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口困境与安倍女性经济学

毕珍珍

“女性经济学”是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倍政府借此大力推行“女性发光的社会”。①日语名为：すべての女性輝く日本へ。2013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华尔街日报》刊发文章，对“女性经济学”及其在政府政策中的作用和对日本的影响做了阐释。[1]由此，“女性经济学”作为一项政府政策正式进入大众的视野，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先行研究对安倍女性经济学做了详细的分析，但对该政策的效果和前景并没有形成共识，且大多聚焦于经济维度。有观点认为，在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该政策可能会取得应有的效果，原因是日本经济在泡沫消失之后走向衰退，雇佣形式从终身雇佣制转为多样化雇佣，“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已经无法支撑家庭的正常开支，而且随着日本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女性进入社会和职场的意识日渐增强。②参见唐向红：《日本女性就业状况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载于《现代日本经济》2011年第1期；师艳荣：《日本女性M型就业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载于《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另一种观点认为，此政策并不会取得理想效果，因为受到日本一系列固有因素的限制，如将“性别”概念从政策制定过程中排除出来，则无法消除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甚至会带来消极影响。比如认为女性经济学会加剧日本女性地位的两极化。③参见 ChanlettAvery Emma,Nelson,Rebecca M.Womenomics in Japan：In Brief.Current Politics&Economics of Northern&Western Asia,2014,（23）;仲秋：《女性文化与日本经济：日本新增长战略中的女性政策分析》，载于《现代日本经济》2015年第2期;张乃丽,刘俊丽：《日本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载于《日本学刊》2015年第3期；孙惠俊,李鹏飞：《日本安倍内阁“女性闪光社会”政策浅析》，载于《大连大学学报》2015第4期;王国华：《安倍女性经济学内容解析和评价》，载于《长春大学学报》2015第3期.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日本人口动态变化而不是经济维度，首先描述日本面临的人口危机，然后梳理安倍女性经济学内容、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并从应对日本人口困境的视角分析其政策效果，认为安倍女性经济学并不能有效应对日本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因而无法达到促使日本走出经济困境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提出日本需考虑以外部因素来缓解国内问题，一方面应该考虑逐步改变诸多阻碍外来移民的因素；另一方面，还应该考虑同周边国家展开积极经济外交，放宽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款来吸纳外国劳工，应对日本人口困境。

一、日本的人口危机

日本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缺口。这将是日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1.目前的状态及发展趋势

2017年12月22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估算值显示，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数为94.1万人，连续两年跌破100万大关。2017年日本死亡人数估算值为134.4万人，比2016年增加3.6万人。2017年人口自然减少40.3万人。[2]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7年4月的估算，日本人口将在2053年跌破1亿，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比2015年减少三成，降至8808万。①参见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https：//www.mhlw.go.jp/english/policy/employ-labour/human-resources/index.html,2017-07-01.据联合国统计，到21世纪末，日本将失去34%的人口。[3]这份估算数据显示，日本人口正在加速减少，少子化现象趋于严重。虽然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可以减缓，但是在2025年之后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日本的人口前景确实令人望而生畏。

2.主要原因

首先，日本出生率下降的特征在很多方面并无先例。日本的生育水平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或社会都要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的出生率一直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即维持现有数量所需的出生人数）。此外，几乎每年的出生率都进一步低于这一水平。[4]将这一趋势纳入长期预测中，日本政府估计1990年出生的所有女性中有一半以上不会于50岁之前结婚。大约25%的女性有可能永远不会结婚，38%的女性从未生育过婴儿。[5]这意味着，在这个出生队列中超过一半的女性不会有孙子和孙女。如果这些现有的模式继续下去，每一代将比前一代少35%。

其次，日本现有人口的寿命也更长。总的来说，日本国民在世界上健康程度较高，也是人口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有统计表明，日本女性的预期寿命2055年将从86岁增加到90岁。[6]尽管老年人死亡率迅速下降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因素是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生育率将有很快提高。[7]

再次，日本移民率比较低。日本的移民数据显示，近几十年来，从日本移民出去的人口远远大于移民到日本的人口。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在外国出生的日本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最低。在过去的40年里，有更多人离开日本而不是进入日本。日本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意开放移民，因为许多日本人以文化和种族同质性为荣。如果目前的移民模式和严格的移民政策继续存在，日本将保持其作为低移民社会的现状。[6]

最后，经济发展与社会观念对出生率的抑制。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研究，新生儿数量屡创新低的主要原因是，人们认为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负担过重，因此无法按理想生育更多孩子。此外，年轻人对婚姻的消极态度也直接影响日本人口增长。日本明治安田生活福祉研究所2017年9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5岁至34岁的日本未婚者中，超过半数未曾有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经历。[8]

3.主要影响

日本人口的现状和前景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对其经济前景、健康和福利体系产生了广泛影响。

首先，人口萎缩会对国家经济前景产生不利影响。自1991年以来，日本在G7集团中的人均增长率已经是第二低，年增长率仅为0.7%。相比之下，美国同期的增长率为1.6%。[6]这些变化凸显了日本经济增长中人口结构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这种增长已经持续了大约20年。考虑到低生育率和低消费者支出之间形成的恶性循环，一些经济学家甚至称这种情况为“人口定时炸弹”。这种趋势对家庭会产生金融压力，而这种家庭压力会对国家整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换而言之，人口下降意味着消费者支出减少，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工资压力很大，这削弱了日本的竞争力。经济疲软和人口减少的这种结合将阻止在日本的国外投资，限制了经济复苏。

其次，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养老金和医疗系统成本随着老年人群体的扩大而增加，这将导致需要通过政治过程解决的代际分配压力加大。日本人口的老龄化速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20年前，在日本每个退休人员的成本由6个劳动力来供给，而现在不到3个，据估计到2025年将低于2个。工作年龄人口数量的绝对下降表明预计税收收入会下降，这将影响用于为越来越多的老年公民提供社会安全网的资源。因此，随着日本的工作年龄人口减少，照顾年迈父母的孩子减少，福利和医疗问题将对家庭和社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9]日本的年轻人可能不得不付出更高的税收和社会贡献，老年人将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退休人员将会得到比预期更低的退休金。无论政府对老年人的支持程度如何，人口老龄化都将产生普遍的经济影响。政策改革可以缓解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问题，但无法完全消除这些问题。

日本人口变化总体的长期影响是人均增长速度放缓，国民储蓄率下降，社会贡献率上升和外国净资产减少。虽然预计老年人和工作年龄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将增加，但年轻人的生活水平最终会长期下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不以女性的劳动力来补充劳动力短缺，不仅有可能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瓦解，还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安倍政权提出了把女性劳动力作为日本再生的原动力，旨在阻止日本的老龄化加剧和生育率下降，以抑制其经济增长的女性经济学。[10]

二、安倍女性经济学

1999年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首席分析师松井凯西（Kathy Matsui）提出了“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这一概念。她在其著作《女性经济学：日本的隐形资产》中认为，让更多的日本母亲重返职场对于日本来说十分重要，这将使日本的GDP提高15%。安倍晋三于2012年12月当选日本首相，随即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计划，称为安倍经济学，以刺激经济增长。该战略着重于三大主要经济政策工具，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包括扩张性货币政策、财政刺激和结构性改革。其中，“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关注女性经济学。尽管日本大力号召女性经济学有着多重目标[11]，但毫无疑问的是，缓解劳动力短缺是其最根本的目标。

1.主要内容

作为旨在支撑日本经济落后的一揽子结构性创新的一部分，鼓励更多的女性在劳动队伍中取得进步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遵循新自由主义模式，寻求更全面的放松劳工管制，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为支撑女性经济学，安倍内阁于2014年成立“创造女性闪耀光辉的社会本部”①日语名为：すべてのの女性が輝く社会づくり本部。第一项至第六项内容详情参考日本首相官邸网站：http：//www.kantei.go.jp/jp/headline/brilliant_women/.，并召开年度会议制定女性活跃的相关政策、方针以及总结政策成果。关键政策提案和倡议的实施情况处于不同阶段，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为参与和提高女性员工队伍建立新的目标。政府承诺，到2020年将劳动力中25至44岁的妇女比例从2012年的68%提高到73%，并承诺到2020年将女性领导职位的比例从10%提高到30%。

第二，增加日托和课后看护的可用性。政府承诺在2017年前将儿童保育能力提高至40万名儿童，并承诺实施“零保育等候名单”项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提出利用租赁系统和政府拥有的土地开办更多托儿中心；雇用新的托儿人员；资助小规模的儿童保育业务；协助未登记的托儿所寻求登记；并在商业场所支持成立现场托儿中心。政府也正在采取措施增加小学儿童课后照顾的可用性。

第三，鼓励私营部门晋升更多女性并提供有关提高女性地位的数据。安倍首先要求公司领导人积极提高其公司内的女性地位，要求公司至少任命一名女性执行官。政府通过补贴和税收措施支持那些鼓励女性雇员有职业追求的公司。政府还鼓励公司自愿提供有关女性晋升为行政和管理职位的信息，然后在政府网站上公布。

第四，政府职位中招聘和晋升女性。政府建议在政府中招募更多女性，并支持妇女平衡职业和家庭生活。政府已经将女性公职人员提升到国内高级职位，例如现在安倍内阁中已有不少女性高级官员。

第五，扩大幼儿保育福利。自2014年4月起，政府在育儿假的前六个月内将新员工的工资从50%提高至67%。政府还提供奖励措施，鼓励父亲休育儿假，并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将享有陪产假的父亲比例从2011年的2.6%达到2020年的13%。

第六，审查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日本目前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阻碍已婚妇女更加全面参与劳动力市场。1961年开始实行的税制，只要配偶的收入不超过103万日元，就可以让一个家庭的负责人（通常是丈夫）为配偶（通常是妻子）申请免税。此外，如果配偶的收入一直低于130万日元，配偶也可以申请国家养老金无须支付任何溢价。政府已承诺审查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以便女性如何选择参与劳动力市场。

第七，允许外国佣人进入经济特区。日本严格的移民政策目前只允许外国外交人员雇用外国佣人。政府计划允许在日本的经济特区（包括东京和大阪等地区）在内的更多外国佣工以帮助日本人平衡职业和家庭。但是该提案的许多细节，如允许多少工人、工人来自哪个国家及在什么条件下他们将被允许工作，还有待公布。[12]

2.已有的进展

女性经济学已成为日本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政策支柱之一。它旨在通过改革劳动力市场，鼓励企业接受多样性，促进职业技能和扩大儿童保育服务的可用性，使妇女能够发挥最大潜力。女性经济学将继续改变日本，为企业、政府和整个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第一，女性劳动人数增加。从2012年到2017年，加入劳动力队伍的女性人数超过了200万人，2016年日本25—64岁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72.5%，超过美国的70.3%，并且更多的妇女在经济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

第二，减轻在职父母的负担。截至2017年底，日本政府为约500000名儿童提供更多托儿服务，将育儿假福利从50%提高到67%。

第三，加速女性的晋升。2016年底，担任私营部门管理职务的女性接近10%。2015年3月开始，日本政府要求上市公司公开在财务报告中担任行政职位的女性人数。通过与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合作，挑选和促进鼓励女性在职场上取得成功的企业为“Nadeshiko Brands”，并为女性候选人提供来自世界领先商业学者的高管领导力培训课程，进一步鼓励妇女在产假期间接受再教育。①以上第一项至第三项内容详见日本政府网：http：//www.japan.go.jp/women.

第四，启动限制女性就业的工作方式改革。在日本正在经历的人口变化之下，提高生产力和劳动力参与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2017年3月28日，在安倍首相作为主席的强有力倡议下，成立工作方式改革委员会，以实现一个人人都可以灵活选择各种工作方式的社会。根据这项计划，政府将实施结构和立法改革。具体内容有②具体进展见：http：//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80630-871466.：

（1）“同工同酬”的立法规则和指导方针：消除正规和非正规劳动者工作条件的不合理差距，使非正规劳动者得到公正的评价和更高的工作动力。

（2）加班工作的监管限制与罚则：确定加班工作的最长时间，并修改立法，具体规定即使在临时和特殊情况下也不能超过的限制。

（3）人力资源培养和支持再就业：支持个人重新学习，例如让曾经享有育儿假的妇女接受复职教育，以提高其技能和再就业能力。

（4）促进灵活的工作方式：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进远程办公以辅助和指导工作。

（5）引入新的儿童奖学金计划：建立新的体系，减轻经济负担，鼓励儿童不论经济状况如何，都能积极参加未来的高等教育。

总体而言，日本正在发生缓慢的变化。由于女性经济学，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增加，男性休育儿假的人数上升。关注女性及其工作成为政府和企业的治理重点领域之一。然而，要真正落实安倍女性经济学所提出的目标，仍然面临不少的困难和障碍。

3.面临的阻碍

旧的观念（如固有社会性别观念、企业文化）、法律税制以及双重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等深层次的挑战，仍然限制了女性的潜能发挥和职业选择。虽然安倍政府通过女性经济学将这些问题置于焦点之中，但目前它们仍然缺乏实现日本需要改变的动力。[13]

人文技术就是社会个体通过自身社会化以及长期社会文化浸染所形成的技术。笔者更倾向于将那些自古以来流传至今的调查技术界定在人文技术的范畴内。人文技术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技术的发源与运行都依附于调查人员本身。从宏观上说，《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展现出的谋略智慧严格意义上并不能认定为技术范畴，但却源源不断地在为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源泉。调查人员通过对谋略原理的深刻理解与灵活运用，在现实中为调查打开突破口带来了更多的捷径，形成了“谋略→措施→技术→制度”的知识产生路径。

第一，日本社会固有文化观念的影响。日本社会文化的典型特征是男性外出工作、女性照顾家庭。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于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之后深深扎根于企业和日本社会中，形成社会固有的观念。日本社会的税收、社会保障制度、家庭模式均是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日本内阁府2016年9月的调查显示，日本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见表1）；同时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观念也无重大变化，赞成丈夫应外出工作，妻子应坚守家庭的比例为40.6%，反对比例为54.3%。可见，日本社会中男女分工模式根深蒂固，短期内难以改变，社会中的性别规范和实践是实现女性经济学目标的强大障碍。[14]

表1 日本社会性别不平等调查指标一览 （%）

第二，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21世纪经济高速增长期为日本带来经济、商业的发达，以终身雇佣、集体主义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文化成为各国学习的样板。自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奇迹”以来，日本的工作场所以其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而闻名。在实践中，这通常意味着长时间工作，然后晚上和同事一起喝酒，以鼓励办公室的凝聚力。这些习俗在绝大多数男性劳动力中被广泛认可，但通常不被认为与抚养家庭相兼容。大多数日本办公室不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以便夫妇能够调整日程安排以满足抚养孩子的需求。尽管日本也为丈夫提供育儿假，但政府统计显示，只有不到2%的男性工作者选择使用假期，这就强化了女性照顾新生儿角色的观念。[15]且企业内部往往存在男性更受重视、待遇优于女性，而同等条件的女性则呈现相对待遇较差、晋升机会少的性别歧视现象。尽管1986年“平等就业机会法”通过，日本的很多公司都采用双轨招聘制度：一类是精英、专业工作者（Sogoshoku），一类是文职或行政工作（Ippanshoku）。2011年，只有11.6%的专业人员是女性，从一开始就有效地限制了女性的职业生涯。由于女性离开工作岗位生育孩子，许多公司从对培训的投资而抵制雇用女性进入精英阶层。[16]因此，扩大女性就业数量，提高其就业质量，前提应是改变企业的观念和行为，而这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

第三，法律和税收制度问题。日本的税制和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中隐藏了更利于女性婚后回归家庭、只从事非正式劳动的奥秘。在对日本非正式就业女性的调查中发现，超过80%的女性是主动选择计时而非正式工作的，这主要是为了合理调整家庭总收入，避免因夫妻双方共同工作反而导致家庭总收入的减少。日本于高速经济成长时期（1960年）实施了“配偶控除”这一所得税扣除制度，即有配偶的工薪阶层的税收起征点，要先扣除需要抚养配偶的部分之后再计算。该制度的初衷是消除工薪阶层与企业主之间的税负不公平，同时也有通过这一税制对妻子“主内之功”予以肯定。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的家庭主流形态成为“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女性婚后（特别是产后）回归家庭，部分在育儿告一段落后作为非正式员工重新参与社会劳动中。1985年日本确立了女性年金制度，妻子随丈夫加入国民基础年金（退休金），不需缴纳保险费就可以领取基础年金。次年，日本又设立了配偶特别扣除制度。这一制度下，如果丈夫有正式工作，当妻子的年收入超过103万日元时，反而会导致家庭总收入的减少。[17]若超过130万日元，家庭总收入减少的幅度会加大。如果妻子收入超过103万日元，那么不仅妻子不能享受家庭收入的课税起征点优惠，其收入本身将被课税，而且丈夫工资中的“配偶补贴”一项也会被取消。[18]而当妻子的工作时间超过普通职员的四分之三且收入超过130万日元时，除了不能享受上述税制优惠，妻子还需要自费缴纳国民年金或厚生年金。[17]这种倾向于保护家庭主妇的税制和社会保险制度，是导致长期以来大部分女性选择婚后从事非正式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有关该税制的改革已被纳入日本所得税改革的一环，日本政府正在推动有关改革进程。①日语名为：パーソル総合研究所。

第四，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性影响。日本劳动力短缺正在迅速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日本以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来划分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应对能力。由于成本问题，在过去十年中，升职机会较低和就业保障较弱的非正规就业比例迅速上升。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获得了这样性质的工作，但限制了她们的工作能力和职业规划。缩小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差异可以减少这些劳动力浪费。[19]日本1986年开始实施“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并先后实施“育儿休业法”和“支持培养下一代措施推进法”等，旨在促进女性就业并使其兼顾事业与家庭。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女性就业人数一直在增加。但女性就业的增加多是以计时工作为主的非正式员工的增加，正式员工的数量反而在减少。[17]也就是说，女性被鼓励在结婚之前作为正式员工，然后在育儿后作为非正式员工而再次工作。[14]因此，双重和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也限制了女性经济学的实施。

可见，真正实现安倍首相所希望的女性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巨大。最大的挑战是日本社会中的性别规范和实践。如何在增加女性就业的同时避免女性晚婚、少子化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是解决问题的焦点，只有二者兼顾，经济效果方能持续。也就是说，日本女性需要“全能化”——结婚生子、相夫教子、努力工作，才能成为推动人口、经济双增长的重要力量。这需要日本社会以性别平等为目的的革命性制度改革做后盾，更需要培养与之相应的企业文化与社会意识。[20]

4.难以根本上解决人口变化的趋势

要真正落实安倍女经济学需面临上文所列的诸多挑战，因而安倍女性经济学对于缓解日本劳动力不足的效果并不显著。如图1所示，厚生劳动省统计的数据显示，女性就业的增长率十分有限，尽管就业人数得到了增加。2013年安倍女性经济学相关政策从开始实施到2016年，日本女性就业率从42.6%增长到43.4%，增长幅度还不到1%，让人怀疑该政策的有效性。而且，这种女性就业增长率根本不足以弥补持续短缺的劳动人数。据日本Persol综合研究所①推算，到2025年，日本将会有583万人的劳动力缺口，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也推测，以政府现行的少子化对策，2060年日本的适龄劳动力将减少至4418万。②参见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24年1月推計）》。如图2所示，根据瑞穗综合研究所的推算，以现在数值为基准，到2065年日本的劳动人口数和劳动率将会一直下滑，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因此，女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并不能有效缓解日本劳动力短缺。

图1 女性占总劳动人口比重年度趋势

图2 劳动人口和劳动率的预测

与日本同样遭遇类似人口老化危机的国家，普遍以广纳移民来应对，唯独日本长期不愿敞开大门，即使近年对高技能外籍人士放宽核发签证或在留卡的规定，但迄今不见有太大的对外宣传动作。日本高盛首席策略师松井凯西表示，如果要追求长期经济成长，日本人口挑战最终将面对移民问题，但日本对大量引进外籍人士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极度忧虑，因而态度保守。日本政府认为，第一步应追求日本现有人口运用极大化。因此，安倍的女性经济学是日本应对人口挑战的第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

三、超越安倍女性经济学：应对日本人口动态变化的再思考

根据上文分析，安倍女性经济学长期内无力应对日本人口动态变化，促进日本经济增长并不明显。因此，面对日本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趋势，需要重新思考应对措施，日本需要考虑以外部因素来缓解国内问题，以谋求更广泛的发展空间。虽然如今日本相对地开放了移民政策以鼓励优秀的外国人才留在日本，但是只靠高层次人才的确很难解决产业空洞化、地方衰败、农业和渔业以及制造业劳动力缺乏等少子高龄化带来的诸多难题。[21]可以肯定的是，达到移民目标要比提高国家低出生率容易得多。允许高技能的外国工人在日本定居，也将为日本带来新的人才，提高其在各个行业的竞争力。目前，只有不到2%的日本人口是非日本裔。如果移民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增大，那么日本的固有观念将不得不改变，需将新居民纳入其中。[22]

对此，一方面应该考虑逐步改变诸多阻碍外来移民的条件；另一方面，还应该考虑积极同周边国家展开经济外交，放宽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条款吸纳外国劳工，以经促政，这样不但能深入而全面地解决国内难题，而且更有可能拓展日本的发展战略，以赢得更好、更多的发展资源。

（一）阻碍日本吸纳外来劳动力的因素

日本虽然积极接纳吸收高级技术人才，但是对单纯劳动者的接收政策却限制得十分严格。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统计，在世界移民的总人数中，北美接收移民的比例占14.6%，EU占9.3%，而日本仅占1.7%。[23]阻碍日本外来劳动力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以下层面：

1.法律制度因素

日本的《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中，将在日本就职的外国人分为十四项，其中最为普遍的是“技能实习”和“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24]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日本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就已凸显。1981年，允许以“研修生”的名义来引进外来劳动力，在经历十个月的学习后，如果通过考核，就可取得“技能实习生”的留日资格。但处于“研修生”阶段的外国劳动者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该制度建立之初，其目的标榜为促进日本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加强国际合作，为国际社会做贡献，而实际上却是获得廉价劳动力的一项政策措施。此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日本政府承担开放劳务市场带来的法律义务，但又以变通制度的方式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与“技能实习”在留资格相比，而根据“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而获得留日资格者一般在日本从事脑力劳动者相对较多。然而，此项签证的留日资格需定期审核，并且在家属探亲等方面存在很多不便，但想要转为制约性较低的“高度人才”或“永久居民”资格，则通常需要按分数评估，难度相对较高，并且此类人才并无法解决日本单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2.政治因素

为了维持政治稳定，日本政府对于移民政策一直比较严格。安倍内阁一直提倡比起外国人更应该积极合理利用本国的女性和老年人，因为这样更利于国内就业和政治、治安等方面的稳定。日本政坛也几乎没有移民作为政治家的案例。即使在劳动力十分短缺的时期，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日本接受移民的政策也相对保守。日本社会担心外来劳工进入，对独特的日本国家文化造成冲击，引起本国居民和新移民之间的社会摩擦以及给治安和居住环境带来影响。另外，移民的日语水平、融入日本社会的能力等，也是日本各界争论的焦点。

3.经济发展因素

长期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速相对缓慢，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工资和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相比从前，这就使得赴日工作的吸引力相对下降。特别是占日本外国人劳动者比重较大的中国，更多人愿意留在国内发展，因为出国打工在工资方面的优势已大不如前。[25]例如，根据日本法务省公布的在日本外国人统计数据，2013—2015年在日中国研修生人数逐年递减，从107174人下降到89086人，占外国研修生总数比重也逐渐降低，从69%降到46.2%。[26]因此，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发展中国家民众赴日务工的热情。

4.思想文化因素

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固有的“单一民族”和排他性思想使外国移民很难融入日本社会。比如，著名的日本企业乐天公司就将日本籍员工和外国员工分开工作，美其名曰便于文化交流和工作便利。日本的保守派认为，外来移民会扰乱了社会安定，因此主张通过利用女性和老年人来弥补日本劳动力的不足。这种固化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给日本接纳外国劳动者带来了障碍。

（二）以经济外交应对劳动力不足

近年日本外籍劳工人数不断增长（如图3所示），特别是2015年、2016年增长幅度较大，这与日本政府积极推进“高度人才”引进政策和促进赴日留学政策密不可分。[27]但这是否大幅缓解了日本的压力，日本社会的反响并不乐观。据日本有影响力的人力资源网站调查，日本的中小企业、服务业、住宿业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未减反增，有些中小企业员工短缺甚至没有人来应对来面试的求职者，服务业中被强迫要求加班和超时劳动的现象也屡见不鲜。[28]为了顺利引进充足的外来劳动力，日本政府除了积极引进“高度人才”，还应加强区域经济外交中的劳工问题合作，以补充劳动力不足。

图3 日本外籍劳工人数增长图

1.外籍劳工来源与日本经济外交开展的重点方向

短期内，安倍的“女性经济学”并未能有效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未能加快日本经济发展。日本政府谈判与签订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时应考虑更加宽松的劳工人才引进标准，特别是要加强与劳动力主要来源国的经济合作，以确保日本国内劳动力的充足。如图4所示，日本最大外籍劳工来源国为中国、越南、菲律宾和巴西，且所占比例相对平稳，约占69%至73%。虽然中国籍劳工占在日外籍劳工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在日本外籍劳工比例中依然保持绝对最高。除了与日本有特殊移民渊源的巴西以外，其余三国均为亚洲新兴国家，劳动力相对充足，其经济发展特征与日本有相对的互补性。如果进一步加强与这些国家合作，既有望振兴日本经济，又可以补充日本劳动力不足。

图4 外籍劳工来源国分布示意图

然而近年来，日本紧跟美国的步伐而疏远或后置了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外交。特别是在2010年中国GDP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日本越来越把中国当成是一种威胁，对中国加以防范与遏制。安倍政府推行的价值观联盟、海洋国家联盟、战略联盟、俯瞰地球仪外交等形形色色的外交战略，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作为防范与遏制目标，抱着同中国竞争与对抗的目的。[29]同时在经济层面，美国退出TPP后，极力推动达成CPTPP（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并且把对外经济援助当作重要的政策手段，加强与中国在东南亚和非洲的竞争。因此，日本目前经济外交中地缘政治色彩较重，阻碍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日本应该抛弃或减缓这种色彩，以实际需求出发寻求合作共赢。如加强东亚经济一体化、加入“一带一路”、与中韩签订深入广泛的FTA、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在区域经济中寻求获得劳动力来源，从经济外交层面解决劳动力问题。

2.降低劳工标准，吸引外来人才

劳工问题已然成为全球贸易规则谈判中的博弈点之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持不同的国际劳工标准政策。国际劳工标准，又称国际劳动标准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是指“超越一国主权范围、旨在约束各国政府及企业雇主的行为，保护劳动者权益及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规则”。[30]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是，劳工标准应该由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来处理，而非多边贸易组织。[31]282而发达国家特别是保护主义集团则主张执行更严格的劳工标准，以确保本国相关行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受阻的情况下，多边、双边、区域的贸易协定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劳工这一经济要素。而其背后的基本矛盾是发达国家企图利用劳工标准来提高自身竞争力，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

日本作为亚洲最早起步的发达国家，在国际劳工标准方面要比其他亚洲国家严格。一方面，这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能防止就业率下降，同时缓解与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竞争的冲击；另一方面，这种严格的劳工标准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本，对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低人工成本对其发展是有力的竞争优势。这种矛盾成为日本与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阻碍因素。日本应该在对外经济谈判中降低对劳工标准的要求。TPP中的劳工条款标准较高，要比现有国际劳工标准更加严格。TPP谈判中，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主张执行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而越南、智利、文莱等发展中国家则持反对意见，成为谈判的分歧点之一。[30]当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中（RCEP等），日本可就劳工条款层面做出适当让步，让渡部分技术和知识产权，在劳工政策的执行中杜绝双重标准，以此吸纳外来劳动力，使相关国家实现劳动力、技术层面的良好互动，解决日本劳动力不足；同时以此促进思想互动，人文交流，达成信赖关系，推动日本经济发展。尤其是日本应该强化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建设，解决日本国内因劳动力短缺等因素造成的经济增长乏力问题。

3.统一劳工标准，强化法律保障

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类似，日本因在对待外来劳工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也被诟病。日本企业加班过度、过劳死屡屡发生对外来“研修生”“实习生”“留学生”的剥削和压迫一直存在。甚至有一些企业以提供奖学金为由，雇用留学生从事送报纸之类日本人讨厌的低工资、劳动量大的艰苦行业，有媒体称这简直是“现代的奴隶制度”。[32]因此，应在法律层面给予外来劳工保障，才有可能使日本更容易获得充足的劳动力。因为在法律条约的范围里，确保外来劳工的权益有利于他们在主观上获得安全感和信赖感，不仅可以使双方在获得技术和劳动力方面共赢，而且在文化交流、思想互动方面都相对容易深入沟通，促进各国消除误会、相互理解，从观念和意识的互动中寻求进一步合作共赢，以此促进亚洲邻国展开切实有效的经济合作。

目前日本的移民政策已有积极的转向。日本政府2018年6月15日通过了一项新的政策，计划在未来7年中允许多达50万外籍劳工进入日本，以缓解日本国内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该计划的通过标志着日本政府在相关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日本开始正式承认依赖外籍劳工来克服劳动力日益短缺的问题。[33]

四、结论

作为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女性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充分释放女性这一潜在劳动力，以缓解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劳动人口不足的压力。但却无法改变日本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的局面，无法构筑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日本应充分考虑以外部因素补充国内不足：其一，应积极克服诸多阻碍外来劳动力因素，为吸纳外来劳动力创造有利环境；其二，应有重点地选择区域经济合作，放宽区域经济外交谈判中的劳工条款，积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人口有一个“孪生恶魔”的比喻：人口增长如果超过了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那将导致“马尔萨斯式恶魔”；而人口停滞进而使需求不足，将导致“反马尔萨斯式恶魔”。制服一个恶魔的同时，另一个恶魔将逃脱。放到日本身上，半个世纪前的日本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农业人口居多，工业资本不足，生产简单且质量低下的消费品。日本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至少部分归功于与战后人口转型相关的高储蓄率。但是，促进储蓄的青年抚养比率已经下降，现在正在逐步上升转化为老年人抚养比率的膨胀，其效果恰恰相反。这是日本经济奇迹的人口红利的“解体”。日本在20世纪下半叶驯服了马尔萨斯的恶魔。但是与此同时，它不可避免地让“反马尔萨斯式恶魔”逃脱了，它现在必须在21世纪的前半期驯服。[7]这样的教训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