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老火锅宴”说起

钟兆云

邓小平与荣毅仁

邓小平摆宴，为个体私营经济撬开口子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会议闭幕才半个多月，翌年1月17日上午，工商界五位元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应邓小平约请，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邓小平开门见山就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原来，邓小平是找五老开诚布公地商谈国是，听取意见。这五位工商巨子，也是当时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领导人，有着丰富的经营和管理经验。当然，邓小平自己更是有话要说：“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这个谈话，后来以《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中午时分，邓小平还摆了个“火锅宴”，请大家涮羊肉。因而，这次谈话后来又被称为“五老火锅宴”。这天，参会赴宴的还有国务院及分管统战、外聯、建设、旅游等方面的领导，邓小平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在火锅宴上，邓小平提出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不啻石破天惊。邓小平还明确希望原工商业者利用落实政策以后的资金兴办私人企业，无疑给一向被视为禁区的个体、私营经济撬开了一个口子，也使得这个别有意味的“五老火锅宴”，成为中国非公经济发展的开篇佳话。

重新回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邓小平，深知国家正面临的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固然提出了要搞经济建设，可是谈何容易？一方面“要钱没钱”，1978年GDP只有3624亿元，1.6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不值一提，还远远不及台湾;另一方面，全国正面临着上千万知青回城、城镇待业人员积压七八百万的巨大压力。在此情况下，经济发展之路该怎么走，发展资金如何解决？

如果说眼睛向外、引进外资是“借鸡生蛋”的话，那么，眼睛为何就不能同时向内，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呢？这正是邓小平思考的重大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五老火锅宴”袅袅升火时，全国的私营企业由于解放后大刮“共产风”、十年动乱，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几归于零，个体工商户在七扫八除中也不足15万人。邓小平审时度势，想着要尽快消融政策的“冰封”，让已然跌入谷底的个体私营经济起死回生，如鲲鹏般扶摇直上。

之所以选择福建厅，也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思考和寓意。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是全国第二大侨乡，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许多都是从福建出去的。邓小平以此暗示，工商业者今后可以充分发挥海外关系，积极与世界沟通，内引外联，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刚甩掉“资本家”包袱的五位工商界巨擘，围坐在腾腾冒热气的火锅前，听着邓小平初露端倪的战略决策，五颗火热的心怦怦直跳。他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气，在邓小平带有殷切期望和信任的眼光中，伴着香气四溢的火锅气息，就这样被调动、激发出来了。

“一只火锅，一台大戏”。谈话后不久，荣毅仁挑头的中信公司马上挂牌运行。邓小平有言在先，打足了气：“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胡子昂也站了出来，挑头创办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早就跃跃欲试的王光英，很快就催生了光大实业公司，和荣毅仁、胡子昂一样，也是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三家由原民族资本家领衔创办的公司，犹如三只“领头羊”，带着中国民营经济趟开一条路。

“五老火锅宴”不仅温暖了京城内外工商业者的心，也拉开了国家从政策层面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序幕。1979年2月，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革”后的首次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会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的报告称：“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经批准，报告很快就下达全国各地，算是公开地为个体经济的发展开了一个绿灯。这年12月11日，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19岁小姑娘从温州鼓楼工商所领到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据说是全国第一张。紧接着，北京的刘桂仙在一个小胡同里开办了首都第一家个体餐馆。是年底，全国个体从业人员一下子冒出31万人，比上年增长一倍多。

1980年5月5日，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声明中国政府“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8月，中共中央转发《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明确提出要鼓励和扶植、尊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1981年6月，邓小平指导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其中指出：“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数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对个体经济“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八字方针。闸门打开了，个体经济名正言顺地重新破土，蕴藏于民间的创业活力和致富能力层出不穷。从1981年开始，中国城乡个体经济开始走出谷底，边恢复边发展，为改革开放添加了源源不绝的经济动力。

思想交锋中，迎来个体经济的黄金时代

正如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公开所指那样，改革开放这个国策一开始就有人思想不通并且执意反对，所以这条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也就不奇怪个体经济的崛起要经历艰难曲折的过程。受命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并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广东、福建两省，在这中间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个体经济”和“包产到户”如约而至时，追求致富的各种经营能人和专业户雨后春笋般涌现，“雇佣”现象随之而生。1980年，广东省高要县沙浦公社社员、养鱼能手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次年把承包范围扩张到近500亩，雇了5名固定工，另有临时11000人，不觉触动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经，放言这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必须取缔。1979年2月，全国工商局长会议发往各地的报告，虽同意批准一些个体劳动，却也声明“不准雇工”。

虽有“五老火锅宴”之后破旧立新的种种，但有人数年后仍转变不过来。广东省委却在学习和思考中，一直想方设法为新兴的个体经济和雇工经营争取合法地位。1981年底，广东省工商局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但不同看法依然大行其是，广东内部也还是意见难统。此时，12月30日，国务院又出台了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规定，舆论界称农民工为“盲流”。

1982年1月，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在昆明召开，陈志雄的個体经营方式被树作靶子，连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两位与会者都认为，“陈志雄的经营方式同旧社会（资本家）实在没有什么差别”，“应予限制”。很快，新华社记者以《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为题，写了份内参，引起高层重视。与胡耀邦批示中温和、商量的语气不同，有领导的批示称：“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做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

面对不同声音，广东省委也没对哪个“唯上”，让调查组再认真作实地调查，以求“唯实”。之后，广东省委肯定地认为，陈志雄此举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给承包双方均带来好处，“不宜采取通报批评的办法”。

1982年4月，佛山市成立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继而，广东省专门召开了一次雇工问题大型研讨会，揭开了国内理论界第一次公开讨论此敏感话题之帷幕。广东省还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措施，并组建了广东省和广州市个体私营行业分会。

相比于广东，个体承包之事在福建出现得更早。1979年，福建仙游县农民李金耀，变卖妻子首饰和家中备用的两副棺材，并向华侨借款，筹了6万元资金承包荒山（最多时雇了20多人）。大队与他订了“秘密合同”，一张对折的粗糙牛皮纸上，不仅有李金耀私章和大队公章，还密密麻麻盖着32位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群众代表鲜红的印章。两年艰苦创业，荒山变成一片绿海。全国第一例包山干个体之举，经《人民日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媒体报道，名噪一时。李金耀却也在被上上下下的“好好研究”和“检验”中，承受着如山而来的压力。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不仅称赞李金耀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农民，还亲自上山视察，看了那张全国第一份承包荒山合同。省委书记的支持是无形的示范，带动了全省集体林业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各地掀起了包山造林的热潮。不过一年时间，全省出现了18万林业承包专业户、2万多个联合体，经营面积达190多万公顷。项南实地考察了其他一些个体户、专业户后，作《尖子赞》一文，在《福建日报》发表，礼赞这些个体专业户，呼吁此类尖子“冒得越多越好”。

正是改革开放两个先行省份，无私无畏地为个体专业户雇工政策撕开了一道适合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口子，大大影响到日后个体私营企业的命运。当举国上下“敢问路在何方”时，广东和福建已成为个体私营者的天堂，个体户数以万计地增加，连同“三资”企业里纷至沓来的打工仔、打工妹，一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一轮中国民工潮，汹涌澎湃，直至今天。

对广东、福建的做法，邓小平看在眼里。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意味深长地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广东和福建在先行先试中一再放宽对个体经济的诸多限制，在所有制问题上打破了原来的禁区和误区，并推动着中央政策的调整和实施。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和12月审定通过的《宪法》，都明确了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就在这一时期，大批科技人员下海，中关村涌现了第一批民营科技企业。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中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先进代表。胡耀邦发表讲话说，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系统阐述了党在现阶段对发展个体经济的基本指导方针，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10月23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回答他们的提问：“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邓小平的这些话，坚定了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的信心，也给了思想认识不同的人们以有益的启迪。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时，与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研究厦门经济特区规划

邓小平惊喜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86年9月2日，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考察广东等地的个体私营经济后，来到北京，采访邓小平。他首先介绍了自己在珠江三角洲所见所闻：农民致富了，有摩托车、彩电，自己盖新房，把一部分收入交给国家，其余部分归自己。还说：“这跟我们的制度差不多。”邓小平就迈克赞扬的农村万元户现象说开来：“一万元不过二三千美元，还是一年的收入，能够算富吗？我们就算富了，那能有多少？比起发达国家来，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话里话外，他都主张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成分。

在农村，在城镇，乡镇企业已成为非公经济成分的重要补充、民营经济的主要经营形式。邓小平掌握着有关乡镇企业的大量情况，知道乡镇企业促进了珠江三角洲、闽南金三角的全面起飞。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同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又说：“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邓小平这些话，是对广东、福建以及江苏、浙江为代表的乡镇企业的高度赞扬。

项南提出“福建经济要靠乡镇企业打头阵”，为了帮助壮大乡镇企业，他提议从省到县都成立乡镇企业局。于是，福建各级政府中便有了全国最先的这一政府机构。有了乡镇企业这个响亮的招牌和可以想见的“避风港”，乡村中各种形式的办厂更是层出不穷。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就是曹德旺当年靠着承包福清高山镇一家小玻璃厂起家的。个人公益捐赠达60多亿元的这位中国“首善”，曾对笔者说：“项南当年积极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好像一股风，吹到了高山，一打听，嗬，创业简便得很呢，而且政府还能提供很多意想不到的帮助，我就在这阵风中起步了，扎下了根。如果当初我在别的省做，只怕事没做成人先进去了，弄不好连命都没了。”曹德旺并非危言耸听，历史牢牢记得1982年温州发生的“八大王事件”，八个从事电机、线圈等行业，在业内有“大王”之称的个体工商户，或被判刑下狱，或被迫逃离家乡。随着义乌等地小商品经济的活跃交易、快速发展，又有人提出是不是投机倒把的诘难。一时间，各地“严打”各式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案件被连篇累牍地报道。在个体私营经济的劫数中，最出名的还是彼时发生的“傻子瓜子”事件。

安徽省芜湖市个体户年广久1981年8月雇工经营，制作加销售“傻子瓜子”。他别有风味的炒功连同薄利多销的策略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越做越红火，很快就从小作坊开成“大工厂”，还设了几个分厂，雇工人数从最初的四个帮手到上百人，把国营食品店的瓜子都从柜台上给挤了下去。有人引经据典，质疑其“理论合法性”。1983年底，年广久雇工等问题被指斥是资本家复辟、剥削。该如何处理？芜湖市不敢作主，安徽省委派专人调查后，也不敢主张，写了个报告上报中央，驚动了邓小平，他批示：“先不要动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实际是看一看，试一试，等到各方面的后果出来后再做定夺，总之他想抓住“一颗瓜子”破解个体民营经济的难题。但他的话却让意识形态之弦依然紧绷的人煞费苦心琢磨。“动”就是收拾，可以抓，也可以判，批臭更容易。人们在惯性思维下不管如何解释，总之是先不能动。年广久大赚特赚成百万富翁后，“树大招风”，弄得许多人都不舒服，几年后还是对他的所谓经济问题立案侦查，判三缓三。邓小平在1984年中顾委全体会议上说：“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傻子瓜子”在安徽被“动”了，这是年广久这个私营企业主的劫数，企业渐渐就做得没声息了。曹德旺在福建却做成了让中国人骄傲的世界名牌，自然也有生态环境的因素。他也知道，对乡镇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有看法的大有人在，福建也经历过非同一般的劫数。

乡镇企业在广东异军突起，南粤乡镇企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繁花似锦的可喜景象。1985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得到中央批准成立后，乡镇企业凭着天时地利人和，一飞冲天。乡镇企业促进了珠三角的全面腾飞，“珠江模式”不胫而走。珠江模式、晋江模式与苏南模式等一同驰名中外，给了邓小平一个又一个惊喜。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时，强调：“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

重点包含民（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经济，是改革开放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的成果，它的成长、发展和崛起，向旧理论、传统体制发出了挑战，由此带来的反弹也如影随形。所谓“姓社姓资”的说法，像幽灵一样游荡，隔三差五便要跳出来折腾，乱扣帽子。邓小平退休后，有人再次蓄意掀起这样的争论，非公经济成为矛头指向。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股逆流究竟想要否定什么，借1992年春天的南方视察之机，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并着重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邓小平在视察珠江电冰箱厂（科龙电器前身，后成为全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乡镇企业）时，得知这家国内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工厂装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不禁惊叹有加，连问三次“这是乡镇企业吗”，并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又一次提到：“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两个月后，年广久被宣布无罪。很快，在“东方风来满眼春”带来的思想大解放中，“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写进了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之中，“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宪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了广阔的舞台，其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得到肯定，这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习近平为民营经济唤来“浩荡东风”

对福建民营经济当年一波三折、领先全国的发展之路，有过近18年福建工作经历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十分清楚。

习近平是1985年到福建工作的，当时主政福建的正是项南。习近平曾作《长者风范公仆榜样》一文回忆项南，称：“（项南）提出一系列切合福建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为今日福建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在新大陆科技集团工程实验室与科研人员交谈

“乡镇企业打头阵”是项南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之一，后来没了乡镇企业一说，民营经济一定程度却由此孵化而来。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一如既往地扶持民营经济，对项南满腔心血培植“乡镇企业一枝花”的所在地——晋江的进一步腾飞特别上心。上世纪90年代，民营经济在左冲右突中虽然渐渐取得了市场的主体地位，但市场准入仍受到过多的困扰和限制。1998年8月26日，习近平在福建省委副书记任上，来到晋江，深入优兰发集团的生产车间调研。得知这家民营企业因为引进了先进设备，产品供不应求，而基本没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习近平大加称赞闽南企业家敢拼会赢的精神，指出不能满足，要不断向前。

1999年，代理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对五年来持续领跑福建县域经济的晋江提出一个前瞻性的问题：新世纪新形势下该走怎样的发展路子，如何做强做大，带来怎样的启示？他为此重点走访了当地十几家企业，询问措施和困难，提出要求和建议，期望一些小个子的民营企业，通过体制机制等的改革创新，能长得更快飞得更高。民营企业起初靠自家闲房生产，随着企业发展、生产规模扩大，用地紧张、手续难办、吃拿卡要等问题日益凸显。习近平督促政府部门要尽快转变职能，切实为企业解决一揽子问题。他与民营企业家们座谈时，还特别强调：“我们提倡党政干部与企业家之间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诤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不搞权钱交易。”很快，晋江市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把所有职能部门都集中在一起，并限时办结。其他地方闻讯，纷纷仿效。

2001年3月24日，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在福建省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上讲话指出：“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政府职能不转变，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无从谈起。”这年4月20日，第三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开馆仪式后，习近平径自来到安踏展馆，提出把好质量关、创出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的创新产品三点希望。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各级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胆子必须更大一些，步伐要更快一些，政策要更宽松一些，支持力度要更强一些。是年，晋江市依靠民营经济和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首次跃入全国百强县市“前十”，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初现。2002年6月，习近平在第七次赴晋江调研中，总结提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思路。两个月后，习近平所撰《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一文，刊登于《人民日报》，“晋江经验”由此提出，习近平称这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晋江经验”从此成为引领福建加快改革、全面发展、扶持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一个标杆。

习近平对创品牌的要求，在晋江企业家中引起共鸣。创办于陈埭镇的安踏一马当先，经十来年努力，在全球体育用品行业紧追耐克等“大牌”，排名世界第五。此后，十来个“国字号”区域产业品牌在晋江相继诞生，2个千亿、5个百亿、700个亿元企业和产业集群竞相辉映，境内外上市企业数量达46家。2017年，晋江市民营企业4.8万多家，占企业总数94.6%以上;全年总产值4782亿元，占全市的98%;纳税197.3亿元，占全市的93%。习近平对晋江持续稳定的发展备感欣慰，到北京后仍心系晋江。2017年1月23日，他在张家口市考察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时，身着的运动羽绒服上醒目地印有“安踏”商标。晋江民营企业家们通过电视画面看到这一幕，莫不感到振奋。

习近平鼓励和关心的民营企业不止晋江。1991年，著名民营企业福耀玻璃谋划上市，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就专门找人了解情况，并一同研究借鉴福耀争取上市的做法，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州相继新组建和联营、兼并了一些公司，并引进外资，成立“中中外”企业，提升竞争力。1995年6月15日，习近平为此专门在《福州晚报》上发表《福州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一文。

晋江市区

对民营中的高新技术企业，习近平尤为关注。1993年12月，因“实达模式”而获过中国科技实业家创业金奖的胡钢，离开他创办的已然享誉全国的实达公司，重新创业。习近平特地在办公室耐心细致听他和合伙人王晶讲想法，在了解他们的抱负后，盛情希望他们继续留在福州。得知他们离开实达时，因股权不让退而一时凑不足钱来注册新公司，习近平马上给国家级的福州（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人打电话，交代“特事特办”。由是，胡钢、王晶在部分资金没有交足的情况下，先把新大陆科技集团给注册了。新大陆初创期间，一直得到习近平的关心。习近平不时和胡钢、王晶促膝谈心，探索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实践。有次他们谈到，在每一次经济危机来袭时，为何德国受到冲击总是比较小？习近平认为主要在于科技创新和坚守实业，实业是一个地区和国家经济立足之本。新大陆牢记习近平的嘱托，不跟风，不赚快钱，顶着诸多压力，坚持科技创新理念来做实业的决心，终成为一家享誉世界的综合性、创新型高科技企业。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来福建视察，恰逢新大陆成立20周年，特地来企业实地考察，对企业的飞速发展甚是高兴，当众和新大陆董事长胡钢、总裁王晶深情回忆了20年前他們白手起家时一起探索创业理念的情景，称“历历在目”。他感慨地说：你们发展壮大到这个地步，证明了一条，走创新之路是我们国家，也是每个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你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块“新大陆”，也寄寓了习近平的理想与期许。

20年不过是一代人的时间，却成长起了胡钢、王晶等一代甚至几代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是创新实业的践行者，是非公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是富国兴邦的实干家。他们不仅亲历和见证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也见证了这些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社会地位的大幅提高。

习近平在地方执政时，一直主张并支持对民营经济“松绑”;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后，坚定地强调政策护航，使民营经济驶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快车道。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强调：“我在这里重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中国共产党党章都写明了这一点，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

“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以及“不会变”“不能变”这些看似简单却旗帜鲜明、掷地有声的字句，可知习近平对民营经济的巨大贡献、发展状况和存在困难了如指掌，对民营企业家的心声意愿尽知其详，对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们的厚望和关心并重。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3月4日下午，习近平在民建、工商联界联组会上，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后，指出：“民营企业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创造精神，正确认识、积极适应新常态，争取新常态下的新作为、新提升、新发展。”他还说：“我国发展一时一事会有波动，但长远看还是东风浩荡。”

中国民营经济的破冰、恢复、成长、发展历程，是一部宏大的史诗。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关系民营经济的有两大标志性事件，即1979年的“五老火锅宴”、1992年的南方谈话——对前者，个体民营业主谓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对后者，当年媒体用李贺的诗句“东方风来满眼春”形容其意义。对习近平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且借陆游“又见东风浩荡时”之诗句来形容并充满信心。

东风夜放花千树，民营经济这一枝枝花，必将在“浩荡东风”中结下累累硕果，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