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武装保卫苏联”与中共独立自主道路的探索

廖晓君

[摘 要]共产国际根据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向中共三次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中共指导革命实践的政治策略也随之经历了三次显著性的变化，即舆论造势、示威游行逐渐向民族主义进行转变，并呈现水土不服、不合时宜、愈加独立自主的特点。这一清晰的历史变化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将尊重、服从共产国际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历史选择，这对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中苏关系

[中图分类号] D16；D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10-0035-05

共产国际曾三次向中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由世界革命利益为中心日益向苏联利益为中心进行倾斜，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苏联利益与中国革命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面对这一冲突，通过不断的革命经验总结，中共最终走上了一条日益成熟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主要集中对其中一次的历史事件作深入性的思考，而将三次“武装保卫苏联”做系统性考察的却涉猎较少。因此，本文拟对中共三次应对共产国际指示所做出的不同战略回应，做系统性的历史考察。

一、三次“武装保卫苏联”与中共的应对策略

（一）中东路事件：从世界革命的角度进行舆论造势。1928年7月17日，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在帝国主义密集其军事势力对抗苏联的形势之下，共产国际提出了“为力争苏联的前途，我们不能不有系统性的准备，转变进攻苏联的战争为保卫苏联及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内战争”[1]。为此，共产国际强调了保卫革命的重要性，将保卫苏联以防止新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三大任务之一。[2]此时期，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其指导之下，将国内革命的胜利与保卫苏联相结合，中东路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性事件。

1929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行所谓改变中国不平等地位的革命外交，张学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从苏联在北满地区占有的特殊权益入手，实施收回东北权益的计划。5月27日，张学良在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中查获赤化文件多件，以宣传共产主义违反奉俄协定为由，逮捕总领事以下馆员30余人。[3]7月10日，国民党武装驱逐苏联在中东路上的一切职员，拘捕300余人。[4]这一事件，引起了中苏两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激烈冲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抗议，并且宣布“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处，及其驻苏联领土上之各领馆，亦不问国际公法之约束，而不承认其享有国际公法所赋之治外法权”[5]。与此同时，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组织了一个特别集团军，使其处于备战状态。

对于中东路事件，苏联当局认为这是“当前国际资本和国际帝国主义反苏活动日趋活跃的明显标志”[6]。面对这一判断，中共也认为国民党就是借中东路事件开展反苏反共的活动，因此在舆论上作出了保卫苏联的积极响应。首先，192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认为苏联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任务是“要帮助全世界被压迫劳苦群众的革命运动，以完成世界革命”[7]。中共中央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制定宣传大纲，要求各级党部扩大宣传，在即将到来的八一示威活动中，将“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进攻苏联”作为主要宣传口号，并极力提倡“作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运动……使广大群众更加认识国民党做帝国主义工具的面目”。[8]其次，在兵运工作的宣传上，中共把争取士兵群众的日常工作与拥护苏联相结合，强调“在宣传上，目前必须着重士兵痛苦與武装进攻苏联及军阀战争的联系”[9]，并将士兵了解拥护苏联的意义作为兵运工作的重要任务。再次，在广大农村地区也作了积极宣传。1929年7月，在京东县（北京附近），开展了农民抗税运动以配合保卫苏联的活动。上海在收到有关中东路事件的消息后，于1929年7月14日，在中共的领导之下高举反帝同盟旗号，进行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镇江、南通等城市也进行了积极响应。天津成立了半合法的苏联委员会，举行了保卫苏联周运动。[10]

由此可见，中东路事件发生以后，中共积极响应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组织了反对国民党、拥护苏联的大规模宣传活动。然而，中东路事件是涉及中苏两国国家利益的事件，苏联和共产国际把蒋介石反共反苏的活动夸大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开始而极力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这就为蒋介石虚假宣传民族观念提供了方便，使得中共在革命活动中陷入被动。1929年12月22日，中苏签订了《伯力协定》，自此中东路恢复到冲突以前的状态，这一事件不仅导致东北军损失惨重，并且严重暴露了东北军的实力和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可干预的程度，为日后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

（二）九一八事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931年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蔓延，而同时期的苏联，五年计划获得了巨大成功。7月2日，万宝山事件发生，日本公开宣称，“这是对俄对华政策之先声”，而且毫不隐蔽的说，第二次日俄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了。[11]随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采用经济封锁的政策，并在苏联边境驻扎军事。针对此种情况，共产国际认为：“两个世界的对立不能不引导到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积极准备，目前反革命的反苏战争对于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的威胁。”[12]这表明在共产国际看来，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敌视政策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家间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共产国际认为，日本政府的直接军事行动将不限于南满，“在武装入侵满洲与准备武装干涉苏联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13]，并且进一步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将引起世界各国甚至与中国殖民政策直接相关的国家，疯狂开展反苏运动和紧急备战工作。[14]面对这一指示，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其显明的目的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更积极更直接的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15]。随着国民党对日本实行不抵抗政策，在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中共认为，“这一事件，必然将更加紧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掠与对于苏联的进攻”，“这一事件将成为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16]为此，中共进一步加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工作，在苏区与非苏区之间组织建立了“苏联之友”协会，并在苏联红军十四周年的纪念日上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游行示威，将“反对日帝国主义向苏联挑战”“为苏维埃政权血战到底”等作为主要运动口号。[17]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国内广大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要求一致对外、坚决抗日，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此时中共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政策上仍然实行关门主义。正如张闻天所说，“我们对于学生的义勇军，对于抗日救国会等组织的参加与领导都表示不够。我们甚至惧怕民族二字，恐怕一谈民族，就会堕落到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泥坑中去似的”[18]。与此同时，国民党以民族主义为由对中共进行了虚假宣传，认为中共不顾民族利益而一味向苏联靠拢，这就使得民众深陷民族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面对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中共仍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极力宣扬武装保卫苏联，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矛盾的激化，使得民众认为“共产党的主张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还觉得共产党没有能灵敏的满足他们的民族的要求。甚至以为共产党是根本反对‘爱国运动‘抵货运动与‘民族运动的”[19]。

（三）苏德战争：向民族主义日渐转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在德国的大举进攻下自顾不暇，逐渐减少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共自身对国际局势变化的认识与判断产生了显著变化，逐步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依然认为德国进攻苏联，“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击，而且也是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打击。保卫苏联同时也是保卫各国正在进行反对奴役者的解放斗争的人民”[20]。随后，日本在太平洋集结海军舰队，并将其部分军队调到满洲。共产国际此时极力要求中共坚决抗战，以避免苏联陷入东西作战的两难境地。面对这一要求，中共在提出“保卫苏联就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同时，出于日军在华北已盘踞4年、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考虑，并未采取与日军直接武装对抗的方式。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中强调：“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21]通过对敌我实力对比的判断，中共制定了同日军打持久战的策略。这一策略的实施，既能达到以实际行动抗击日本以援助苏联的目的，又能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积极抗战。

随着德军将全部武力集中于对苏战场，中共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法西斯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对于一切抗日反德意与援助苏联者均欢迎之，对亲日亲德意及反苏分子均反对之”[22]。从世界格局出发，积极倡导全世界国家团结起来以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充分体现了中共的大局意识，呈现出日益成熟的特点。这一转变与此时期中共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具有密切的联系，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多了”[23]。

二、中共三次应对“武装保卫苏联”的成效评价

（一）水土不服的国际主义。中东路事件发生以后，中共积极响应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保卫苏联是共产国际的基本政治口号，说明了无产阶级国家革命利益的内在一致性。在保卫苏联问题上，由于共产國际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这一口号也随之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关于怎样处理夹杂着国际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复杂问题，列宁曾经指出：“每个革命的工人政党，每个共产主义政党在战争时或者在帝国主义侵略时都应该进行首先反对本帝国主义的斗争。”[24]1924年，列宁逝世，共产国际进入自身发展的中期阶段，联共（布）党内斗争日益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矛盾重重。此时期，保卫苏联的口号由过去强调各无产阶级国家互帮互助转变为完全以苏联利益为中心，要求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毫无保留的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东路事件发生以后，中共提出了要在“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实行号召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行动，以破坏国民党的统治，以灭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来达到革命的胜利”[25]。这表明，面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涉及到中苏两国矛盾时，中共毫不犹豫地把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等同于镇压工人阶级与压迫民族的战争。这种不顾国际局势的变化、一味坚持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而忽略民族问题，是变了味的国际主义。

此时期，中共在宣传领域高举“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国民党政府以此为由，大肆宣扬中共不顾民族利益而拥护苏联，从而导致国民党“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26]。中东路事件涉及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在关系国家民族利益面前，依旧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在策略上的劣势显而易见，成为了国民党攻击中共、欺骗民众的口实，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陷于孤立境地，不利于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正如陈独秀所说，“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口号”，“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27]

（二）不合时宜的国际主义。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共产国际仍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指导中国革命，即日本入侵东北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进攻苏联。然而在日军入侵东三省之后，便很快扶持了一个伪满洲国。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发动这一事变的日本少壮派军人，纯粹是以阻碍国民党统一中国，防止英、美势力进入满蒙地区，意图牢牢控制和占有中国大陆满蒙地区为目的的。”[28]由此可见，占领东三省是日本称霸亚洲大陆政策的既定方针，苏联并非其入侵计划的首要对象。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面对日军侵略行为的进一步加剧，1931年9月23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当然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适合，因为它只能使帝国主义们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起来。”[29]由此可见，在中华民族深受外敌入侵之际，苏联极力强调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而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显然是出于自卫的目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面对民众的觉醒，中共积极倡导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性，但是在时局的判断上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将日军入侵中国看作是进一步进攻苏联的导火索，并于1931年11月发表了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及其强盗集团——国际联盟告国民书，认为“正因资本主义的世界无力排除它们自身内部之矛盾，更不得不另辟蹊径，用国际联盟之类的组织及把戏，以图达到它们干涉中国工农苏维埃革命运动及消灭苏联之最大目的”[30]。再加上国民党此时实行虚假的民族主义宣传，这就使得在抗战初期，苏维埃与苏维埃红军在民众心中变成了与民族运动不相关的东西，民众产生了对中共的不满情绪，影响了中共的形象，也不利于抗战的进行。

（三）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辩证统一中走向独立自主。苏德战争爆发以后，面对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中共吸取前两次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从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立场出发的应对政策。随着日军日益扩大其侵略范围，1941年6月，中共发表了《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一文，宣扬民族至上的口号：“他是被用来动员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着主要的民族敌人——日寇，作生死存亡的决斗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该服从总的民族利益。”[31]从总的民族利益出发，制定抗击日寇的策略，强调在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立场上的联合统一战线，是中共第三次应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总的出发点。强调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立场并不拒绝外援，积极争取外援也绝不放弃自求民族解放的立场而介入或附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争中去，是中共日益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辩证哲学。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中共不仅在国内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积极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强调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32]。

整体来说，从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再到苏德战争，面对共产国际三次“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在复杂的国际利益与民族利益面前，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单纯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僵化、机械采取应对策略向日益走向獨立自主的转变。正是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经验总结，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共自身发展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33]这也启发我们，当今时代，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依然是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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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