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笔锋

文/日与月

这是一个浙江绍兴人。本来他叫周树人，但知道他叫周树人的远没有知道他叫鲁迅的人多。周树人是个符号，鲁迅是个笔名，但不是符号，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文风。鲁迅的思想、文字渗透到了民众的大脑中，民众呼他为鲁迅，是一种民族情感的亲切与流露，可见鲁迅比周树人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据史载，敌对势力的通缉令上写的也是鲁迅，而非周树人，周树人是普通人，鲁迅却是一把匕首。逮捕周树人没多少意义，逮捕鲁迅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当然，复礼者也并不喜欢鲁迅，因为他的笔不是笔，是一把刺刀，很锋利，架在了封建礼教的脖子上。

很多女性喜欢鲁迅，跟他有共同语言。

陈独秀一发动新文化运动，鲁迅便成了主将。中国的宦官和缠足，是两股灭绝人性的弊风。在日本仙台医专求学时，鲁迅立志医治中国女子的小脚，想使她们恢复天足。1906年7月6日，鲁迅从日本回国，与一个叫朱安的女子结婚。当时的皇帝光绪还盘着长辫。听说鲁迅不喜欢小脚女人，朱安投其所好，穿了一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可娶亲轿子刚一落地，朱安一时没有踩到地面，绣花鞋却掉了下来，还是泄露了一只裹得很小的脚。这似乎预示着她一生的不幸。第二天，鲁迅没有按族规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就回到了日本。鲁迅的心不在朱安身上，他到日本学医。但医学医治不了苦难的民族，也不可能还女子的天足。于是，鲁迅转以文字医治。

1919年的鲁迅眼眶里蓄有很多的泪水。他对封建礼教迫使女子缠足感到深恶痛绝，在一篇文章中说，封建统治者从宋代开始就发起了对妇女蛮横无理的迫害，然而，妇女甘受苦痛缠足，男子以此为美，真是奇事怪事！而且，妇女饿死不要紧，失节才是最丢人现眼的。如果有女子重适，也就是再嫁，便大惊小怪起来。鲁迅既指出女子缠足的肉体痛苦，又指出礼教迫害的精神痛苦。缠足无异就是“上了锁的脚”。缠足之法是残酷无情的。它把女亏的第二根脚趾的关节折变至脚底，再用布包紧，弓鞋尺寸不满十公分。一双天然的脚，便变成了如此畸形的脚。这是封建礼教防止女子走出家门的一种残酷手段。

朱安嫁给伟大的鲁迅之后，一双小脚总是绕着婆婆转，从没出过门。朱安寂寞地走过了六十九年的岁月，也寂寞地离开了人间。她懂得孝敬婆婆，守寡四十一年，是遵从礼教的楷模，但她没有博览群书，而比鲁迅小十八岁的许广平以学生的名义，超凡脱俗地爱上了鲁迅。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后来，在封建礼教的威吓中她毅然地走进了鲁迅的生活。这一年，鲁迅四十六岁。

鲁迅发表过一篇战斗檄文《我的贞烈观》，率先给妇女维权，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强烈谴责孔孟之道对妇女身心的残害。鲁迅说，妇女片面守节没有道德可言，而是对人性的扼杀，因为妇女的“节烈”没有普遍性。失节一事，“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而“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这是不公平的。文章指出：“节烈”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他要求“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希望“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1925年，鲁迅指出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只有王处于最高的地位，不被他人奴役；只有妻处于最卑的地位，不能奴役他人：其余的男子，“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人。同年，他还痛斥上海恶虐婆逼害良家妇女，谴责北京女师大校长高压女学生，为所欲为。到了三十年代，鲁迅更指出“现代强盗恶棍之流不把女人当人”，男人对女子的迫害一步一步地进化：强奸的本领虽然已经是人比禽兽进化的一步，宛竟还只是半开化。人只要花几个臭钱，就可以蹂躏妇女，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鲁迅对礼教迫害妇女的批判，把矛头直接指向孔子，愤然地责问孔子，把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包括了孔子的母亲。鲁迅指出，妇女解放必须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必须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必须男女地位同等。

第一篇用白话文创作的小说《狂人日记》，出自鲁迅的大脑。小说深刻地暴露了家族制和礼教的弊害，无情地控诉了封建道德的吃人本质，借狂人之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批判了“父为子纲”的封建旧礼教。按照孔孟之道，父亲对于儿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鲁迅却认为，生儿育女，是自然的生命延续现象，“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这就是鲁迅的风格。

百姓当然给他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