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文言统一对阅读文化擅变的影响

郑爽

摘要 清末民初以文言統一为旨归的汉语改革，在加速汉语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也对阅读媒介、阅读群体、文本符号、阅读习惯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诸项改革不仅助推阅读媒介向新文化书籍、近代报章、新文学杂志转向；也使边缘知识分子成为社会阅读的新生力量，阅读群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新文学作家的递承式阅读成为推动语言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仅提倡规范标点、汉字简化与汉字横排，形成辅助白话文阅读的符号书写新风尚；也促使默读、泛读成为阅读的普适方式，读者的阅读结构逐渐向近代学科体系转移，读书看报成为新的生活时尚。尽管此次改革不甚完善，却为助推国民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贡献了力量。

关键词 西学东渐 清末民初 阅读文化 文言统一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603/1.issn1002-1027.2018.03.008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转型期，阅读文化亦呈现剥离传统、彰显现代性的蜕变。此时发生的以文言统一为旨归的汉语改革，经历了从汉字拼音化的提倡到注音符号的退居，国语作为国家标准语的身份确立与标准探讨，国语文学的新文学正宗地位的确立与语言规范。这些成绩在改革落潮后获得教育制度、出版文化等方面的巩固与推广，使语言建构与阅读接受之间呈现出效果与时间上的差异，部分阅读文化的新质在五四之后才逐渐显现。清末民初文言统一视域下的汉语改革，不仅加速了汉语现代化的进程，亦使阅读媒介、阅读群体、文本符号、阅读习惯因循而动、蜕变更新，展示出阅读文化的时代先锋品质。语言改革引发的阅读擅变，正是近代中国对西学与新学接受的历史缩影，呈现出世人的集体心态与思想转型。

1 清末民初文言统一的历史面向

1.1 千古文章：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文言分离传统

中国封建社会有着文言分离的漫长历史。古人向有“三不朽”之说，“立言”即列其中。“立言”指做文章，古人把文章看成一件传之千古的事物，而对文字充满了敬意，故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沿袭千年的科举取士，讲求“先王之道”，作文不能用自己的身份说话，而需“代圣贤立言”，并在写作上要严守“清真雅正”的要求。这种维护儒家思想的“制艺之文”，多在命意、立局、造句上下足功夫，与“引车卖浆者流”的民间俗语相去甚远。正是这种文与言的疏离，在维护以士大夫为重心的封建“政统”与“道统”的同时，使不懂文言的普通百姓永久处于“不议不论”的地位，正如陈荣衮所言，究其根本，是“直弃其国民矣”[1]。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可以独立地与概念发生直接联系，而不需要通过“读音”与概念保持距离。这种视觉表意上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对于文明传承与文化一统极具意义，也是构成汉语长期文言分离的自身原因所在。

1.2 唯新是尚：清末民初文言统一的社会语境

肇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西学东渐现象，促使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意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崩坏与转移。汉语言文字也迎合社会发展的外在需要，顺应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逐渐结束了汉语沿袭千年的文言分离状态，在向印欧语系的吸纳与排拒过程中，触动了载道之本的文言文，并在欧化的探索过程中最终尊重了汉语本身的文化特征与发展规律，确立了白话文的正宗地位。清末民初的汉语改革，是迫于西洋的“坚船利炮”，而自觉野蛮的国人在不断走向尊西崇新路途后的一种自发与自觉。其目的，于近处观，一方面是“与一般人生出交涉”[2]，实现大众教育与文化普及，凝聚国人力量；另一方面是试图打破中西文化传播壁垒，实现文化对接与融合。于远处观，则是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终理想。尽管，西学东渐现象的发生是清末民初文言统一的诱发因素，然而汉语的发展变化却始终遵循自身的特点与规律。

1.3 取其适用：清末民初文言统一的实现路径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伴随着社会转型与危机意识的出现应运而生，思想启蒙是其最大特点。这一时期的学者多数都在提倡白话文，却并不反对文言文。白话文完全是一种为疏于教化的百姓量身定制的，用以开启民智、宣传现代思想的书面工具。文言文稳居正宗地位，使文言统一始终偏于一隅。新学的输入，自然会催生汉语新名词的出现，晚清语言在趋向白化的同时，亦发生吸纳与更新，新知识、新名词人文渐成风尚。与此同时，具有“重眼学、轻耳学”民族传统的中国人，开始探索一种“以音求字”的“切音字”，取代以象形立本的表意汉字。对这种汉字替代方案的集体追求逐渐发展成晚清的拼音化运动。中国幅员辽阔、方言歧出，切音字虽能实现“文字简易”，却难以达到“语言统一”；不仅没能做到声人心通的“言同音”，也破坏了构筑民族认同的“书同文”。因此，“语言统一”问题亟待解决，并逐渐成为民初国语运动的主线。清末的“趋新”是一种提升，是向西方学习中国文化中没有的经验。虽有取代传统的意味，但终究是隐晦的。

时至民国，对待中西与新旧的态度，更表现出一种或存或废的整体观，“尊西”意味着意识层面也要弃中。世人在效仿西方的同时亦反观传统，出现求其适中、持续发展的理性回归。庚子之后提出的国语统一即是清末拼音化运动的延续。为解决方言歧出的难题，民国时期曾由政府出面组织语言学界与文化教育界共同倡议，在全国范围内以行政法令为主要形式，推广一种排除一切各地方言所形成的唯一的、共同的标准化语言，即国语。国语正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方言与官话，裹挟着西方概念、术语与话语范式的具有现代意识的语言系统，可以看成现代汉语的渊源。与此同时，时人不断认识到象形文字在保持表意稳定性与维护文化传承与统一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汉字的长处就在“睹文即能见意，足见古人作字，原示人以浅近”[3]；再者，“形字”不仅具有传递意义的形象性，同时声旁亦能表音。汉字的优越性被再次认同，最终确立了以文字匡正语言、以读音统驭口音的主导思想，实现了“以文统言”这一理性思考的复归。北京政府教育部于1918年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拼音最后演化成汉字读音的记号，用以标识汉字在国语中的标准读音。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双潮合流，不仅在言文互动中寻求统一，也最终确立了白话文的正宗地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声明要立白话文学为正宗，取代文言文，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战斗檄文[4]。胡适提出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5]，成为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正式合流的标志。国语研究会也对国语提出“近文”的要求，认为国语的标准应源自新文学的语言实践，而新文学运动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与国语相呼应的国语文学，在语言与文学的对应关系上实现统一。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行文，训令“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6]。改国文为国语，是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合流的最大成果，也是确立白话文地位的最为关键的一环。事实上，国语文学在新文学作家的实际创作中，偏离了建设平民文学的初心，“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理想并未真正实现。

1.4 浚牖民智：清末民初文言統一的余音走向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为选拔官吏、维护统治而进行的精英式教育。它以四书五经为文本，培养的是“明人伦”的君子。近代封建王朝的没落与西学的冲击，使清末志士强烈意识到：欲强国必开启民智，而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认为“初等教育言文为一，容易普及，实其至要之原”[7]。“壬寅一癸卯学制”的颁布，宣告与科举制度相联系的书院教育被学校教育取代，揭开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篇章。文言统一的改革实绩亦借助新式教育走向普及。国语教育作为国民基础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从说话、读书、作文、写字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国语训练，从新文学实践中诞生的诸多优秀作品亦相继编人教科书供学生阅读效仿，成为国语写作的典范，国语的文法、词汇、修辞也不断获得规范与完善。义务教育的明令推行拓展了国语的受众人群，出版机构亦看准商机，倾力发展新型教科书的编纂发行。政府部门的制度保障、新文学的创作繁荣、出版机构的商业推动，为国语的规范与传播创造条件，共同推动国民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始于清末的识字教育进入民国初期逐渐发展成为识字运动，声浪席卷全国。这里的识字，不单是狭义上的辨识字形、读音与涵义，而是广含粗解文义、读书阅报、写作浅近应用文之义。尤其是在1929年《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颁布前后，国语注音符号与简体字成为识字运动的教育内容。各地中小学校、民众教育馆、通俗图书馆成为识字运动的主要承办者，识字学校与识字班分设城乡各地。通俗图书馆大多设立识字问询处、初高级识字班，有的还设立了“流动识字班”，辅助读者阅读。教育部还组织各级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推广活动。尽管民国时期普遍带有强迫性的民众识字训练并不符合广大民众的自身需求，但识字运动的广泛开展却为民众真正享有阅读权利奠定了基础，社会大众教育迅速发展，全民阅读思想初露端倪。

2 清末民初的文言统一对阅读文化擅变的影响探析

2.1 阅读媒介的转型：新文化书籍、近代报章、新文学杂志的风行

中国阅读的历史悠久，史前时代的结绳记事、契刻便可视为汉民族祖先阅读行为的萌芽。从甲骨、青铜器到竹简、木犊、嫌帛，从纸本的手抄形式到雕版印刷、机器印刷形式，共同承载着华夏文明的谱写与传承。纵观以往，科举取士缔造了以儒家经典为正宗的中国封建传统阅读，文与言的疏离致使书写经典的文言文成为士绅精英的专享。流行于社会底层的读物则是些词句鄙俚的通俗小说、唱本、连环画，题材大多为清官侠客、才子佳人、忠孝节义、落草招安等内容。清末以降，西学输入冲击了士人对传统“道”的认知，传统经典在经历了清末“去神圣化”与民国初期“去经典化”两个阶段后，地位从圣贤书一举降格为古代学术思想的一般载体，除却其“近于时务”的一面外，逐渐从众人视野中淡出[8]，取而代之的是西译书籍、新型教科书、科普读物、学术著作、新文学书籍等新型出版物的繁荣。新型出版物的传播虽以传统书媒作为介质，近代出版技术与装帧艺术又赋予书媒以新的形貌：机器印刷术的引入，光绪年间石印技术与戊戌之后铅印技术的相继使用，不仅提高了排版与印刷效率，也使版面更加干净美观；铅印书籍弃线装为平装，书衣舍书名签条，并出现图画装饰。与此同时，报纸杂志作为新型阅读媒介大量涌现，它们顺应白话文创作浪潮而兴起，印证了文学文体的现代化变革。清末民初文言统一视域下的语言蜕变与文体革新，历史性地选择新技术形态下的新型载体作为传播媒介，形成一个时代特有的文本面貌。

2.1.1 激动潮流：新型书媒的新文化传播使命与语言变革

首先，西译书籍是近代影响最大的新型出版物，西书翻译是汉语现代化的内在动因。清末社会的急剧变化，使人们意识到传统知识的局限性，并转向对西学新知的关注与吸收。晚清同光之际，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等教会出版机构，以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等官办翻译机构均热衷于西书译介活动；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文明书局等民营商办西书出版机构实力渐强、立居主体。伴随西译出版机构的不断涌现，翻译人才的翻译实践，大规模的西书翻译从西方自然科学延及社会科学再至文学领域，给予传统语言文字以冲击。古典汉语在中西语言文化的碰撞、龃龉、磨合、归化中逐渐向现代汉语蜕变。从严复的借古文输西意，到林纤用雅洁的文言转译近代西洋小说，再到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对直译之风的推崇，正是古文从保守走向开放的最初轨迹，也是古文现代化的内在动因。

其次，新型教科书是习读白话文的重要媒介，在传授知识、普及教育的同时，也助推了白话文作为书写语言的资格确立与推广传播。新型教科书的编排出版是顺应近代教育体制变革而产生的文化现象，白话文读写能力的培养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自教育部训令学堂课程改国文为国语始，与国语教学相适应的教材便不断涌现：商务印书馆编写的国民学校用《新体国语教科书》、中华书局编写的《新教育国语读本》等教材应时出版；向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借鉴的世界书局，也迎合新文化运动之后提倡白话文的社会风气，出版了许多文白对照的作文、尺犊等，深受学生欢迎。这些教科书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在满足不同教学需求的同时，也将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规范等文化因子，潜移默化到受教育者的血脉深处，并最终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发展。

再次，科普书籍与学术著作顺应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不乏与国语统一的时代呼声相顺应者，或阐发语言改革理论，或运用语言改革成果，为白话文的应用传播开疆辟域。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的出版活动，对文化普及与新学术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不少作品反映汉语改革的理论建树与创作实绩。《标准国音丛书》等汉语类图书是汉语改革成果的直观展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世界书局出版的《史记评注读本》等，作为白话文书写的成功示范，或用白话编辑，或译以白话、间附今义，宜于知识的掌握与经典的传承。

最后，新文学书籍作为文言统一语境下的新文学创作实绩，取得出版市场的重要席位。新文化运动鼓舞下的文学社团颇为活跃，他们引领时代文学潮流的方向，与拥有资金与经营优势的出版机构合作，共同铸就了白话文学创作出版的繁荣。据统计，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类书籍的出版量远超别类、稳居榜首[9]。如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多本新诗集、商务印书馆的《文学研究会丛书》、泰东书局的《创造社丛书》、新潮社的《新潮丛书》、北新书局的《文艺丛书》，都展示了特有的新文学风格追求。

2.1.2 通今致用：近代报章的知识现代性与语言浑融

郑观应曾言：“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而周知天下之事。”[10]出自风雨飘摇时代的中国近代报章，作为读书人与社会发生联系的关键媒介，不仅报道新闻时事，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社会责任；还承担着提供时务、推介西学、阐发新思想的任务，充分彰显通今致用的价值追求。

近代报章的兴起对散文文体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11]。清末以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以经世致用为目标，借助近代报章的兴起开辟了报章文体。《中外纪闻》《实务报》等改良派报刊开创的“时务文体”、《清议报》《新民丛报》等革命派报刊开创的“新民文体”作为报章文体的代表，以通俗晓畅的浅近文言为主体，迅速跃居文坛之首。与此同时，以近代报章为主阵地的报章白话文写作也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时代风潮。《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京话日报》等白话报章不断涌现，贡献出一批质量上乘的白话文。民国初年，在文人积习与重文轻白的语言观念影响下，报章白话文呈现出凝练、雅致的书面化倾向。文言文的白话化与白话文的文言化，作为清末民初独特的语言现象，共同指向“文言合”的目标。白话化的报章文体和文言化的报章白话文形成的历史合力，共同促成白话书写语言的近代转型。

近代报章为填充版面或吸引读者也时常刊载小说，进而成为传播近代小说的重要媒介。维新之际，梁启超等改良人士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创作政治小说，达到宣教救国、启迪民智的目的。民初小说“游戏消闲”观念的回归，使言情与社会题材成为创作主流，缔造出文言小说的创作高峰。民初文言小说的盛行促进了“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对流，文言与白话通过小说这一叙事文体获得交融，对现代汉语的素材选取与语言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时报》《神州日报》《申报》等颇有影响的日报不仅开辟小说专栏，还配以插图辅助阅读，并附送石印绘画小说及小说副刊增加娱乐性；不仅登载小说征文与出版广告，而且专门创办文学杂志登载小说，与相关书局合作出版小说单行本，共同掀起报章小说的创作热潮。

2.1.3 刊林巨响：新文学杂志的艺术盛宴与语言狂欢

五四运动时期，杂志作为新型印刷品，不仅是传播新思潮的有力武器，也一度掀起新文学创作的热潮。《新青年》《语丝》《创造月刊》《莽原》以及“四大副刊”等报刊，一时间声势浩大，为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些刊物汇集众多时代先锋的新思想与新创作，提倡白话文与国语文学，对大众社会主义进步思想的认知与萌生、新文学表达的接受与实践均产生了积极作用。新文学杂志作为文学革命宣传与创作的主阵地，见证了白话新诗的语言突破、白话散文的语言狂欢、白话小说的文化品位提升，展示着文学现代化征程上从量到质的蜕变。

语言在诗体流变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原因在于，诗歌不仅在表意层面使用语言，且在语句格式，词语的声调、格律，语气的抑扬起伏，文字的形态方面都与特定的语言息息相关。诗歌与语言的同构性，使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必然挣脱陈规旧律的束缚，触动语言变革。白话新诗的建立，即先通过颠覆文言、倡导白话，继而挖掘白话作为诗性语言的潜质。继胡适创作《尝试集》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新潮》《新月》等刊物相继发表白话新诗，不仅印证了白话人诗的可能性，也使白话诗的声律特征、语言表现力、艺术与美学张力获得充分释放。

民国初期的杂文与散文，使白话的语言魅力获得充分伸张。《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现代评论》等杂志陆续刊登随感录式杂文。其文体自由洒脱，语言简洁晓畅，行文大多短小、犀利、直白、急促，被誉为如匕首、似投枪的寸铁文章。五四运动落潮后，人文主义的多元化追求使白话散文的美学潜质得到释放。《小说月报》《语丝》《现代》《太白》《论语》《人间世》《鲁迅风》《万象》《野草》《逸经》等杂志均刊载了大量优美的散文。散文的审美属性，使白话文在语言的锤炼上，即理性揣摩着西方语言的精准与严密，又感性欣赏着传统诗文的散淡与雍容。文白相通、诗乐相融，使散文的审美意趣与语言节奏相得益彰，形成五四运动以来独抒性灵的文人化语言范式，彻底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

杂志的大量涌现与对小说的重视，极大地助长了小说的声势。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赋予小说“群治”“新民”等政治功能，将小说地位提升到“文学之最上乘”。以政治小说、谴责小说、历史小说为主流的晚清新小说创作迅速崛起。除“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外，《新新小说》《小说月报》等小说杂志纷纷出台，大报的副刊、文艺性期刊、综合性杂志也常连载小说。这些小说绝大部分采用语体文，语言朴实、浅白、流畅，有较强的表现力。民国初期，新文学杂志作为五四白话小说的创作阵地，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如鲁迅的心理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茫茫夜》等，以其文人化的言说方式与写实性的创作手法，塑造出具有审美品位与思想深度的小说文体新形式。

2.2 阅读群体的更新：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阅读群体的多元化与递承性

2.2.1 阅读权利的下移：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与阅读群体多元化

中国古代作为四民之首的“士”是封建社会阅读群体中的精英人群，科举取士制度不仅使集政道二统于一身的“士”居于社会思想的中心，亦以耕读、科考、仕进、还乡的方式维系着城乡之间信息、人员的联系。文与言的疏离使阅读成为精英人士的专享，对于识字不多的底层人群，观戏、看通俗小说、听说书等构成了以阅听为主体的大众文化，成为民众获取纲常教化、社会风俗的主要途径。

清末以降，科举已去，士人晋升的途径就此阻隔；西学渐入，唯新是尚，学堂教育与出洋留学成为新型知识人的培养方式。改试策论与废除科举，促使接受传统教育的前清遗士，逐渐向推崇新学的近代知识分子转型。民初的智识精英，往往具有前清举人等功名，或者留学欧美与日本的背景，并获取学术资格证书。他们具有教授、报人、编辑等独立职业，议政而不参政，甘作“社会的良心”，成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与政治文化的主要推動者。与此同时，尚有未获得学术体系认同而居于知识分子边缘地带的人群，并且大量存在。由于新式学堂教育多有年龄限制，且高等教育机构容量微小，部分接受中小学堂教育的读书人不愿或无缘长期受教，他们初通文墨、能够读报，粗识中西新旧之学却均不够系统。他们大多缺乏进入体制的途径，从戎、从商、投身革命成为新的谋生出路，继而为大众阅读向工人、商人、军人、革命青年等职业群体延伸奠定了基础。此外，一些未受完系统教育但已参与社会事务讨论的青年学生也可视为边缘知识分子[12]。边缘知识分子身份多重、数量庞大，他们介于智识精英与不识字的百姓之间，既是精英的追随者，又是面向大众的知识传布者，起到了弥合精英与百姓之间文化疏离的作用。

民国时期，伴随学堂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兴起，阅读逐渐走向大众。女性、儿童、农民等弱势群体的阅读权利也获得重视。男女平等与女性教育观念的传播带来女性意识的觉醒，女子学堂与女性杂志不断涌现；美国儿童本位主义的传入亦引发社会各界对儿童福利的关注，儿童读物的创作与出版日渐活跃；废除科举制度使城乡渐成疏离之势，乡居精英大量流向城市，使农村发展日渐迟缓，阻滞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久居乡村的农民，数量之庞大、受教育水平之低，成为思想启蒙的困难所在。社会教育不断通过识字运动对农民进行扫盲，还通过设立识字处、问字处、代笔处等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

2.2.2 阅读的语言屏障：启蒙背景下新文学的实际读者

清末民初以文言统一为旨归的汉语改革，由精英阶层发起，专为普通民众定制，却并未被普遍接受。国语作为既非白话亦非文言、夹杂着古今中外元素融合而成的语言制造，与文言文一样，实难被普通民众掌握。新文学作为国语的文学，早期作品注重时代精神的发扬、人生意义的挖掘、国家理想的描述，被赋予了娱乐之外更高的使命，且需要阅读者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并不切合普通民众的知识水平与阅读趣味。故而，新文学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涵，都与普通民众产生疏离。新文学的实际读者，正是处于大众与精英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他们既有追求新思潮的理想与觉悟，又有接受新语言的文化基础。新文学的实际作用，是实现智识精英与其追随者的自我启蒙；平民文学的写作意义，在于启发智识阶层对平民生存问题的关注，从以往的轻视变为重视，并没有真正搭建起精英与大众之间沟通对话的桥梁，这正是五四运动在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上受到挫败的原因。新文学横亘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语言隔膜，造成二者无法逾越的审美距离，抑制着民众的阅读热情。新文学阅读群体的小众化并不意味着品质的低劣，其对语言与文学现代化的铺设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反省，正是新文学先驱品质的印证。

2.2.3 新文学作家的阅读景观：延续新文学语言继承、探索与创新发展的链条

在文学现代化的蜕变过程中，除了早期的五四运动时期作家接受文言、欧化语、旧白话的语言影响外，大多数作家的创作均是建立在阅读前辈作品的基础上，伴随着文风的钟爱与扬弃、写作的模仿与创新，从而集体将文学语言的变革推演到极致。把新文学作家的阅读景观放置在时间历史的链条中进行考察，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点与递承性特征。周氏兄弟等年龄较长的作家，接受过完整的旧式教育，传统私塾教育对文言文长达十余年的反复诵读，使其在语气、语式、语感乃至思维层面深受文言文的影响，文言更多主导了他们的语言风格建构。郁达夫、王统照等具有留学国外、外文学习经历的作家，语言中具有更深的西化印记。五四运动的第一代作家，将欧化语、文言与方言融入创作实践，为国语素材的择取与运用提供了思路与范本。鲁迅、郭沫若、冰心、郁达夫、叶圣陶等作为现代文学语言的开创者，创造性地吸收欧化语、口语、文言与方言中的有益成分，最先尝试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对后世作家的语言形成颇具影响。“乡土写实派”的诸多作家均是通过大量阅读鲁迅的作品，模拟他的语感、语气掌握现代白话文的使用规律的。新文学第二代作家的语言建设，是站在前人肩头上的学习与反思，在传承的同时不断克服早期白话的生涩与散漫，建构了更趋成熟的语言策略。

2.3 符号书写风尚的趋新：规范标点、汉字简化与汉字横排的提倡

2.3.1 汉字简化，汉字谱系的废繁就简与平民文化的弘扬

简体字是拼音文字未能通行局面下的变通之举，是“启民智”社会语境下汉字简化的可行方案，符合汉字演变的自身逻辑。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至隶书、楷书，其发展趋势即是去繁就简。早在1909年，陆费逵已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提出把简体字作为正体字的主张。五四运动之后，汉字读写繁难导致识字率偏低、民智愚钝的普遍认识再次引发汉字改革的民间呼声。钱玄同的《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1920年）、《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1922年），胡怀深的《简易字说》（1928年）、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1934年）等，以及后来上海文化教育界闻人联袂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的“手头字运动”（1935年），均是汉字简化民间意志的体现。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虽于次年被收回废止，却是官方态度的充分体现。这种确立简体字书写范式的努力，不仅贯穿整个民国，亦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民国简体字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是对历代以来的简体字进行搜集整理，也是对诸多汉字的进一步简化，为普及民众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2.3.2 规范标点是汉语符号发展的新风尚

标点符号与文字符号是构成书面语的两大组成部分。新式标点符号是为适应白话文书写而制定的。它不但为追求明白畅达、简明易懂的白话文提供支持，降低了阅读的难度；也与新文学形成同构关系，是新文学现代性的体现。中国运用标点符号的历史早至先秦，只是没有统一标准。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标点的传输加速了中国旧式标点的演变。新文化运动前后，对新式标点符号的需求应时而来。1919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马裕藻等六人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1920年《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第一套法定新式标点符号诞生。新式标点符号的推行，丰富了传统文献中以圈点等为主的句读符号，不仅标识停顿、传递语气与意义，还通过修辞功能为语言表达润色；不仅辅助阅读，也为汉语消解歧义、领会情绪提供了帮助。

2.3.3 汉字横排体现中西出版文化的对接与融合

在汉字排列方面，为方便白话文镶嵌外文新名词、易于引用科学公式，顺应白话文在书写阅读方面便捷流畅的要求，汉字横排逐渐被提倡。民国時期的文字印刷与书写已出现左行横排、右行横排、横竖结合等形式。中国传统的汉字书写沿袭右行竖排的版式。这不仅便于古人竹简刻写，亦体现出古人意识中的上神内涵。国门开启后，国人惊讶地发现英文左行横排的版式，这与表音文字字母书写方向有关。在西书译介过程中，为方便镶嵌外文人名、地名、现代科学中的新名词，易于引用各种科学公式符号，汉字行文出现横式排版。汉字横排版式在推行之初也颇费周折，人们褒贬不一、各执一词。钱玄同甚至从眼睛的生理设计出发，认为横排更适合阅读[13]。“左起横排”观念虽逐渐被国人接受，但仍被时下不少人斥为蟹行文字。汉字横排在大陆的真正通行一直延至20世纪50年代。

2.4 阅读习惯的蜕变：默读、泛读的普适化与阅读结构转型

2.4.1 文言统一更新读者的知识结构，助推白话文的语言习得与语感生成

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的方式，也是实现语言习得、获知新语感的途径。新文学作家致力于白话文的品位提升，即是语言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模仿前人的语感与语气、遣词与造句，并受个人天赋、审美趣味的影响进行再造，共同推进白话文的现代化转型。普通读者对白话文的学习感知，使改革落潮后的教育普及得以实现。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专业系统的国语教育掌握语言，并形成民国时期普遍的阅读习惯：通过白话报章了解新闻时事，密切保持与现实社会的关联；通过期刊阅读新文学作品与新文化常识，提升文化修养与审美趣味；通过阅读西译书籍、科普与学术性读物更新知识结构，掌握面向世界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人文。阅读内容的转向深刻影响着读者的知识结构，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内容的传统阅读逐渐淡出，起而代之的是按近代学科体系划分的新知识结构的生成，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均衡发展获得重视。汉语现代化正是在精英建构与传播运用的交互过程中演变蜕化，并使语言习惯在民众的阅读接受中获得潜移默化的改变。

2.4.2 默读与泛读成为新的阅读方式

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的教授方式主要是朗读与背诵，故而成为读书人普遍的阅读方式。白话文的推行、简体字的提倡、标点符号与阿拉伯数字的推广，提高了大众的阅读速度。加之清末民初西方现代印刷技术的引入与通信事业的发展，文献生产数量与传播速度骤增，民众享有丰富而易识的阅读文本。阅读习惯逐渐从传统摇首诵经的朗读转向默读，从精读转向浏览与泛读。默读的普适源于信息量扩大与语言的明了简化。汉字为表意文字，视觉信息可通过大脑路径直接与概念发生联系，读者通过缄默无声的默读使思维在意识的更高层次运行，开启知识与体验相容的崭新维度，使阅读更接近于思考本身[14]。因此，在西学涌人、知识融合的时代，默读作为个体行为，不仅保证了公众场合的阅读私密性，也使阅读者從文字识读的困难中解脱出来，集中发挥思考与感知的能力。泛读的出现，同样得益于汉语的化繁就简与西译书籍、报纸杂志数量的攀升。区别于将晦涩难懂的少量传统经典熟稔于心，汉语的简化有利于读者从海量的报纸杂志与书籍中捕捉、舍取信息。因此，泛读成为时局动荡、尊西崇新时代拓展知识视野的良策。

3 结语

清末民初的阅读世界可谓多元共生、错综复杂。选取文言统一为主线的汉语改革作为探索此时期阅读文化历史图像的切入口，虽可陆续开启阅读媒介、阅读群体、文本符号、阅读习惯等诸多文化要素，却依旧不能尽述阅读文化变迁的全貌。忽略个体差异的群体特征总结，亦不能包罗参差多态的阅读万象。然而，在精英建构的曲折过程、群众接受的实际距离之间，足以瞥见清末民初时人文化自信的滑落、教育救国的迫切，中西文化浑融时期的矛盾，阅读权利下移过程的艰辛。汉语现代化与阅读大众化的历史脉络正是在清末民初阅读文化的擅变中逐步清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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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8：131.

13 钱玄同.通信[J].新青年，1917，3.（3）：14-17.

14 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1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