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中才女形象的现实基础与文化意蕴

内容提要:《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中的才女数量虽然众寡悬殊，但都显示出作者对才女命运的深切关注。乾嘉时期，妇学、妇才及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曾在士人中引发不同态度与观念的对立，吴、曹二公则早已在书中触及相关问题。小说这一文体又使他们能细致展现才女的生存境况，显示才学对其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儒林外史》直面才女们的现实困境，《红楼梦》亦如是，但大观园中才女的诗书风雅还寄托了作者超功利的诗意生活理想。两书中才女形象既与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对传统有重大突破。曹公写活了“高门钜族的精魂”，吴公笔下的才女形象则颇有时代特色与现实针对性。二公皆为中国文学中的才女谱系增添了光彩夺目的新人物。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出现了众多女性作家。才女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胡文楷先生《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明代女性作者近250家，清代3660余人，且近年研究者们又续有增补。才女现象成为其时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也在《儒林外史》与《红楼梦》这两部不朽著作中有着极为生动、丰富的反映。

《儒林外史》作者不吝笔墨刻画了两位才女:一位是八股才女鲁小姐，另一位是想在南京靠卖诗文谋生的沈琼枝。此外还有妓女聘娘。如果以擅长诗文创作作为判定才女的一个重要标准，聘娘似不甚够格，因书中未明言其能诗文，只写她喜看诗，能弈棋，善唱曲。书中虽未提到其文才，但是其音乐才能则毋庸置疑，可算是一位才色俱佳的青楼佳人，故亦有学者如陈文新教授将其视为才女，称其来自深厚的浪漫传统。本文将其置于《儒林外史》的才女形象系统中讨论，亦正是着眼于聘娘的身份及与才女文化传统的密切联系。

《儒林外史》中擅长诗文的才女只有两位，但《红楼梦》中能诗女子众多，书中创作过完整的诗词曲作品的女性人物有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李纨、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薛宝琴、邢岫烟、李纹、香菱等人。李绮无完整诗作，但能在芦雪庵联句时两次出句，亦能诗。妙玉亦无完整诗作，只是续完黛、湘的凹晶馆联句，但其诗才已令才情出众的黛湘二人赞赏不已，黛玉甚至誉之为诗仙。《红楼梦》为读者描绘了一组才女群像，其中诗才突出者则有黛、钗、湘、琴、妙、探等人。

《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中的才女就数量而言众寡悬殊，但都显示出作者对才女命运的深切关注。乾嘉时期，妇学、妇才及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曾在男性士人中引发不同态度与观念的对立，章学诚即曾撰文激烈抨击袁枚的妇学观及其品行，亦系统论述了自己对于妇学与妇才等问题的观点。事实上，吴敬梓和曹雪芹在《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中早已触及相关问题，而小说这一文体亦使他们能细致展现才女的生存境况，显示才学对其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以一种形象化的方式对现实中的才女问题做出回应。本文拟就此对两书做一对照与比较，探讨二书才女形象的现实基础与文化意蕴。

一、《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中才女的身份、阶层与文学活动空间

(一)身份与阶层:两书才女形象的涵盖度与典型性

《红楼梦》中的能诗女子是以贾府为中心的世家大族女子群体。元、迎、探、惜四姊妹及湘、钗、琴是贾、史、薛这三大家族之女。黛玉母亲为荣府小姐，父族亦是钟鸣鼎食之家。李纨之父李守中为金陵名宦，曾任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可见李纨及其堂妹李纹、李绮亦为诗书世家之女。妙玉祖上是读书仕宦之家，观其器用、言行，显然出身不凡。书中能诗女子仅有两人出身稍逊。邢岫烟自称其家寒素，赁屋而居，但她是邢夫人侄女，邢家能与贾府这样的世家结为姻亲，应非社会下层。香菱之父甄士隐为乡宦，本地推为望族，但因遭变故，其家败落。由此可见，《红楼梦》中才女大多出身于其时社会上层世家大族，邢岫烟与香菱虽然出身较低，但由于一为贾府之戚，一为薛蟠妾室，亦能进入以贾府为中心的上层才女圈子。

红楼才女身份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她们绝大多数为未婚女子，能诗女子中仅元春、李纨出场即是已婚身份，香菱入住大观园学诗时已是薛蟠妾室。

红楼才女人数众多，且以上层世家未婚少女为主。《儒林外史》则与之颇不相同，书中才女虽然仅有三人，但其出身的社会阶层跨度颇大，涵盖了上中下三个阶层，身份亦颇复杂。聘娘是青楼妓女，处于社会下层。沈琼枝之父虽有功名，但只是个贡生，从他送嫁女儿的情况看，应是寒族，其家处于社会中层。鲁小姐是编修之女，父亲任职翰林院。鲁家虽与贾府这样的勋贵世家不能相比，但从鲁编修的功名与职位看，亦处于社会上层。鲁小姐嫁给蘧公孙为妻，蘧公孙祖父曾为太守，她的生活范围一直在有名望的士人家族内。沈琼枝和聘娘的情况则不同。沈琼枝被骗婚，她不屑为盐商妾室，不承认这桩婚姻合法有效，出逃南京，以卖刺绣、诗文谋生。聘娘则是门户人家的童养媳，长大后以出卖色相为生。她们二人都被迫在市井中与各色人等周旋。三人的身份颇有典型性。

(二)闺阁内外:两书才女的文学活动空间

红楼才女以贾府为活动中心，曹公在书中为她们构筑了一个理想国——大观园。红楼才女的文学活动全在大观园中展开，她们的第一次集体活动即是元春归省时在园中奉命各题一匾一诗。第二十三回写元春谕令贾府姊妹与宝玉进园居住，有一段元春的心理描写，颇能凸显大观园对于红楼才女的意义:

如今且说贾元春，因在宫中自编大观园题咏之后，忽想起那大观园中景致，自己幸过大观园后，贾政必定敬谨封锁，不敢使人进去骚扰，岂不寥落。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页319)

元春自己被送到了“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行动不得自由，故体贴家中姊妹，令其进园居住，且只允许宝玉一个男子享有此项特权。元春的安排为大观园立下了规矩，也定下了基调，它自此成为女儿的乐土，一个理想化的闺阁世界。元春希望姊妹们的才性可在园中得到自然的滋养，其诗赋才华亦可为园中景物增色，佳人名园，相得益彰。此后红楼才女的文学活动果然不负元春期望。至第四十九回，红楼才女的队伍又进一步壮大，薛宝琴、邢岫烟、李纹、李绮等随家人进京，齐聚贾府。大观园诗社达到兴旺的顶峰，有了参与人数最多的芦雪庵即景联句。

红楼才女的身份设定与聚居大观园的安排使其文学活动在大观园这一相对封闭的闺阁世界中进行，其文学交往圈限于家族中姊妹、姑嫂及女性亲友，唯一能参与其文学活动的男性只有宝玉。宝玉虽是男子，但脂批称其为“诸艳之冠”。宋淇先生认为宝玉“在心理上恨不得身为女孩子”，的确如此。从其气质与性情来看，他大可算作众姊妹中的一员，他的存在不影响大观园作为女儿世界的特质。

与红楼才女不同，《儒林外史》中三位才女的生活世界并无交集。鲁小姐的娘家与夫家皆为读书仕宦之家，其身份、地位与红楼才女虽然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她的文学活动却与之大异其趣。吴敬梓称“他这个才女，又比寻常的才女不同”。鲁小姐之父把她当儿子教养，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她从小读“四书”“五经”，受八股文写作训练。由于所受教育及父亲的影响，她视八股文章为正务。她闺房中摆满的是八股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评批八股文是她每日倾注心力的事业。“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页141)，当然她并不是不会做诗，她闲暇时也教侍女诌几句诗，以为笑话。由此可见她对诗词歌赋的态度。鲁小姐这位另类才女的八股文写作与评点已超出了传统才女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范围，她跟从男性师长学习儒家经典与八股文，其教学场所应不在内闱。

沈琼枝的才倒是寻常才女之才，她从盐商家出逃到南京，挂牌卖诗，就有来求诗的，武书、杜少卿这样的士人也闻名往访。武书有诗奉赠，杜少卿亦将自己刻的一本诗集相赠。她被缉捕到江宁县，自陈出逃理由，称自己颇知文墨，知县即当堂命题，沈琼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律，又快又好，得知县赏鉴。

聘娘是色艺俱佳的青楼名妓，陈木南慕名相交。虽然书中没写她自己能做诗，但陈木南声称她爱他的诗做得好，则她或许有鉴赏之能。丁言志亦正是听说她会看诗，才起意携自己诗作往访。

《儒林外史》中的三位才女，鲁小姐擅长的八股文写作与评点非寻常才女涉足的领域，而寻常才女倾力的诗词歌赋则为其所鄙视。虽然她身处闺阁之内，但她的制艺之才足以与男性于科场相驰逐。聘娘的名妓身份与爱才之名吸引名士上门，以诗作得其称赏为荣。沈琼枝孤身出逃、卖文谋生的经历使她的文学活动空间与交游对象扩展到了南京名士圈。这两人的文学交往圈超出了闺阃，通向了男性主导的外部世界。

二、《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中才女形象的现实基础

相关史料与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中的才女形象皆有其现实基础，《儒林外史》中的沈琼枝甚至能考出其人物原型。但吴敬梓对于现实原型进行了整合与改造，而《红楼梦》中的才女及其作品亦与现实有一定距离。文学形象与现实的差距正显示出作家的写作意图及对笔下人物的态度。

(一)《儒林外史》中才女的现实原型及作者对生活素材的整合与改造

《儒林外史》中的沈琼枝在现实生活中有其原型。近年《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考证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这位才女的原型考证也有了新发现。郑志良先生发现了吴敬梓的诗作《后新乐府》，其中有一首“茸城女”，诗中明言茸城女为沈珠树。这一发现纠正了学界长期以来视茸城女子为松江张宛玉之误。郑先生认为，“沈琼枝的人物原型应该是沈珠树”，“吴敬梓是把沈珠树姑嫂二人的经历融为一体，而塑造出沈琼枝这个人物形象的”。他的发现解决了沈琼枝的原型问题。井玉贵先生根据这个新材料进一步探讨吴敬梓如何改造生活素材以塑造沈琼枝这一形象，他认为:“吴敬梓取张宛玉逃离盐商夫家及寄居南京的经历，锻造为沈琼枝的主体故事，而将沈珠树过人的胆略，赋予沈琼枝形象以灵魂”。他还注意到，生活中张宛玉、沈珠树姑嫂都不会武功，而为了让沈琼枝有效地保护自己，吴敬梓让她会武功。

吴敬梓的好友程廷祚曾有书信与其讨论茸城女士沈珠树的为人行事与处境，提到她曾“窃资以逃”，导致“追者在户”，还“屡设机阱，以利人之所有”。《儒林外史》在塑造沈琼枝这一形象时，对这两个素材一取一舍。书中沈琼枝逃离扬州盐商宋为富家时，亦曾将房中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与真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带走，且逃走时穿了七条裙子。她的这一行为曾遭到清代以来不少论者的诟病。井玉贵先生则在细致分析后认为作者是肯定沈琼枝窃赀以逃的行为的。他指出，吴敬梓深憎盐商暴发户嘴脸，且宋为富有骗婚之举，故在书中杜少卿眼里，沈琼枝窃赀以逃属豪杰所为，不足为病。笔者赞同他的看法。况且，吴敬梓笔下的沈琼枝是一个奇女子，此举正写出其人的豪侠之风。至于原型人物沈珠树曾“屡设机阱”，则涉嫌多次诈骗。吴敬梓舍去了这一素材，应是因为这的确是道德污点，无可辩护。吴敬梓对素材的取舍正可见他对沈琼枝的品行持肯定态度。

井先生对于明清时期史料与小说中的八股才女也做了细致钩索，他指出明清时期的现实与小说作品中，出现了一批精于举业的女子。吴敬梓好友宁楷的女弟子钟睿姑即是一位工时文的才女，虽然她随宁楷习八股是在吴敬梓逝世后，吴敬梓不及知晓，但从此期大量八股才女的记载中可知鲁小姐这一形象产生在深厚的现实土壤中。

至于聘娘，她的原型或者说这一形象的素材来源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从《儒林外史》中的相关描写可以看出，吴敬梓对江南士绅的狎妓风习及与青楼女子交往的生活非常熟悉。其《减字木兰花》八首之第二首云:

昔年游冶，淮水钟山朝复夜。金尽床头，壮士逢人面带羞。 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

此词作于吴敬梓三十岁那年除夕，自叙其青年时期的游冶生活。“金尽床头，壮士逢人面带羞”两句从游冶郎的角度写其耗尽资财而致羞窘，而游冶场正是销金窟。吴敬梓堂兄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写到他在游冶场中一掷千金的豪举:“秃衿醉拥妖童卧，泥沙一掷金一担。老子于此兴不浅，往往缠头脱两骖。”恩客一旦金尽即遭妓家冷遇，这在笔记与小说中屡见不鲜，《儒林外史》中亦写到聘娘的恩客陈木南失了国公府的资助而被虔婆怠慢。吴敬梓在他的游冶生活中，对于妓家的势利应多有见闻甚或亲身经历，或许亦曾遇到过像聘娘这样有爱诗爱才之名而其实颇为功利的高等妓女，他笔下喜欢相与官、拒与寒士交接的聘娘正是这类人物的真实写照。

(二)《红楼梦》中才女形象的现实基础及与现实的距离

对于《红楼梦》中女性人物原型的考索早已开始，但由于史料不足，大都是猜测，莫衷一是，远不像《儒林外史》研究那样能在学界形成共识。近年学者们从明清才女文化这一角度来研究《红楼梦》中才女产生的现实基础，大多从它与江南才女文化的联系入手。这当然有其合理性。江南地区的才女数量多、影响大，况且曹雪芹曾祖、祖父以及父辈长期任江宁织造，因此，他对于江南地区的才女文化应该有相当的了解。不过，曹雪芹是八旗世家子弟，而吴敬梓则是民人，是南方科举仕宦世家子弟，两人的身份与交游圈大不相同。曹公在京师的交游圈多八旗人士乃至宗室贵族，而吴敬梓的友人则多为江南名士与学者。曹公笔下《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若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都应为八旗上层世家。他曾借石头之口明言《红楼梦》中的女性角色是以他半世亲睹亲闻的女性为蓝本，则其主要应为八旗世家大族中女子。裕瑞亦曾指出《红楼梦》中“所托诸邸甚多，皆不可考”，又曰“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裕瑞认为《红楼梦》取材于当时八旗诸贵族府邸及作者家族中人的经历，这当然并不是臆测。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更应该从八旗世家女性文学传统中去探寻曹公笔下才女形象的现实基础。

从相关史料及现存八旗女性作品看，康雍乾时期，也就是曹公生活的时代，八旗世家大多重视女子教育，延请女傅教导女儿或令女儿与兄弟一同入家塾学习的情况都有记载，如:睿亲王如松福晋佟佳氏在其《问诗楼合选》序文中即记述了自己从师的经历及为女延师的情况。梦月为总督喀尔吉善女孙，其《竹屋诗钞》序文记叙其少时“共诸兄笔砚，遂能以吟咏之事得膝下欢”。八旗世家中也有母女、姊妹、婆媳等皆能诗的现象，且有存世作品为证。比如:康雍乾时期著名女诗人蔡琬《蕴真轩诗钞》中有《次妹寄韵》二首，可知其妹亦能诗。揆叙之妹纳兰氏早逝，有《绣余诗稿》存世。揆叙嗣子永寿之妻思栢有《合存诗钞》与《诗余合解》，思栢之女玉轩亦能文。佟佳氏与婆婆及儿媳皆有诗集存世。据笔者所见资料，此期两代以上女性皆能诗的八旗世家有揆叙(纳兰氏)家族、嵩山(东鄂氏)家族、睿亲王如松家族等。这说明《红楼梦》中描写的公府世家贾府大观园中女性诗翁云集乃至结社、雅集的场景并非脱离现实的想象。

不过，《红楼梦》中的才女形象及其创作与现实也有一定距离。比如:从身份看，《红楼梦》中才情出众的都是未婚少女，而现实中李纨那样的孀妇诗人为数不少。八旗乃至整个清代女性诗人作品集中常见的抒写夫妻恩爱之情、女性的母性情感或节妇贞白自守等内容的诗，在《红楼梦》中皆付之阙如。曹公代拟的诗作如黛玉、探春等写的白海棠诗是典型的女郎诗，但现实中的女诗人却以诗作无脂粉气、无雌声为荣。《红楼梦》中的黛玉写出了抒发爱情感受的题帕诗，但是受礼教束缚，对于那个时代待字闺中的良家少女尤其是大家闺秀而言，爱情是题材的禁区。上述这些差异当然与作品主旨、格调及作者的情感与审美偏向等有关，下文将进一步讨论其原因。

吴组缃先生曾指出:(《红楼梦》中)“重要人物所表现之才学，亦显然视现实大大提高了，大大理想化了。……黛玉随口念的葬花词，宝玉文思那么富赡，宝钗那么博雅和世故。不管他们当时十几岁，都是不能取信于人的。此种写神写意的传统，在明清绘画和自古诗词中一向为艺苑所崇尚。”吴先生的见解十分精辟。的确，曹公为红楼才女代拟的作品，虽然提升了古典小说中代拟作品的水平，使之从类型化上升到了个性化的高度，但书中黛钗湘妙等卓出者的作品，诗艺明显高于八旗女性诗作的一般水平。芦雪庵与凹晶馆联句那种炫才的长篇排律在八旗女性作品中极为罕见。康雍乾时期的八旗女性作品中，笔者所见唯蔡琬《蕴真轩诗钞》中一首《冬夜联句》在篇幅与诗艺上可与之相颉颃。但与蔡琬联句的二人，半木为其大孙，晴斋待考，亦应为其男性家人，联句者三人只有蔡琬一个女子。联句不仅考验作者的功力，还须有捷才，非受过严格的诗艺训练者不能为，且需要有旗鼓相当的同好合作。而女性诗人在诗艺训练方面的条件远逊于男性诗人，在闺阁中找到才力相当的对手亦非易事。因此，能如芦雪庵联句那般有十余人参与，且除宝玉外皆为女性，应是十分理想化的场面。

三、《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中才女形象的文化意蕴

(一)现实困境与超功利的诗意生活理想:两书作者对于才女生存境况的关注面向

才女之才，尤其是诗文之才，究竟对她们有何意义与价值?《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的才女以其行动和言说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两书作者由此亦显示出对才女生存境况关注面向的差异。

在沈琼枝那里，她的诗文之才首先是谋生之资。她逃出扬州盐商家，从钞关上船，即立定主意，到南京卖诗过日子。但是，她到南京后挂出来的招牌却是:“毗陵女士沈琼枝，精工顾绣，写扇作诗。”(页505)将绣工摆在了作诗之前。陈美林先生认为“此非作者漏写，必为沈琼枝事先估计不足”。的确如此。书中迟衡山的反应亦正可为此提供解释。他听说沈琼枝卖诗文的事，即道:“南京城里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还数不清，还那个去求妇女们的诗文?”(页509)在名士云集的南京城，沈琼枝这位无名女士的诗当然没有什么竞争力。她应也意识到单靠卖诗远不足以谋生，倒是女红更可倚恃，故招牌先提自己精工顾绣。她想靠诗文之才自立的愿望无疑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

沈琼枝曾对南京充满向往:“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里，……”(页503)她既想靠卖诗过日子，自然也希望凭诗文之才与南京名士交往，赢得他们的尊重。但她独身在外，所寓之处又是暗娼聚集之所，其身份即令士人起疑。正如其自言:“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两样人皆不足与言。”(页510)武书与杜少卿也是在与其晤面交谈后，才打消对其人身份与人格的猜疑。她在公堂上主动说明自己颇知文墨，并请知县命题以试，亦是想证明自己的才学，并藉此消除逃妾形象给人的不良印象。虽然沈琼枝遇到的士人如武书、杜少卿、江宁知县皆在了解其人品与才能后，对她表示了善意，但亦可见像她这样的独身女子，想凭诗文之才与南京的文士结交并立足，其身份首先就是一个障碍。

如果说士人们对她的猜疑与探查还不足以造成实质性的困扰，那么，书中写她遭到恶少骚扰，无赖敲诈，就将这位奇女子在市井中求生存的艰辛与现实的残酷暴露无遗。沈琼枝最后遇到了怜才的江宁知县，托江都县同年开释她，断还父家，另行择婿。这是沈琼枝当时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但她想独立谋生的愿望也最终成了泡影。

吴敬梓与茸城女士沈珠树有交往，书中迟衡山、武书等人对沈琼枝的议论亦有他友人们的影子。郑志良先生认为武书的原型即吴敬梓友人宁楷，宁楷《修洁堂初稿》卷八有《避雨文木山房赠茸城女子歌》，小说中的武书亦有诗赠沈琼枝。程廷祚信的末尾希望吴敬梓“何不引女士以当道，令其翻然改悔，归而谋诸父母之党，择盛德之士而事之”。归家择婿亦正是小说中江宁知县为沈琼枝安排的出路。

沈琼枝在现实中的原型――沈珠树与其小姑张宛玉的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应该对吴敬梓形成了不小的冲击。他为之赋诗，并写入小说中。书中杜少卿钦佩沈琼枝视富贵奢华如土芥的气概与节操，从作品的描写亦可看出作者对于她处世的勇敢与侠气也颇赞赏。但是，他也如实写出了她在现实中的困境与独立愿望的落空。

鲁小姐娘家与夫家“两家鼎盛”，并无沈琼枝那么迫切的谋生问题，文才在她看来应是求取功名之资。她自己做的八股文理真法老、花团锦簇，她父亲就遗憾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与蘧公孙婚后，她本想与丈夫共同研讨八股文，却不想嫁的是个视八股为俗事的名士，因此愀然不乐，声称:“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页143)在她眼中，不能博取功名的人没有称名士的资格，文才必须有功名的加冕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失望之余，她只得把科举进身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从小即亲自严加教导。鲁小姐限于性别无法参加科举考试，进而立身扬名，只能通过相夫教子来曲折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她的困境是当时那些有男儿之才与男儿之志的女性共同的悲哀。《红楼梦》中的探春亦曾感叹:“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页773)

聘娘对于才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倒是对于貌有一番高论。虔婆推想她的美貌不及国公府的娘娘，聘娘即反驳道:“人生在世上，只要生的好，那在乎贵贱!难道做官的、有钱的女人都是好看的?”(页644)可见聘娘颇以美貌自傲。她质疑富贵之家的女性并非个个好看，亦有某种貌由天生而天无所偏的平等思想，而所谓“只要生的好，那在乎贵贱”，背后的潜台词则可用陈木南此前的一番议论来做注解:“自古妇人无贵贱。任凭他是青楼婢妾，到得收他做了侧室，后来生出儿子做了官，就可算的母以子贵。”(页640)聘娘的太太梦正是基于这种念想。她所谓的不在乎贵贱，是由于有信心凭借美貌得到有权势的男性的青睐，脱籍从良，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才艺对于她这样的青楼佳人则如同名贵的装饰，可增加吸引恩客的筹码。但她的恩客陈木南床头金尽后悄然远走，聘娘最终不堪虔婆折磨，出家为尼。

如上所述，吴敬梓直面才女们的现实困境，曹雪芹亦如此。曹公在书中极为细腻地展现了红楼才女们的现实日常生活。红楼中能诗女性的遭际、命运虽然各有不同，但第五回早就预言了其中大多数人的悲剧结局，书中前八十回也写到了她们生命历程中的种种困厄。黛玉、湘云从小父母双亡。宝钗早失怙，兄长亦不能顶门立户。迎春生母早逝，自己所嫁非人，婚姻不幸。惜春则是早失恃，又有贾珍与尤氏那样的兄嫂，她恐其带累了自己清白的名声，以致于要绝足东府。探春虽然父亲与生母俱在，但赵姨娘带给她的常是羞辱与烦恼。已婚的三人中元春入了宫，不得自由；李纨青年守寡；香菱幼时被拐卖，沦落为妾室。即使是方外的妙玉，也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而投到了贾府。

虽然才女们的现实境遇是曹公关注与描写的一个面向，但《红楼梦》十分奇妙地在才女们的现实世界中构筑了一个理想国——大观园，她们在这个理想国中的文学活动显示了作者关注的另一个面向，那就是对超功利的诗意生活的理想，而在《儒林外史》中，这种理想的寄托者不是才女，而是书末的市井四奇人。

与上述《儒林外史》中才女不同，红楼才女对于诗文之才在其生活中的意义与价值没有那么现实功利的考量，这从探、黛、钗等人的言论中可见一斑。

探春在招宝玉结诗社的帖子中曾有这样的豪言:

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页499)

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充分表现了她对自己以及整个红楼才女群体诗文之才的自信。但是，探春等人对于自己的诗才亦有十分自谦的评价，与上引文句恰好相反。第四十八回探春邀请初学诗的香菱入诗社，香菱惶恐，称自己是学着顽。探春、黛玉都笑道:“谁不是顽?难道我们是认真作诗呢!若说我们认真成了诗，出了这园子，把人的牙还笑倒了呢!”虽然她们是为了劝勉香菱，但说自己作诗就是顽，却也并非矫言。探春、黛玉听说宝玉将她们的诗作抄给相公们看，二人都道:“你真真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页667)她们对于自己诗作的评价竟然是“不成诗”，这衬得探春帖子上的豪言似乎只是一种骈文的修辞。这种自信与自谦的前后矛盾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她们对于女性才学的看法。

第六十四回，黛玉再次表示担心宝玉将自己的诗外传，宝钗认为她虑的也是，并道宝玉将她们的诗写在扇子上，有被相公们看见的可能，“倘或传扬开了，反而不美”，接着她有一段议论:

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页913)

宝钗认为诗词是闺中游戏，正与上述探春、黛玉说自己做诗是顽的说法一致。她对于女性才德的看法合乎礼教与闺范。早在第四十二回，因黛玉行酒令时说了《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词句，宝钗特来提醒、规劝，也有颇长的一段议论:

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页583)

宝钗认为，读书是为了明理，作诗写字不是女子分内之事，甚至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像贾府这种世家大族的男子，分内之事是辅国治民，而像她们这种未婚女子的分内之事则是女红。宝钗还劝黛玉，既认得字，就该看正经书，最怕看了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她的一番话说得黛玉心下暗伏。可见，黛玉虽有逾礼的行为，但服膺宝钗说的这番大道理。第四十九回，湘云应香菱请教谈诗，高谈阔论，宝钗亦批评道:

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页675)

正是由于对女性本分与闺范的认同，钗、黛、探才有做诗是闺中游戏的看法，也才反对将闺中笔墨外传，追求才名。对于后者，宝玉的认识也相同，他也说:“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页913)至于探春与黛玉称她们诗社做的不成诗，则是因诗社做诗本就是风雅游戏笔墨，若与屈原、陶渊明与杜甫等伟大诗人由心血凝成的作品相比，说不成诗，也并非谦抑过甚。

当然，诗歌对于黛玉生命的意义显然并不止于闺中游戏，从她做《葬花吟》《题帕诗》《桃花行》等作品的情况可以看出，诗歌是她情感与生命的寄托。但这与她认为做诗是闺中游戏的看法并不矛盾。游戏之说只是强调这并非女儿家的正务而已。黛玉在红楼才女的集体文学活动中常有逞才争胜之心，在元妃省亲时，曾“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页253)。不过，她虽然对自己的才华颇为自负，却反对将自己的诗作散播到外界，亦是遵守内言不出于阃的闺范。

从现实情况看，八旗女性写诗，多不轻以示人。顺康时大学士伊桑阿室满洲乌云珠“著有《绚春堂吟草》，不以示人，常云:‘闺阁能诗固属美事，但止可承教父兄，赓歌姊妹。若从师结友，岂女子事耶!’”正与钗、黛、探等人看法一致。

由于钗、黛、探等人以做诗为闺中游戏，或似黛玉更以诗歌作为情感与生命的寄托，皆反对闺中笔墨外传，红楼才女在大观园中的文学活动就有了一种超功利的性质。她们做诗不是为了求得功名富贵或社会声誉，只是兴致来时即结社或雅集吟诗，或心中有所感时借诗以抒怀遣兴。红楼才女的集体文学活动尤能显示世家大族女性诗书风雅的精神风貌，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曹公着意写了香菱学诗一节，香菱慕雅苦吟，终于有资格加入才女的行列，参与芦雪庵即景联句，正可见这种超功利的诗书风雅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的诗意生活境界。对于平生遭际实堪伤的香菱，大观园中这段诗书风雅的日子是她生命中的一抹亮色，是其精神救赎。

从这一点来看上文提到的红楼才女及其创作与现实的距离，其原因亦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大观园是元春为姊妹们指定的居处，是涵养女儿性灵的理想国。女儿既是天地灵气之所钟，当然大观园中才情出众的诗翁皆为未婚少女。历次诗社与雅集所咏海棠、菊花、雪景、红梅、桃花、柳絮等，皆为承载着风雅传统的物象，若阑入已婚女性的家庭生活内容与情感，则与大观园作为女儿理想国的主旨及格调不谐。黛玉与探春等人所做白海棠诗为典型的女郎诗，固然是因为这种风格与此花风姿相配，也由于红楼才女不追求外界赞誉，不必刻意压抑自身的女性特质而以无雌声为荣。至于黛玉题帕，因是私密写作，作者使其突破了题材的禁区，虽不合礼教，但诗作中那种发乎少女本心的真情与超功利的诗意生活理想并不相违。书中主要才女所表现的才学大大高于现实，亦与其寄托着作者的诗意生活理想有关。若无出众的才学，又怎能承担得起如此高远的寄托?

(二)传统的接续与突破:两书对才女形象谱系的建构

《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中的才女固然皆有其现实基础，但亦与历史上真实存在及以往文学作品中的才女形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淡文先生曾指出:“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形象时，为了渲染她的出身背景以及她那尊重自我、多愁多情的性格，又从冯小青、朱楚生、叶小鸾等晚明才女的传记中摭取某些素材，加以变化改造，揉合于林黛玉形象之中。”陈文新先生则指出《儒林外史》中“鲁小姐制义难新郎”的情节“有意模拟明清时代妇孺皆知的佳话‘苏小妹三难新郎’”。曹雪芹和吴敬梓熟知历代才女轶事以及文学作品中的才女故事，并从中撷取素材或获得构思的灵感。人物形象的某种特质或生活细节的类似，情节或母题的模拟，这些使两书中才女形象与历史上的才女谱系及相关文学传统有深厚的渊源，显示出对于传统的接续。不过，两书中才女形象的文学意义更在于对传统的重大突破，吴、曹二公皆为中国文学中的才女谱系增添了光彩夺目的新人物。

《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作者借贾母之口抨击佳人才子书的弊病:

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页758)

贾母认为这些书中所谓“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的佳人最大的问题是不守礼教和闺范，与其身份及教养不符，其根源在于作者不知晓仕宦读书家的道理。贾母的这番话与第一回作者借石头之口对才子佳人等书的抨击相呼应。第一回中石头指出此类书的种种问题之后，总结道:

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页5)

从石头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出，曹雪芹对于自己书中女性形象的文学价值颇有自信，他也借此表明了笔下女性形象的取材来源与写作原则。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曹公取材于自己的亲睹亲闻，又采取了写实的笔法，书中众多才女之言行符合世家大族的出身与教养，又各有个性，形象丰满。

上文指出红楼才女对于女性才学与诗歌写作及文学交游的看法皆不违背其时正统观念，亦与现实中八旗世家才女的观点相符。这自然是熏陶与教育的结果。曹公一方面写到了才女身上情与礼的张力乃至冲突，黛玉题帕一节正是其突出表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礼对其思想与行为的规训。上述宝钗对黛玉的规劝正是一例。贾母破陈套之语，虽是宴席间的随口议论，并非庄言训诫，但对于在座的少女，当亦有警示之效。礼法规范与诗书风雅是这一阶层女性思想与精神世界的两大基石，并表现在其日常言行中，《红楼梦》对此有生动而深入的描写。如果说此前文学作品中上层才女形象常被歪曲与简单化，令贾母这样的同阶层女性读者深致不满，那么，红楼才女形象则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丰富性，这一点超越了前人，也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曹公写活了这些“高门钜族的精魂”(鲁迅语)。

吴敬梓笔下的三位才女形象则颇有时代特色与现实针对性。八股才女鲁小姐是此前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人物。鲁小姐十分美貌，令新郎醉心。新郎是少年名士，世家子弟。二人的婚姻从形式上看正是传统才子佳人模式的再版，但却因为她这位佳人的不同寻常，而成了对于传统才子佳人模式的反讽。书中“鲁小姐制义难新郞”一节将这种反讽推向极致。两人新婚不久，蘧公孙袖里笼了一本诗来灯下吟哦，拉鲁小姐并坐同看。若在传统浪漫作品中，这正是一段佳话，且二人灯下同看诗，较之红袖添香夜读书更有韵致。但鲁小姐勉强看了一个时辰，因害羞不敢问新郎八股举业之事。第二天终于忍不住，出了一个题，要新郎做一篇八股。得知他于此不甚在行，不可能中举人、进士，鲁小姐悲叹其“误我终身”。鲁小姐对于八股的执念与对科举功名的热衷自然是畸形的八股取士制度与时代氛围造成的，这位打上了鲜明时代烙印的另类才女在才女谱系中恐怕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形象。

在唐代以来名妓与士人遇合的浪漫故事中，名妓往往不计士人贵贱贫富，唯才是慕。而在聘娘这里，浪漫传统被颠覆。陈木南因是国公府徐九公子的表兄，受到聘娘的隆重接待，她的太太梦一心着落在此人身上。丁言志是一介贫士，摸出二十个铜钱就想请她看诗评诗，遭她嘲讽，羞惭而去。聘娘对这两位名士的态度正可见其势利，传统浪漫故事中没有这样的女主角。不过，从相关史料与文学作品中不难知晓，这正是妓家的常态。吴敬梓揭开了浪漫的面纱，暴露了现实的真面目。

沈琼枝则是与近现代以来的新女性最为接近的形象。新女性追求人格独立和生活自立，在近现代历史舞台上与文学作品中皆留下了不羁的身影。但在整个社会尚未能在制度层面为其提供必要的保障时，新女性的独立之路上荆棘丛生。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娜拉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虽然娜拉的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后的欧洲，其处境亦与沈琼枝不同，但二者并非没有可比性。她们出走后面临的问题相同，那就是:脱离了家庭与男性(父亲或丈夫)的庇护，能否独立在社会上有尊严地生存?吴敬梓在书中为沈琼枝安排的结局正是鲁迅先生指出的第二条，不过并非回她不承认的夫家，而是回父母家。程廷祚则指出了这类女性出走后的第三种可能，他曾在信中担心沈珠树会受人胁迫，落到想以死明志而不得的地步，而沈珠树正是沈琼枝的原型:

吾恐强暴之徒，方设计于隐微而取之，如网罗之于飞鸟；斯时虽欲杀身以自明，刎颈以见志，勇无所用其力，智无所施其计。自经沟渎，人莫之知，轻于鸿毛，其又奚悲矣。女士其知之乎?

最后的结局当然还是自杀，死得无声无息，毫无价值。程廷祚的担心并非危言耸听。与这个结局相比，吴敬梓在书中安排的结局固然没有堕落与自杀的危险，但却是对现实的妥协。沈琼枝的形象虽有其原型，但作者亦有改造与加工，可是吴敬梓并没有让沈琼枝如她自己所期望的，在南京“遇着些缘法”而顺利生活下去，显得极为清醒而理性。沈琼枝这位新女性的先驱在吴公笔下定格于她的时代，成为才女谱系中一个不同流俗的典型。

结语

传统才女文化至清代达到极盛，相关的学术与道德问题亦引起士人的极大关注。女性才学以何为本?其才学有何价值?良家闺阁女子能否主动将才学展现于公众视野?她们能否与外男有文学交游?此类问题在传统社会中一直颇有争议。章学诚《妇学》一文即追溯妇学根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做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妇人本自有学，学必以礼为本”，慨叹“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今之妇学，转因诗而败礼”。他指出:“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以纤佻轻薄为风雅，以造饰标榜为声名。炫燿后生，猖披士女，人心风俗，流弊不可胜言矣。”(页536)。批判矛头直指袁枚，且文中更进一步痛批其品题才女的行为，称“彼假藉以品题，不过怜其色也。无行文人，其心不可问也”(页537)。

颇有意味的是，袁枚正是《儒林外史》中那位赏鉴沈琼枝诗才的江宁知县的原型。沈琼枝公堂吟诗的情节取材于现实中原型张宛玉的故事，袁枚《随园诗话》卷四第38条记其事。《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武书与沈琼枝有交往，迟衡山对其有所评论，而这些士人以吴敬梓本人及其友人为原型。书中这数位士人对沈琼枝的态度与议论，正可见其时现实中士人对才女之才的价值及其生活道路等问题的不同看法。

《红楼梦》中宝钗对于女子德行、才学等有不少议论，她在黛玉、湘云等人面前扮演着女德教师的角色。宝钗认为女子以贞静为主，世家大族的姑娘倒不要那些才华的名誉。其观点与章学诚的看法相似。章学诚曰:“女子佳称，谓之静女，静则近于学矣。今之号才女者，何其动耶?何扰扰之甚耶?”(页537—538)他以“动”和“扰”讽刺这类才女不守礼，且对其有诛心之论:“己方以为才而炫之，人且以为色而怜之。不知其故而趋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趋之，愚之愚矣!”(页537)

袁枚在其诗文作品与诗话中记述才女的言行、创作及其与才女的交往，章学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系统讨论妇学、妇才及相关问题，吴、曹二公则以小说为载体，其笔下才女虽是文学世界中的人物，但皆有现实基础。二书皆多角度、多方面地描绘才女的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其丰富与深刻为同时代其他著述所不能及。

注释

① 此处统计数字据张宏生、石旻《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的现代起点及其拓展》一文，见胡文楷编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6页。

②㉓ 陈文新《〈儒林外史〉才女形象的文化解读》，《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3年第2期第100、102页。

③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以下引文皆出此版本，不另出注。本文只讨论前八十回。

④ 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91页。

⑤ 宋淇《论贾宝玉为诸艳之冠》，《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中国书店2000年版，第48页。

⑥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以下引文皆出此版本，不另出注。

⑦ 郑志良《新见吴敬梓〈后新乐府〉探析》，《文学遗产》2017年第4期。

⑧ 井玉贵《金陵惊鸿——奇女子沈琼枝形象的诞生及其文学意义》，《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十三辑，第65页。

⑨⑬⑳㉖ 李汉秋编著《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6、3、17、17 页。

⑩ 参见井玉贵《读〈儒林外史〉札记三则》，《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3期。

⑪ 参见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的狎游风习》，《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

⑫ 李汉秋、项东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09页。

⑭ (清)裕瑞《枣窗闲笔》，见《绿烟琐窗集·枣窗闲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177页。

⑮ (清)梦月《四焉主人竹屋诗钞序》，见《竹屋诗钞》，清抄本。

⑯ 上述差别，笔者曾在《代拟的超越与疏离:〈红楼梦〉中女性人物诗词作品探析》一文中论及，《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1辑。本文对上述差别的原因再略做补充。

⑰ 宫立《吴组缃关于〈红楼梦〉的一封佚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21日。

⑱ (清)吴敬梓原著，陈美林批评校注《陈批儒林外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04页。

⑲ 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第35页。

㉑ (清)恽珠辑《国朝闺秀正始集》，道光辛卯(道光十一年，1831)镌，红香馆藏板，卷一页3b。

㉒ 朱淡文《林黛玉形象探源》，《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1辑。

㉔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版本下同。

㉕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66页。

㉗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37页。

㉘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其在公堂上指庭前枯树为题，面试宛玉诗，此一细节与《儒林外史》中描述一致。见《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版，第115页。