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古意诗的题材类型及其诗史价值

赵晓华

南朝刘宋后期，诗坛出现一类以“古意”为题的诗歌。至齐梁，古意诗的创作颇为风靡。有古意诗存世的诗人有沈约、萧衍、吴均等十四位，共计作品数量近三十首，其中吴均、何子朗、王枢等人的古意诗属于应和之作，可见当时的创作者与作品数量应不止此数，说明以“古意”为题在南朝诗坛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创作现象。

这一创作现象已受到学界的关注，如葛晓音先生强调古意诗由晋宋拟古诗发展而来，而更多反映的是齐梁新体诗的趣味（94—95）；钱志熙先生则指出古意诗具有客观言情的特征，与同时代的拟古、效古、拟乐府作品共同担任齐梁绮艳体诗中的复古角色（“论齐梁陈隋”144—46）。两位先生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古意诗与齐梁诗坛古今体变化的关系。此外，韩宁、仲瑶也注意到了相关现象（韩宁 59—63；仲瑶 85—92）。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古意》这一诗题与《拟古》《效古》《学古》这类标题的指示功能不完全相同。《古意》强调“意之古”，这首先是就内容上的特点而言的，同时，有些古意诗在一些类书、总集里还有不同的标题，这些异题在标明诗歌内容的性质方面是有所区别的，反映出古意诗在立意与题材之间有比较特别的关系。本文拟由此入手，探讨南朝古意诗的题材类型，以进一步认识它在诗歌史上的价值。

一

由现存的南朝古意诗作品来看，闺情与从军两类题材是最为显著的，它们在历代文献中的编录比较集中，与前代诗歌的渊源关系及其立意方式也相对一致，故这一部分首先探讨这两类题材。

闺情是南朝古意诗主题之一大宗，有接近半数的南朝古意诗见收于“艳歌集”《玉台新咏》中，便是对这一现象最为集中、显豁的说明。又，《艺文类聚》“闺情”一类下录有三首《古意》（欧阳询 567—69），同时，该类下收录的吴均《闺怨诗》，在《玉台新咏》中亦题作《古意》（吴兆宜 227）。由这些总集、类书的收录及一些作品的异题情况，可以看到古人对于南朝古意诗的闺情题材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这些作品的内容上来说，也的确是古诗、古乐府中较多表现的女子情感类型。如《玉台新咏》中收录的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六首》中的一首：

贱妾思不堪，采桑渭城南。带减连枝绣，发乱凤凰篸。花舞依长薄，蛾飞爱绿潭。无由报君信，流涕向春蚕。（吴兆宜 227）

此诗又载于《艺文类聚》“木部”中，题为《采桑》（欧阳询1523），后《乐府诗集》“相和歌辞·相和曲”《采桑》题下亦录此诗（郭茂倩 415）。《艺文类聚》与《乐府诗集》两处文献中的标题直接表明它与汉乐府《陌上桑》的联系。诗歌着力刻画女子之明艳、春光之旖旎，与《陌上桑》的场景相似。结尾两句转而表达思念情人而无消息可达的哀情，在乐景的渲染下尤为悲切。诗中思妇的相思之深沉，可与古诗中罗敷的坚贞形象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采桑》《古意》两个标题都能够说明诗歌的内容，但它们指示的内容层次是不同的，《采桑》仅仅标明了女子的形象从古乐府中来，《古意》则提示出诗人以为这种相思情感缘于古诗，是有其高古的价值的。

进一步说来，《古意》这一标题向读者提示的是作品内容与诗人立意的关系。如鲍令晖《古意赠今人诗》因时序迁移而念及游子无衣，诗题便直接指出用高古之意赠予今人的题旨。“古意”强调与“今”、即诗坛流行之体相对，无疑暗含着诗人的价值判断。源于古诗的闺思题材、意之高古、诗人以古写今的立意，几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同时，闺情古意诗复杂的异题情况，亦提示出诗人借古写今的立意。如《艺文类聚》“闺情”类下收录的刘孝绰《古意》，此诗亦为《文苑英华》“乐府”类下“古意三十三首”之一，而“寄赠”类中又题作《古意送沈宏》。此诗全篇化用甚至袭用古诗中对于思妇情感的表达，如“相思昏望绝，宿昔梦容光。魂交忽在御，转侧定他乡”四句，在措意与措辞上都承袭《行行重行行》。《古意赠沈宏》这个标题又揭示出借古诗中女子相思念远之情来表达送别友人的情谊。

需注意的是，随着诗歌史的发展，文人拟写古诗、乐府诗中的闺思题材，非单纯叙闺思，很大程度上，都是跟诗人的述恩荣联系起来的，如吴淇评曹植《七哀诗》曰“借闺房儿女之私，以写臣不得于君之思”（汪俊 黄进德119）。并由此在诗歌史上形成一个承传久远的“男子作闺音”“以男女喻君臣”的传统，这些作品都强调女子感情的坚贞，具有伦理价值。上文所述鲍令晖《古意赠今人诗》，在《艺文类聚》“乐部·乐府”类（欧阳询 763—64）、《乐府诗集》（郭茂倩 876）、“琴曲歌辞”中都作为《秋风》著录，作者是吴迈远。《秋风》这一乐府题显示出对《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曹丕《燕歌行》等汉魏文人诗、乐府诗中感时令、叙闺思的创作传统的拟写。若此诗作者确为吴迈远，则为男性诗人的作品，便可看成诗人借女子的闺思写自己的不得志。再如《玉台新咏》所收王融《古意诗二首》（吴兆宜 157），在章樵二十一卷本《古文苑》中作《和王友德元古意二首》，章氏题注曰：“忠臣不忘其君，犹贞妇之思念其良人，骚雅比兴皆然。二诗盖拟古遗意”（卷九 218—19）。德元为王晏长子，未有诗作传世。王晏仕齐世祖、高宗两世，最初官位显达颇受宠信，后却因高宗猜疑、以谋反罪名被诛，王德元与弟德和俱被诛（《南齐书》744）。王融诗和王德元《古意》，第一首刻画女子急切盼行人返归的心情，其二则重在表现思妇坚贞等待之情难以向行人表白的焦灼，未尝不能说是男性诗人的骚怨之情。故而正如盛唐诗人王昌龄明确指出：“古意者，非若其古意，当何有今意；言其效古人意，斯盖未当拟古”（王利器 300）。王氏一方面肯定“古意”之“古”，与拟古渊源密切；另一方面，又指出写“古意”是为了表达“今意”，在这一层面上，古意诗又与拟古诗有别。

颜竣《淫思古意诗》对“男子作闺音”这一委婉言志的诗歌传统继承得最为鲜明，在古人那儿便有较为明确的认识。颜诗曰：

春风飞远方，纪转流思堂。贞节寄君子，穷闺妾所藏。裁书露微疑，千里问新知。君行过三稔，故心久当移。（逯钦立 1242）

此诗在《通志·乐略》中录为《古调二十四曲》之一，郑氏又撰《遗声序论》曰：“遗声者，逸诗之流也。［……］无非雅言幽思，当采其目，以俟可考”（郑樵 631），肯定《淫思古意》与《古辞十九首》在构思立意、创作宗旨上具有一致性，皆可用“雅言幽思”来概括。此诗“裁书”的场景与“故心久当移”的猜测，都是由《十九首》而来。后世诗论家认为《十九首》中“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一句乃“诗人善怨”的模本，而钟惺、谭元春评颜诗，同样也是围绕思妇情感的“雅怨”特征来说。钟、谭二人首先指出《淫思古意》这一标题“四字造得奇”（钟惺 谭元春 482），可见此词乃颜竣首创，亦说明其立意出人意表。又言：“慰远之言敦厚，中无限凄切。孀居独宿有贞名，贞节寄君子，一从远闻，一以寄远，不淫不伤［……］”，“君子望妇人在贞节，妇人疑君子在移心，先自尽而后疑人，妙于妒者也”（钟惺 谭元春 482）。联系颜竣生平，他早年一直追随宋孝武帝，颇受重用，孝武帝践祚后累迁吏部尚书，却因诤谏恳切而触怒孝武帝，落得下狱被赐死的悲惨下场（《宋书》1959—66）。诗中“故心久当移”之句，未尝不能说是诗人托言思妇的担忧而隐晦地表达对孝武帝恩宠不再的埋怨。

从作品的用语与构思来看，确实可谓婉曲幽妙，如钟、谭二人所评：“藏”字不胜幽怨；“裁书”句，曲尽妇人之心，然语轻妙，不作恶（钟惺 谭元春 482），并认为颜竣诗歌“清思密绪似欲过其父（按：颜竣为颜延之之子）”（钟惺 谭元春 482）。“清思密绪”之评，正可反映出颜诗立意的虑详、曲折。袁枚《随园诗话》曰：“古乐府‘羞涩佯牵伴’五字写尽女儿情态，唐人因之，有‘强语戏同伴，希郎闻笑声’之句［……］皆不愧淫思古意矣”（袁枚243）。袁氏所谓“淫思古意”，亦是说后世模拟古乐府中表现女儿真挚、直率的情态，对古诗中女子的心理活动揣摩得很细密。而章学诚在追溯小说源流时，说到：“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章学诚 158）。章氏认为作者在构思小说时，通过仔细揣摩古人之意来寄托怀抱，犹如古乐府的作者通过揣摩女子的心思来暗托己志，则不仅从表现方式上，更是从作品的立意、题旨上指出“淫思古意”与“辞客寄怀”相通。

闺情之外，游侠、从军是南朝古意诗另一类特征比较鲜明的题材。如《文苑英华》所收五首南朝古意诗，四首都与从军主题相关（李昉 1015），其中王僧孺一首、吴均一首在《艺文类聚》中归到“游侠”类下，也题作“古意”（欧阳询 580）。吴均另外一首在《类聚》中题作《战城南》，收到“战伐”类下（欧阳询 1067）。在诗歌创作中从军、游侠题材最初便是以抒发诗人情志为主，故而古意诗以它为题材，创作实质与闺情古意诗相似，都是借他人情感来寄托诗人之情志，也是王昌龄所谓“以古意写今情”。吴均《古意·杂虏寇铜鞮》曰：

杂虏寇铜鍉，征役去三齐。扶山翦疏勒，傍海扫沈黎。剑光夜挥电，马汗昼成泥。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逯钦立 1747）

诗歌以凝练、概括的笔触，选择典型场景表现主人公赴边途中的情形，节奏紧凑明快，凸显少年报国杀敌的恳切决心。《类聚》“言志”类下录有吴均《咏怀诗》，曰：“仆本报恩人，走马救东秦。黄龙暗迢递，青泥寒苦辛。野战剑锋尽，攻城才智贫。唯余一死在，留持赠主人”（欧阳询468）。题旨与古意诗基本一致，可见“古意”与“咏怀”具有相通的诗学内涵。

此诗在《艺文类聚》“战伐”类中题作《战城南》（欧阳询 1067），而《文苑英华》中，《古意》与《战城南》两个标题下重出，周必大、彭叔夏的校订时删去了《战城南》的文本，只存目，并注曰：“此第四首，而五卷有之，题作《古意》，今存于后而削此”（李昉 969）。可见吴均“杂虏寇铜鞮”一诗在流传中确实有《古意》及乐府《战城南》两个诗题，而周必大等人存、削的选择，亦可反映出《古意》这个标题所体现的诗人借从军报国以委婉言志的意义。

而《古意·西都盛冠盖》以曹植《名都篇》为蓝本，刻画了一位以游冶为务、骄纵恣意西汉长安贵游子弟的形象：

西都盛冠盖，九逵尘雾塞。中有恶少年，伎能专自得。玉鞭莲花剑，金苣流星勒。聊为路傍人，写鞚长楸北。（逯钦立 1747）

此诗用托古之法，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的批判。《梁书》本传称其“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梁书》698），吴均可以说是典型的六朝士族政治下凭借自己才学进入仕途的寒素士人，所以表现这样一位高族恶少年，颇有自伤身世之意。而且题曰“古意”，诗人强调这样一种现象自古而来，一方面对现实的讥刺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去批判，可说力度更为深重。抑或，又可说是诗人自我宽解之辞，此中曲折的用意及温柔敦厚的笔法是十分复杂的。

吴均的这两首作品完全借古代从军少年或贵游子弟的形象、情感寄托自己的功名抱负，借鉴汉乐府中第三人称客观叙述的视角，有意隐去了诗人的今情，可以说是对宋末以来在闺情题材中以思妇口吻委婉言志的古意诗创作的一种认同。而王僧孺《古意诗》模拟张华《游侠篇》的模式，前六句极力描绘鲜衣怒马的游侠少年形象，后六句转到由此引发的出处思考上：“虽非学诡遇，终是任逢遭。人生会有死，得处如鸿毛。宁能偶鸡鹜，寂寞隐蓬蒿”（逯钦立 1761）。同张华诗一样，此诗直接表达出诗人切身的人生感慨。吴均与王僧孺的古意诗虽然在抒情言志的构思上有所不同，但“以古意写今情”的用意是一致的。而且从军报国的志向与男性诗人的身份更为贴合，能够妥当地说诗人借之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故而，虽然这一类古意诗出现时代稍晚，数量也较少，却更加明朗地揭示了古意诗的特征与意义。

二

由上述闺情、从军类古意诗在文献中的收录情况及异题情况可以看到，古意诗与拟古诗、拟乐府存在着明显的交叉重合。《艺文类聚》所载何思澄《古意》，在《玉台新咏》《文苑英华》中都题为《拟古》（吴兆宜 257；李昉1018）。而且，《文苑英华》把题为《古意》与题为《拟古》的两类作品并属于“乐府”一类下，都直观地反映了古意与拟古都取材于古诗、古乐府这一诗学特质。葛晓音、钱志熙两位先生都注意到南朝古意诗的题材特征，并由此指出古意的实质为拟古。然而，需要进一指出的是，古意诗的这两个题材类型与南朝诗坛上拟古传统的新变亦是密切相关的。

从《昭明文选》“杂拟”类中所选录的作品来看，以陆机、陶渊明、谢灵运、江淹等为代表的拟古诗创作者，或以“轨范曩篇”的方式对原作进行亦步亦趋的仿写，或继承汉魏古诗的创作精神，或学习古诗风格，不管出于何种拟古的初衷，汉魏诗歌中客观言情的创作方式，即托言思妇、游侠的口吻代诗人抒情言志的方式却继承得比较少，至刘宋后期方渐渐恢复这一传统。如刘铄《拟古诗》，虽延续陆机变化其辞而师其意的作法：“拟古三十余首，时人以为亚迹陆机”（《南史》395）。但从现存的四首作品来看，都表现男女阔别之情，其中明确有三首以女子主观抒情的方式遣词立意，情思摇荡，较陆机之作更接近古诗的抒情风貌。鲍照《绍古辞七首》在传统闺思主题上加入行人从军的内容，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便凸显了这种相思情感的价值意义，与解《诗》传统中的伦理价值相接。而汉魏诗歌中的从军题材，亦在此时重新进入诗歌创作的领域。《艺文类聚》即以鲍照《拟古诗·幽并重骑射》、袁淑《效古诗》为“游侠”类诗的滥觞。齐梁的拟古诗承着刘宋而来，亦较多采用以思妇、游侠代言的方式，如沈约《效古诗》写夫妻的阔别，取譬于树木的分离，显然是模拟思妇细腻的抒情口吻。范云《效古诗》、何逊《学古诗三首》，也都以鲍照《拟古诗·幽并重骑射》为蓝本，塑造慷慨从军的少年形象。可以说，鲍照等人取汉魏诗歌中的思妇、从军题材写作拟古诗，对齐梁诗坛赋写汉乐府中征夫思妇情感、少年从军意气有直接的影响。

故而可以说，古意诗以闺情、从军题材为主，是拟古传统新变风气中的一部分。然而诗人以“古意”命题，强调意古，揭示出这一题材在伦理价值上有其特别之处。闺情类古意诗大多模拟上文所举鲍照《绍古辞》的模式，把闺思与从军两类题材结合，在表现的思妇情感上首先也有这样一种高古的价值。如吴均《古意·匈奴数欲尽》，便有意地把征戍与思妇题材结合起来，言情笔法亦颇为“温柔敦厚”：

匈奴数欲尽，仆在玉门关。莲花穿剑锷，秋月掩刀环。春机思窈窕，夏鸟鸣绵蛮。中人坐相望，狂夫终未还。（逯钦立 1746）

此诗本意是想表现征人思归之心，却不直写其思家心切，而是想象家中妻子对自己的翘首企盼。这种构思方式也是取法《诗经》，即陈贻焮先生论《东山》“妙在取影”之艺术效果（钱志熙 杜晓勤 245—49）。故此诗在表现征夫思归的情感上，可谓有风人之旨。再如萧衍《古意诗二首》（其一），也是写征夫与闺中女子两地相思之情，但用比兴开篇，亦效法汉魏诗中的措辞方式：

飞鸟起离离，惊散忽差池。嗷嘈绕树上，翩翩集寒枝。既悲征役久，偏伤垄上儿。寄言闺中妾，此心讵能知。不见松萝上，叶落根不移。（逯钦立 1534）

诗歌前四句以古诗中常见的飞鸟离散的场景起兴，后面四句写两地相思情，分别从闺中思妇与征人两个角度写，明白晓畅。但从征人的角度想象闺中思妇自伤又伤己的多重伤悲，又用“既”“偏”这样的转折连词表现出征人对于思妇情感的感激，言情之复杂，耐人寻味。“寄言”的对话句式读来亲切、温情，在某种程度上舒缓了前面极力刻画的相思之苦。最后松萝关系坚贞、牢固的比喻，亦足以媲美《诗经》“经夫妇、厚人伦”的礼教观。故此诗言情可谓直而不露、曲而不隐、哀而不伤。而第二首全篇以富有比兴意味的场景转换，委婉地表现出抒情主人公的坚贞情感无人知晓的落寞。可知古意诗之“古”，一方面指题材之古老，另一方面，也是说以高古的笔法去表现古老的题材，使得这样一种题材所呈现的面貌，不同于同时期以咏物之法表现的思妇、从军题材。

沈约表现女性题材的作品较多受到后人的诟病，被认为是宫体诗的滥觞，如《梦见美人诗》《十咏二首》，但其《古意诗》却颇受称赏。此诗以“明月虽外照，宁知心内伤”的结尾来表现女子“怨而不怒”的坚贞等待，陈祚明评曰：“以质见古，虽浅实深”（陈祚明 632），王夫之亦认为此乃沈约诗中唯一有“生人之气”的句子（王夫之 237—38）。王夫之所谓“生人之气”即是与齐梁诗坛流行的纯粹以赋题、咏物之法描摹女子的宫体诗相对来说的。故而可以说，在古今分流的齐梁诗坛，同样以思妇、从军为题材，古意诗所表现的情感类型首先就反映出当时诗坛上诗学观念中古今的分化。而萧衍以比兴的手法、刘孝绰全面袭用汉魏古诗的辞句，则是从内容与体式上都恢复汉魏古风。然而另一方面，在更多的古意诗体式上，又明显反映出受到并时新体诗风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诗人有意用新体表现古意，呈现出古今交杂的面貌。

沈约《报王筠书》曰：“古情拙目，每伫新奇。声和被纸，光影盈字”（《梁书》485）。这里所说的“古情”与“新奇”的关系，大抵可以说明他们创作古意诗的旨趣。沈约《古意诗》结尾云“明月虽外照，宁知心内伤”，以景结情，善于造境，是齐梁人对诗歌艺术探索的一大创制。王融《古意诗二首》，王闿运《八代诗选》选入“齐以后新体诗”中，反映其新体的特征。比如善用景物的动态变化来点染思妇情绪，如其一：“坐销芳草气，空度明月辉”“巫山彩云没，淇上绿条稀”两句，以月华的暗淡、芳草的衰歇、巫山彩云隐没、淇上绿条稀疏来暗示女子由昼至夜、日复一日的无止境的等待。其二开篇以“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形容时序迁移，概括又形象，表现出动态的感觉，与思妇感激而动的心理相应。较之《十九首》“凛凛岁云暮，蝼蛄夕悲鸣”“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这样直接写时节变化的句子，可谓“新奇”。但这种由时序迁移引发生命感伤的写法，又是《古诗》之常情，故陈祚明称其“起句有古情，结亦相应”（陈祚明 735）。二诗同样以景结情，使得思念情感的抒发有一种主动的节制。

沈约、王融、萧衍的作品虽难以考其具体创作年代，但从诗中所写情境来看，当是诗人个体的创作。沈、王二人的作品虽然受到新的诗歌趣味的影响，追求华藻巧对、极力表现纤细的光影变化，但他们的写景还主要是为点染女子心情服务的，从整体来看，还是客观叙述的语调。而至梁代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六首》、萧纲《和湘东王古意咏烛诗》、何子朗《和虞记室骞古意诗》、王枢《古意应萧信武教诗》等作品，从诗题上便可以看出，以“古意”为题咏写闺情发展为梁代宫廷文人唱和的一种诗歌类型，故而在表现方式上，咏物、写色的成分更为突出。萧子范《春望古意诗》前七句均以艳词描绘春景，末句才点出“妾床空”的抒情视角（逯钦立 1897）；何子朗《和虞记室骞古意诗》也花了六句笔墨极力表现女子的体态之美与春情之旖旎，最后两句方点出思君的情意（逯钦立2078）。再如吴均六首和诗，咏写女子感情时亦突出对女子容饰的刻画描绘，如“带减连枝绣，发乱凤凰篸”“莲花衔青雀，宝粟钿金虫”“花钗玉腕转，珠绳金络丸”（逯钦立1745—46）等诗句，对偶工丽，并用对照的形式表现浓丽色彩，梁代咏物之风的影响甚为明显。

吴均、王僧孺的游侠、从军题材古意诗，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诗坛主流的趣尚一致。前文提到范云、何逊等人都热衷以拟古、拟乐府名篇表现从军题材，他们程度不同地在诗中效仿汉魏诗慷慨悲凉的风格，与清浅婉媚的时流诗风形成对照，体现了“含清浊、中今古”（《梁书》693）的诗美理想。吴均诗风以“清拔有古气”传名于时（《梁书》698），其古意诗在表现少年壮志的劲健慷慨上，也确实得汉魏古诗之气韵。但作品在具体的刻画描摹上却是较为新颖的，如“扶山”两句借用对偶的形式进行巨大空间的概括，而“剑光”“玉鞭”两句，极力描绘鲜亮的色彩以及追求声色的瞬间变幻，是新变诗风的一大特色。可以说，齐梁诗坛古今体融而未分的状态（钱志熙，“论齐梁陈隋”141），这两首古意诗表现得十分突出。王僧孺《古意诗》在塑造形象时以富丽精工的偶句结构，较吴均诗更为铺张扬厉。《梁书》称“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梁书》474）。由此诗可见一斑。

此外，齐梁诗坛，尤其是梁代的新变之风对古意诗创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诗歌体式上，在题材上，亦可以看到古意诗与新变诗风的同流发展。如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所写内容，便不局限于汉诗、汉乐府，也取材于南方的歌谣乐府。“春草可揽结”一诗，直接用东晋歌谣之辞起句“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撷”，然而歌谣为讽兴时事而作，吴均这里只是取字面意思来起兴，渲染春光融融以反衬诗中思妇独居的怨切。再如“妾家横塘北，发艳小长干”，横塘、长干都是吴声西曲中常见的地名。可见吴均同样以“古意”为题，是在立意上继承汉乐府客观地表现女儿情态，与其《拟古四首》之《陌上桑》《秦王卷衣》重于描摹声色不同。而诗中表现的坚贞、深沉的相思情感，又与传统古意诗一致。

萧纲、萧绎二人唱和的《古意咏烛诗》，更直接用“古意”来咏物。萧绎诗曰：

花中烛，焰焰动帘风。不见来人影，回光持向空。（逯钦立 2058）

从《艺文类聚》的著录来看，咏烛诗至谢朓方有表现。谢诗所咏乃宴会上的烛影，通过描绘烛火照曜下的宫殿、帷幕、宝琴、云髻、金器来侧面表现烛火之光亮，最后“恨君秋月夜，遗我洞房阴”一句，由咏物带出情感，但显然也是为文造情，是齐梁咏物诗的典型。而萧绎《古意咏烛》不正面刻画烛火的物态，而是通过表现烛焰与帘风相撩动的飘忽光影来烘托闺中萧骚不宁的等待情绪。作品用力点在于客观言情，而非绮靡咏物。故萧绎在咏烛前冠以“古意”，可以说是对“古意”表现闺情的一种肯定。萧纲的和诗，咏物与写情的痕迹更为明显，不似原诗融合无迹：

花中烛，似将人意同。忆啼流膝上，烛焰落花中。（逯钦立 1977）

葛晓音先生认为这两首诗采用的三五五五体式在当时较为新颖（葛晓音 95）。或者说，萧绎题作“古意”，也有把古情与他这种新体的形式对照来说的用意。而萧绎另一首《古意诗》为三韵体，此体其时作者不多，于萧绎诗中最多见，且都写闺怨。萧纲集中有《和湘东王三韵诗二首》，分别为《春宵》《冬晓》，亦可说明其题材特征。但这些作品与《古意诗》相比，也还是有摹象与写意的区别。说明萧绎等梁廷诗人在探索新的诗歌体式时，仍然注意题面与表现方式相配合。在这样的诗学兴趣下，古意诗的复古与新变，无疑有了更多的内涵与诠释空间。

三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思妇、从军类古意诗中，诗人寄自身情感经验于他人情感之中，又因受到诗坛风气的影响，在内容、体式、形式各方面都呈现出古今交杂的面貌，也导致了古意诗的价值长久以来没有被充分认识。同时，文献著录中复杂的异题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这一局面。然而通过考察异题，我们可以妥当地确定诗人以古意抒情言志的意图，故而古意诗不仅是在题材上，更是在创作精神上恢复汉魏古诗的传统，因而使得流行咏物写色的南朝诗坛亦有较为健举的诗风。在诗歌笔法上，古意诗亦与汉魏诗歌言志婉曲、甚至《诗经》的“风人之旨”相接。此外，南朝还有一些直抒胸臆的古意诗，在文献著录中与学古、咏怀等标题有所重合，直接体现其绍续汉魏言志、咏怀的精神，在诗歌史上，亦能获得较为正面的评价。

江淹《古意报袁功曹诗》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学习汉魏诗歌的意图：

从军出陇北，长望阴山云。泾渭各异流，恩情于此分。故人赠宝剑，镂以瑶华文。一言凤独立，再说鸾无群。何得晨风起？悠哉凌翠氛。黄鹄去千里，垂涕为报君。（逯钦立 1562）

开篇两句一写往事一写实景，但契合无际，构成一个渺远宏阔的时空。后两句用泾渭异流比喻友人离去，下句解释上句，是古诗比喻常用之法。而后插入友人赠宝剑的场景，也是效法古诗寓抒情于事件的表现中，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而这一场景又有比兴意味。俞绍初先生把此诗的作年系于江淹随刘景素在荆州任其幕府主簿时（俞绍初 张亚新 12—13）。据史书记载，刘景素对江淹有知遇之恩，但江淹不赞同他举事反少帝，常从容进谏，而刘不纳（《梁书》249）。可想见江淹在刘幕府中的矛盾心理及惶惶失志之态。故诗中鸾凤的比喻，既是友朋间的宽慰思念之辞，也比喻诗人的高节。嵇康《五言赠秀才诗》、何晏《拟古诗》（亦题为《言志诗》）中都以鸾凤为喻、比兴言志，可说是江淹“古意”之机杼所出。嵇康诗有版本误作《古意》，也正反映出后人对古意诗创作的理解。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有《嵇中散言志》一诗，说明江淹亦以嵇康诗中“言志”的特征为重。但拟诗中较多地掺杂老庄玄理，体现了拟诗务在表现正始诗风之变的意图。而古意诗则是写实与拟古结合，在写离情时诗人有意化用古人对离别的表达，但其中的失志之悲与失侣之叹，正与江淹此诗的遭际密合无间，也使得诗歌在凸显古意的价值上更加完足。

此诗在《广文选》中题为《效阮公体》（逯钦立1562），虽不知《广文选》所本，但亦可以反映出编者认为江淹古意诗继承阮籍诗讽兴、言志之旨。诗人不直接说出自己的寥落失志与无所适从的悲慨，而是隐含在友朋的离情背后，确有“阮旨遥深”的特点。嵇康诗言志的精神与阮籍诗深隐的特征相融合，正说明江淹对汉魏诗歌有意的继承与仿效。

再如范云《古意赠王中书诗》，模拟建安文人互为赠答之作，全篇“以古人之意运之”，体制上亦恢复魏诗以散句为主、杂以比兴的作法：

摄官青琐闼，遥望凤皇池。谁云相去远，脉脉阻光仪。岱山饶灵异，沂水富英奇。逸翮凌北海，抟飞出南皮。遭逢圣明后，来栖桐树枝。竹花何莫莫，桐叶何离离。可栖复可食，此外亦何为。岂知鹪鹩者，一粒有余赀。（逯钦立 1544）

此诗的旨意，古人有两说，主要分歧在于结尾“鹪鹩”的寓意上。《六臣注文选》刘良注曰：“鹪鹩，小鸟也。一粒，一米也。言食少而易有余赀，以此喻己”（《六臣注文选》488）。以鹪鹩为范云自比，取其卑微之态。而章樵则认为范云用鹪鹩每食不过一粒的寓言来劝诫王融不要贪荣躁竞。林晓光对此已有辨析，从范、王二人的身份地位考察，赞同刘良注的说法，认为此诗可为“干谒诗”（林晓光173—82）。从古意诗的创作性质来看，此诗“古意”源于刘桢《赠徐干》，与刘诗之意应当是比较贴合的。刘桢《赠徐干》结尾四句曰：“兼烛八纮内，物类无颇偏。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李周翰注曰：“言日光照烛天下无所偏颇，而我独抱此深感，失志不得与比于众物也”（《六臣注文选》441）。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拟刘桢诗题作《刘文学感遇》，亦可见刘桢诗突出的主题乃自伤失志。故当是刘良的注较为妥当，范云以“古意”赠王融，虽不能直接说希望得到王融的援引，但也流露出范云因官位不显而抑郁之态。问句的结尾方式，既向对方表明心迹，又有怨思低徊未足道的意味，在古意之中今意表现得充沛而曲折。

范诗在《古文苑》中又作《学古贻王中书》（章樵224—25），进一步反映出范诗不仅在意旨上，同时在构思、措辞、比兴手法上都学习汉魏古诗。这一标题与《古意赠王中书融》所体现出的特征是相通的。而《古诗纪》中题作《览古赠王中书》（逯钦立 1771），则跟诗歌的内容、构思皆不合。此外，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在《文选》中编入“游览”一类，亦表现出“古意”与“览古”的交叉。但显然也是“古意”这一标题更能展现徐诗的价值。徐诗曰：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楼兰。此江称豁险，兹山复郁盘。表里穷形胜，襟带尽岩峦。修篁壮下属，危楼峻上干。登陴起遐望，回首见长安。金沟朝灞浐，甬道入鸳鸾。鲜车骛华毂，汗马跃银鞍。少年负壮气，耿介立冲冠。怀纪燕山石，思开函谷丸。岂如霸上戏，羞取路傍观。寄言封侯者，数奇良可叹。（逯钦立 1771）

诗歌首先描绘琅邪城的险峻地势，但用汉代北方地名代琅邪城所在的南方，同样把诗歌的表现对象置于古时汉代的时空中。“登陴”两句引入诗人的叙述视角，客观地铺写游侠少年出场的场面，亦是学习汉乐府的表现方式。“怀纪”以下四句，分用四个典，每两句都从正反两个角度表明少年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以及对军事纲纪的遵守。何焯认为“普通之末，拓跋内乱，梁武屡命将北伐。悱以此时，和到溉诗也”（卷四十六 900）。据《南史·徐勉传》，徐悱颇有才学，然自小体弱多病，患足疾，早卒。故而诗歌在结尾借李广“数奇”的悲剧，叹息自己的壮志难酬。正如《六臣注文选》评点：“此皆悱之心事以报于溉”（418—19）。陈祚明亦言：“华庄，末有感慨”（《采菽堂古诗选》886）。可以看出徐悱在诗中借古人事来表达自己的功业志向，正用反用，情感激昂，乃汉魏慷慨言志的传统。沈德潜亦赞其“在尔时已为高响”（沈德潜 275），此言明确地肯定了徐诗在诗坛上的价值。

范云、徐悱的古意诗都创设了一个古代的场景，与题旨“高古之意”相应。这也是思妇、从军古意诗常用的模式，如沈约诗“挟瑟丛台下”、萧绎诗“妾在成都县，愿作高唐云”、吴均诗“西都盛冠盖”，都有意虚置一个古的时空，与今形成对照，有言情委婉的效果。故而从诗歌“作用”的角度来说，《古意诗》借古意表现今情，是陆机《文赋》强调立意的延续，已非汉魏诗重自然的抒发。梁末颜之推《古意诗二首》（其一），在借古喻今中淋漓述情，古意与今情有如水乳交融，不见“作用之迹”：

十五好诗书，二十弹冠仕。楚王赐颜色，出入章华里。作赋凌屈原，读书夸左史。数从明月燕，或侍朝云祀。登山摘紫芝，泛江采绿芷。歌舞未终曲，风尘暗天起。吴师破九龙，秦兵割千里。狐兔穴宗庙，霜露沾朝市。璧入邯郸宫，剑去襄城水。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悯悯思旧都，恻恻怀君子。白发窥明镜，忧伤没余齿。（逯钦立 2283）

此诗仿照阮籍《咏怀诗》、左思《咏史诗》中自述生平的作法，是以“古意”命题的一个方面。这种叙述个人经历的题材在齐梁其他题目的诗歌中是比较少的，因而充实了当时诗坛的诗歌题材。此外，颜诗亦用比拟的方式，托言楚王宫里的豪侠之士，以楚宫覆灭代梁廷的覆灭，前人认为颜之推出于隐晦避祸的考虑而以“古意”为题、以古喻今。这种考虑不无可能，但更主要的是，诗人有意继承汉魏诗歌的创作传统，托言古人古事，把国破家亡之沉痛哀思放在历史的时空中加以表现、反思。

其二则采用比兼赋体，以咏怀、咏史诗中较多表现的隋侯珠、和氏璧为喻，赋写珠玉宠辱浮沉的经历中暗示诗人自己“一生而三化”的人生遭际。而且二诗都运用汉魏古诗中常见的盛衰对比的手法来结构全篇，在表现方式与诗歌立意上得汉魏古诗之体则。同时，遣词造句上多处化用前人诗句，乃传统拟古之法，反映出颜之推认识到古意诗根源于拟古传统，并有意在体制与创作精神上恢复传统拟古诗。颜之推《古意诗二首》在《艺文类聚》录于“言志”类下（欧阳询 468—69），可说是对南朝古意诗创作性质的一个说明与总结。

可以看到，江淹、范云、徐悱、颜之推这几位诗人以古意诗写自己亲历的生活，直接与诗人的情怀抱负相关，合在一起恰好涵盖了古代诗人在政治生涯中可能遭遇的主要情境。这类诗歌是南朝古意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充实了齐梁诗歌的题材。

余 论

古意诗在南朝诗坛较其他诗歌有较为突出的复古特征，首先体现在它以思妇、从军、言志为主要内容，这些是汉魏诗歌中较为典型的题材类型，相对于南朝而言是比较“高古”的，故而它们都以“古意”为题。同时，诗人在创作时也较多地采用汉魏诗歌中的表现手法，形成相应的艺术特征。这就是古意诗在南朝诗坛上的基本面貌及积极意义。此外，古意诗的作者们多数关系密切，常有各种唱和活动及群体唱和的作品，但他们的古意诗并没有呈现出完全统一的面貌。可以说，从古意诗在刘宋末产生至南齐永明时期，以“古意”赠答遣怀这一创作方式已为诗人们认识到，但它主要属于个体的创作，个体创作才是诗人最主要的抒发情志的机会，故而古意诗表现出言志的特征。而至梁代，吴均、萧纲、萧绎、萧子范、何子朗、王枢等人咏写闺情的作品，又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渐趋于宫体诗咏物、雕藻之习。可见在宫体诗渐趋风靡的梁朝，古意诗进一步受到今体的影响，复古的特征有所减弱，说明古意诗所体现出的齐梁诗坛学习汉魏诗歌的复古创作还只是支流。而且作品题材主要限于思妇、从军，题材的窄狭也限制了其复古功能的发挥。

进入唐代，古意诗的题材较南朝更为丰富，诸多诗人如王绩、陈子昂、李白、贯休都有以“古意”为题的作品，反映出他们对古意诗的复古价值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古意诗由此成为唐诗复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诗歌史上亦有积极的价值，值得另外作深入的研究。

注释［Notes］

①本文所讨论的作品依据逯钦立先生辑录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若不做特别说明，文中提到的诗题与文本均据此书。又，嵇康《五言赠秀才诗》，逯先生指出《嵇康集》有注曰：“一本作《古意》。”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以明代黄省曾嘉靖乙酉年仿宋刻本为底本，把此诗与另外十八首四言诗合为《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此诗排在第一首，曰：“六朝诗集，题目及序次与此同。”并引叶渭清的说法：“《初学记》十八引‘双鸾匿景曜’四句作嵇康赠秀才入军诗，《艺文类聚》九十引六句亦作魏嵇叔夜赠秀才诗，二书均出唐人，又均引此书，然皆不云古意，必是嵇集旧不如此。”戴注指出乃明代吴宽丛书堂钞本把这十九首分作两题，第一首于集前总目中题作“五言古风一首”，题目作《五言》，下有注云：“一本作古意。”本文沿用戴注的考证，故把嵇康此诗排除在讨论范围外，见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页。

②“艳歌集”之说出自徐陵《玉台新咏·序》。其言曰：“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见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③《古意送沈宏》只存目，但注言“已见二百五卷”。当是周必大、彭叔夏等人校订时因重出而删去，并用小字夹注说明之（《艺文类聚》出版说明第1页），又见《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卷二四七，第1247页。

④九卷本《古文苑》中题作《王友古意二首》，诗题当有文字上的讹误。

⑤［明］陆时雍《古诗镜》卷二曰：“‘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怨何温也。‘浮云蔽白日’意有所指，此诗人所为善怨。此诗含情之妙不见其情，畜意之深不知其意。”见《古诗镜》（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任文京、赵东岚点校，第14页。

⑥江淹《古意报袁功曹诗》，俞绍初先生认为作于刘宋末，见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2—13页。《乐府诗集》把此诗录为《从军行》中的一首（卷三十二 480），但宋本《江文通集》、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都以“古意”为题。且观诗歌所写，意旨不在于表现从军之事，当是郭茂倩误收，见［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9页。明代梅鼎祚《古乐苑》《从军行》一题下亦已指出此诗非乐府《从军行》。

⑦葛晓音先生指出古意诗多取古诗中思妇、怨妇题材，参见葛晓音：“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一文（《晋阳学刊》3（2010）：87—95）。 而钱志熙先生在齐梁绮艳体一类中肯定古意诗的复古价值，本身就包含着对古意诗写女子情感这一特征的判定。参其“论齐梁陈隋时期诗坛的古今分流现象”一文（《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2011）：141—147）。

⑧“古今分流”一词借用钱志熙先生的说法。参看其“论齐梁陈隋时期诗坛的古今分流现象”一文（《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2011）： 141—147）。

⑨《晋书·五行志》载：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 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撷。”寻而桓玄篡位，义旗以三月二日扫定京都，诛之。玄之宫女及逆党之家子女妓妾悉为军赏，东及瓯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获。故言时则草可结，事则女可撷也。见［唐］房玄龄撰，《晋书》卷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48页。

⑩如王瑶先生在《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一文中即把古意诗和宫体诗等同看待，见《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2—309页。

[11]钱志熙先生在论述嵇康《五言赠秀才诗》时亦提到这一异题情况，并说到：“以双鸾为比体，寓意高洁之士，与何晏《言志》诗最接近。何诗又题为《拟古》，可见魏代诗人，将这种以比兴为体的诗，都理解为拟古之体”（《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174）。

[12]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题解曰：“凡诗曰‘效古’，古人之词意并效也。古意不用其词，专效其意。至于古意赠某人，则是赠某人之诗，而以古人之意运之也”（443—44）。[13]《南史》亦有记载，“湘东王为会稽，到溉为轻车长史，行府郡事”。而徐悱“在宫坊者历稔，以足疾出为湘东王友”，可知此时二人互为赠答。见［唐］李延寿撰《南史》卷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86页。

[14]原本作“未有感慨”，据文意当作“末”，李金松点校本已指出。

[15]如清代张玉谷曰：“此伤梁室灭亡，自愧不能殉难之诗。而题曰《古意》，且托于楚王，更用吴师秦兵等字作影，惧显言之触祸”（502—503）。

[16]颜之推《观我生赋》云：“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严可均 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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