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发展:新时代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高端论坛会议综述

2018-10-30 09:01陈有志郑章飞刘平郭超宋小华张婷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8年3期
关键词:大学图书馆图书馆学

陈有志 郑章飞 刘平 郭超 宋小华 张婷

摘要 2018年3月23-25日,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部主办的“创新与发展:新时代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高端论坛在湖南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围绕新时代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创新与发展这个议题,从图书馆学的边界、方法、规范与建构,图书馆学教育,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与馆员能力建设,阅读推广以及图书馆的未来等不同视角切入,诠释了新时代图书馆学科建设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方向。

关键词 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创新 图书馆学 会议综述

分类号 G258.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8.03.001

党的十九大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使命、文化创造、文化进步4个关键词[1]。2017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颁布,并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结束了我国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无“上位法”的窘境。为展望和谋划党的十九大后新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丰富《大学图书馆学报》栏目内容,提高《大学图书馆学报》办刊水平,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部主办,湖南大学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工作》编辑部承办的“创新与发展:新时代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高端论坛于2018年3月23-25日在湖南大学举行[2]。编委会22位专家学者和湖南大学的主管校领导、骨干馆员等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围绕会议主题,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与研究方向,掀起了一场探讨新时代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头脑风暴。

1 图书馆学的边界、方法、规范与建构

1.1 图书馆学:从软科学走向硬科学

新时代图书馆事业有新的变化与新的发展。图书馆学科面临着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学科发展的压力,图书馆建设与发展也需要面对技术的变革和用户行为的变化,因此,无论是图书馆学研究,还是图书馆的业务重心与核心能力都面临着巨大的变化。

新时代的图书馆学科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学科特性从以图书馆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研究对象从文献组织与管理,到数字对象(信息、数据、知识)的组织与管理;发展模式从以图书馆员能力为主导,到用户需求与新兴技术双驱动;核心能力从查询与检索,到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技术方法从以文献整理为主体,到以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智能科学为主体;学科属性从人文社科主导的管理学科,到技术主导的管理学科。面临变革,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初景利教授大胆提出“图书馆学:从软学科走向硬学科”之说,并且提出了实现路径:坚守与包容(图书馆学需要坚守固有的学科传统,但也要淡化学科边界,打破学科界限,最大限度地开放包容);跨界(跨界能力也是学科发展能力的重要体现);融入(需要加强对情报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智能科学等技术科学的融入);介入(介入学术主流,增强对其他学科的渗透和影响)[3]。

面对“用户是否需要图书馆?”“图书馆是否将继续被边缘化?”“图书馆是否将消亡(后图书馆时代)?”等问题,初景利教授认为,其答案取决于图书馆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图书馆是否重要关键看用户的需求,“未被证实的价值是没有价值的”。新时代用户需求包括学科服务、知识咨询、情报分析与研究、数据管理与服务、出版服务、智库服务、智慧服务等。用户需求决定了图书馆的职业特点为:直接面向用户需求与用户过程;知识性、创造性、增值性服务;具有研究性;非中介性;高学历、高素质。用户需求决定了图书馆需要做好五个布局:到馆的服务、网络的服务、教学支撑服务、科研支撑服务、管理支撑服务。用户需求决定了图书馆的立馆之本为基于研究的服务和基于服务的研究。没有研究,就没有服务,任何深度的服务都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服务的能力体现的是研究的能力。没有服务,就没有研究,任何研究都必须面向服务,通过服务检验研究的效果。研究的能力将决定图书馆服务的能力。

1.2 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方法百家争鸣

研究方法直接影响一项研究的信度與效度。1975年,库普尔莱雷(Kumpulaineii)对同年刊登在30种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上的632篇文章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所有的可选研究方法中,实证研究法占50%,历史研究法和问卷、访谈调查法则名列数据收集方法的前两位,所占百分比分别为13.1%和10.9%[5]。1996年,白崇远对《图书情报工作》1984-1994年10年刊载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归类统计,其中理性思维方法占研究方法总量的41.20%。此外,概念分析法和历史研究法分列第二和第三位,所占百分比分别为12.30%和9.10%。2006年,马费成等通过词频统计对研究方法分类,对比国内外研究差异,发现相比国外更多的采用实证分析、案例研究和文献推理等,国内则多使用定性描述方法,对实证研究涉及较少[6]。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司莉教授带领学生通过实证研究,将图书情报领域常用的研究方法归纳为调查法、实验观察法、实证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历史与史料分析法、理性思辨法、关联分析法、计量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模型展示法、数据挖掘法、统计分析法、数学方法等14种,通过对《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大学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 4种期刊近5年共计3918篇文章进行研究发现:(1)在研究方法的使用频次上,调查法、理性思辨法、实证分析法、模型展示法、案例分析法是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的主流方法。(2)在研究方法的整体应用上,《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图书情报工作》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以调查法、理性思辨法为主;《大学图书馆学报》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以调查法为主,其次是案例分析法、理性思辨法;《情报学报》论文中使用的各研究方法较为分散,其中以模型展示法、实证分析法、统计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所占比例较大。(3)在研究方法的个体应用上,调查法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中使用的频次较高,已超过25%;理性思辨法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使用的频次最高,《图书情报工作》次之;实证分析法在《情报学报》中使用的频次最高,《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图书情报工作》次之;模型展示法在《情报学报》中使用的频次最高,另外3种刊物使用较少;案例分析法在《大学图书馆学报》中使用的频次最高,另外3种刊物使用较少。

1.3 图书馆功能没有“颠覆性”改变,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规范与创新迫在眉睫

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与建设既是学科逻辑化、体系化的需要(名词、术语、命题、原理/定理、推论等),也是教材、教学、培养人才及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需要;既是指导实践的需要,也是“馆员学者化”的需要。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叶继元教授认为,新时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流是跟进研究,在某些领域可以做到平行研究,在个别领域应该争取引领研究。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图书馆功能没有“颠覆性”改变!正如20年前数据资源、网络技术对图书馆的影响一样,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也是如此;对于信息技术发展对图书馆的影响,不可高估,更不可漠视。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既要有创新(包括概念创新、方法创新、观点创新、理论创新等),也需要一定的规范。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创新是目的、规范是手段。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定的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准则和要求,是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括。一个学科的发展,依赖于该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努力,只有通过共同体的讨论和认可,才能形成规范。规范不是哪个人、哪个机构单独制定的,而是来源于和发展于学术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规范是不断变化和不断完善的。

1.4 图书馆标准规范应该紧跟国际趋势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刘兹恒教授诠释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和美国、英国、日本的图书馆标准规范,指出图书馆标准规范的国际趋势有以下几个特点:(1)注重实用性,紧密跟随社会、技术和行业的变化,引领图书馆理念和业务的发展。(2)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目前特别重视技术标准和信息资源建设标准,对图书馆服务和绩效评估类管理标准加大关注。(3)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在图书馆标准规范的制(修)订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4)及时更新和修订,尽可能保证标准规范不落后于需要。(5)信息公开透明,相关网站上会显示正在制订和更新标准进展情况的所有信息。

我国目前图书馆标准规范的特点是:(1)以业务、技术类标准为主,管理、服务类标准少。我国图书馆标准规范目前主要集中在文献工作和数字图书馆工作方面,在图书馆管理及服务方面,目前仅有4个相应的标准。(2)以国家标准为主,行业标准为辅,地方标准为补充,缺少行业标准。(3)以推荐性标准为主,强制性较弱。目前我国图书馆相关标准规范只有两个是强制性标准,其余均为推荐性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图书馆学会在参与标准制订方面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完善我国图书馆的标准规范体系。

1.5 中国图书馆学可以引领其它学科、引领学术

扬州大学文学院傅荣贤教授以《面向中国图书馆问题的中国话语建构与中国思想生成研究》为题,强调中国是一个独立话语主体,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需要各行各业去努力,图书馆也不例外。目前中国图书馆最大的问题在于自我身份的缺失,一直还在跟着西方走。中国要做自己,图书馆需要有中国思想,需要有自己的话语建构。如果没有这个话语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图书馆学就会成为一个短板。从中国历史上看,图书馆学是一个指导性的学科,一直都是在领跑其它学科、领跑学术。清代龚自珍说过一句话:“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意思是,如果没有《七略》,我们就是长夜,不知道头高头低,刘向的《七略》伺世以后,就有了文明的辨别能力。另外,目录是文献资讯,而文献记载着文明,因此目录就是文明的资讯体系。所以,学术史真正包容在目录学里面。目录学面向天下学术、对天下学术发言,背后就是学术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录学是可以主张学术的。

图书馆如何主张与引领学术,傅荣贤教授认为:图书馆学是面向人类文献的,或者说面向人类信息、知识的,所以它有能力对什么是最重要的知識、什么是最重要的信息做出判断。对于中国图书馆而言,问题有很多,主要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大的方面,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靠“精于求同,疏于别异,唯恐自立于邦国”这种思维方式。反之,要有自己的“话语建构和思想生成”,不能用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和操作去应对和打量我们称为“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这种东西。图书馆要努力地从“异”的角度出发,建构自己的体系——中国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既是图书馆自己的事,也是整个学术界的作为,还是对新时代的回应。因为新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要做自己。

2 图书馆学教育与教育研究

2.1 “双一流”背景下的图书情报教育应该不忘初心

受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影响,图书情报教育正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如:图书馆学本科竞争力的问题、一级学科评估问题、二级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的生存危机问题、一级学科博士点的申报问题、教材建设的“鸡肋”现象等等。

面对这些问题,图书馆学教育有了“解决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之问。南开大学商学院柯平教授从五个方面开出了解决“方剂”。一是要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专业学位目前稳步发展,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学生培养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但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专业学位培养与科学学位培养的差别性问题。二是质量导向与质量保障体系。教育部虽然出台了很多质量评价标准,但标准的科学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次,质量保障的主导应该是教师,而不是教学管理者通过简单的定量来衡量。三是教学改革。教学改革任重而道远,可以说教学管理者有要求、学生有需求,但真正推动的主体还是教师,因此教师需要加强教学研究。四是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是青年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压力”比较大,如何均衡“压力”,调动全体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新性是师资队伍建设的迫切问题。五是多学科整合的主导策略。多学科整合是教育发展的趋势,但整合最重要的是谁来主导。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地推崇“技术论”,技术固然重要,但图书情报教育多学科整合应该不忘初心,传统的目录学、文献学等才是图书情报教育生存与发展的根本。

2.2 阅读推广理论体系的建设迫切需要解决合理合法性问题

阅读推广己经成为发展最快、内容最丰富的图书馆服务类型之一。但是,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一方面面临大量来自专业主义的质疑,特别是对其学理合法性、工具论与空间论的合理性、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边界的质疑。另一方面面临着阅读推广活动策划与创意管理、品牌营销与管理、流程管理、活动评估、阅读推广主体的教育与培训以及阅读推广服务资源的管理等方方面面的理论支撑需求。因此,有必要提出阅读推广的理论框架。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信息学系范并思教授从概论、阅读理论、阅读推广基础理论、阅读推广服务、阅读推广管理论五个方面提出了阅读推广的理论框架。概论部分展示阅读推广理论与研究现状,包括阅读推广理论史、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理论现状、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应用研究等内容;阅读理论部分阐述从以劝学、导读为导向的阅读学到系统、科学地研究阅读与阅读文化;阅读推广基础理论部分寻求图书馆阅读推广管理与服务的基石,包括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现代图书馆理念(图书馆核心价值与职业伦理)对阅读推广的促进与制约、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法理基础、支撑理论等内容;阅读推广服务包括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基于现代图书馆理念的)自标、对象与方式;阅读推广管理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研究与阅读推广的活动管理、阅读推广资源管理等。

但同时,范并思教授又从四个方面对自己提出的理论体系进行了质疑:阅读推广的实践是否到了必须建立理论体系的阶段?阅读推广的边界到底如何界定?阅读推广支撑性理论薄弱、混乱,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如何自圆其说?我国现有阅读推广理论虽然涉及基础理论或思辨式研究,但缺乏可支撑系统构建的理论,如图书馆学的社会认识论、知识交流论,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2.3 当代目录学的发展要强调时间维度的传承与空间维度的融合

传统目录学的功能包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治国治身的工具、方法;鉴识文献源流;读书治学的门径。在目录学的社会化发展当中,也有一些领域的突破,如书目控制、目录学事业、信息素养。彭斐章先生在1991年提出了“当代目录学”的概念[7]。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郑建明教授认为:“当代目录学”实际上就是指目录学这个学科要研究我们这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或者说目录学发展的时代性。当代目录学需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是时空维度的衔接与融合。时间的维度主要是强调了学科理论的发展、传承,空间维度更注重的就是融合、创新,所以当代目录学强调的应该是更加注重时间维度上的传承和空间维度上的融合,把散落在各个领域的书目学实践,搜集到目录学体系当中。

郑建明教授同时提出了构建当代目录学理论体系的设想。当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应该包括四个方面:基础理论、方法论、学科史、书目信息实践。体系构建应该以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为原则。理论体系有以书目信息为逻辑起点的原理体系、以书目信息为核心的概念体系、以书目信息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体系、以书目信息为路径的方法论体系、以书目信息为内容的学科发展体系。同时他强调了方法论的建设,包括:学科方法论(综述、述评、文摘、提要等二次文献方法论);实践方法论(分类、编目、整序、书评、注释);工艺方法论(技术、规范、标准、流程、管理、控制)。

2.4 人工智能和数字人文浪潮下更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江南大学图书馆顾烨青借用2017年全国图书馆学理论湘潭会议和文献上专家学者的观点,如:传统图书馆藏与用的矛盾逐渐转化为当前信息贫乏与信息富余之间的矛盾(吴稌年);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就是要节省用户在文献、信息和知识的发现、获取、阅读、理解和消化等方面的时间(索传军);节省读者查准文献的时间,增加读者的有效阅读时间,人类的追求目标是节约时间,拥有闲暇(王波);目录学就是为了适应文献的不断增长以及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求而产生的一门学问(张三夕);目录学是文献学的核心,文献学是图书馆学的核心,目錄学是图书馆学核心的核心(傅荣贤)。从而进一步提出:古代目录学中蕴藏的图书馆学初心在新时代并不过时。

从目前业界研究的热点——数字人文与人工智能来看,顾烨青认为数字人文的一大研究领域展现的结果实际就是快速、智能化地展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人工智能技术越先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体现的实际效果越好,越能节省读者时间。但目前学术研究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如:目录学训练不足,文献综述失漏严重;应用研究有余,基础理论研究不足;本专业领域内研究缺失,专业外研究风生水起等等。导致的结果是在数字人文与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出现如“大量文献信息没有数字化或结构化”“已有数字仓储(库)的质量控制问题”“版权问题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等等。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应该紧抓图书馆学的核心与初心,做好底层资源(文献、信息、知识单元)的基础建设,搜集、整理、标引、整序整合,转换(关联数据,非结构化数据转换),以对接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具有长期保存保障机制、对社会公益开放的服务。

2.5 图书馆人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是偶然,更是必然

进入新世纪以来,图书馆学人开始关注和重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根据在中国知网的检索,截止到2017年底,与公共文化服务主题有关的文献总数达到9974篇,其中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方面的论文达到2702篇,位居第二,约占总量的27%。发文量名列前三位的作者为柯平、李国新、肖希明,都是图书馆学人。公共文化服务相关专著114种,由图书馆学人(或主要由图书馆人)撰述的图书至少有15种,占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共有87个项目立项,其中最早是在2006年,图书馆学科有20项。87个项目中重大项目共6项,图书馆学人承担2项,占33%;重点项目共6项,图书馆学人承担3项,占50%;青年项目24项,图书馆学人承担10项,占42%。这些项目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公共数字文化)、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未成年人服务、边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金武刚教授认为:图书馆人介入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是偶然更是必然。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是人民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图书情报学科发展的拓展需要,图书馆学科研究从公共图书馆研究拓展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是从下位类到上位类、从内涵式到外延式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这种研究,实质上是图书馆学人在五个方面的主动突破:关注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参与国家层面顶层制度设计研究;积极占领、切入科学研究主战场;国际视野、时代潮流;立足实践、聚焦基层。

3 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与馆员能力建设

3.1 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要点是宣传与嵌入

南开大学商学院李月琳教授带领学生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199个样本进行调查后发现:被访谈者对图书馆的服务分区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能够清晰地说出图书馆提供的基本服务,比如图书借阅、多媒体室以及电子数据库资源。但只有少数专业的学生对文献传递、馆际互借、定期推送此类“高端”服务比较了解。但是即使有所了解,这类服务在本科生群体中使用率并不高。用户的期待侧重于图书馆更智能化(自助还书系统、网上预约系统)、易理解(图书编目更清楚、易懂)、更专业(提升图书馆员专业素质)、更易用(图书馆网页的改善)、新颖性(定期更新馆藏图书)、更有效的信息传播(创新发布信息渠道)。

李月琳教授认为: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学生对图书馆缺乏深入了解,不了解图书馆的服务、不了解图书馆资源的有用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偏弱,未走出应试教育的模式、对拓展性学习需求不旺;图书馆没有足够嵌入学生的学习过程等。图书馆创新用户服务必须抓住两个要点:一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加强对图书馆各项服务的宣传;二是图书馆要嵌入学生的学习过程。与课程教师合作,为课程提供专门的信息资源保障,如在阅读空间设立专架、打造配合学校通识教育的学习空间、提供个性化服务等等。

3.2 创新图书馆服务是解决大学生群体数字鸿沟的有效途径之一

研究认为:大学生群体中的数字鸿沟分为三道:第一道数字鸿沟——物理接入鸿沟,在大学生群体中可能主要体现在接入方式和频率方面。第二道数字鸿沟——使用鸿沟。主要体现在性别、种族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三个方面。第三道数字鸿沟:知识沟+社会结果和影响,即新媒介接入和使用上的差异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素芳副教授以浙江大学203个样本为研究对象,以个人基本情况(性别、年级、专业、户籍所在地、家庭年收入、父母最高学历、专业或大类成绩排名)和上网基本情况(上网时间;上网行为;互联网使用能力、互联网需求动机;对待互联网态度;网络自我效能)为调查内容,对“国内大学生群体中是否存在第二道数字鸿沟”进行了调查与定性和定量分析。调查发现:内化的情感因素——网络自我效能、对待互联网态度、互联网的需求动机均对个体互联网使用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在其余的非情感化的因素中,性别、年级、户籍所在地、家庭年收入、成绩排名等因素对个体互联网使用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在互联网学习指数方面,网络自我效能、对待互联网态度、互联网的需求动机对个体的互联网学习指数同样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但解释程度相对于这些因素对互联网使用水平的解释程度均大大降低。在其余的非情感化的因素中,性别、年级、户口所在地、父母学历水平等因素对个体互联网学习指数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学生的成绩排名与家庭年收入则对其影响效果显著,且成绩排名越靠前、家庭年收入越高的样本互联网学习指数越高。

针对数字鸿沟,高校图书馆应该通过空间设计、创新活动、嵌入心理咨询、加强信息素养教育等方式来进行大学生“数字赋能”。

3.3 开展高校图书馆价值评价,要讲好图书馆故事

对图书馆价值的揭示、实现图书馆及其服務成效的有效确认一直是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在新时代,高校图书馆应该面向一个更大背景下来思考——如何有助于实现学校的总体目标,如何辅助学生的成长、成功。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促进入的发展。教育就是教者将学习者潜藏在其身体或心灵中的知识、智慧与美德诱导出来的活动。高等教育的过程,是受教者发展、完善的过程,也是个人道德、素质、能力提高的过程,还是个人发展成为完善、适宜的社会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图书馆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价值。

如何体现高校图书馆的价值,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唐承秀馆长认为:关键是进行贡献度与影响力评价,讲好图书馆故事。过去强调“图书馆本身有多好”(How Good is This Library),强调图书馆的静态拥有,通过结构性要素评估体现;新时代应该强调“图书馆做得有多好”(How Much Good Does ThisLibrary),强调图书馆的动态服务成效,涉及到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价值所在,通过绩效评估体现。围绕新时期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图书馆可能的嵌入点有:决策支持、学科服务、辅助学生成功、辅助校园文化。高校图书馆应充分融入其中,顺应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以转型升级彰显自己的独特价值。

3.4 新时期图书馆的主要矛盾为信息化快速发展与馆员职业能力滞后之间的矛盾,解决策略为模块化培养

由于数字资源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人”成为图书馆最重要的因素。“服务以用户为中心,管理以馆员为中心”成为图书馆系统运行的两个重点。而目前图书馆馆员的职业能力成为图书馆系统运行过程的瓶颈。因此,湖南大学图书馆郑章飞馆长提出:从事业发展的角度,新时期图书馆最主要的矛盾可以定义为“信息化快速发展与馆员职业能力滞后的矛盾”。图书馆员职业能力可以用三部分来表示:职业意识、专业知识、职能技能。职业意识指图书馆馆员对于其所从事的这一职业角色的主观认识,如图书馆员所应具有的自我职业角色定位、服务理念以及理想和事业信念等,是图书馆员潜在的“软实力”。专业知识是指图书馆员对相关知识的了解掌握程度。职业技能,是指图书馆员从事图书馆工作所需要具备的技巧和能力。

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学历教育的滞后性、图书馆服务的个性化与学历教育的宽泛性等矛盾,以及图书馆员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得专业知识向职业技能转化存在一定的障碍。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能力,郑章飞馆长提出可以采用“模块化”培养的方法,新时期图书馆主要的业务模块除了传统的借阅外,可以分为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检索与咨询、知识服务、阅读宣传与推广、图书馆信息技术应用、数据管理、计算机与网络系统等业务模块,梳理出每个模块的核心业务流程,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不但可以切中工作实践,还可以弥补学历教育的短板、完善职称评审机制和畅通馆员职业上升通道。

3.5 智慧图书馆环境下馆员的能力培养要不失根本、不忘初心

2003年,在人机交互移动设备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with Mobile Devices)上,来自芬兰奥卢大学图书馆的艾托拉教授发表了《智慧图书馆:基于位置感知的移动图书馆服务》的成果,指出“智慧图书馆(Smart Library)”是一个不受空间限制且可被感知的图书馆[8]。2010年以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影响,中国图书馆界在实践的基础上也开始从智能图书馆转向智慧图书馆的研究,智慧图书馆持续成为图书馆业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王世伟认为“智慧图书馆是‘书书相连‘书人相连‘人人相连‘任何时间可用‘任何地点可用和‘任何方式可用的图书馆”[9]。智慧图书馆的“智慧”体现在智能感知、智慧资源建设、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技术系统、智慧学习系统、智慧互动系统等方面。智慧图书馆的智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理设施、硬件设备,即“硬实力”,是外在、显性的。二是图书馆员的智慧化服务,即“软实力”,是内在、隐性的。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宋姬芳常务副馆长提出了智慧图书馆员应该具备四种能力:认知与应对能力、服务与行动能力、协作与沟通能力、自我发展能力。认知与应对能力是馆员在新信息环境下对图书馆及其相应要素的认知水平,是智慧图书馆馆员的一种基础能力。服务与行动能力是馆员具体的业务能力和技能。是智慧图书馆馆员的实战能力。协作与沟通能力是馆员和与图书馆有关的不同主体之间协作沟通的能力。自我发展能力是馆员是否具备自我发展和自我提升能力,是智慧图书馆馆员的延伸能力。但是,这些能力不是馆员个人可以达到的,是图书馆馆员团队的综合智慧。同时,智慧图书馆,不仅需要智慧馆员,更需要智慧的管理者来优化人员配置、加强培训提高、树立智慧意识、鼓励终身学习;智慧图书馆,需要完善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对人才的培养。在课程设置上要不失根本、不忘初心;不赶时髦但要与时俱进,紧密结合图书馆的发展需求。

4 图书馆的未来

4.1 图书馆可以在国民健康促进中发挥作用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把健康融人所有政策,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10]。对公共图书馆读者调查发现,87%的被调查者中有健康信息需求,93.4%表示关注健康信息,期待从公共图书馆获得健康信息服务的人数占78.5%。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周晓英教授提出:图书馆应该面向国家发展中的问题:不一定是主导性的,可以是协作式的;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图书馆可以提出本学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支持。在国民健康促进过程中,图书馆可以通过倡导(图书馆主导和协助)、赋权(图书馆公众健康素养培训和支持)、协调(与健康机构的合作)等方式参与国民健康促进工作。

同时,周晓英教授也探讨了图书馆参与的路径:在顶层设计上,国家健康发展战略部署应将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纳入公众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计划实施中。在具体实施上,公共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到国家健康发展战略中,在国际健康教育及健康信息传播能力建设中实现独特的价值。通过建立网络共享健康信息资源库、帮助提升公民健康素养、筛选过滤推荐健康信息的服务、与其它相关机构协作服务等方式,提供符合民众需要的健康信息服务。

4.2 提高图书馆效能应当建设数据驱动的图书馆系统

系统建设以需求为主。重庆大学杨新涯馆长认为,新一代图书馆系统一方面应该充分体现用户需求:建立基于元数据的数据仓储、完备的资源评估功能、用户驱动购买资源的资源建设系统;统一身份认证、全媒体全流程管理、服务绩效评价管理、馆务综合管理的管理系统;全面的移动端服务、一站式总服务台、数字典藏服务、我的图书馆、用户协同、定制及智能推送的服务系统;面向服务的架构系统框架、敏捷开发、基于云计算的SAAS、遵循行业标准的系统架构。另一方面应以大数据为中心重构新一代图书馆系统,以整合纸质和数字资源的文献元数据管理为基础,以用户数据、文献资产数据、图书馆运行大数据为核心驱动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在系统构建的策略上,架构升级并非关键,圖书馆服务应该建立在云系统上;要重新梳理图书馆的流程;让系统变“傻”、使其智能化。通过数据驱动,一方面可以实现“精准”服务、提升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大幅度提高图书馆的效能。

4.3 基于关键词 谱的学者评价和学科评佑是目录学应用的可行方向之一

目前学术评价常用的定量方法有文献计量与替代计量。传统的是文献计量,文献计量以几个经验统计规律为核心,如洛特卡定律(1926年)、齐普夫定律(1948年)、布拉德福定律(1934年)等,一般是以引文分析为基础,费时费力。近些年来数据库商推出了很多文献计量的工具,虽然计量分析更加便捷,但一方面不经济,另一方面数据库的内容、建模方法也值得推敲。现在兴起的替代计量专门研究相对基于引文传统指标的在线新型计量指标,尤其重视基于社交网络数据的计量指标,替代计量强调研究视角的变化,即面向学术成果的全面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旨在替代传统片面依靠引文指标的定量科研评价体系,促进开放科学和在线交流的全面发展。但这两种计量评价方式对于学者评价可能存在“赢家通吃”的问题;由于国家标准不统一、期刊分类不一致、国际惯例等因素对学科评估可能存在“盲人摸象”的问题。

鉴于以上问题,浙江大学图书馆黄晨副馆长提出大数据视野下基于关键词 谱的学者评价和学科评估的思路,其思路的数据基础是:关键词 有生命周期、可以提取出年度最紧密关键词 、可以进行基于共现频率的关键词 联想与进化、关键词 有学科属性、可以分析学科年度关键词 频度,并且学者的学科属性和关键词 频度都具有提取方法和分析价值。基于关键词谱的学者评价可以分析其创新指数、跨学科指数、合作者学科相关指数、学者圈,并进一步分析其年度学术位移(关键词 与年度关键词 分布偏移计算)和年度学术漂移(学术圈替换率,即年度同关键词 学者的变化情况)。基于关键词 谱的学科评估可以采用两种方式进行领域划分:一是通过关键词 本身的权重同关键词 间关联程度权重(距离),通过一定的算法提取关键词 聚类后的“重心”,实现领域的获取。二是通过人为设置领域数量,过滤低频关键词(断开部分低频关键词 间的连接),实现对“关键词 群类”的剥离,以达到领域的划分。

4.4 人工智能是图书馆的收割机

人工智能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知识表示、自动推理和搜索方法、机器学习和知识获取、知识处理系统、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视觉、智能机器人、自动程序设计等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经历三个层次:弱智能(会计算、自动控制)、强智能(会识别、智能控制)、超智能(会理解、自主控制)。在人工智能领域,它普遍包含了机器学习、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人机交互、计算机视觉、生物特征识别、AR/VR七个关键技术。

安徽大学图书馆储节旺馆长提出,在未来发展中,人工智能对程序性工作替代能力强,但人工智能不能替代人类所有工作是一个未知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替代能力也将不断增强。人工智能在图书馆的应用上,智能化、个性化、场景化将成为未来图书馆三大特征。人工智能将普遍应用于图书馆的各个要素,如人一机器入馆员;资源一智能采购、智能采集、智能管理;空间一智能化家居;读者一智能感知(未语先知、语罢已知);设备一互联、智能;服务一个性化、精准化、泛在化;管理一专家系统、科学决策。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储节旺馆长认为信息技术是图书馆的收割机,互联网收割了信息和数据、人工智能将要收割知识!几轮收割下来,图书馆将往何处去,值得每个图书情报人去思考。既不能过于悲观,也不能过于乐观!

5 《大学图书馆学报》发展情况与会议总结

《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王波研究馆员介绍了近5年来期刊的来稿用稿情况及编委贡献,其中2017年来稿录用率为4.6%。期刊的影响因子在各大期刊数据库中保持学科第二名的位置。期刊在2017年的变化包括:多作者姓名全部列出、利用超星的学习通进行数字化传播、关于数字人文领域的组稿有一定力度。同时分享了近年办刊的基本经验:一是会议综述信息含量高,转载率高、引用量大;二是编委贡献率高;三是在组稿上约稿和自由投稿相结合。针对目前激烈的行业竞争,提出的对策是:一是抓选题;二是抓新生事物的基础问题研究;三是抓高校图书馆馆员这一研究群体[11]。

朱强主编作会议总结。他指出:《大学图书馆学报》每年召开一次编委会,是缘于三个发展。首先是缘于刊物的发展,《大学图书馆学报》的发展需要编委们从投稿到发行、从形式至内容的持续支持。其次是缘于编委们的发展,每年召开一次编委会,有利于编委们相互了解研究的方向、进展,在头脑风暴中相互启发甚至合作。最后是缘于事业的发展,创新与发展是大学图书馆恒定的主题,通过专家们思想的碰撞,可以发现更多的突破点,来促进图书馆理论建设与大学图书馆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 湖南大学网站.“创新与发展:新时代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高端论坛在我校举行[EB/ OL].[2018-03-28].http://news.hnu.edu.cn/zhyw/2018-03-28/21687.html.

3 初景利等.“创新与发展:新时代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高端论坛报告[R].长沙:湖南大学,2018-3-24.

4 王波.《大学图书馆学报》情况简报[R].“创新与发展:新时代的图

书馆与图书馆学”高端论坛,长沙:湖南大学2018-3-24.

5 白崇远.1984-1994年《圖书情报工作》论文研究方法统计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1996(4):17-20:

6 马费成,张勤.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J].情报学报,2006(2):163-172.

7 彭斐章,曾令霞,王惠君.论当代目录学的发展趋势[J].图书情报知识,1991(4);9-15.

8 李显志,邵波.国内智慧图书馆理论研究现状分析与对策[J].图书馆杂志,2013(8):12-17.

9 王世伟.论智慧图书馆的三大特点[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6):22-28.

10 新华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EB/OL].[2016-10-25].http://www.xinhuanet.com/health/2016-10/25/c_1119786029.htm.

11 王波.《大学图书馆学报》情况简报[R].“创新与发展:新时代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高端论坛,长沙:湖南大学,201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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