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踏在潮流鼓点上的安徽舞步

■本刊记者 王运宝

大历史的发端，往往都是在不经意间创造的。

小岗村民和“傻子瓜子”都不会想到，他们在40年前“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揭开了一个国家新发展的大幕。

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村生产队队长严宏昌跟18人聚在一起，摁下了包干到户的红手印。分田契约上一句“如不成，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的话，带有几分悲壮。同一天，芜湖市中山路上的年广久，正忙着卖瓜子。

此时在1000公里外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20天后的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又过了5天，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当“机会窗口”一旦打开，迎面吹来的，是改革的春风。

1979-1984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5年里，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活跃着城市工商业；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和新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大学里“科学的春天”迎风飘扬。从1982年开始，连续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让全国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当中央决定经济体制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后，安徽的工业化大门被用力推开。

新的改变，从1984年开始。

“轻工大省”到新兴工业大省

1984年，海尔、联想、万科、TCL、容声，以及中国第一家股份公司北京天桥百货成立。同年，安徽家电产业也迎来两位领军者，一位是在合肥，张巨声进入合肥第二轻工机械厂并转产电冰箱，即后来的美菱冰箱；第二位是在滁州，扬子集团成立，宣中光任董事长。

他们在日后的中国经济界叱咤风云，1984年由此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

当时，张巨声取名“美菱”，是希望产品能美过三菱，这个寄托着产业超越的名字，果真创造了中国冰箱产业的奇迹。1985年引进意大利生产线后，由于准确把握中国消费者的习惯，到1989年，美菱冰箱进入全国行业第4位，跻身中国企业500强。

在滁州，宣中光走了一条全新的改革发展道路，撇开传统国企的束缚与负担，到1991年，扬子已成长为中国家电业的龙头企业之一。1992-1993年，扬子冰箱名列中国冰箱业排行榜第2位。

到1993年，在陈荣珍的带领下，“荣事达，时代潮”的广告语响彻全国。这一年的8月30日，美菱集团成为安徽省第一家上市公司。同样是在合肥，9月4日，姜万勐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VCD，这是消费电子产品有史以来中国唯一领先世界的成果。但由于没有进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遭遇发展波折。如今的VCD已经变成记载家电发展史的一种展品。

1993年，也是继1984年后，中国企业改革的又一个标志性年份。这年3月29日，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国有企业”正式替代“国营企业”的提法。国企改革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安徽工业企业也进入新阶段。

1994年4月，安徽省经济成果展在北京举办，国家领导悉数出席，美菱、荣事达、扬子等家电企业精彩亮相。在这次展会上，安徽宣布“冰箱、洗衣机、空调产量已分别位居全国第1、第2、第3位”，第一次打出了“轻工大省”的名号。当年，安徽省经济增长率超过20%，全国领先，被国家统计局称为地区经济的一匹“黑马”。

北京展览结束后，原合肥洗衣机总厂改制为荣事达洗衣机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安徽省第一家由外资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股份有限公司。当时，中国的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还没有真正形成，陈荣珍就玩了一把漂亮的资本运作。他把合肥洗衣机厂所有家当作价300万元，凭此作抵押，一举在银行贷款2700万元。陈荣珍以小搏大，在资本运作中第一次提出“无形资产”的概念，这在中国企业家中是最早的。

经过一番运作后，陈荣珍带领荣事达，建立起中日、中美、集团本身“三足鼎立”格局，提前一步实现混合所有制。一年之后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陈荣珍由此在家电行业也被称为“第一经理人”，是“资本运作的艺术家”。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思路正式形成，国企改革开始大面积推进。同年，安徽提出，要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应成为安徽省企业制度创新的主流形式。推行股份制在全国的大势已不是星星之火，也不是方兴未艾，而是如火如荼，将成燎原之势。现在是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

在这般国企改革大潮中，合肥明确提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改革思路，对负债累累的原黄山电视机厂进行改革。

合肥市提出，“只要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有利于企业发展和职工安置，就可以这样搞——不分行业，不分区域，不分行政管辖和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是否属于政府并不重要，关键是企业是不是在合肥，能不能给合肥提供就业机会和税收。”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合肥市领导两次率团到青岛海尔洽谈，随后又邀请张瑞敏到合肥考察。1997年12月，海尔正式进入合肥。

这次改革不仅给合肥带来了海尔文化，还引来了年产值过百亿的“金凤凰”。在海尔的带动效应下，美的、格力、TCL、惠而浦、三洋等国内外家电业巨头纷纷落户，合肥成为家电品牌集中度最高、产业链配套最完整的城市，崛起为“中国家电第一城”，2011年，家电产业成为合肥第一个千亿产业。同时，安徽形成了合肥—芜湖—滁州家电产业“黄金三角”。

在“轻工大省”地位确立的1994年，安徽的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99%，领先全国大多数省市。同时，安徽工业结构也在酝酿新的变化。

1996年，一篇发表在《决策》上的文章《轿车工业：把安徽载入新世纪》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七五和八五，我们选择了美菱、扬子、荣事达、古井、芳草等一批轻工产品作为重点发展，使我省跻身轻工大省行列，改变了安徽的形象；如果九五再选择轿车作为支柱产业精心加以培育，并使其尽快形成规模，我省将会拥有一个全新的优势产业，以更加崭新的面貌跨入21世纪。”

合肥的电子产品生产线摄影：吴文兵

当时经过多方谋划，汽车项目成为“九五”时期安徽头号工程——“951工程”。

1997年1月，奇瑞汽车公司注册成立，在“干不成就跳长江”的激励下，奋斗近3年后，1999年12月18日，奇瑞第一辆车下线。

从第1辆到第100万辆汽车下线，奇瑞用了8年。如今，奇瑞已进军新能源、无人驾驶等新领域。20年来，奇瑞高举自主创新的旗帜，改写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格局，打破了两个存在已久的所谓“神话”，一是中国汽车工业不能自主开发轿车，二是汽车工业企业必须与外商合资。

就在安徽热火朝天的工业化浪潮中，两位轻工业界的“元老级人物”告别征战多年的沙场：2002年7月，张巨声和陈荣珍退休。安徽家电业“两巨头”转开离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此时的安徽工业经济，从经济总量到产业结构，都在酝酿大变革。

两年后的2004年4月，安徽省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决定，全面实施“861”行动计划。十多年时间里，“861”成为安徽高频词，每年推出一批大项目，壮大安徽经济筋骨。努力终于赢得收获，2010年，安徽省第二产业占比首次超过50%。又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工业化，到“十三五”开局的2016年，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一万亿元，标志着安徽正式跨入新兴工业大省行列。

但与工业化相对应的城市化进程，安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增速缓慢。怎样突围城市化，是安徽崛起的一道必答题。这一次省会合肥被寄予厚望。

大合肥隆起：“最活跃的改变者”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区域发展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作为后发地区的安徽，却在二产比重超过40%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城镇化率长期在低位徘徊。统计显示，1995年，安徽省城镇化率仅为20%左右；2002年，刚刚达到30%，进入区域经济一般规律上的城市化提速期。相比全国1998年城市化率超过30%，安徽已是落后4年。

究其原因，缺乏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尤其是省会合肥的带动力不强，是主要因素，这成为安徽的城市化之痛。《决策》杂志在策划推出的“省会间的较量”中分析发现，合肥与周边南京、杭州、济南、郑州、武汉、南昌相比，经济总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都处在“谷底”，在全国36个大城市中排名第27位。

再从当时的省会城市首位度上看，武汉是44%，杭州是25%，南昌是22%，而合肥只有11%。首位度低直接造成辐射带动力弱，在周边省会南京、武汉、杭州“跑马圈地”构建都市圈的挤压下，合肥面临多重尴尬。

在安徽的战略棋盘上，“位皖之中”的合肥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占据“天元之位”，是其他城市无法取代的。安徽要发挥后发优势，做大做强合肥，是必然选择。

于是，2002年3月，合肥进行区划大调整，撤销饱受诟病的郊区这道城市化的“一堵墙”，重新划分成立四个区，城区人口与面积双双增大。与此同步，一个改变合肥发展轨迹的规划出炉，即“千亿合肥”。

按照规划，提出了2008年、2009年、2010年实现千亿的三种方案。以当时合肥自身的产业基础和空间承载力，到2008年实现千亿目标需要超常规增长，由此，建设面向巢湖的滨湖大城市，构建联动周边的合肥经济圈，作为两个策略被提出。

转折性的改变，发生在“千亿规划”提出3年后。2005年，合肥开始大拆违；转年到2006年，大建设、大招商启动，11月，滨湖新区打下第一根基桩，“现代化滨湖大城市”第一次成为合肥的主战略，“141”组团勾画出未来大都市的空间布局。

就在2006年，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提前实现千亿目标规划，并首次超越太原，走出中部省会经济总量“锅底”的尴尬。

门槛一旦跨过，就是连续“跨栏”的加速度。

2011年，合肥经济总量突破3000亿，首次进入大城市行列；仅3年后的2014年，突破5000亿；又过3年，2017年突破7000亿。

从2006年开始的十年里，合肥连续赶超8座省会城市，跻身全国省会城市前十强，并以连续10年平均增长率全国第一，被称为“最活跃的改变者”。按照合肥的总体发展规划，2020年将达到1万亿，经济首位度超过25%。

就在经济总量千亿合肥实现的2006年，安徽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打造“以合肥为核心的省会经济圈”；到2009年8月，正式确定为合肥经济圈，形成合肥、六安、巢湖、淮南、桐城的1+4格局，对整个安徽来说，是真正的“圈造天元”。此时，距离南京都市圈提出已过去8年，距湖北武汉城市圈、河南中原城市群提出已过去6年。

虽然是后来者，合肥经济圈的合纵连横同样精彩：2011年8月，撤销原地级巢湖市，建设环湖临江的大合肥；2013年12月，滁州加入；2016年，升级为合肥都市圈，并列入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五大都市圈之一；2016年12月，芜湖、马鞍山加入，至此形成1+7格局。

经济圈建设，交通互联互通是基础。回望合肥10年来的变化轨迹，不管是自身产业集群的强壮，还是对外构建“势力范围”，综合性国家交通枢纽的确立，与大合肥的改变相互促进。从2008年4月，第一条高铁合宁高铁建成通车以来，合肥已形成对外8个方向的“米”字型高铁网，彻底告别“铁路盲肠”的尴尬，成为中国高铁时代收获红利最大的“高铁新贵”。

在省会合肥的带动下，安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芜湖跨入“3000亿城市俱乐部”，蚌埠、阜阳、安庆、滁州、马鞍山、宣城、黄山等地市，都实现了中心城区大建设。由此带动安徽省城市化率每年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仅用了13年就增长了20%，到2015年达到50.5%，首次突破50%。以此为标志，安徽进入城市型社会。

在中心城市的带动下，区域板块的升降呈现出快慢不一的格局，特别是滑落低谷的区域，对触底反弹的渴望显得尤为迫切。此时，板块崛起的呐喊，改变了区域经济的走向。

板块崛起：响亮的时代呐喊

一篇《明天的太阳从安徽和江西升起》的文章，在2004年时迅速传播开来。一时间“洛阳纸贵”的背后，是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

在80、90年代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富起来后，1999年，国家为缩小区域差距，开始西部大开发；到2003年，又提出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突然之间，包括安徽在内的中部省份，成为国家区域政策的空白地带，这直接造成中部地区与东部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与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逐年拉开差距，当时的说法叫“中部塌陷”。

听上去很沉重，但同时也孕育着上升的希望。

在这一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中部崛起”的概念。尽管只是短短几句话，却给予包括安徽在内的中部地区极大惊喜。在人民大会堂里，当总理念出这段话时，现场爆发出一阵掌声。中部省份都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

崛起，已成为安徽人心中的呐喊。

大机遇恰好在此时与发展趋势相叠加，2005年，安徽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这是经济发展上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指标。改变安徽区域发展轨迹的事件，很多是从2005年起始的。

首先是政策利好。2005年，安徽提前全国一年，免收农业税，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在区域政策上，2006年4月，中部崛起的中央10号文件正式发布，“三基地一枢纽”的定位指明了崛起的路线图。在10号文件中，安徽皖江城市带与湖北武汉城市圈、湖南长株潭城市群、河南中原城市群并列为中部四大城市群之一。

其次是产业转移加速，为安徽区域板块崛起提供了新动力。省会合肥与皖江地区最先受益，2008年10月，以京东方落户合肥为代表，产业转移的力量再次释放。到2010年1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设立。这是安徽省第一个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

“一轴双核两翼”的空间布局上，包括了8座城市，如今，都是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组成部分，更是安徽经济崛起的脊梁。

从脊梁向南北两边看，分别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1979年7月，邓小平登黄山，提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黄山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旅游出发的地方。30年后，以黄山、池州、宣城为核心的皖南地区，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旅游+”产业链日益延伸。2014年，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皖江、皖南相继风生水起的时候，皖北地区却下滑为区域板块的“谷底”，特别是跟苏北、鲁南相比，不仅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政策支持上的力度也有差距。江苏从2000年开始，实施突破宿迁、四大转移、南北对接，从观念、资金、产业、干部上全方位支持苏北崛起。山东制定“突破菏泽”战略，东西挂钩、产业对接、干部互动，发展态势明显好于毗邻的皖北。

在内外挤压下，皖北怎么办？

实际上，早在2008年，安徽就出台了促进皖北地区发展的政策十条；到2010年，安徽省党政代表团亲赴苏北考察学习后，又出台了“新十条”，从政策倾斜、资金支持、产业对接、南北挂钩、干部交流等多个方面，促进皖北振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以阜阳合肥现代产业园为代表，皖北各市县迎来新的发展平台。到2014年11月，安徽再次出台促进皖北发展的政策十条。连续三个十条，足见对皖北振兴的重视。

外力推动与内生动力相结合，皖北市县从“十二五”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期，年度增长率全省领先，成为常态；原先的人口外流，转变为劳务人口的回流。在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上，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四化同步”呈现逐年加速的良好态势。尤其是中心城市蚌埠、阜阳，变化之大引来外界强烈关注，“重返全省第一方阵”、冲刺安徽“第三城”成为新的战略目标。同时，怀远、界首、太和、蒙城、萧县、五河、临泉等县域经济，纷纷争先进位，再也不是安徽县域经济排行榜上的后十位。

从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区，到经济发展的徘徊，再到人口资源的外流，一直到振衰除弊的奋力崛起，40年来，皖北地区堪称观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变迁的最好范本。

在时代大变革下，数百万皖北劳动力涌入沪苏浙，昨天的外流与今日回归的背后，是安徽与长三角区域互动的大戏。

东向，向东：从边缘到主角

1990年，全国人民在《渴望》的歌声中，迈进了新的十年。就像歌曲的深沉基调一样，当时的大环境并没有鲜亮明快，思想上的禁锢，亟待一场涤荡思维的大动作。

时代把一座皖江小城，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1991年11月14日，《醒来，铜陵！》用振聋发聩的方式，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随即，《经济日报》以高调姿态全文转载，并连续发表《醒来，不只是铜陵》的成组报道和4篇评论员文章，一时间将铜陵的大讨论推向全国。已连续发表多篇“黄甫平”文章的上海《解放日报》则大声疾呼：铜陵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主题，对整个安徽乃至华东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了共同的命题。上海与铜陵在此时形成了某种呼应。

这次大讨论，犹如给缺少波澜的水面投下一块有棱有角的巨石，为改革跨进新阶段做了最好的预热。

“唤醒也好，自醒也好，醒来之后最紧要的是起来。醒而不起，与睡何异？”这是《经济日报》总编范敬宜在署名文章《醒来和起来》中的发问。时间是1992年1月14日。4天后，邓小平启程南下视察，发表“南巡谈话”。在上海，邓小平说，“上海开放晚了，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更让安徽感受到发展机遇的是，邓小平在开发浦东时的一席话，“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安徽比任何一个省都更能体会这句话的含义，也更希望其成为现实。1990年7月，即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两个多月后，安徽“闻机而动”，提出呼应浦东。

1990年8月，安徽召开开发皖江常委扩大会，会议顺流而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走，总结会放在了芜湖。总结会上，安徽省委做出决定，“以芜湖为重点和突破口，开发皖江，呼应浦东”。

一年后的6月24日，作为外省在沪投资的第一栋建筑，裕安大厦奠基开工。

对于当时的安徽而言，大厦的修建并不轻松，安徽淮河地区刚刚遭受百年未遇的洪灾。赈灾之后，财政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显然，此时投资近4亿元修建裕安大厦，需要坚定的信念。在这一信念中，透露出的是历史沉淀下来的安徽对长三角的自觉归属。

时间回到改革重心转移的1984年。在当年召开的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上，安徽首次作为经济区成员与会。然而在1988年，国家计委办公厅发文：撤销“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

合作机构虽已不在了，但安徽经济上对长三角的自觉归属已然形成。

就在上海经济区撤销的当年，安徽即提出“远学闽粤、近学江浙”，延续着与长三角的互动。浦东开发开放伊始开建裕安大厦，已经成为这种归属、信念、决心等一切情感的“物化形态”。

1991年前后，安徽先后出台《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推进皖江开发开放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建立了皖江地区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制度，以切实推动皖江与浦东的呼应。同时，在能源、原材料和农副产品提供、劳动力和人才输入等方面，安徽积极与上海及整个长三角合作。

合肥的定位是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摄影：王世保

此时，对外合作迫切需要平台载体。90年代，全国掀起大办开发区的热潮。作为皖江开发的突破口，1993年4月，国家级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这是安徽省设立的第一家国家级开发区。随后，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10年后，芜湖出口加工区设立，是安徽省第一家，也是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到2015年9月，再次破茧重生，成立芜湖综合保税区。如今，安徽已有合肥、芜湖、马鞍山三个综合保税区。它们共同支撑起安徽建设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

2001年，中国正式“入世”，加入WTO，进入以开放促改革的新阶段。此时的安徽，却面临因对外开放时间差等多重因素造成的经济落差。

在区域经济版图上，安徽区位独特，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是一个“宝地”，却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决策层意识到，落后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观念落后、体制落后和机制落后。

正因如此，“走出去”向先进地区学习，成为一种必要。

2002年春节刚过完，安徽省委决定选派105名县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分赴苏浙鲁挂职学习。这三个省都是毗邻安徽的沿海发达省份，安徽此举，用心良苦：安徽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主要缘于县域经济的落差，选派县市党政“一把手”挂职，意图不言而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被“逼”出来的选择。

同年，安徽省党政代表团再度出发，到浙江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等地考察学习。代表团返回合肥后的第二天，就部署动员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加快开放，扩大招商引资。2003年4月，在安徽省委七届四次会议上，“融入长三角”正式上升为安徽全省性的发展战略。

接下来的9月，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安徽两次组团东行走访沪苏。同时，合肥、马鞍山、滁州等城市开始申请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

进入2005年，融入长三角更被提升为对整个安徽发展方向的定位——东向战略，并引领安徽走进长三角的第二次高潮。

2005年6月1日，东向战略提出3个月后，在与浙江接壤的宁国，安徽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加快毗邻苏浙地区发展座谈会”，面对与会的安徽23个“沿边”县市领导，安徽省委领导直言，“东向发展，加速融入长三角是安徽奋力崛起的必然选择。”

随后，安徽省发改委下发《关于支持毗邻苏浙地区加快发展的意见》，推进沿边地区与苏浙沪的交通、产业和资本对接，促进沿边地区在区域分工中找准位置，服务长三角，主动当配角。

此时，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落户，被定格在历史上，是长三角与安徽经济内在紧密联系的最好见证。

2002年，联合利华关闭上海的所有工厂西迁合肥，建设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联合利华虽不是第一家落户安徽的世界500强，但开启了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阶段。统计数据显示，到2007年时，安徽55%的省外资金来自长三角，60%的劳务输出集中在长三角，70%以上的省际物流和通讯面向长三角，每年向长三角输出电力100亿千瓦时以上。

从2008年开始，一系列迹象表明，安徽多年的付出即将迎来收获的开始。此时距离安徽最初叩门长三角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这年1月，大雪飞舞，中央领导视察安徽时，对安徽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安徽迎来“泛长三角元年”，从长三角的边缘一跃成为长三角扩张的前沿。

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新型的协同创新大平台。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改变安徽走向的大事：4月18日，合宁高速铁路通车。这是安徽省建成通车的第一条高速客运专线，通过跟沪宁、沪杭高铁联通，实现了合肥与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长三角核心城市的3小时直达。时空距离的拉近，带来的不仅仅是出行时间的缩短，更有心理融入的亲近感。也是在2008年，安徽省领导首次受邀参加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

2010年后，合肥、马鞍山、芜湖、滁州、宣城等安徽8市相继加入长三角城市群。2014年9月，长江经济带战略规划正式出炉，安徽被整体纳入长三角范围；2016年6月，新的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发布，合肥定位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

经过近30年的执着努力，安徽走过了分离、被边缘化，到主动融入、积极参与，再到正式成员的转变。安徽已经成为长三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主角之一的身份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合肥已举办了2次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2019年即将迎来第三次“做东”。

回望安徽区域战略的变化轨迹，传递出强烈的信号是安徽勇于变革、敢于探索，这也是安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主调，即创新成为安徽最亮的名片。

创新：最具优势的“遗传基因”

2018年10月，合肥滨湖科学城挂牌成立，这是安徽抢占发展制高点的战略平台。此时距2004年11月，国家批准合肥为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已有14年；距国家第一批、安徽省首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高新区成立已有26年。

时间虽已很长，正说明安徽对科技创新的坚持不懈。敢于突破、勇于创新也是安徽40年改革开放最鲜明的特征。

在“皖江明珠”芜湖市，傻子瓜子、奇瑞汽车、方特乐园、三只松鼠，40年的创新基因生生不息，让芜湖成为社会熟知的创新城市。

中国科大坐落的合肥，更是走出了一条独具魅力的创新之路，大致经历了科技研发、创新试点、综合试验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合肥集聚了大量科技创新资源，成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

2000年8月，毕业于中国科大首届少年班的张亚勤，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此前一年，刘庆峰创办科大讯飞公司。4年后的2004年科技部批准合肥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这是合肥创新第二阶段的标志性事件。2010年，合肥创新试点再次升级，获批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

2009年，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设立，放在安徽创新的历史脉络上看，《决策》杂志将其概括为“安徽创新3.0版”。当时是安徽自费建设自主创新试验区，争取到国家同意比照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湖的政策；到2016年6月，升级为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这句话概括为安徽创新的明显特点。2012年10月，合肥首个新型协同创新平台——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挂牌运行，合肥创新的第三个阶段正式开启。

与中科大先研院几乎同步，合工大智能制造研究院、清华公共安全研究院等组成的“研究院模式”，成为合肥体制机制创新的亮点。

时间推进到2015年9月，国家确定在全国8个地方开展“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安徽名列其中，依托合芜蚌先行先试。

正因为有了连续10多年的持续努力，合肥集聚起强大的科技研发和产业转化优势，走在全国城市的第一方阵。2017年1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批复合肥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继上海之后的全国第二个；这也标志着合肥已经在全国创新大格局中占据了有利位置，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力量，合肥起步迈向创新4.0。

2018年10月，合肥滨湖科学城正式挂牌成立，安徽正式构建起“四个一”创新主平台，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滨湖科学城、合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省。

在这个大战略平台上，一是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量子通信、同步辐射、人造小太阳，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科技竞争。二是新兴产业竞相迸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技是生产力”，40年后，创新驱动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合肥智能语音、芜湖机器人、蚌埠硅基新材料……这些在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迎来“百花齐放”。

如果说，滨湖新区扩展的是合肥的宽度，新兴产业集群增加的是合肥的厚度，那么科技创新支撑起的是合肥的高度。

“以前看安徽，都是看农业；现在看安徽，都是看创新。”简单的一句话，精当地概括出了40年安徽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之变。不同的表达，同样的内涵：创新是永恒不变的精神。

40年来，小岗村从大包干摁下红手印，到税费改革免除农业税，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发红本本，再到“三变”改革后人人持股分红利，始终坚持顺势而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座精神坐标。

2018年3月，一场“乡村振兴，小岗怎么办？”的大讨论，让小岗村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小岗之问”要由小岗人来回答。放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宏观视域下，改革开放如何从“新”出发，是整个国家的“时代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