角度分析流动丈夫所提供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支持，并没有分析留守妻子对流动丈夫提供的支持，这也是研究“民工式分离家庭”夫妻支持的重要方向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