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乾隆朝禁毁戏曲的独特性

摘 要：乾隆皇帝是统治者也是文人，他在位期间文化高度繁荣，同时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也得到空前的强化。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乾隆的禁毁戏曲活动体现出了区别于前代统治者禁毁运动的独特性。本文从禁毁顺序、禁毁措施、禁毁对象和禁毁影响四个方面，结合乾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以及搜访书籍、掀起文字狱、六度南巡等活动，总结出了乾隆禁毁戏曲活动的四点独特性。

关键词：乾隆；戏曲；禁毁；独特性

作者简介：陈思晗（1993.9-），女，汉，江苏南通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3--03

清代是戏曲高度发展的时期，戏剧作家与作品大量涌现，戏曲理论和批评不断产生，地方声腔和剧种各有进展。清代同时也是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逐步加强的时期。戏曲作为俗文学的一种，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常常包含了满族统治者所敏感的政治事件和民族问题。从传播角度看，戏曲拥有广阔雄厚的群众基础，它既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又能潜移默化影响大众，令清代统治者时刻警惕，满人统治者出于巩固少数民族政权的目的，对于戏曲多釆取禁毁的政策，特别是在君主专制如日中天的乾隆朝，戏曲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控制。

乾隆帝为维护统治，加强君主专制，在文化方面的掌控意识逐渐强烈，掌控力度也逐步增强，同时乾隆既是满族政权统治者又是文人的双重身份，编纂《四库全书》，掀起文字狱，六度南巡等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政策。以此为背景，乾隆朝的禁毁戏曲活动体现出以下几个独特性：

一、禁毁顺序：循序渐进的阶段性

对于戏曲的禁毁贯穿于乾隆在位的六十年期间，根据不同时间段禁毁重点的不同，乾隆朝戏曲禁毁可以划分为继承期、发展期、巅峰期和延续期四个阶段。

（一）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七年：继承期

这一时期乾隆在戏曲禁毁方面以重申旧例为主，他颁布的戏曲禁令基本在清朝前代已出现，譬如乾隆三年禁止坊肆市卖淫词小说：“严行查禁”“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1]的律令在顺治九年被第一次提出，并且在康熙二年得到巩固；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禁止装扮帝王圣贤[2]源自雍正三年的禁止搬做杂剧律例；其他条例如禁旗人进戏园[3]等，都是顺治、康熙、雍正朝已经颁布过的旧例，乾隆在这一时期继承并稳步推行了前代的戏曲禁令。

（二）乾隆十八年至乾隆三十七年：发展期

这一时期的戏曲禁毁活动除老生常谈的禁夜戏、禁丧戏、禁赛社戏外，以乾隆十八年下旨禁止满人翻译《水浒》、《西厢记》为标志，乾隆禁毁戏曲有了新的进展。《西厢记》和《水浒》在乾隆的谕旨中被认为是汉人“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的“恶书”，他不仅严禁满人私自翻译，更是下令将“原板尽行烧毁”[4]，这是乾隆第一次在谕旨中颁布对指定书目的禁毁令，为之后的大规模禁毁戏曲剧本奠定了基础。

（三）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九年：巅峰期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设立之后，全国范围内的搜书征书和文字狱的愈演愈烈，戏剧曲本也难逃被波及的厄运。这一时期乾隆禁令频发，对戏曲的查禁力度越来越大，剧本剧目成为官方禁毁的重镇，以《喜逢春传奇》、《鸳鸯绦传奇》、《广爰书传奇》为代表的大量戏曲剧作因含有“违碍字句”反复遭到禁毁，乾隆甚至要求官员对于这些戏曲剧作刨根究底，下令查处原本，乾隆朝的禁毁戏曲活动也随之达到巅峰。

（四）乾隆五十年至乾隆六十年：延续期

以乾隆五十年京师五城禁止秦腔演出为标志，乾隆禁毁戏曲的重点从剧本剧作转向剧种声腔，这一时期虽然禁毁的声势随着乾隆步入暮年，统治由盛转衰而渐歇，但清朝戏曲的发展依然处于乾隆帝的严密监控中，戏曲禁毁运动仍在延续。

二、禁毁措施：细致详备的制度化

乾隆统治时期，戏曲禁毁手段在沿袭前朝策略的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乾隆朝的戏曲禁毁不再是统治者的“独角戏”、“一言堂”，也不再是遇事而发，零散禁令的颁布，而是一种高度制度化、体系化、完备化的查禁。

（一）自上而下的参与性

从禁毁戏曲的参与而言，乾隆朝禁戏运动呈现出帝王谕旨、地方政令和民间舆论自上而下，官私合力的全面性。乾隆作为最高统治者多以谕旨诏令的方式直接发布禁令，负责乾隆朝禁戏活动具体事务的大多是地方要员或者朝廷特派钦差，譬如当时的江苏巡抚萨载、两江总督高晋、江西巡抚郝硕等，他们或是奉旨查办，或是主动奏请查缴，无不唯乾隆谕旨马首是瞻，并且将禁毁的指令传达到下级官僚机构。

同时，一些来自民间的非官方力量也加入禁戏运动中，乾隆朝著名的剧作家如黄文旸、沈起凤、张照等都曾参与戏剧曲本的删禁、抽掣工作，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这些在当时曲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参与禁戏，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禁毁运动在民间的舆论影响力。

（二）查缴戏曲的系统性

乾隆朝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禁毁机构行“寓禁于征”之职，对戏曲剧本实行系统化搜查和删禁。禁毁机构在中央以四库馆为代表，四库馆虽是为编纂《四库全书》而专门设立，但在禁戏过程中四库馆官员大范围搜访遗书的同时，也以此为便利查缴了大量戏剧曲本。同时乾隆在各省、府、州、县衙门也下令设局征集查办本地区戏剧剧本，其中较为知名的有乾隆四十五年命伊龄阿、全德在扬州设立的删改戏曲词馆。

在专门机构的运行下，乾隆朝戏曲的查缴过程也愈加体系化。根据乾隆四十五年頒布的谕令可以看出乾隆朝戏曲的禁毁流程：首先由各地收书局进行戏曲剧本的征集，然后由各地官员“留心察看，有应删改及抽掣者，务为斟酌妥办”[5]，再次由官员对被列为禁毁书目的剧本原本进行追究，最后各地的禁毁戏曲剧本及目录都通过奏折的形式递交至中央，由乾隆批阅并集中销毁。乾隆朝查缴戏曲的严密的集权性和有序性足以体现。

（三）戏曲禁令的完备性

从戏曲禁令上，乾隆朝制定和颁布禁毁律令较之前人而言，涉及范围扩大，条例细致详备，织就了严密的法令罗网，不仅针对戏曲的创作、表演、传播，还对戏曲接受群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譬如乾隆十年颁布的《大清律例》中，对戏曲表演者提出了倡优及子孙不准入考捐官的禁令，进一步对表演者的地位进行了压制；在戏曲接受方面，乾隆二十七年禁止“在京需次人员如戏园看戏”[6]，对戏曲观赏群体进行了限制；在表演场所方面，乾隆三十一年又颁布禁止苏州戏园之设的谕旨等等，乾隆朝的禁戏律令囊括了戏曲活动的方方面面。

三、禁毁对象：空前强烈的主观性

乾隆在封建统治史上以独断专权而著称，他自诩文治武功天下第一，不仅在军事上成果卓绝，在文化上也掌握着绝对的霸权，乾隆朝禁毁戏曲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帝王主观思想和个人好恶对禁毁对象取舍的直接影响。

（一）对夷夏之辨的重视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这一特性，决定了乾隆的统治以维护满人的上层地位出发，随着查禁过程中文字狱的大规模爆发，乾隆禁毁戏曲活动中的民族主义色彩空前浓厚，乾隆十八年禁译《水浒》、《西厢》的谕旨则将乾隆空前的民族优越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秉乎天性，……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如愚民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7]

在乾隆看来，满人天性本纯良忠义，后天习俗的恶变，是被汉人《西厢记》等戏曲小说蕴含的淫盗之论影响，它们是汉人的陋俗，必须全面尽毁。这种有失偏颇并且极端民族优越感，在乾隆朝禁毁活动中导致了大量的汉人戏剧作品惨遭厄运。

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对于民间的反清暗流尤为敏感，在戏曲方面多次查禁涉反满思想言论的戏曲。乾隆对于反清言论的敏感度不断提高，除了查禁含有违碍字句，涉及政治事件的戏曲剧本，凡在内容上“关涉本朝”，表演上“扮演本朝服色”或者题材上扮演“宋、金故事”[8]的戏曲都遭到严禁。更甚者戏曲文本中凡是虏、戎、胡、贼等字词，也遭到乾隆的禁毁。如《鸳鸯绦传奇》因为剧中多有“虏酋”、“虏骑”、“虏蠢”、“洗膻”等字词，并涉及清兵入关情节而被多次查禁。

（二）对雅正文学的推崇

乾隆帝既是统治者又是文学家的双重身份，极大影响了他在禁毁活动中对戏曲作品的取舍。戏曲作为民间流行的俗文学，语言内容较浅显粗俗，乾隆也多次指出小说戏曲内充斥“琐语淫词”，不利于民风发展，这是乾隆作为统治者从社会教化角度禁毁戏曲的原因。另一方面乾隆作为热爱创作诗文的作家，在文学上以儒家经典为正统，对戏曲这样影响儒家正统地位的小道之学多加排斥。

乾隆禁戏，首先是出于对社会风气的整肃。在社会影响方面，乾隆要求文学能够起到正风俗醇人心的治世治民之功效，而在乾隆心目中戏曲的作用往往背道而驰，不得不对其进行禁毁，如前文所提到的乾隆十八年谕旨中将《水浒》和《西厢》与四书五经对立，称之为“秽恶之书”，认为戏曲的流传不仅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反而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性的不利因素，必须严令禁止。

其次，戏曲的粗浅也受到乾隆作为雅正文学推崇者的厌弃。如乾隆四十六年江西郝硕上奏言：“查江右所有高腔等班，其词曲悉皆方言俗语，鄙俚无文，大半乡愚随口演唱，任意更改……不值刪改，倶应尽行销毁。”[9]从奏折中看，乾隆禁戏的主要标准还包括了对戏曲内容和遣辞造句的判定，对于内容鄙俗，行文杂乱之作乾隆是极其否定，明令销毁的。

四、禁毁影响：荣衰并存的极端局面

禁毁与扶持并进是乾隆朝戏曲政策的独特之处，乾隆帝一方面在禁毁戏曲方面睚眦必究，全力清剿，另一方面乾隆自己本身痴迷戏剧，潜移默化中扶持内廷戏曲，又通过南巡促进地方戏曲的发展，式微与繁盛并存是乾隆朝禁毁戏曲所带来的两种极端结果。

（一）弊：禁毁政策下文人戏曲创作的衰落和文献资料的散佚

乾隆朝大规模的戏曲查禁运动和清廷大肆兴起的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对以文人戏曲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戏曲造成了承重的打击，阻断了戏曲的正常发展趋势。戏曲禁毁条例如同套在文人头上无形的枷锁，扼制了戏曲创作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

中国古典戏曲产生并盛行于民間，承载着底层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能够及时反映现实社会中的重大事件，成为剧作家针砭时弊的武器。然而在乾隆朝，大批具有现实意义的戏曲作品却先后被查禁、删改、焚毁，再加上文字狱充斥朝野，禁毁不仅针对作品，更针对作家，因此使得越来越多的戏曲作家不敢涉足创作领域。

虽然文人的戏曲创作并未完全消失，但这一时期的文人在禁毁的阴影下，不敢再触碰和涉及被判定为“违碍”的题材语句，转而依附乾隆的文化政策而生存。这一时期，以杨潮观、蒋士銓、张照等剧作家为代表、伦理道德剧和赞扬歌颂剧成为的戏曲创作的主流，他们在作品中或大力宣扬忠孝节义，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随着大量文人撤出戏曲创作领域，戏曲创作数量锐减。同时在政策的高压禁锢下，文人戏曲创作无论是在题材、内容和思想方面都缺乏生命力和创新性，丧失了现实意义。同时乾隆对于戏曲的销毁，也造成了戏曲剧本的散佚和消亡，使得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在文学史上的消失。

（二）利：中央集权下宫廷戏曲和江南戏曲的繁盛

乾隆对文人戏曲大规模禁毁确实在统治层面上加强了文化霸主的话语权，也实现了对于社会文学风尚的引领。乾隆动用君主权力集全国之力组织曲家词臣编演宫廷大戏，在南巡过程中不断征召昆曲艺人进京以扩大南府和景山规模，以谕旨的方式确立昆腔的正统地位，使伦理道德剧在戏曲届广为流传。乾隆甚至为宫廷大戏特地建造了宁寿宫畅音阁、寿安宫、承德避暑山庄清音阁戏台[10]，每逢月令、庆典和寿辰，率后宫、皇子和权臣在此观内廷承应戏，将宫廷大戏的发展推向顶峰。

同时，随着乾隆南巡的开始，江南各地为了博得乾隆的欢心，以盐商的财政支持为后盾，不断编撰排演迎銮大戏，建造华丽戏台，乾隆第五次南巡，扬州盐商巨富甚至将魔术、焰火等技艺用于戏曲表演，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戏曲在表演内容和形式上的繁荣。

结语：

综上所述，乾隆朝禁毁戏曲的力度和广度是前代前所未有的，对于文学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乾隆朝的戏曲禁毁活动规模再大，涉及再广，也只是在物质形态方面销毁戏曲，在精神层面造成世人的恐慌，无法彻底消灭和杜绝戏曲在民间以口头相传的方式顽强地存活与流传，中国古典戏曲的艺术魅力是强权政治无法掩盖的。对于乾隆朝的禁毁戏曲，我们应该客观地回顾、看待和反思，不可一味地批判与否定。

注释：

[1][4][5][7]《清实录·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六册第552页，第十四册第773页，第二十二册第939页，第十四册第773页。

[2][8]丁淑梅：《清代禁毁戏曲史料汇编》，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第125页。

[3]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大清律例》卷三十四《刑律·杂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页。

[6]延煦等：《台规》卷二十五《五成》七，光绪十八年（1892）刊本，第13页。

[9]同注释8。

[10]王春晓：《乾隆时期戏曲研究——以清代中叶戏曲发展的嬗变为中心》，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